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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如果以數量之多、活動之頻繁、影響力之深廣來衡量，美國智庫確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世界各國學者向往美國智庫，以為只有在那里才能感受到世界最前沿的學術氛圍。但是，最佳的智庫應該有最佳的社會影響，不能只由象牙塔里的幾個人來評定。若用這個標準來衡量，美國智庫是不是世界上最棒的，就要打一個問號。本文只想就大的方面表達幾點粗淺的看法，以供參考。

美國智庫為誰說話?

美國智庫一直標榜自己的專業性和獨立性，以知識分子的人格為擔保，聲稱只發表自己獨立研究得出的看法，不會受外界其他因素的干擾。到過那些智庫的學者也認為，自己得出什么結論，一般不會受到邀請方的干預。

但是這種學術氣氛，只不過是一層薄薄的面紗，現在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在這層面紗的背后會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只不過這種作用的表達方式比較委婉和隱蔽而已。美國一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左派學者說，他們想寫什么，看似無人干預，但漸漸會發現，一些重要的研討會，你不在邀請之列，或者你在大學的教職下個學期就不再續聘了。

而那些符合當權者主流輿論的學者，如新保守派，他們很容易到政府任高職，下臺后又總會有一家保守的智庫為他們留一個職位。這種無形的力量有效地保證美國的主流輿論掌握在實際統治者的手里。

智庫沒有經費就無法生存。美國智庫主要靠各種基金會和私人捐款維持日常運作。出資人與智庫之間是什么關系，其實大家都明白，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出資人一般不會具體就某篇論文的某個觀點說三道四，但這個智庫的大方向是不會違背出資人意愿的。比如傳統基金會是公認的保守觀點的大本營，而布魯金斯學會則反映所謂自由主義的看法。前者親共和黨，后者親民主黨。

美國智庫還接受外國的錢。《紐約時報》2014年9月6日刊登埃里克·利普頓等三人的題為《外國勢力正在收買智庫影響力》的文章說：“據有關研究機構和政府文件披露的信息，自2011年以來，至少有64個外國政府研究機構提供了捐贈。……過去四年里，外國政府機構提供了至少9200萬美元的捐款或作出了承諾。”

據美國透明化組織對美國35家智庫進行調查的結果，除兩家外，其余33家均不公開錢從何而來，具體做了些什么。所以，人們越來越懷疑智庫與游說集團之間的界線已模糊不清。有些學者通過發表文章、到國會作聽證和與政客來往影響輿論，從而達到影響政策制定的目的。有些學者熱衷此道，以至很少有時間靜下心來做學術研究。作家喬治·蒙比爾特在《隱性智庫正在危害我們的民主》一文中指出，智庫不肯公開捐助者的身份與數量是對民主的傷害，有錢人可以用金錢操縱看似民主的決策。

專門研究外國代理人法律的律師阿莫斯·瓊斯說：“坦率地說，我很驚訝的是，支付的金錢、發表的論文以及受影響的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之間的關系是如此明確。”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位學者承認，在該學會的一位學者發表批評土耳其的言論后，一個與土耳其政府有明顯聯系的贊助者中止了對該學會的贊助。

《日本時報》網站2014年8月2日發表《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伯特·J·塞繆爾森的一篇文章，題為《美國智庫正變成消息商》，他說：“它們現在是消息商，將議程打包并推銷給更廣泛的公眾。傳統基金會在兜售信息方面一直干勁十足，并且現在更是如此。”

美國智庫在重大問題上很高明嗎?

要評價美國的智庫是否高明，只有看他們出的主意是否對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用這個標準來衡量，美國智庫的總體成績是不及格的，甚至可以說很差。這可以從以下五個重大問題上得到驗證。

第一，走不出冷戰思維，頑固地以意識形態劃線，逢共必反。

1991年蘇聯解體后，世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原來勢不兩立的兩大意識形態和軍事集團垮掉了一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認為是他們取得了冷戰的勝利，歷史已經終結了，從此以后只要把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和以西方民主為標志的價值觀推廣到全世界，便可以實現“美國領導下的世界和平”了。這種觀念成了美國的最高戰略。

