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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7日和8日，我國主辦了第八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作為此次會談的成果之一，我國決定首次賦予美國2500億人民幣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MB Qualified Foreign Investor Institute，RQFII）額度，并且準備在美國設立人民幣清算行。這無疑是半年以來貌似沉寂的人民幣國際化之路上的一大亮點。

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是指經過中國證監會批準，取得外管局額度，運用來自境外的人民幣來投資境內資本市場的機構法人。2011年12月16日，隨著證監會發布《基金管理公司、證券公司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試點辦法》，我國RQFII業務正式開始。與之相對的是“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同樣是境外機構經過證監會審核后，在外管局允許的額度內，使用外幣兌換本幣投資國內證券市場。早在2002年，我國就已經引入QFII制度。在建立起RQFII制度后，得到額度的境外機構，可以使用手中持有的人民幣，來直接投資我國的資本市場，包括證券市場、債券市場和貨幣市場。

RQFII制度，本質上屬于人民幣回流機制，這也是它最大的意義。一國貨幣的國際化，要有完善的流出和回流機制，才是完整的。我國以往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推動，主要在建立流出機制上，比如簽訂貨幣互換協議，讓對方手里有人民幣。截止去年十月，我國與31個境外機構簽署了協議，總額達3.1萬億元人民幣。

回流機制主要有國際貿易順差、銀行系統和境外個人和機構使用人民幣投資這三種渠道。鑒于目前我國國際貿易主要使用美元結算，雖然即使對美國貿易也有巨額貿易順差，可是對人民幣回流的推動作用有限。有了RQFII制度，境外機構可以直接使用手中的人民幣進行投資，這就讓對方手中的人民幣有了用武之地，相當于增加了對持有人民幣的需求。國外機構直接使用持有的人民幣投資國內資本市場，節省了兌換貨幣產生的成本，和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截止今年五月底，我國一共向外發放了5017.17億人民幣的額度，加上這次新授予美國的，就是7517.17億人民幣，規模還是比較可觀的。去年10月8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一期在上海上線。如果說CIPS的作用相當于類似公路的基礎設施建設，那么RQFII就是讓路上有車去跑。可見我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推動是穩步進行的。 

同時也有促進我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作用。半年來，“為有序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我國在此項上頗有動作。2月4日，外管局對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進行改革，放寬了單家機構的投資額度上限（從10億美元到50億美元），簡化審批管理，進一步便利出入，縮短鎖定期限。三月份，人民銀行放寬了外資金融機構進入我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準入，幾乎所有外資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都被包括進來。本月8日授予美國2500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也屬于此類動作。

2015年，由于經濟增速放緩，資本外流，人民幣面臨貶值的壓力，同時外匯儲備減少3423億美元。今年的改革舉動，正是對癥下藥。放寬市場準入、投資額度上限與授予額度，都是為了吸引更多的外資，對抗資本外流，增加國內金融機構間的流動性。同時也是通過穩定匯率來支持人民幣國際化。資本外流與投資者信心動搖，本身就是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原因。而且如果回流機制不暢，外國金融機構持有人民幣時，基本上只能用來兌換成美元等它國貨幣，這本身也給人民幣帶來貶值壓力。回流機制的建立和完善，促進國外機構手中的人民幣以投資的方式回流，對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是有幫助的。人民幣匯率穩定，才能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站穩腳跟。

另外，推進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本身就是我國金融市場改革和完善的一部分。一個穩定的、成熟的、能提供各種金融產品的、開放的金融市場，才能吸引境外的機構用手中持有的人民幣進行投資，這對人民幣國際化具有基礎性的意義。否則，即使有了健全的回流機制，對方機構還是會因為沒有合適的金融產品等因素不進行投資。 中美兩國的經濟關系，特別是在金融領域的關系，一直以來比較微妙。一方面，兩國經濟聯系緊密，2015年中國是美國的第四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國，雙邊貿易進口處總額為5980.7美元。另一方面，美國卻積極在國際貿易、金融等方面對中國進行“圍堵”和“遏制。”去年加班加點強行完成環太平洋伙伴協議（TPP）各國部長級會議的談判，想要建立一個環繞太平洋的貿易圈，卻把作為太平洋西岸第一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和工業國的中國排除在外；至于“匯率操縱者”這頂帽子，也是隨時拿出來給中國戴一戴，即使去年8月11日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決定機制已經實行了更加市場化的改革。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上，同樣美國也幾乎是缺席的。中國在香港、新加坡、倫敦等地設立人民幣清算行，建立起了離岸人民幣中心，同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紐約卻沒有參與。 

世界頭兩大經濟體之間的這種若即若離的關系，是不可持續的。在今年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中國給予美國2500億人民幣的QRFII額度，僅次于香港的額度2700億人民幣。同時，央行副行長易剛表示要準備美國紐約設立人民幣清算行，在美國建立離岸人民幣中心。這是雙方貿易聯系和金融往來的客觀需求推動的。事實上，去年九月份，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就討論了“便利在美人民幣交易和清算”，美國工商界人士聞風而動，建立起工作組，由紐約前市長、商界巨頭布隆伯格擔任主席。這切實反映了美國商界的巨大需求。同時也是雙方都認識到，更加緊密的聯系，而不是一味的斗爭，才更符合雙方的利益。對于美方來說，直接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和投資將會給其金融機構和貿易機構節約大量成本。而對于人民幣來說，在美國設立離岸中心，本身就對自身的國際化進程有里程碑的意義。

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和一個金融產業極其發達的國家，2500億人民幣的額度，對它來的確也不能算多。這顯示出我國對外授予RQFII額度，以及推動兩國金融聯系方面，是比較謹慎的。別的不說，我國作為國際金融領域的“新手”，國內資本市場還不成熟，而華爾街這位“老司機”，在利用各種規則、管理漏洞和各種資源進行炒作來謀取暴利這個方面，是非常老練的。連美國如此成熟的金融市場，都可以被金融大鱷們玩出一個次貸危機來。華爾街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就能夠影響離岸人民幣價格，進而對人民幣匯率施加影響。這次對美國開放額度，的確需要睜大眼睛，以免引狼入室。

再說了，加深與美國合作關系本身也可為長路漫漫，雙方特別是金融領域摩擦不斷。為對抗資本外流、保證人民幣在國內的流動性以及穩定匯率，去年7月到今年3月，中國減持的美股達38%；而自2014年以來，中國減持的美國國債達2500億美元。這讓美國感到擔憂，因為害怕引發各國拋售美元資產的連鎖反應，引發巨量資本外逃。剛剛結束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屬于“干貨”的重大成果也只有授予額度等少數幾個。更多的是意向性的、國內本來就要推動的，或者“雙方都知道有分歧，但同時又主觀地愿意直面分歧，并挖掘出兩國很多共同點”，并未達成共識。在美國設立人民幣清算銀行，以及離岸人民幣中心這一項，易剛副行長表示并沒有具體的時間表。畢竟今年是美國的大選年，政府換屆，政策性風險加大，不是一個簽協議的好時機。這些都是中美合作之路上的荊棘，同時也是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必須面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