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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在關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以下簡稱“ 思政課”)教學效果的評價與分析中，有一種傾向，即片面從思政課教師方面尋找教學效果不理想的原因。與此同時，針對多元多樣社會思潮的蔓延激蕩的現狀，又有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積極討論如何在教學中引領社會思潮，顯示出了一種主體自覺。然而，針對上述兩個方面的討論都必須正視以下現實問題，即社會思潮如何制約思政課教學效果，僅僅依靠思政課教師能否在教學中破除社會思潮的制約，以及如何實現有效引領。思政課的教學過程，是教師對意識形態認同主體——大學生進行教化、引導，促使其情感、心理和思想向希望方向發展的活動過程。這個過程涉及四個相互作用的要素：傳播主體(教師)、認同主體(學生)，認同客體(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環境。社會思潮，尤其是錯誤思潮，主要是通過作用于認同客體和社會環境，影響傳播主體和認同主體，進而制約了思政課的教學效果。深入分析這種制約，有利于正確認識思政課教學實效性發揮的問題，探索提升教學效果、引領社會思潮的可行路徑。

一、錯誤思潮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否定、歪曲與解構

長期以來，錯誤思潮以特定的問題取向、價值取向和實踐取向，就當代中國“ 向何處去”這一根本性的問題，提出了多種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相悖的主張，在思想空間中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并立，意圖爭奪有關中國發展和未來的話語權。為了奪取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選擇的引導權，錯誤思潮不僅積極采用多種手法，如篡改命題、歪曲原意、肢解體系、泛化概念等，否定、解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1]，而且從多個角度展開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大理論成果的否定、歪曲和解構。主要表現如下。

1. 錯誤地解構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依據。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把西方社會發展道路預設為“人間正道”，把現代化預定為“西化”，錯誤地解構了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書寫的中國近現代歷史。它否定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發生的歷史必然性，把革命歸結于少數革命家的鼓動;否定革命對于中國社會進步的積極意義，把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看作是“ 背離人類文明的發展大道”“ 誤入歧途”;否定新中國建立以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顯著成就，否定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為中華民族復興做出的積極貢獻等，從而破壞了人們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認知，誘導人們質疑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

2. 歪曲、否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內容。錯誤思潮制造改革開放先后兩個歷史階段的對立，割裂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兩大成果與之間的內在聯系;曲解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的最新成果，如以西方“ 普世價值”的內涵來解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 中國夢”描述為“ 憲政夢”，把中國共產黨“ 依憲執政”解釋為“憲政”，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解釋為“ 復興儒學”，以西方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來解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將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成果曲解得面目全非;以當代中國存在種種社會問題為由，打著關注、維護人民權利的旗號，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合法性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合理性，攻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3. 提出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對立的社會發展方案。針對中國共產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主張，自由主義思潮強調“中國夢”的實現必須由“普世價值”來引導，要求中國建立西方的“ 憲政民主”制度;“ 新儒家”則提出“儒化中國”的政治構想，要求把儒教定為“國教”，要“儒化中國”“儒化共產黨”。

錯誤思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歪曲、解構和攻擊，不僅損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內容的科學性，否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導當代中國發展的強大功能，削弱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對當代中國現實的辯護功能，而且造成了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解困難，以致在一部分大學生眼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要么“ 是大話空話，與老百姓的生活沒有關系”，要么“ 與西方的理論沒有明顯區別”。

二、社會思潮對社會思想環境的改造

思政課教學的社會環境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即高校小環境和社會大環境。雖然社會環境作為思政課教學的外在因素而存在，但受人的社會性的影響，教師和大學生的思想意識發展變化直接受到社會環境的制約，思政課教學內容需要在社會實踐中驗證、運用，思政課教學目的之一就是幫助大學生更好地適應社會生活，這決定了思政課教學效果與社會環境的密切相關性。社會環境中存在的問題、發生的變化，都必然反映到人們的思想中。社會思潮的發展蔓延，造成了當下意識形態多元的社會思想環境，因此也不可避免對思政課教學產生了影響。