回顧近100年的歷史，蘇聯的誕生并非歷史的偶然，也不是人為造成的“怪胎”，而是對資本主義本身固有的、無法解決的矛盾的一種回答，是人類為了創建一個更加平等、更加幸福的社會的一次偉大嘗試。這種嘗試是要走一條人類從來沒有走過的新路，必然會遇到許許多多的困難和挫折，但這種探索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只要有壓迫和剝削，人類的這種探求就是壓制不住的。從古代的“理想國”到中世紀的烏托邦、“太陽島”，再到近代的“空想社會主義”，這種追求一直沒有停止過。

蘇聯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一次偉大實踐，它的歷史并非只是西方描寫的肅反擴大化和古拉格勞改營，它也創造了許多輝煌，是打敗希特勒法西斯的主力。它創建的全民福利制度不但惠及蘇聯人民，而且迫使西方也不得不加大對福利的投入，而這本不是一心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家心甘情愿的。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特別在蘇聯瓦解后，美國新自由主義思潮泛濫，形成了1%的頂端人士巨富而廣大群眾工資、福利縮水的局面，這從反面證明：一旦資本主義失去制約，將會造成什么嚴重后果。

美國的對華政策也是奉行同樣的戰略，從內心里他們認為中國是“非我屬類”，本能地視中國為對手或敵人，只是因為用戰爭來解決代價太高，所以轉向以“軟實力”、“和平演變”為主，最終目的是要在軍事強力逼迫下，通過軟的手段把中國“納入西方主流”。西方的智庫能跳出這種思維的極少，不是不聰明，而是他們的階級立場使他們跳不出來。在頑固的新保守派急不可耐地攻擊中國的時候，顯得溫和一點的約瑟夫·奈只是說了一句：“我們要給中國一點時間。”其實就是說：中國遲早會投入美國懷抱的，別太著急。

現在已有少量美國學者反思，認為美國今天處境困難都是因為強行推行民主造成的，但這不是智庫的主流聲音，右派還在一個勁地鼓吹美國身為“上帝選民”的“世界責任”。他們的意識形態狂熱中夾雜著宗教狂熱。

第二，站在美國的立場上來看，“丟掉了俄羅斯”真是太傻。

蘇聯的解體，外因是西方的“和平演變”，內因是蘇聯領導集團已蛻變成背離人民的特殊利益集團，從而從根本上背離了共產黨的理想和信念。戈爾巴喬夫寫的《新思維》就是一本投降宣言書，公開宣告蘇聯走錯了道路，必須易幟改道，走西方的道路。他和葉利欽都是想真心擁抱西方的代表人物，這給西方送了一個大禮，機會千載難逢，西方當權者沒有料到，美國智庫也沒想到。

站在美國的立場上來看，他們本可以輕輕松松把俄羅斯納入西方的軌道，把強敵化為崇拜自己的小朋友，何樂而不為?但是，西方按捺不住獨霸世界的利益沖動，從傳統的地緣政治戰略思想出發，歐盟東擴，北約東擴，咄咄逼人地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他們的戰略目的不是要多一個朋友，而是要多一個可供自己榨取利潤的、俯首帖耳的小伙計。他們的興趣是扶植一個從屬于西方的、新的買辦寡頭集團，老百姓有沒有飯吃不在考慮之列，當年許下的甜蜜諾言都是口惠而實不至。

俄羅斯蹦出一個硬漢普京來，就是俄羅斯人民在上當受騙、民不聊生時對西方的一個回答。現在美國智庫在討論“誰丟掉了俄羅斯?”美國人若不從金融壟斷集團的階級本性出發來思考這個問題，能想得明白嗎?

第三，越反越恐是如何造成的?

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國普通老百姓發出了一個疑問：“他們為什么恨我們?”在美國主流輿論的長期影響下，老百姓一直相信美國正在世界上從事正義的事業，要把民主、自由推廣到全世界去，為此老百姓也顯得很慷慨，并做出了犧牲。但如此慷慨的結果卻招來了怨恨，甚至招來了殺身之禍，這是為什么呢?

