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權于民”為核心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俺弄不明白的一大堆問題
司馬南：“還權于民”之思想解放運動質疑
點擊： 作者：司馬南 來源：作者來稿，昆侖策網編發 發布時間:2016-09-02 08:07:35
【導語】2008年汶川地震那年，以南方系為代表的普世價值派猖獗活動，黨的指導思想在某些地方出現一時混亂，個別地方官員扮演“開明紳士”，離開黨章憲法原則亂提口號標新立異，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
就在這個時候，黨內有些同志勇敢地站出來，旗幟鮮明地捍衛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從理論層面正本清源，司馬南同志此文在當時即具代表性。今天重讀這篇文章，有利于我們溫故知新，認真領會十八大以來的中央決策，也有利于思想曾經一時糊涂的同志提高認識做好工作。
近來，南方周末諸精英鄢烈山黨國英等以各種方式盛贊某省委領導同志，謂之“還權于民”口號提得好。有分析者認為，如果說“真理標準的討論”是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話，鄧小平南巡時期，關于“姓社還是姓資”的討論就是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而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非“還權于民”的大討論莫屬。這場運動是從湖南發起的，發起人是某省委領導同志。是其把“思想解放”運動和“還權于民”聯系了起來。他的基本表述是：當前思想解放 “還利于民的同時，更應該偏重于還權于民”。 （2008年9月16日中新網）
部分媒體跟進了一些解釋型的報道，尤以其任職的當地媒體為多，據悉，海外有人為此專門開了“理論研討會”，茲說紛紜，猜想頗多。
筆者不解其意，更不明究竟，專門求教當地學界諸友，大家哼哼哈哈，個個有的可說，沒人講得清楚。余天生愚笨，遇事愛認死理，想不明白的事，日日縈繞于心，累累不肯釋懷。今以一篇萬言碎書求教方家，包括某省委領導同志本人，拜請諸公不吝賜教。為避免墜入知寡言多的愚蠢陷阱，此文以設問為基，點到為止。所謂設問，橫是筆者有所想，而無所得的問題。據稱，某領導同志在一個多小時的報告當中，先后90次提到“思想解放”，筆者索性湊整寫出一大堆死活弄不懂的問題。誠意求教，難免粗陋，不揣冒昧，不計混亂，恭請“先覺者”慈悲為懷，啟示一二。
【1】“還權于民”的主體問題，是筆者首先遇到的困惑。
“還權”，是一種行為，一組動作，一個過程。誰的行為呢？誰來完成這組動作呢？誰來實施這一過程呢？“還權者”，究竟誰人也？中國共產黨“還權”嗎？還黨權乎？中國共產黨的分支機構，省委“還權”嗎？還“部分黨權”、“區域黨權”乎？國務院“還權”嗎？還“行政權力”乎？省政府“還權”嗎？還“部分行政權力”乎？中央軍委“還權”嗎？還“軍權”乎？……
如果“應還之權”不在黨，不在政，不在軍，而在“一部分民”，或者說，在黨、政、軍之外，仍有還權的其他主體存在，是否符合事實呢？這個議題，是否隱含在當地“還權于民”思想解放運動總議程當中呢？部分人改革之初，通過人所共知的方式，占有公共資源，成了“問題富人”、“劣根豪強”，上了體面的福布斯排行榜，變作上流社會的一部分，貪婪的官員與之互動，通過服務這些老板而巧取私利，遂成社會公害。
依照作為社會分配公平前提的資源的占有程度，今天社會兩極分化日趨嚴重，有人憤而言之，羅爾斯所說的“結構正義”，現實社會已成奢談。那么，是否意味著這部分“還權的主體”應該在法律的規范下“退權還民”呢？有否配套政策保證這一點？
假如這個“還權的主體”根本不在“還權”考慮范圍之內，那意思是黨和政府應該豁出去“自己還”嗎？須知，沒有分配的正義，便沒有有效的權利。不知點出這個還權的主體，是否有必要？是否會被斥之為多事？是否會被一腳踢到地鐵輪軌之下？
如果“還權于民”的大道理一定要講下去，一個尖銳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必須給予回答：黨和政府是人民權利的爭取者、創造者、保護者、捍衛者嗎？人民權利的爭取者、創造者、保護者、捍衛者為什么成為“還權于民”的主體？這是個多么復雜難纏的邏輯啊！但是，我們繞不開。不破題，將無法深入討論此問題。
【2】上述問題也可以簡化回答：那么，誰是人民權利的剝奪者？何時，以何種方式剝奪？
既曰今生，必有前世。此時盛“還權說”，彼時有“欠權事”。什么時候——怎樣的情況下——以怎樣的方式——什么樣的“權利”——如何置換到了現在實際掌控“權利”的主體手中？