1. 社會思潮對高校小環境的改造。阿爾都塞曾說，學校是知識分子群體聚集的公共領地，是各種公共理念發生交匯與撞擊的地方。以討論公共話題為特點的社會思潮“通常是從知識分子群體發端，推向或大或小的社會層面”[2](P10)。在當今世界“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權格局下，西方歷史經驗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向我國社會科學領域滲透，以致“我國的經濟學、法學、文學、歷史學、社會學、教育學、宗教學、美學、人口學、政治學以及國際關系學等學科的主流話語，大都來自于西方”[3]。在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中雖然不乏反映現代社會在經濟管理、政治運行、社會治理、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共性和規律性的內容，包含一些合理因素，但是它們并不是“超然中立”“價值無涉”的，其中有些已經植入西方意識形態內容，或者說意識形態作為政治標簽的剛性特征已然被學術的理性話語所遮蔽。我國高校的一些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運用西方社會科學的學科范疇、方法、分析框架來討論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問題，構建核心話語、展開理論邏輯和設置議題，實際上就是將西方學術話語中的意識形態嵌入到關于中國的學術研究中，使其成為社會思潮的主要發源地，這些教師就成為社會思潮核心觀點的生產者、解釋者和傳播者，在課堂教學、學術講座以及科研成果發表中，抱持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的立場和方法，表達著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異乃至對立的觀點。同時，更有一些管理人員不認同馬克思主義學科，認為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做學問”，甚至要求取消思政課、取消研究生招生的公共政治課考試等。

2. 社會思潮對社會大環境的改造。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社會思潮發展處于積極活躍的狀態，社會思潮利用多種渠道傳播。已有調查顯示，在思政課教師和大學生獲得信息的所有渠道，包括網絡、專業課教學、學術講座、紙質媒體和書籍等等，都充斥著多種社會思潮的各種觀點。[4](P34-35)社會思潮尤其是錯誤思潮的蔓延發展，推動我國社會思想領域和輿論氛圍日益發生變化。

第一，錯誤思潮以所謂“ 學術研究”為由，反對“ 崇高理想”和“ 宏大敘事”，強調“ 關注現實生活”和“個體命運”，積極宣揚“淡化意識形態”“去意識形態”，企圖煽動整個社會忽視、放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忽視對遠大理想和集體主義的追求，從而導致大量黨政干部喪失了判斷理論是非辨別能力和政治敏銳性。

第二，社會思潮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向大眾提供與主流意識形態相異的價值觀念、理論觀點、分析方法和話語體系，積極利用媒體爭奪關于社會發展和公共事務的話語權，在輿論空間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形成“ 擠出效應”，意圖迫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大眾思想和話語中日益邊緣化。

第三，錯誤思潮積極利用當前我國存在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通過“局部問題整體化”“個別問題普遍化”“一般問題政治化”“歷史問題現實化”等手法，引導人們將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對現實中一些具體方面的不滿轉移、聚焦到我國社會發展道路和基本政治制度上，在網絡輿論中將馬克思主義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力量污名化，把堅持馬克思主義與極“左”勾連在一起，把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與“維護既得利益集團”聯系在一起，誘導人們質疑、否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現實中國政治制度。

概括而言，錯誤思潮通過發揮認識評判功能，誘導人們否定、放棄主流意識形態倡導的信仰、價值觀和理想，促使人們以各種消極、非理性心態看待社會和自己的生活;通過發揮社會分化和整合功能，把有相同立場和態度的人們聚集到自己的旗幟下，站到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對立面，并與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力量公開對峙，加深了社會的分裂;通過發揮社會動員功能，鼓動社會成員“ 積極抗爭”“ 死磕到底”，通過網絡圍攻、網絡輿情事件等向政府施加壓力。可以說，錯誤社會思潮的蔓延發展，正在制造一種阻擾、破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傳播、認同的思想氛圍。

三、社會思潮對大學生和思政課教師的影響

“意識形態認同有兩個向度，從個體向度來說是‘我要認同’，從社會向度來說是‘要你認同’。”[5](P63-64)“我要認同”反映的是認同主體所具有的主體條件和自我要求，這是實現意識形態認同的必需。在思政課教學中，大學生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理論思維能力和知情意條件，出于自尊和自我發展的需要，能夠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信息作出能動的反映。“要你認同”反映的是國家對社會成員的要求。思政課是傳遞這種要求的“主渠道”，思政課的實效性，應該體現為這兩種向度的結合。

當前，黨中央和教育主管部門對思政課教師的政治態度、專業素養和職業操守都有明確要求，包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比較堅實的理論基礎、政治敏銳性和理論思維能力、對教學工作的熱愛等。大多數思政課教師也能認識到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在教學中回應社會思潮提出的諸多理論問題，對學生進行正面引導，正如陳先達先生所言：“教員，尤其是思想政治課教員，面對社會的各種問題，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直面現實熱點、難點問題，發表意見，提出批評和建議。不能以一己之偏見‘罵堂’，以獲取一些缺少生活經驗和辨別力的學生的掌聲。”[6]

