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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暖號稱是全球當今的第一問題，這個議題的重要性可能超乎了大家的想象。氣候變暖已經不單單是科學問題，實際上它已經延伸到了政治、經濟、外交等領域，哥本哈根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大家可能還會問這樣一個問題，它會不會延伸到宗教這個領域？讓我們接下來看有沒有這種可能。

圍繞氣候變化及有關問題的故事很長很長，我現在只能是把框架性的東西講給大家聽。我可能會說一些和別人不一樣的話，說錯的話，你們可以對我進行批評，我非常喜歡別人對我的批評。

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

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假如沒有二氧化碳，地球上的生物是不大可能存在的。為什么一些國家一些人要宣布二氧化碳是一種污染物呢？為了推動減排。

我先簡單地介紹一下背景。氣候變化是由二氧化碳來的，那么二氧化碳是大氣當中一種微量成分，它是以ppm為指標存在的。目前的二氧化碳的濃度是387ppm，工業革命之前是280ppm。同時二氧化碳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溫室氣體，假如沒有二氧化碳，我們目前地球上的平均溫度只有零下16℃，我們現在的平均溫度是零上15℃，也就是溫室效應提高了31℃。假如沒有二氧化碳，地球上的生物是不大可能存在的。沒有二氧化碳，也就是沒有光合作用；沒有光合作用，也就沒有了生命的存在。所以說二氧化碳對于地球來說，是必須要有的一種氣體。

在地球的歷史上，二氧化碳的濃度是一直在變化的。我想說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二氧化碳不是一種污染物。二氧化碳對于人體是沒有任何直接傷害的，不像二氧化硫，以及排放出的重金屬、大氣中的粉塵，這些是對健康有傷害的。但是現在很多人把二氧化碳當作是一種污染物，尤其是美國，奧巴馬上臺以后就宣布二氧化碳是一種污染物，為什么呢？根本的一個原因就是美國政府所有的減排行動都需要國會的批準，奧巴馬為了推動減排，就把二氧化碳當作是一種污染物。之后眾議院新上任的參議長說，把二氧化碳作為污染物是近乎可笑的一個決定。如果讓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荒唐的決定。

還有幾個常見的名詞：第一是IPCC大家常會聽到，它是指不同國家政府間的氣候變化委員會，它定期會對氣候變化進行評估，其結果作為外交談判的一個依據。所以IPCC盡管是由不同國家的科學家組成的，但是它實際上還是以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科學家為主導的，也是有傾向性的。

第二就是聯合國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這個公約從1990年開始進行氣候變化談判，在1992年正式簽署的。這個公約是保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所以我們中國現在特別強調要堅持公約。

第三是京都議定書，是1997年在日本簽署的。特別重要的一點是當時克林頓政府其實是簽署了京都議定書的，后來國會沒有批準，美國政府又退出了這個議定書。所以美國政府不是京都議定書的簽約國。美國外交上很多行動，都要繞過或者是打掉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里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句話大家經常聽到。所謂“共同的責任”，就是共同應對氣候變化。那么“有區別”的責任是什么？那就是誰排放得多，誰的責任大；誰排放得少，誰的責任小。所以發達國家應該拿出技術、資金支援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這是對發展中國家有利的。

第四就是2007年的巴厘島路線圖。巴厘島路線圖，是對接下來的氣候變化怎么談判的一些原則性的路線，是從程序上規定的。美國政府是在最后一刻簽署的，這一點很關鍵。當時美國政府談判代表堅決不愿意簽，但是有幾個發展中的小國指責說，假如不愿簽署，那么就請不要在這里談判了。所以美國政府在最后一刻迫于壓力簽了。但是美國政府也是想要把巴厘島路線圖打掉的，這是他們的一個目標。

第五是哥本哈根會議。 2009年開的，實際上沒有任何成果。

氣候變化是怎么回事

氣溫上升的趨勢跟二氧化碳濃度升高是有關系的，不過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所謂的 “敏感性”研究很復雜。氣候變化的好與不好沒辦法說清楚，氣候變化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要從正反兩個方面去評價。

接下來進入正題。我們先看看科學問題，因為政治、經濟、外交都首先要從科學開始。氣候變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簡單地和大家講一講。

IPCC提出的關于氣候變化的理論有三本書，很龐大，總共幾千頁，我相信沒有一個人從頭到尾全部都看過。我對這個理論有個總結，其實很簡單，就是四點。

第一點：人類過去的百年變暖，是二氧化碳造成的。如果二氧化碳繼續增加一倍，也就是從280ppm到560ppm，那么全球就會增加3℃。這個是IPCC的邏輯起點，所有的工作都是從這個邏輯起點展開的。