僅憑猜度冒蒙發問：是曾經“野蠻占有”的嗎？是憑借“外力剝奪”的嗎？是某時“合法轉讓”的嗎？是過渡時期“贖買”的嗎？是特定條件下“借用”的嗎？……為什么是現在，而不是過去，或者將來的某一個時候，提出來“還權說”？
【3】講“還權于民”的文章，似乎篇篇理直氣壯，句句慷慨激昂，但是若輕聲問一句“權利是什么耶”？赳赳者很可能立碼失卻抖擻，迫而陷入思考狀。
權利是個頗具創造性的古為今用的新詞，與中國傳統文化“或尚仁義，或務權利”中的“權利”已有本質不同。沒有當年美國學者丁韙良先生與中國助手惠頓先生的合作，英文中的right不會變成今天的政治法律專門用語“權利”。
“權利事實上是簡單的，不可定義的，不可分析的原初概念”。(費因伯格語) 法理學上，人們多從“倫理的”和“實證的”兩維角度刻畫權利概念，將“利益、主張、資格、權威、自由”列為權利的五要素。關于權利，一個不完善的定義是“特定主體對特定客體提出的，與自己的利益或意愿有關的，必須作為或必須不作為之要求的資格”（夏勇語）。
有了循“資格”路徑而來的定義，總是方便一點。請原諒，我想換一個角度重復問一遍前邊已經有所涉及的問題：
（1）按照“還權于民”的普遍說法，特定主體“權利人”明確是指人民，那么特定客體“義務人”呢？是指黨和政府嗎？
（2）是義務人不尊重權利人的權利，致使權利人的權利喪失或部分地喪失其價值嗎？構成侵權的要素有哪些？侵權的事實依據在哪里？
（3）權利人與義務人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一種關系？這種權利與義務的對應關系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權利人權利要求的道德依據在哪里？
（4）“還權于民”是否為一項“適當救濟”措施？救濟的方法是什么？
（5）權利人并未主張權利，義務人主動“還權于民”的行動，對過去的所謂侵權行為，是否可以構成寬宥的（免責的）理由？
（6）“還權于民”是否帶有強制性？誰是可以強制施與救濟的主體？施與救濟的主體本身如何強制自己呢？自己的刀如何削得了自己的柄？
【4】，“還權”的形式是什么樣的？換言之“此權怎么還”？這個問題越理越亂，治絲益棼。“還”者本義，“恢復原狀，返回原地”也。“還權于民”是在這個意思之下展開的嗎？
假使就是這個意思，“人民-權利”最佳狀態模式何處何時得見之？“人民-權利”最差狀態模式何處何時得見？筆者不知道“人民-權利”狀態怎樣標記，亦未見到“人民-權利”范式或模型，為簡便起見，姑且以具代表性的歷史階段（時間）作為標記，這樣，關于“原狀恢復”和“原地返回”問題，便有了一系列懸疑存在：“還權于民”是指恢復到改革開放之初“人民-權利”狀態嗎？那時“人民-權利”狀態難道較為優化？或是恢復到文革開始嗎？或是恢復到1956年的“八大路線”嗎？或是恢復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之初嗎？是恢復到延安時期嗎？…抑或恢復到中華民國嗎？……
之所以用時間（歷史階段）為標記，來討論“人民-權利”模式，蓋因為“權利不可能超出社會經濟結構，以及由這個結構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的發展”（恩格斯語）。慈禧太后沒吹過變頻空調，袁世凱沒坐過京津高鐵，紅軍長征時李德也沒有牛奶巧克力吃就是這個道理。
假使有人堅持“人民-權利”模式與時間（歷史階段）無涉，倒也無礙此問題的討論，那么，“還權”所欲之結果，必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之狀態了吧？吾族未有，他族曾經有過此等我們向而往之“人民-權利”最優狀態嗎？何妨指出來，我們大家學習一番。
如果彼岸、彼國亦不曾見之，那么，“還權于民”顯然不是基于事實的一種判斷，而是基于信念（理念）的一種善良的愿望了？也就是說，“還權于民”的倡導者，在大講“應如是也”，而不知如何“必如是也”。
不知如何才能做到“必如是”，這義務人對權利人的救濟，全部的法律依據豈非想象之產物？想象之產物，信念之產物，如何具有法律的嚴肅性？如此這般，“還權于民”，啥子個還法嘛？“還”了之后，又是個啥子樣喲？俺自認迷糊，誰人不迷糊？
【5】恢復原狀，返回原地，謂之“還”。應該說，恢復到什么時間段，取決于“原狀”被改變的時間段。而“原狀”何時被改變（被打破），迄今未見有人給出任何說法。在沒有說法的情況下，“原狀原地”糾纏下去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即使有人給出了說法，告訴我們某時某刻即為“原狀原地”，問題就解決了嗎？某時某刻的“人民-權利”如何媲過此時此刻“人民-權利”呢？這個論證大約更為復雜。
