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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大國曾經十分鼎盛，許多外國人在談論到這個國家時都會冠以“威脅論”之，然而這樣的一個大國的內部卻陷入了一種極端不自信的狀態，從領導到民間都十分迷信西方，尤其是西方的文化、制度甚至是媒體，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當然這種對西方的崇拜心態很快就被競爭對手利用了。不久，一則關于該國高級領導層與海外有秘密勾結和資金往來的信息就被披露了出來。一時間舉國上下無不震驚，一場大清洗開始了。順著外國人給的線索，一名該國元帥被當做叛徒慘遭槍決。
　　
　　那么，當年斷送元帥性命的那個“罪行”是怎樣構成的呢？這和當年的蘇德關系有關。當年蘇德之間十分緊張。德國高呼“重返中亞”，“戰略再平衡”，而蘇聯則高呼“反圍堵”、“中亞地區問題不需要由德國來指手畫腳。”……在這一系列殘酷的國際利益爭奪背景下，任何手段都將被使用。既然該國這么迷信外媒，那么為什么不利用謠言給予其致命一擊，對這個國家的英雄和領導人物進行構陷和污名化呢？當然可以。因此德國選擇的目標人物就是前蘇聯鷹派具有戰神之稱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
　　
　　圖哈切夫斯基對德國納粹分子而言并不陌生。1935年5月30日，他在《真理報》上發表了《當今德國的軍事計劃》一文，痛斥了德國法西斯的軍事擴張。文章的發表，觸到了希特勒的痛處。今天看來圖哈切夫斯基的戰略預判完全是高瞻遠矚的，如果蘇聯官方真的采納了他的意見，歷史走向可能會有不同。然而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觸到了德國的痛處。德國以及被德國收買的一些前蘇聯官員開始聒噪起來。他們一邊大肆叫囂《真理報》太極端，看不清楚世界大勢、《真理報》煽動民族主義，與世界和平為敵等等。當然這些聒噪只能制造一些小麻煩，并不足以讓圖哈切夫斯基元帥下臺。
　　
　　于是德國保安處長海德里希就開始著手布更大的局。海德里希是個政治高手，他深知，蘇聯是德國稱霸歐洲最大的敵人。除掉圖哈切夫斯基這樣優秀的人才就會重創蘇聯，并且還會激化其他蘇聯將領的不滿，從而達到削弱蘇軍戰斗力的目的。于是一場罪惡的陰謀就這樣開始了。自1935年開始，海德里希就建立了反蘇秘密組織，并通過特工人員與流亡巴黎的前沙皇舊官員保持著聯系。
　　
　　1936年12月中旬，一個叫斯科布林的前沙皇將軍在巴黎把兩份報告交給了德國諜報機關。第一份報告說，蘇聯的統帥部正在策劃一起反斯大林的陰謀，這起陰謀的頭目是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第二份報告說，圖哈切夫斯基及其親密戰友正在同德國最高統帥部和德國諜報機關的將軍們保持著接觸。
　　
　　海德里希仔細看了看這兩份報告的內容，敏銳地發現，要是能把這個消息拋給斯大林，再偽造幾份文件增添其嚴重性，那么也許可以一舉摧毀俄國的全軍指揮部門借斯大林和蘇聯國家警察之手加以摧毀。
　　
　　海德里希此人工于心計、冷酷無情、具有策劃陰謀的特殊才干，是搞政治陰謀的老手。在動員貝倫茨協助他時，他說：“如果斯大林真的想用斯科布林的這份情報讓我們受騙上當，那我也要給這位克里姆林宮的爺爺送去足夠的證明，我要證明他的那一套假材料可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既要想如何能夠借刀殺人，又要考慮借刀不成如何把不借刀者置于死地，這種心計不謂不周全，手段不謂不毒辣。
　　
　　于是海德里希開始“借刀”了。
　　
　　他命令手下貝倫茨秘密潛入德國最高統帥部的秘密檔案室里竊取圖哈切夫斯基的檔案案卷，神不知鬼不覺地得到所需要的案卷，那當中就有德國軍官和前蘇聯統帥部代表之間的談話記錄，其中也有圖哈切夫斯基在1925—1928年間任參謀長時，跟德國參謀總部，跟他們的駐蘇武官處代表的會見、談話。可這些會見、談話都是官方性質的，而且都是在希特勒上臺以前的事，怎么辦？
　　