第二點：增溫將帶來災難性后果。包括海平面的上升，糧食資源的緊缺，水資源的匱乏，物種的滅絕，傳染病從南到北的擴展，沖突和戰爭等等，這是他們的預測。

第三點：要將增溫控制在2℃以內，二氧化碳濃度不超過450ppm。二氧化碳是一種溫室氣體，但是還有其他的溫室氣體，比如甲烷、氧化亞氮等。不同的溫室氣體有不同的增溫潛力，把它轉化成二氧化碳，這就是CO2-e，所以這個450ppm指的不是二氧化碳，而是CO2-e的濃度，那么二氧化碳的濃度就必須更低。這是他們的判斷，可以說是價值判斷。

第四點：要大幅度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拯救地球，這是他們的路徑歸屬。

整個理論都是圍繞這四個大的方面，所謂的政治、經濟、外交的斗爭主要集中在第四點，其實就是減排，而減排則是為了拯救地球。

那么，大家爭論的點在哪里呢？

首先，增溫是一個事實，二氧化碳濃度增加是一個事實，增溫和二氧化碳有關也是事實。因為有溫室氣體必定有溫室效應。爭論的焦點在于“敏感性”，其實就是表明溫度變化同二氧化碳濃度的關系。對于“敏感性”，科學家的定義是，假如二氧化碳濃度從280ppm增加到560ppm以后，溫度會增加多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主要從兩個角度入手：第一個是模型，把物理模型拿到計算機上去算；第二是從記錄上進行研究。這兩條路子都有不少研究，但是結果是不一樣的，并且差別很大。

我個人認為氣溫上升的趨勢跟二氧化碳濃度升高是有關系的，不過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所謂的 “敏感性”研究很復雜。我認為IPCC的 “敏感性”是很不確定的，氣候變化這個科學研究還很年輕。

第二點，增溫會帶來什么后果？是不是像他們說的那么可怕？這要先問幾個問題：一是工業革命前、人類沒有排放二氧化碳的時候，氣候是怎么變的？二是以前老說變暖不好，那么我們要問，變冷好不好？如果都不好，那么是不是地球現在的氣候就是最好的？另外，針對認為變暖會產生災難性后果的觀點，這100年氣候已經在變暖了，是不是已經產生了災難性后果？

首先來看歷史上的溫度是怎么變的。歷史上大多數時期溫度比現在都高很多，二氧化碳濃度也高很多。這是地質研究做的，二氧化碳濃度最高時候是幾千ppm，溫度有冰期、間冰期變化。現在是屬于歷史上最冷的時期，也是二氧化碳濃度最低的時期。

短一點時間看，從5500萬年以來，變冷是大趨勢。南極冰蓋形成之前，大概是3600萬年前，那里是有植被的；而北極，加拿大出土了6000萬年前亞熱帶條件下才有的化石。由此可見那時地球是一個溫暖的大環境。

距今260萬年以前就是冰期、間冰期的波動。我們現在是處在間冰期當中相對冷的時期。總之近260萬年以來地球氣候是處在冰期、間冰期波動的。冷的時候是什么樣的呢？可以看一張圖，北半球的高緯度地區，兩萬年之前，整個加拿大覆蓋在3000米厚的冰蓋下，先民是生活在十分艱苦的環境下的。既然有這么大的冰蓋，而地球上的水由于總量是固定的，所以液體的水轉化成固體的水，海平面肯定是下降的，全球的海平面比現在低120米。渤海當時是一片陸地，當時臺灣只不過也是與大陸相連的一個小小高原而已，沒有海峽阻隔。

距現在一萬年的情況，最暖是在6000年前，到距今4000年左右開始變冷，但是也有波動。漢唐的時候溫度都比現在要溫暖，從馬家窯的彩陶可以看出。那個時候從山東連到甘肅、青海這一片地區屬于亞熱帶，溫度比現在大約高兩度。再看 《史記》中記載，“山西”有竹子，那里現在是沒有辦法長竹子的。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這個“竹林”便是在今天的河南焦作一帶。唐朝杜牧的“無人知是荔枝來”，有人寫散文說荔枝是從嶺南來的，其實不是，楊貴妃吃的荔枝是從唐朝的成都平原過去的。歷史的很多記載都表明，漢唐雄風時期是比現在溫暖的。