舉例來說，總結改革開放30年經驗，部分人堅持認為，文革時期人民享有的權利，要多于30年之后的今天：看病不難，讀書不難，上學不難，買房不難，吃綠色食品不難；找貪官難，找桑拿難，找毒品難，找二奶難……另一部分人誓死不同意這個結論，稱此說法是歷史倒退。人們為此爭論不休，莫衷一是。如果這個爭論——論證沒有完成，社會尚無共識，“還權于民”的正當性、正義性，從何說起呢？
此刻，斷然喝住筆者發問的人，一定不少。他們會強調：“還權于民”不是倒退，更不是要回到文革中。誠然如是也，但是，究竟何時始，屬于人民的權利，到了人民對立面——“權利掌控者”手中了呢？同是評價文革，有人稱自己是“權利被剝奪者”，哀鳴《往事并不如煙》；另一部分人則信誓旦旦，稱在文革中曾經享有充分的，迄今依舊懷念不已的，高于資產階級的，真正的民主權利。認識如此分立，此刻放言“還權于民”，咋個還法？
【6】“還”字的另一層意思是“歸回，償還”，余料可能更接近“還權于民”中“還”之本意。
但是，這種“還債”“還錢”意義上的“還”，仍有雙解：“歸回”與“償還”涵義大不同焉。完璧歸趙，意味著“歸回”，而不是“償還”的意思，“還回來，即作了結”，也意味著“歸回”，重要的是，這里邊沒有“增量”出現。但是“償還”，則不排除“增量”出現，這個增量可正可負，可大可小，大到N倍于原值，小到N分之原值——完全取決于“償還”所指具體情況。
償還的動作方（法律用語的義務方），多半處于道德被動語境下，所謂“主動償還”也是建立在先前有過失、有錯誤、有愧于人的前提之下。輿論熱炒的口號“還權于民”，究竟是將權利“歸回”人民，還是因為過失、錯誤、失誤、愧悔，而現在要“償還”人民呢？若是“歸回”，完璧者若何哉？若是“償還”，“增量”復若何哉？
“還權于民”，民即人民，對這種說法，似乎沒有人提出需額外審視。我的疑問僅僅在于：
（1）“人民”是一個政治概念，不是一個法律概念。部分之于公民的權利，其適用口徑小于人民，所以其政治權利的兌現，必定不能照應到全體人民；
（2）“還權于民”，是還給民之個人，還是還給民之集體？“義務人”所救濟的是個人權利，還是集體權利呢？
（3）集體權利與個人權利的差別，并非是一個與多個的關系，而是權利與義務的關系，拒絕承擔義務的權利人是可怕的；
（4）今天的中國，集體主義，公眾利益，國家利益，受到來自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前所未有之挑戰，一個社會成員為什么偏偏要把政治參與權等，僅僅理解成個人權利呢？
【7】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此乃“人民共和”固有之義、恒定之義、本來之義、不變之義。
無論是共產黨領導，無論是政府履行管理職能，還是全國人大制定法律監督政府，其權力都來自于人民，行使權力是為了人民，所有的工作旨在服務人民，所有的利益悉數屬于人民。
這個意思在中山先生那里可以找到很精練的說法，“民有、民治、民享”。毛主席的話更精辟，“為人民服務”。近年成為流行語的“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多用了幾個字，倒也具體明確。如此重要的大原則，大邏輯，今天難道有什么變化嗎？如果沒有變化，那么，“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這一條憲法總則中，關于公民權利的規定也就依然莊嚴神圣有效。
我們現在是要在憲法之外，另行一套“還權于民”嗎？若在憲法框架之內，依法保證公民合法權益，“還權于民”從何說起呢？所依之法又是什么法呢？當然，憲法并非是一成不變的，中國人對“憲法修正案”尤其不陌生。我想悄悄地問一句：今天的“還權于民”為核心內容的思想解放運動，難道是為了“醞釀修憲”不成？
【8】有文章披露，所謂“還權于民”，某領導同志的一種解讀是：“切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要通過發揚民主，使人民群眾真正成為利益主體和權利主體。”
筆者十分需要有人幫助，在這個節骨眼上，提高認識，因為琢磨來琢磨去，實在琢磨不出這兩句話的特別含意。黨的17大講得很清楚，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人民當家作主，也是民主政治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人民當家作主，是民主權利使然，同時是根本利益使然。這不就是“利益主體”同時兼具“權利主體”的意思嗎？從哪里能推導出“還權于民”呢？
【9】“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理所當然地要還給人民”——這種解讀某領導同志“還權于民”的奇妙說法，好似不把人繞糊涂了不肯罷休似的。
“權力是人民給的”，這話很實在，意思不錯。但是，“理所當然地要還給人民”，就不靠譜了——人民給你權力，你又還給人民，象敬酒一樣，還推來推去的。
