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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大選即將塵埃落定，從黨內初選直到兩黨對決，“混亂”“無序”“比爛”似乎已成這次大選的關鍵詞。無論是競選人、兩黨大佬、選民還是媒體，都毫無防備地被裹挾進這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戲。

　　在這一系列亂象中，“特朗普現象”以及“桑德斯現象”成為媒體和學界關注的焦點。特朗普和桑德斯分別作為共和黨、民主黨內的“反建制派”或“非主流”異軍突起。特朗普在十七個共和黨競選人中突出重圍，在不被大部分政客和媒體看好的情況下成為與希拉里對決的共和黨總統競選人，其在黨內制造的分裂與混亂延續至今。而自稱是“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在初選中差一點兒將勢在必得的希拉里挑落馬下，隨后希拉里爆出的“郵件門”丑聞也讓民主黨內部一度分裂。實質上，這些現象都根植于美國當前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遭遇的多重困境。大選進程猶如一部不知疲倦的“擴音器”，把問題的一面和民眾的憤怒不斷疊加，呈現在世人面前。

　　在諸多問題中，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尤顯突出，“不平等”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定義了這一次的美國大選。直觀地看，美國正出現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的現象。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2012年的報告顯示，美國最富有的20%的人擁有超過84%的財富，而最貧窮的40%的人一共才擁有0.3%的財富。另外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16年9月公布的數據，2015年美國最富有的5%人群的收入是最底層的17倍。

　　更能體現這一情況的是美國出現了中產階級整體縮水的歷史性變化。四十多年來，美國一直是中產階級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橄欖型社會”，但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這一結構在2015年年初跨過了“臨界點”，屬于中產階級的人數約為1.208億，而在之上或之下的人數總和已經達到1.213億左右。也就是說，這顆“橄欖”已經變形，正朝著“水桶”甚至“小蠻腰”的方向奔去。客觀地講，這種變化并不意味著美國經濟沒有發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產階級萎縮，上下兩頭擴展，但上端的擴充大于下端，收入從中產階級大量轉向更上一層的人群，推動了“富人越富、中產縮水、窮人更窮”的現象。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2014年美國民眾總收入的49%集中在中產階級以上的人群，這一比例相較1970年提高了29%。此外，在2015年，20%的美國成年人屬于最低收入人群，相較1971年提高了16%；9%的成年人屬于最高收入人群，是1971年4%的兩倍多。

　　再進一步分析，兩個具體維度上的貧富差距對“成就”特朗普和桑德斯功不可沒。一是地域上的貧富差距明顯。美國大部分經濟相對困難的人口集中在東北部和中西部。根據“經濟創新集團”2016年的報告，經濟較為困難的人群只集中在美國80個城市，其中“銹帶地區”的城市正承受人口、工作崗位、商業機會的多重流失。相反，美國多數繁榮城市集中在加利福尼亞州、得克薩斯州等地的一些科技中心和新興城市。此外，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或繁榮水平同樣呈現差距拉大的情況。二是代際間的貧富差距不容忽視。盡管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中產階級的發展就已經陷入停滯，但有一個現象始終存在，那就是下一代的生活水平總能超越上一代。不過從收入上看，大致從2009年開始，也就是金融危機之后的奧巴馬政府伊始，這一趨勢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教育水平更高的年輕一代，其經濟狀況甚至不如自己的父輩，產生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沮喪和不滿之情。

　　對于大部分即將失去、已經失去和早就失去中產階級地位的人來說，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階級固化等已成為他們無法承受之重。他們對美國經濟所謂的“溫和復蘇”勢頭著實無感，對今天的生活狀況、社會現實失落沮喪，對華盛頓低效政治充滿憤怒，對臺面上的傳統政客滿腹懷疑。不同收入群體或不同地區、代與代之間的矛盾與分歧集中爆發，為“特朗普現象”和“桑德斯現象”的孕育提供了絕佳環境。特朗普提出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把工作崗位搶回來”等極富煽動性的口號符合藍領白人等群體的胃口，而年逾古稀的桑德斯則以“不平等”斗士的形象牢牢抓住“美國夢碎”的年輕人。

　　大選即將結束，美國即將迎來新總統。太陽照常升起，日子卻沒法照樣過。競選人之間斗得再激烈，握手言和也并不難，正如奧巴馬能夠“一笑泯恩仇”邀請曾經的對手希拉里出任國務卿一樣。然而，競選人背后的支持者卻沒有辦法暫時失憶、放下爭執，原本的分歧由于大選而被放大和固化，最后甚至可能引發整個社會的對立甚至分裂。大選本應是選賢任能，尤其在國家面臨深刻危機時，選出的領導人更應能夠帶領國家和民眾舔舐傷口、彌合分歧、繼續前行。現在看來，希拉里和特朗普恐怕都難負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