　　海德里希是不乏偽造文件的特殊才干的。1934年4月，他開始在蓋世太保柏林總部的一個孤立的地窖中準備起必要的“文件”來。他為了這個目的設立了一個技術用具一應俱全的實驗室，并由他個人親自負責保密措施。一切準備就緒之后，他下令把弄到手的案卷進行“加工”，在談話紀錄和來往通信中增添詞句，補充新的信函，更改日期，最后使這個案卷顯得很充實，包含一些資金往來，甚至有圖哈切夫斯基與德國公司和合作以及海外資產能材料。——海德里希相信，在任何國家只要把一份如此“齊備罪證”的將軍送交軍事法庭，令其被判“叛國罪”，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海德里希認真檢查了他的專家們偽造文件的全部技術工作，結果他非常滿意。但這僅僅是“借刀”的準備工作，關鍵在下一步，也就是“借刀”，“借”斯大林這把“刀”。就是說，要把這“逼真的”文件送到斯大林手里，還要不致引起斯大林的絲毫懷疑，才能達到“殺人”的目的。海德里希終于抓住了一個機會。
　　
　　1937年1月底，捷克斯洛伐克駐柏林大使馬斯特內給他的總統貝奈斯拍去一份密碼電報，說自己過去認識的一名德國外交官在和他言談中流露了這樣的“機密”：德國人正在跟蘇聯某一個反斯大林的集團保持相互接觸。貝奈斯得知這一情報后深感不安，因為捷蘇關系是相互信任的，友誼是牢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區問題，蘇聯也是傾向捷一邊的。一旦蘇聯站到希特勒一邊，那就沒有什么東西妨礙希特勒去割占蘇臺德區了。有鑒于此，貝奈斯立即召見前蘇聯駐布拉格大使亞歷山德羅夫斯基，把馬斯特內的這個情報轉告給蘇大使。亞歷山德羅夫斯基從貝奈斯口里得知這一情報后，急匆匆飛往莫斯科。海德里希就這樣繞了個彎，情報到了斯大林手里。
　　
　　為了增強布拉格“效應”，過了兩三天，同樣的情報內容也傳到前蘇聯駐巴黎使館的大使波將金那里，波將金隨即給莫斯科電告了這份情報。同時一些外媒也開始陸續“放風”。
　　
　　當同樣的情報從捷克斯洛伐克、從法國飛到莫斯科后，海德里希便要“借刀”了。還是那個海德里希的親信、黨衛軍旗隊長貝倫茨又被派到布拉格，與貝奈斯的私人代表進行了接觸，出示了一些關于圖哈切夫斯基罪證的“文件”。貝奈斯豈能怠慢，立即向斯大林作了通報。
　　
　　沒過多久，在貝奈斯的斡旋下，海德里希的代表和前蘇聯駐柏林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進行了一次接觸。海德里希的人亮出了他的“杰作”——兩封“逼真的”信件，前蘇聯駐柏林使館的這位工作人員提出了要價，并告訴對方，一星期后，他們的全權代表會來“拍板”。
　　
　　果然，在另一次會見時，前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委員部葉若夫的“全權代表”如期而至，提出要價。為使莫斯科不致產生懷疑，海德里希下令開了一個300萬盧布的漫天價。“全權代表”匆匆瀏覽了一下“逼真的”信件，點了點頭，爽快付給對方300萬盧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300萬盧布同對方那“逼真的”信件一樣，也是精心特制的。盡管如此，海德里希總算把“刀”借到手了，這“刀”也確實要“殺人”了。微信號：chn007cn
　　
　　——5月11日，當元帥被免去第一副國防人民委員的職務，任命他擔任伏爾加軍區司令員的決定下達后，不僅使國防人民委員部和總參謀部的人員，而且使全軍感到震驚。他把這個決定看作是對他的侮辱。因為受到如此打擊，他消瘦了下來，心里感到憋氣，經常不斷地用手去扯他的衣服。終于，他坐下來寫信，給伏羅希洛夫寫信，給黨中央委員會和斯大林寫信，要求徹底退役，要求復員。
　　
　　不久后后，元帥坐上一輛白俄羅斯軍區司令部司機開的車，去托茨兵營視察，行至途中，軍區特工處處長開車趕來，通知元帥，說國防人民委員部有令，急召元帥去莫斯科，并建議元帥改坐特工處的車，以便讓司令部的車開到托茨兵營打個招呼，說元帥有事去莫斯科，改期視察。但是當司令部的車繞過特工處的車繼續前行時，司令部的車上司機和炮兵主任看到特工處這輛車子里，肅反人員把元帥的手槍御掉了。就這樣，元帥被捕了。
　　
　　最后在法庭上，對于這些強加的種種罪行，圖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僚們統統斷然否認。但這種否認在當時又是顯得如此蒼白和無力，最后，元帥說了這么一段話：
　　
