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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前，我向我的朋友們致以假日問候：“這不是尋常時期。愿你在亂世中脫穎而出。”現在，我覺得有必要和世界其他人分享這一信息。但在這么做之前，我必須告訴你我是誰、我持有什么立場。

我是匈牙利裔猶太人，今年86歲。二戰結束后，我成為美國公民。很早我就領教了哪種政治體制勝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1944年，希特勒德國占領匈牙利，這是一段對我的人生產生了巨大影響的經歷。若非家父深知局勢的嚴重性，我大概早已灰飛煙滅了。他為自己的家庭和其他許多猶太人偽造了身份；在他的幫助下，大部分人活了下來。

1947年，我逃離了共產主義匈牙利，來到英國。作為一名倫敦經濟學院學生，我受到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影響，并以可錯性和反身性為基礎發展出我自己的哲學。我區分兩種政治體制：第一種體制是人民選擇領袖，領袖應該保護選民的利益；第二種體制是統治者操縱臣民以滿足統治者的利益。在波普爾的影響下，我將第一種社會稱為開放社會，第二種稱為封閉社會。

這一分類過于簡單。縱觀歷史，各種不同的程度和變體隨處可見，既有運轉良好的模式，也有失敗國家，還有各種處于不同狀態的不同水平的政府。盡管如此，我仍然覺得區分這兩種體制類型非常有用。我成為第一種體制的積極推動者和第二種體制的反對者。

我認為，當下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歷史時刻。開放社會處于危機之中，各種形式的封閉社會——從法西斯獨裁到流氓國家——紛紛崛起。這是如何發生的？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釋是民選領袖沒有滿足選民的合理期望和愿望，而這一失敗導致選民不再對流行的民主和資本主義抱有幻想。很簡單，許多人覺得精英偷走了他們的民主。

蘇聯解體后，美國成為僅有的超級大國，同等地致力于民主和自由市場原則。此后的重大發展趨勢是金融市場全球化，其先鋒宣揚全球化增加了全球財富。畢竟，即使贏家補償輸家，他們仍然能夠獲得不少東西。

這一觀點具有誤導性，因為它忽視了一個事實：贏家很少甚至從不補償輸家。但潛在的贏家拿出足夠多的錢來宣揚這一觀點并使它被普遍接受。這是自由企業——或我所謂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信徒的勝利。由于金融資本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極少有發展中國家能夠自力更生獲得足夠資本，因此，全球化勢如野火燎原。金融資本能夠自由流動，規避稅收和監管。

全球化產生了深遠的經濟和政治后果。它給窮國和富國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趨同，這是利；但它也加劇了窮國和富國內部的不平等性，這是弊。在發達世界，利主要歸集于僅占不到1%的人口的大金融資本所有者。缺少再分配政策是不滿的主要來源，而不滿被民主的反對者所利用。但也有其他因素，特別是在歐洲。

我曾經是歐盟的鐵桿支持者，自立盟以來就是。我將它視為開放社會思想的具體化：一個由愿意為了共同利益犧牲部分主權的民主國家組成的聯盟。一開始，它是一項大膽的實驗，用波普爾的話說，這是“漸進式社會工程”。歐盟領導人制定了一個可實現的目標和一個確定的時間點，并動員實現目標所需要的政治意愿，他們十分清楚，每一步都是后續步驟的必要條件。就這樣，歐洲鋼煤共同體發展成歐盟。

然后，有些東西發生了嚴重問題。2008年大崩盤后，平等國家的自愿聯盟演變為一種債權人-債務人關系，債務國難以履行義務，而債權國給債務國制定了必須遵守的條件。這一關系既非自愿，也不平等。

德國成為歐洲霸權，但它沒有履行成功的霸權必須滿足的義務，即超越狹隘的自身利益，著眼于依靠霸權的人民的利益。試將二戰后的美國與2008年大崩盤后的德國相比：美國啟動了馬歇爾計劃，并最終發展成歐盟；德國施加了有利于其狹隘自身利益的緊縮計劃。

重新統一前，德國是推動歐洲一體化的主要力量：它永遠愿意多拿出一些東西來說服抵制力量。還記得德國為了滿足撒切爾夫人關于歐盟預算的要求而做出的犧牲嗎？

但在1：1的基礎上統一德國代價高昂。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時，德國認為自己沒有富裕到能承擔更多義務。當歐洲財政部長們宣布決不能允許其他具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再倒閉時，德國首相默克爾正確地領會了選民的意思，宣布各成員國應該照顧好各自的機構。這就是分裂過程的開端。

2008年大崩盤后，歐盟和歐元區越來越難以保證正常運轉。現實情況與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規定的情況漸行漸遠，但條約修訂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最終完全消失，因為不可能得到批準。歐元區成為過時的法律的犧牲品。急需的改革只有通過尋找條約漏洞才能實施。局面因此變得越來越復雜，選民也開始離心離德。反歐盟運動的崛起進一步影響到歐洲機構的運轉。2016年，分裂取得重大利好，首先是英國退歐，然后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及12月4日意大利選民以明顯優勢拒絕憲政改革。

現在，民主處于危機之中。甚至世界民主領袖美國也選擇了一位行為藝術家和潛在獨裁者來當總統。盡管特朗普在當選后口風有所軟化，但其行為和顧問團都沒有發生變化。他的內閣成員都是些不勝任的極端分子和退休將軍。

未來會如何？

我有信心美國的民主將表現出恢復力。美國憲法和制度——包括第四等級（媒體）——足以阻止行政權越界，從而防止潛在的獨裁成為現實。

但從近期看，美國將受制于內斗，成為斗爭目標的少數群體將蒙受損失。美國將無法在世界其他地區保護和推行民主。相反，特朗普將更多地于獨裁者改善關系。這將讓其中一些獨裁者與美國和解，而另一些將不受干擾地推行獨裁。特朗普更喜歡做交易，而不是捍衛原則。不幸的是，這在他的基本盤中將大受歡迎。

我特別擔心歐盟的命運，在俄羅斯總統給普京的影響下，歐盟岌岌可危。普京的政府概念與開放社會格格不入。普京不是最新發展趨勢的消極受益者；他竭盡全力推動著趨勢的發展。

他認識到他的政權的弱點：它可以開采自然資源，但無法形成經濟增長。他感受到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其他國家的“顏色革命”的威脅。一開始，他試圖控制社交媒體。接著，他漂亮地利用社交媒體公司的業務模式傳播假信息和假新聞，誤導選民、動搖民主。就這樣，他幫助特朗普勝選。

2017年荷蘭、德國和意大利的歐洲選舉季也有可能發生同樣的情況。在法國，兩位領先的競爭者與普京關系密切，意欲對普京采取綏靖政策。無論誰勝出，普京主導歐洲都將成為既成事實。

麻煩在于普京用來動搖民主的方法不可用于重建對現實的尊重和平衡的現實觀。我希望歐洲領導人和公民認識到這將威脅到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作為歐盟立盟基礎的價值觀。由于經濟增長停止、難民危機失控，歐盟現在已經處于解體邊緣。

歐盟即將經歷類似于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的體驗。認為歐盟必須拯救才能從根本上再造歐盟的人必須竭盡全力帶來更好的結果。

本文源自 Project Syndicate , 轉自新浪財經《索羅斯：特朗普當選是普京的陰謀 歐洲也危險了》

作者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和開放社會基金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