那到底誰來行使權利？如何行使權力呢？沒人行使權力，國體、政體怎么體現？人民的意志又如何貫穿在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中？人民通過什么方式來當家做主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呢?又通過什么方式來保證自己的根本利益呢？難道人民（中國有13億之巨）自己不通過政府，不通過政黨直接能夠決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領域當中的一切事項嗎？世界現代政治中不知哪里有這樣的生動例子？亦不知這樣的浪漫幻想如何變作了時評文字？
【10】據稱，北京大學某教授對“還權于民”的解釋是：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憲法雖然明確規定了。但是，中國有兩套不同的規則：一套是紙面上的規則，一套是潛規則……制度在實際運行過程當中，人民實際上是被架空了……這位北大教授的觀點，難道是“還權于民”的本意嗎？
關于“人民實際上被架空了”的說法，理解起來很費力。如果所謂“架空”，系指中國的民主政治還不完善，我們的法制建設還有漏洞，我們的人大制度，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政治協商制，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自治制度哪方面不盡如人意，那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但是假如“潛規則”的存在，“人民實際上被架空了”是基于事實的客觀描述，那可就不是小修小補的事情了，此種意義上的“還權于民”豈非等同于推翻積木重新搭建？這和某些人處心積慮的“去毛化”、“非共化”、“去社化”區別在哪里呢？
據某報分析，“這個權，可能包括‘所有權’。中國公民可以擁有很多私有財產，但是不包括土地。如果把土地所有權還給人民，那將意味著中國土地管理體制要進行改變……”
近來，關于土地私有化的聲音，某些自由派人士調門頗高，有人甚至連通常蓋著臉的紗巾都摘了，氣喘吁吁滿頭是汗，趕在三中全會之前要拼死一搏。胡錦濤小崗村關于未來農村政策向農民交底的話，讓他們心里陣陣發狠又無可奈何，接過某省委領導同志“還權于民’的話大做一番自己的偏心文章，這難道有什么奇怪嗎？一點也不奇怪，奇怪的是，我們有些患”右派幼稚病”的媒體也跟著瞎忽悠。
【12】大約是為澄清糊涂認識，有理論家出面來講了些東西，他們不講還好，越講我們越聽不懂了。
他們著意強調“還權于民”的理論根據，說“還權于民”并非是一個新概念，其論據為《劉少奇文集》，稱《劉少奇文集》中曾有專門章節論述應該“還權于民”，但是他并沒有出示給我們，沒有告訴讀者，少奇同志究竟是在怎樣的具體歷史背景下，籍怎樣的歷史事件，如何論述“還權于民”的？少奇主張還什么權？以什么形式還？少奇同志所講的“還權于民”是否與其同時代領袖的論述相一致？其區別在哪里？等等，這所有的一切，都需要理論家給我們講的清楚一點。
更為重要的是，關于“還權于民”這樣的根本原則，除了少奇同志的一個秘不示人的說法以外，是否還有其他的理論根據？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典成果的毛澤東思想，關于“還權于民”有怎樣的論述？就一般情況而言，人們引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會首推毛澤東，而今天首推劉少奇，僅推劉少奇，不提毛澤東，也不見引用鄧小平，滿腹經綸的理論家，出于什么考慮如是為之呢？
【13】某報文章專門論述“還權于民”有兩處提到了鄧小平的話。
早在1962年，針對一些地方農民關于“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的要求，鄧小平就提出了“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回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323頁）。在1992年十四大召開前夕，鄧小平又說，“鄉鎮企業是誰發明的，誰都沒有提出過，我也沒有提出過，突然一下子冒出來了，發展得很快，見效也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是由農民首先提出來的……我的功勞是把這些新事物概括起來，加以提倡。”（《鄧小平年譜》下卷，第1350頁）