　　“我為在我一生中所犯下的錯誤，為我堅信蘇維埃政權和黨并忠誠為之服務而付出的代價，便是我的頭顱。我不會去請求寬恕，因為這個法庭只能以三流偵探編造出來的假文件為憑據，任何一個思想健全的人都是不會尊重這種法庭的。你們自以為是法官，可我要告訴你們，犯罪的是你們，不是我們。或遲或早，你們是會因自己的卑鄙行為而受到命運的報復的。有一天，當你們坐到這張被告的位置上，或者當你們站到明天我將站的墻邊時，你們這些人會想起我的……”
　　
　　元帥被處決了。此后不久，斯大林在1937年8月召開的政治干部會議上，號召在根除“人民敵人”。隨之，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和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對武裝力量發布命令。命令中說，蘇聯存在著一個分支密布的間諜網。因此要求部隊，凡與間諜多少有聯系的人都要作出交代；知道或懷疑別人有間諜活動的人，都要匯報。
　　
　　剎時間，黑云壓城，陰風驟起。從1937年到1938年間，鎮壓部門對蘇聯領導骨干給予了一個接一個的極為沉重的打擊。前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中央機關，政治部，前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各軍區和海軍艦隊，大部分軍、師、團到的大多數主要領導干部都被逮捕了。據估計，共有3.5萬人成了犧牲品。他們差不多占全軍軍官的半數。5名元帥中的3名，15名集團軍級干部中的13名，85名軍長級干部中的57名，196名師長級干部中的110名，406名旅長級干部中的220名，所有11名國防副人民委員，以及最高軍事委員會80名委員的75名都被清洗了。上校以下的軍官有3萬名被清洗。
　　
　　元帥在44歲時人生的黃金時期無辜被害，從而使他未能在后來的偉大衛國戰爭中再建勛功。
　　
　　而此案一直到半個世紀過去后的1988年3月27日才被洗冤，塔斯社報道：“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根據蘇聯總檢察長1957年1月31日作出的結論，撤消了蘇聯最高法院特別法庭1937年6月11日對因‘反蘇聯托洛茨基軍事組織’而受審的圖哈切夫斯基、科爾克、亞基爾、烏博列維奇、普特納、埃德曼、普里馬科夫和費爾德曼的判決。”并在“1957年2月恢復了他們的黨籍”，“為上述人員完全恢復名譽。”——然而這一清白來得太晚了，此時距離這個國家的轟然倒地，僅剩下3年了。
　　
　　有人常常問我說：“周小平，讀歷史倒地有什么意義？”，對此我只能說，讀史可以知新，有時候歷史往往是一盞明鏡，它可以照出那些塵封的悲喜劇來警示后人。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許多事情我們都能從歷史中找到答案。
　　
　　類似的悲劇在我國的歷史上也不難找到樣板。西漢時，諸侯過于強大，謀臣晁錯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點，擔心諸侯王國越來越強大將導致朝廷不能控制，從而天下大亂，百姓遭殃。所以建議逐步削弱諸侯們的封地，目的是為了加強中央政府的地位，這是對萬世都有利的打算。
　　
　　然而諸侯國又豈能任人宰割？于是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國諸侯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為名，舉兵進京。此時大臣袁盎獻計稱：“諸侯本無造反之心，此次叛亂乃是晁錯無端生事被逼無奈啊，若斬殺晁錯，則諸王必然退兵。世界和平乃是天下大勢，率先挑起戰爭者才是天下之大不韙啊。”于是景帝聽從袁盎之言，將晁錯腰斬于東市。
　　
　　然而斬殺晁錯后，諸王并不退兵。景帝大驚曰：“晁錯已殺，為何戰亂不平啊？”此時終于有老臣無奈嘆到：“諸王儲備錢糧，鑄造兵器，謀劃叛亂已久，又怎可能退兵呢？晁錯一心為王，卻慘遭腰斬，此舉已寒天下人心，如今天下恐再難有人為國效力了啊”……
　　
　　英雄末路，百姓涂炭、家國悲歌矣。而今天，歷史也許依然在重演，我們當代中國人還會繼續相信外媒的所謂“秘密文件”嗎？
　　
　　周小平　　
　　2016年4月8日于塔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