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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有多年的歷史，對這一社會形態的分析和評價也已經非常豐富。我感覺資本主義正迎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將其命名為社會化資本主義，其形成有6 個方面的影響因素。

       最基本的因素是科技的發展。

《21 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Century）作者是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他通過大量的數據研究得出了一個非常悲觀的結論：資本的增值速度超過了整個社會的財富積累速度，這意味著，如果你是資本家，你將永遠都是資本家。

但現實并沒有按照這個邏輯發展下去，尤其是在美國這個在資本主義陣營里領跑的國家里。一方面，資本家過世之后，子孫后代在繼承財產時要繳納很大一筆遺產稅，很多人由于繳不起稅，遺產只好捐贈給國家。當然，美國還有洛克菲勒這類家族，他們的財富積累并不完全依靠財富本身，還要依靠家族的人丁興旺、教育水平高、子孫的努力以及財富和人脈優勢，才能保持家族財富的不斷增長，并不僅僅是因為家族的資本優勢。

打破這個邏輯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財富在不斷地被新人創造。比爾·蓋茨的父母并不是億萬富翁，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父親也不是億萬富翁，但是他們有一個共性：都是因對新科技的掌握和運用而獲得了巨額財富。所以，《21 世紀資本論》把美國單獨列出，因為美國的科技變化太快。假設沒有高科技的發展，資本主義肯定會向壟斷的方向發展。

當對人力的調度水平足夠高時，才能完成很多復雜的個體不能完成的工作，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國的長城都需要舉國之力才能完成。那時，國家是最先進的生產關系，它能驅動最先進的生產力去做任何事。到了資本主義時代，跨國企業是最先進的生產關系，它能夠調動最先進的生產力，調動最為龐大的資源，在全世界做想做的事情，包括讓航天飛機上天以及修建高鐵。跨國企業基本上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甚至帝國主義的標志性形態。

但是，跨國企業有先天解決不了的問題。那就是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提出的人的異化，在一個幾十萬人的跨國企業里，每個人都成了一顆螺絲釘，自身的價值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在這些跨國企業中，一方面，人們會追求安全感、良好的工作和福利保障，不過，獲得安全感的代價是自身價值的丟失，你成了一顆螺絲釘，就不再是一個獨立的人了，也就感受不到自己獨立存在的價值了。另一方面，當跨國企業龐大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有操縱社會和政府的傾向，因為它強大的實力讓它獲得了跟政府討價還價的權力，那為什么不通過和政府討價還價來獲取更高的利益呢？所以在資本主義國家，面對跨國企業的討價還價，政府被迫支持工會，因為工會不僅僅代表勞工的利益，也是對跨國企業的一種制衡。但是這種制衡往往會產生消極作用，因為工會本身沒有更先進的訴求，所以用工會來制衡有時會形成惡性競爭的局面。此時就會衍化出一種難以解決的矛盾，即一方面希望現代科技，包括資本主義給社會帶來的實惠通過跨國企業來實現；另一方面，跨國企業也像一只貪婪的“老虎”，不斷為自身攫取更多的利益。

馬克思看到了這個矛盾，他認為這是帝國主義必然滅亡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現在可以通過科技革新來改善這種狀態。當科技迅速進步時，很多跨國企業原本賴以生存的競爭力基礎就不再有競爭力了，新的科技完全可以替代既有的科技，使得跨國企業本身也要面臨生死存亡的問題。例如，柯達曾經在膠卷產業做到了全球壟斷，但是當數碼照相技術發展起來以后，它就被淘汰了。跨國企業也不是高枕無憂的，原因并不是市場多么有效，而是科技的發展會帶來新的撒手锏，讓曾經的壟斷很難再持續下去。

第二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教育。 

教育的普及使得很多新興科技并不是始終掌握在傳統的擁有各種壟斷資源的人手里。在古代，只有貴族才能上學，知識永遠掌握在富人手里，富人可以利用對教育的壟斷來維護自己的權力。不過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更高素質的工人，所以教育必須普及化。這樣的結果是，最先進的科技并不僅僅被資本家掌握，而是更多地被掌握在普通民眾手里。

不過，西方的底層社會受到的教育有很多局限，最優秀的人才往往出自中產階級家庭，他們的孩子受到了最好的教育，能從高校把科技拿出來，實現更快、更廣的轉化和擴散。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科技在10 年或20 年的時間里，從原來的非常稀有變成了對公眾而言的完全普及。想想20 年之前電腦是多么稀有的東西，現在基本上每個人出行大概都會隨身帶著一臺電腦。