“他們為什么恨我們?”智庫并沒有給美國人一個滿意的回答。然而，在新保守派控制的輿論引導下，美國發起了“反恐戰爭”。當時要煽動戰爭很容易，世貿大廈的悲劇激起了巨大的民憤，戰火一點就著。在這個時候需要冷靜的思考。但是，有幾個精英想過：為了反恐，一定要發動戰爭嗎?一定要用航空母艦和遠程導彈嗎?他們想過沒有：美國軍隊將進入的中東地區，是個有著什么樣社會結構的地區?那里潛在的宗教、教派、民族、部落和國與國之間的宿怨，會在美國的炮火下發生什么震蕩和劇變?當時反對戰爭的聲音實在很微小，幾乎看不到仗義站出來“死諫”的人，媒體一片喊打。

美軍幾乎是在盲目的情況下迫不及待地進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10多年過去了，恐怖主義反而更加猖獗了。近年來美國智庫才有一些反思文章，埋怨當權者太魯莽、太情緒沖動、太不了解當地的情況了，但他們也沒有解釋當權者為什么會如此魯莽?那些應對這種局面負有重大責任的新保守派精英，現在依然在名牌智庫里搖唇弄舌，他們有后臺，不怕丟了飯碗。

第四，英國女王之問觸到了經濟學家的痛處。

2008年發生金融和經濟危機后不久，英國女王發問：為什么經濟學家沒有預見到?這一問，觸到了學者的痛處，讓他們不知如何回答。

當代的西方經濟學非常發達，但如此發達的經濟學不但不能阻止經濟危機的發生，連預見它大概何時發生也不可能，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西方的經濟學門派很多，一般人看不懂，但說白了，主要分兩派。一派主張放手讓資本家賺錢，政府不要去管，至少是越少管越好。資本家賺了大錢，老百姓自然會沾光。另一派是在金融危機之后發展起來的，主張政府還是要管，特別是管好分配，免得社會矛盾過于尖銳。但怎么管?也不甚了了。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前一派理論越來越得勢，很多智庫在富人隱性資助下，大力鼓吹新自由主義，主張對富人減稅，壓低福利，讓工會邊緣化。近30多年來，美國頂端富人暴富，底層窮人生活困難，而代表美國夢的中產階級的收入不升反降，這就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惡果。

這種新自由主義超越了道德底線，在金融業上反映得最為明顯。在資本主義初、中期，銀行是依靠工商資本生存的。到了晚期，銀行已經坐大，工商資本不得不依賴銀行，而金融家對于社會總利潤的瓜分到了貪婪的地步，熱衷于錢生錢，醉心于虛擬經濟，而不是推動實業的發展，這就為危機埋下了禍根。

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金融化的吹鼓手，不但在國內鼓吹，而且要求世界各國都金融自由化，以方便大鱷自由地搶劫別人的財富。亞洲、拉美的金融風暴就是這么刮起來的。而他們鼓吹金融自由化的旗號卻是：民主、自由、平等。智庫中的這些吹鼓手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者還是金融家的幫兇?

同樣是這些學者，當發展中國家發生經濟危機時，他們堅持新自由主義主張，堅持“華盛頓共識”，要求采取緊縮政策，放任企業破產，實行私有化，減少福利。而當美國遇到危機時，卻實行量化寬松政策，讓印鈔機加速轉動，把災禍轉嫁到老百姓和其他國家頭上。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議論起這種雙重標準時都憤憤不平。

第五，對本國的積弊束手無策。

美國國內的社會問題都是明擺著的，最尖銳的是種族歧視、槍支泛濫、醫保和福利保障不公平等。但怎么來解決呢?這些問題積弊已久，根深蒂固，民眾天天在喊，政府天天在說，議會無休止地討論，智庫有什么良策呢?幾乎沒有。黑人青年還在被槍殺，校園還在不斷發生慘案，醫保問題卡在議會和最高法院，人民似乎只有等待。

“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寫了《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一文，頗為引人注目。但細讀全文，他只講了現象，對根源沒什么分析。他希望要有一個強政府，把它放在法制與議會問責之上，但如何才能有一個強政府呢?他沒說。文末他說：“歸根到底，國內政治弊病已經頑固不化，很難出現富有建設性的改革，美國政治衰敗還將繼續下去，直至外部震蕩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團，并付諸實踐。”對于這段話不知其他學者會有什么解讀。（文章作者：詹得雄 來源：紅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