問題是鄧公這兩段論述與“還權于民”關系并不大，鄧公說的無非是毛主席倡導的共產黨的傳統做法——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非得把這樣的內容，都列到“還權于民”的名下，是因為在小平同志們那里尋找關于“還權于民”的理論依據難度系數比較大嗎？
【14】一種關于“政府交出權力”，建設“小政府”的說法，近年來很時髦，借著某領導同志的“還權于民說”，其改頭換面又神氣活現起來，仿佛他會同意其主張。
這種說法混淆了“權力”與“權利”的界限，更不懂得“公權力”救濟“民眾權利”受損，是從“血親救濟”、“私力救濟”艱難過渡到今天，帶有標志性的人類文明成果。
按照這些人的說法，一個政府，把權力交出去，自己手中的權力變少了，就一切OK了。
“政府少權”就好嗎？那“手中無權”豈不更好？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懶墮成性豈非公務員的標兵？無所作為，干脆不作為，豈非好政府的最高境界？
相對于機構臃腫的、濫權的、事無巨細統攬的政府狀況而言，從精簡消腫角度看，“分權”“小政府”的說法是有一點點道理。但是，這不是所謂“還權于民”的問題，而是如何提高公務員素質，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問題。
從管理學角度看，政府的工作，核心在于用權，一個好的政府和不好的政府，其區別僅僅在于，誰把權力用得對路，即所謂守法、高效、廉潔，體現人民意志，歸根結底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進而得到人民的擁護，而不是比拼什么那家政府權力少。
余不解，那種把權力交出去的政府，在現實生活中將如何“權能分治”（孫中山語）？做不到“權能分治”，不能有效地施政，將如何“執政為民”？不能“執政為民”，或曰，執政為民不力，止于“還權”就行了嗎？美其名曰“還權于民”就行了嗎？“還權”不能一俊遮百丑，況且，還權俊不俊，現在還在討論當中，下結論不宜過早。
“夫權者，非兵威之謂也，非官勢之謂也。權者，謂所執以行天下之大經大法，所持定天下之至正之中者。執法者必有其物，無以名之，名之曰‘權’而已矣”。（何啟胡禮恒語）“天下之大經大法”是干什么？無非求“本固邦寧”，無非求其公平正義。交出政府權力，片面強調“小政府”，分明是“右派幼稚病”秋季發病，用天津人的話說“可不老好”。
【15】新華社發表過一篇文章，歸納了人民的權利包括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選舉權，選任官員權利等等，新華社的文章還提到人民的生存權、彈劾權、申訴權、所有權、發展權等等。
抽象地說，這些提煉和概括沒有什么大問題，所謂權利還可以舉出更多。這位領導同志講話之后，一些成年人像幼兒園小班可愛的小朋友一樣，爭先恐后地扳著指頭數權利，似乎數出的越多越好。
枚舉如此之細如此之多，真的那么有意義嗎？
思想解放的大討論中，鮮見有人對權利本身略作一點生態學意義上的分析，不知力倡“還權于民”的同志是否注意到，權利酷似森林中的蘑菇，其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必須與森林生態環境相伴。每一個權利人，“都是相互負有義務的公民當中的一個主體”。（托克維爾語）而獨立的權利主體與權威（好比政府吧）之間，必須有一種“完美的結合”。夏勇先生在《中國民權哲學》第三章中曾寫道，通過這一結合，公民個人來獲得“對秩序的喜愛”，來理解“權力的平衡”，來聚集“明晰的實踐觀念”——這些都是出于他的義務。
如果缺乏德性，關于權利的對話，不過是“一本只有詞匯和詞組，而沒有句法和語法的書”。中國不能步某些國家的后塵，從“權利缺失”，徑直進入“個人權利絕對化”——人民大眾雖然眼下尚無此之虞，但是在反體制精英報紙的鼓噪下，絕對個人主義在中國的時髦，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大家想想看，范跑跑先生難道僅僅是個孤證嗎？
強調責任與德行，必然與伸張權利相悖嗎？
當“還權于民”成為流行語的時候，責任、義務、德行、操守、合作、秩序、集體、公眾、家庭……就應當自然受到冷落，自然被邊緣化嗎？
綜上所述，雖然關于“還權于民”的理論問題，攝于認識能力和信息黑障，本人一腦袋漿糊，但是有些簡單的事情，大概還是看得明白的。譬如，某些人熱切希望的某領導同志異于中央部署，走一套單獨的政治體制改革路線，眼下似乎沒這個可能；譬如，某領導同志、鄢烈山、黨國英雖然都在講“還權于民”，但是，渾然不是同一個意思，心中所托物不同，路徑、方法亦不同。
（原文寫于2008年10月4日，重發時有個別校改；來源：作者來稿，昆侖策網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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