這根本上取決于教育的普及，計算機學科也已經成為通識課程之一，每個中學生都需要學習計算機，教育使得這些先進科技不再稀缺。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曾經寫過一本書《IT 不再重要》（The Big Switch: Rewiring theWorld, from Edison to Google），主旨是信息技術在多年的發展之后已經不再是稀缺資源，已經非常普及而不再是獨特的競爭力。其實任何科技經過一段時間之后，都會變得不再重要，因為掌握它的人太多了，甚至已經變成了整個社會的基礎設施，對任何個人和企業而言，都不再是可以取得競爭優勢的力量。要想獲得更強的競爭力，必須謀求在下一代科技變革中掌握最新的技術，才能獲得先機。這一切都是教育的功勞。

第三個因素是協同，尤其在互聯網時代。 

雖然教育可以為整個社會提供良好的基礎，但是對社會的真正推動還是要通過企業來完成。在前互聯網時代，人的能力再強，往往也只是大公司的螺絲釘，所有的技能也只是一顆螺絲釘的技能，人被擰死在那兒很難改變自己的職能或者換一種與人合作的方式。但是有了互聯網，尤其是遠程辦公或者遠程溝通越來越普及之后，原來需要一個大辦公室才能跟別人協作完成的工作可以通過網絡來完成，一個人可以物理上獨立于大企業。而在實際協作上，依然是按照大企業的運作方式使得各部分緊密配合。

我們投資的XCOR 公司做的是私人航天飛行器，公司目前只有110個人，可以完成整個航天飛行器的設計、開發和制造，其原因并不是這110 個人有多么聰明，而是利用了協作的力量。比如，它的起落架是美國一家專門設計戰斗機起落架的公司幫助設計的，這樣的公司在過去也許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或者波音公司的一個部門，獨立出來之后不僅可以為洛克希德·馬丁這樣的公司提供服務，也可以為XCOR 這樣的創新企業提供幫助。飛機起落架這么狹窄的領域都有獨立的企業生存，你可以設想整個生態系統是多么地完備。

生態系統的完備和復雜恰恰是新物種能夠繁衍和成長的重要前提條件，沙漠里的動物種類很少，但是在熱帶雨林里，各種各樣的動物層出不窮。所以，一個創新生態的前提是協同性的增加和各個職能單位的相對分離。

第四個因素是信用。 

大規模的社會化協作需要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那就是信用。資本主義社會非常強調公司的信用，越是大企業，越是世界500 強這樣的知名企業，企業品牌樹立以后，越有客戶愿意埋單。

現在小企業和個人也需要有信用，關鍵不是為了產品銷售，而是遠程協作。如果兩家企業能夠相互信任，那么很快就能合作起來。例如當下非常熱門的Airbnb，任何一個家庭只要有富余出來的房子，甚至客廳里的一個沙發只要愿意出租，都可以將信息發布到其平臺上，別人看到后就可以來租。這個平臺建立了一個雙向評價系統，使得租戶和出租者可以相互評價。這種商業模式能夠建立的前提是整個社會的普遍信用的確立，不會出現類似“青島大蝦”那樣的宰客現象。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阿里巴巴對整個中國零售業的最大貢獻并不是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而是建立了一個全民零售信用體系。過去，商品的質量要通過質量監控部門監測，但作為政府機構，質量監控部門的效率不夠高，很難對那么多的商品提供足夠有效的保證。通過用戶的自動評分系統，基本上保證了阿里巴巴平臺上的商品價值與價格的對等。

第五個重要的因素是人，是企業家。 

當科技足夠發達，獨立小企業乃至個人就可以協作，而當信用體系基本確立之后，最重要的一類人登場了，他們是企業家。這些人可以把所有這些因素貫穿起來，迅速獲得和過去的巨無霸般的跨國企業競爭的能力。企業家可以從大學里拿到科技專利，可以集結一批高素質人才，找到最有信用的公司形成一個聯盟。這種聯盟在具備了跨國企業的能力的同時又能避免跨國企業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

這時，你的木桶能夠盛多少水，不再是原來的木桶理論所說的取決于最短的那塊板，而是取決于最長的那塊。因為在新木桶理論中，每個人的貢獻都是獨特的，沒有人會有自我價值的缺失感，只有最好的協作能力才能帶來更好的發展。

最后一個因素是風險投資。 

這是整個機制的潤滑劑。不管多么先進的科技，在挑戰巨無霸企業時，后者總會想方設法封殺后來的創新企業。比如微軟的Windows 操作系統就是PC 領域的壟斷者，如果你開發了一款新瀏覽器，微軟就會在Windows 系統上捆綁自己的瀏覽器跟你競爭，雖然微軟為此遭起訴而被罰了很多錢，但還是有很多創新企業因為這樣的壟斷競爭而不得不退出市場。

這時創新企業要想占領市場，就需要有足夠的資本實力和巨頭企業對抗，資本的來源就是風險投資家們，他們用自己的資本實力再匹配創新企業的科技實力，才有可能打翻身仗，將跨國企業巨頭掀翻。

本文摘自《全球風口：積木式創新與中國新機遇》一書，由湛廬文化授權轉載。作者：著名風險投資家 王煜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薛兆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