氣候變化的好與不好沒辦法說清楚。簡言之，氣候變化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要從正反兩個方面去評價。海平面上升肯定是不好的，會淹掉陸地。但實際上海平面上升的幅度是很慢的， 17厘米其實是很小的幅度，因為海平面是受兩極的冰蓋控制的。冰蓋有一條平衡線，長年累月大部分時間都在零度以下，大部分時間是不融化的。溫度增加會使平衡線往北移，但這個過程其實也是很慢的。

托馬斯預言說，如果升溫兩度以后，27%的物種都會滅絕。其實他忽略了，氣溫是慢慢變化的，這個過程中物種都是會移動的。變了以后又會出現一種新的生態系統，什么樣的條件下都會出現它對應的生態系統。還有就是大家經常聽到的“極端氣候要增加”的觀點，但從地質學的研究角度說從來沒有出現過。凡是暖的時候，極端天氣特別少，大氣結構都比較穩定。至于傳染病會不會北上，最近有一篇文章調查了幾十年以來瘧疾發病的范圍，最后的結論是瘧疾在五十年中減少了，并沒有隨著變暖而增加。總而言之，變化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我的觀點是變暖比變冷好。

減排背后的利益博弈

那些交通已經健全的發達國家，僅交通排放一項就是每人1噸碳。而當今我們國家人均排放量是1.4噸碳，這個數據囊括了大量的制造業、交通等所有的排放量，我們這些都是屬于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他們是奢侈排放，我們是生存排放。

剛才我是從科學研究的角度談了我對于氣候變化問題的理解。接下來我想說說，為什么氣候變化會從科學問題延伸到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外交問題，甚至宗教問題？我想對此做一點解析。

首先是經濟問題，實質就是一個能源問題、發展問題。能源是關系到人民福祉、社會繁榮的標志。美國不愿簽京都議定書就是要保證能源安全。所以充足而相對廉價的能源持續供應，是國家發展的基石。沒有一個國家其發展不是通過大量的耗能，到現在為止沒有過，以后也不會有。所以經濟問題，真的就是能源問題。排放，是能源使用中化石能源產生的。

我收集了很多數據，就是要說明減排是不太現實的。每個國家每年都會有二氧化碳人均排放數據，我收集了從1990到2005年的人均排放數據，把每年的人均排放合在一起就叫做人均累計排放，把它和15年的人均GDP放在一起就是很不錯的一個統計關系。現有的經濟水平是與歷史的累計排放密切相關的。再看世界上的幾個發達國家，人均GDP高的，人均累計排放都相對較高。美國的工業化差不多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從那時開始，工業排放迅速增加，此后只有在經濟危機的時候有所下降，還有就是近幾年把高能耗的企業轉移向其他國家。 1900年，美國人均的碳排放量是2.4噸，我國現在才1.4噸。中國的總排放量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人均累計排放量只有美國的二十分之一。

那么排放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我想把復雜問題簡單化思考，個人認為就是三個：人口、人均能源消費、能源結構。先看人口，現在世界人口是65億，2050年聯合國預計是要達到90億。再看人均能源消費量，社會的發展最主要的任務，不管是政府也好，還是我們科學工作者也好，就是要為普通人民提供享受現代文明的機會，大家都要過好日子，那么能源的人均消費量以后肯定是要增加的。要解決的主要就是能源結構，這是可以調整的，但需要時間。當下的困境在于新能源是不能零排放的，比如太陽能，生產太陽能的電池板，生產過程中的高耗能，生產完了要用二十年才能把生產過程中的耗能補回來。但是這個電池板能不能用二十年還是個問題。

低碳發展現在說得很多，低碳過去沒有過，以后一段時間也不會有，這是我的預測。歐洲的排放是我們的兩倍，他們也并沒有低碳。我們要發展也不可能真正低碳的。我們的減排是要減緩二氧化碳的排放的增長。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們的基本建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很大，我們現在面對一個問題就是：能源結構有沒有可以調配的部分？能源結構可以調整，只是速度很慢。首先是它的周期性很長；其次，新能源的探索工作并不是那樣的簡單。現在中國大量地使用煤，其實煤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現在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調整階段，我們要關注的一是創新能力，二是社會需求。中國人最需求的就是基本設施，大家要解決住房、交通等基本問題，而這些都需要大量的能源，肯定需要排放量。那些交通已經健全的發達國家，僅交通排放一項就是每人1噸碳。而當今我們國家人均排放量是1.4噸碳，這個數據囊括了大量的制造業、交通等所有的排放量，我們這些都是屬于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他們是奢侈排放，我們是生存排放。其實，中國不是一個能源浪費國家。