但在教學實踐中必然面臨這樣的情況：其一，社會思潮涉及多個學科，有的觀點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有的觀點頗具迷惑性，有的觀點與主流意識形態有相似性，僅僅憑借思政課教師的知識結構、理論修養和信息來源，并不都能剖析其中的是非對錯，這樣在教學中就難以做到以理服人。“簡單地宣布一種哲學是錯誤的，還制服不了這種哲學。”[7](P223)其二，社會思潮的核心理論觀點和研究方法滲透到一些專業課程的內容中，大學生基于對專業選擇的認可，一般不會對專業學習的內容懷疑、批判，因此思政課教學中對社會思潮的評判，特別是否定性的評說，必然使相關學科、專業大學生感到疑惑，甚至導致他們思想上產生抵觸;其三，在很多高校，專業學科、專業課程常常有比馬克思主義學科、思政課更高的認可度，如果思政課教學對社會思潮的主要觀點進行評判，觸及其他學科、專業的聲譽，校內輿論傾向未必會朝著有利于思政課教學的方向發展。因此，即使思政課教師有引領社會思潮的自覺意識，在教學上也未必能做到或者敢于做到“徹底”。

此外，錯誤思潮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否定、歪曲和錯誤解構造成的思想混亂在思政課教師中也存在。近些年來，在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改革開放前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如何看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如何認識憲政和“ 普世價值”、如何認識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如何認識共產主義及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如何使改革不會犯顛覆性錯誤等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的認識上，思政課教師中也存有疑惑，甚至產生了錯誤的認識。

當前社會思潮的發展，其核心觀點已對大學生思想產生了明顯影響，使他們對思政課功能、價值的判斷產生了動搖，盡管很多大學生對社會思潮是什么并不清楚。具體表現在大學生對思政課的認識上，存在三種觀點。其一，思政課“無用”論。“淡化意識形態”的思想及社會思潮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污名化，加上市場經濟條件下功利主義的發展，使大學生普遍認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對于其現實生活沒有實際意義，因而認為思政課沒有必要開設。其二，思政課“ 洗腦”論。錯誤思潮在社會輿論中彌漫，已經對一部分大學生的價值觀產生影響。這些學生認為網絡媒體上某些別有用心的“公知”“大V”的言論代表普遍利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僅僅是為了維護共產黨執政的需要，思政課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進行的強制“ 洗腦”。其三，思政課“低端”論。錯誤思潮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攻擊，特別是對高校思政課的抹黑，加上部分思政課教師在教學態度、教學方法上的確存在的問題，以致大學生低估了思政課內容的科學性、思政課教學的專業性，認為思政課教學就是“唱高調”，沒有什么技術含量，一些學生在教學評價中甚至對思政課教學水平高的教師表示惋惜。

社會思潮的發展，構成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認同繁雜斑駁的現實場域，侵蝕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認同所需的主體條件，破壞了“ 我要認同”的個體向度，同時還以大量的逆向因素嚴重干擾著“ 要你認同”的社會向度，從而使思政課的實效性難以實現。

討論思政課教學的實效性問題，必須將其置于當前社會環境，尤其是思想環境之中來考量。盡管思政課教學效果的提升，與教師的個人主觀因素、教學方法、教學手段、教學形式都有相關性，思政課教師應該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但是，教學效果不理想，不能僅僅從思政課教師的素質、能力去尋找原因，也不能只寄希望于教學方法改革和教學手段現代化。正如劉建軍教授指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已經處于“ 超載”狀態，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的“ 寶”全部押在思政課上，也不能把效果不佳的板子都打在思政課教師身上。[8]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思政課教學只是這個工程中的一個部分，而且這個系統工程又是處于當下中國經濟結構多元、社會結構多元、意識形態多元和各種社會問題疊加的條件之下。復雜多元的社會存在、積極能動的社會思潮，決定了提升教學效果、謀求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認同的過程十分艱難，也決定了單靠思政課回應社會思潮力不從心。思政課教學效果問題，在高校內是個教學問題，但折射出的卻是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須推動思政課教學效果的提升需要形成大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社會化的途徑和高校內外多種力量構成的合力，以此來破除社會思潮對思政課實效性帶來的制約與壓力。

參考文獻：

[1] 梅榮政.堅守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理念[J].紅旗文稿，2016，(4).

[2] 高瑞泉.中國近代社會思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 張志洲.提升學術話語權與中國的話語體系構建[J].紅旗文稿，2012，(13).

[4] 佘雙好，等.當代社會思潮對高校師生的影響及對策研究[M].北京：中央編輯出版社，2012.

[5] 聶立清.我國當代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 陳先達. 批判、抹黑及其他[N]. 光明日報，2014-12-03.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劉建軍.談思政教育的主渠道“超載”與微循環“閑置”[J].思想政治教育，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