那可不可以做到能源的零排放呢？長遠來說，是可以實現的，當能源能做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時候，就能夠做到了。所以二氧化碳問題正和環境問題一樣，環境問題來自于能源的利用強度在提高。環境問題什么時候能夠解決？其實它也是當能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時候，這樣所有的問題都能處理了，我相信這個會被科學解決。

那政治問題是什么呢？發起人不在美國，也不在中國，而是在歐盟。歐盟希望借助氣候變化作為一個平臺，重新構建世界的政治經濟新秩序，固化現在世界上國家之間的貧富差異，這是他們的目的。我個人認為是，歐盟希望一手壓美國，一手壓中國。這是由歐盟長期以來形成的政治理論所決定的。在他們的政治理論中，單極世界是最危險的。歐盟經常強調多元世界。同時，壓制中國也是他們的一個政治理論：凡是崛起中的大國，都將對現有的政治經濟秩序作出重大的調整。從一開始的葡萄牙、西班牙到后來的英國、法國，到現在的美國，這些冒出來的大國都挑戰了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中國是屬于崛起中的大國。歐盟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增強他們的認同感，在統一的過程中，要讓成員國認同自己是歐盟成員，就需要尋找一套共同的價值，并有利于自己的發展。氣候環境恰好成為了他們共同的價值，并將這種價值當作有別于他國的一種導向。另外，歐盟可以集中各國的技術優勢，同時消除別國的經濟優勢。

所以現有的減排方案，我們稱之為“G8方案”，是2009年6月份時，由8個經濟發達的國家共同提出的方案，方案表達了 “到2050年之前，全球減排50%”和“我們先減80%”兩個想法。其實分析該方案，我們發現這就像是切蛋糕，最先減排的就最先占據排放額度，余下來的才屬于其他國家。最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將構成3.8倍的局面，那么對于中國來說，只有10年的排放空間。所以，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不能簽署這個方案。

外交方面其實就是關于排放權，核心的問題是未來排放權的大小之分。減排分兩類：發達國家要減排，發展中國家要減緩。第二，發達國家應該拿出一部分的技術和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但現在一分錢也沒到位。第三，就是透明度，美國提出減排要實現“三可”：可測量、可報告、可檢查，其目的是為了轉變談判的焦點，把矛頭引向中國。所以說，外交關系十分復雜，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計劃。那么現在的核心關鍵問題就在于，只有把談判焦點從 “減排”轉移到 “未來排放權的分配”，中國才能真正取勝。

現在氣候變化問題被一些人放在神壇上，受一些人頂禮膜拜。我相信，科學精神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客觀主義和懷疑主義。我非常希望國內眾多的支持者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去解決這些問題，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人云亦云，應該秉承求是創新精神。

最后要說的一個問題，就是應對氣候變化從本質上來說，國際國內是不一樣的。對國內來說，是如何統籌綠色發展的問題；對國際上來說，則是一場斗爭。我們要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要適應它。

（根據演講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整理人：《解放日報》覃亞琦 朱海洋）

來源：《解放日報》，2011年04月12日。

附：2010年4月2日，央視記者柴靜在《面對面》節目中就“什么是公平的減排方案”專訪了中科院副院長丁仲禮院士。

丁仲禮，第四紀地質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大學校長，十二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兼任中國第四紀研究委員會主任等，國際IGBP-PAGES執委會委員，國際山地綜合發展中心理事等。歷任北京市第十屆政協常委，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

曾任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理事長等。在第四紀地質，特別是中國黃土研究方面做出貢獻。對黃土高原的寶雞、靈臺、涇川等剖面作了土壤地層學的系統觀察與對比，將中國黃土劃分為37個土壤地層單位、110個次級單位。在國際上首次從陸相第四紀沉積中建立2.6Ma以來的地球軌道時間標尺。構建了2.6Ma以來有區域代表性的黃土粒度“集成時間序列”。發現中國北方黃土剖面粒度所記錄的偏北和西北向風力強度變化與米蘭科維奇周期同相位，尤其是在10萬年的偏心率周期上，即冰盛期時風力強度最大。其主要成果均發表在國際知名學術刊物上，并得到廣泛引用，部分成果還被編入英、美出版的教科書。曾先后獲得兩項中科院自然科學一等獎和中國科學院青年科學家一等獎、團中央“中國青年科學家”獎、黃汲清青年地質科技獎、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等個人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