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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聯合 胡鞍鋼 | 中產階級：“穩定器”還是相反或其他
點擊：3997 作者：胡聯合 胡鞍鋼 來源：《政治學研究》 發布時間:2017-02-01 19:24:57
原標題 | 中產階級：“穩定器”還是相反或其他——西方關于中產階級社會政治功能的研究綜述及其啟示
關于中產階層（中產階級）（middle class或 middle classes）的研究歷來是政治社會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不過，國內對中產階層的研究直到近年來才升溫。這些研究往往都寓于一個所謂統一的共識性前提，即將中產階層肯定地視為社會的“穩定器”。實際上，無論是從理論上或者是實踐上來看，中產階層既可以是“穩定器”，也可以成為“顛覆器”或“異化器”。
一、“穩定器”理論
西方關于中產階層（中產階級）的“穩定器”理論由來已久。主張該理論的學者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包括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托克維爾、凡勃倫、西美爾、科恩豪澤、李普塞特、丹尼爾·貝爾等人。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類在本性上為一種政治動物”，而“惟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組成最好的政體。中產階級比任何其它階級都較為穩定”；以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政體是“各政體中最為穩定的類型。” 他強調國家“以正義為原則”，“正義恰正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而正義是一種“適度”，要求社會財富在各階級之間適度均衡成比例地分配，“過多和過少”都是不符合正義原則的。一切國家的公民都可以分為極富、極貧、中產階級等三個部分，其中極富和極貧的人們都不愿順從理性的引導，或狂暴放肆，或懶散無賴；而惟有中產階級的人們“最能順從理性”，最能遵循正義即中庸適度的原則行事；惟其財產“適當”，所以不致為富不仁；惟其財產“充足”，所以不會覬覦他人。他們既是一個國家中最安穩的階層，又是最適宜擔任治國理政職責的階層，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政體是最符合正義原則的，是最穩定的，也是適宜于一般國家的。
法國學者托克維爾以美國為例對中產階級的“穩定器”功能進行了闡述。
（1）在所有階級中，中產階級對財產所有權所帶來的激情“表現得最為堅定和執拗”，他們把損失全部家產視為“最大的災難”，他們是最反對動亂和革命的天然力量。很富的人財產多，并有其他許多需要得到滿足的激情，財產對其的魅力下降；窮人財產本來就少，往往對擁有的少量財產并不大關心，甚至寄希望于動亂或革命改變這一狀況。但既不豪富又不極貧的小康之家（中產階級），則極為關心增加自己的財產，因而沒有心思和精力去造反。
（2）中產階級對物質享樂的愛好不但是推動消費增長進而推動經濟增長的精神動力，而且也對社會安定提出了直接要求。“追求物質享樂的激情，本質上是中產階級的激情。”不但如此，這種激情，還從中產階級向社會的上層和一般老百姓擴散。而為了滿足這種愛好，就“需要秩序”。
（3）中產階級對基督教的普遍信仰強化了其保守性。雖然沒有哪個國家比以中產階級為代表的美國人更“愛錢如命”，“但宗教卻阻止他們想入非非，禁止他們恣意妄為”。
（4）中產階級以職業為天職、勤奮節儉、知識水平較高、理智的愛國主義、權利觀念強、平等自由民主意識突出、信守法律、熱心公共事務等人格特點，以及其社會分層中的中介地位和流動性，都在不同層面增強了其物質創造力和精神影響力，在社會上擴散了人們對現行社會制度的信任。
（5）以中產階級為代表的美國公民建立了繁多的社團組織，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建立了中間地帶，能夠對上下兩個階層都起到緩沖和制衡作用，既可以防止社會成員的原子化和一盤散沙，又可以防止政府專權以及對個人自由的不當干預和直接侵犯。其中最大量的一般性社團的作用特別突出：“一般社團不是指導人們去關心國家大事，而是把公民的注意力從這方面拉走，使公民逐漸埋頭于自己的全靠國家安全才能實現的活動，從而可以阻止公民發動革命。”
（6）最簡單的原因在于，“在文明國家，只有沒有什么可失的人才會起來造反”，而中產階級擁有的東西甚多，害怕失去既得利益是他們的天性，因此他們是不會去造反的，是希望并維護社會穩定的天然力量。
意大利學者加塔諾·莫斯卡認為，中產階級提供了一種用來測量社會力量平衡的有效性和穩定性的標準，一個社會中產階級越強大，社會就越容易保持穩定。因為中產階級是統治階級的人才甚至是最優秀人才的儲備庫和主要供應商；是相對獨立其家族和政府的人力資源，其經濟地位獨立于掌權者，他們依靠教育和科學知識獲得職業并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是對統治者行為進行公共討論的踐行者，處在各種強大利益的日常沖突之外，有公民權意識，是獨立輿論和無私的公共精神的“最大儲存庫”；奉行相互容忍的進步文化，使得不同宗教和政治思潮能夠共存，有助于完善的政治組織之形成發展；是聯結上層統治階級與下層大眾的中介，上層階級正是通過中產階級才能實現對下層社會大眾的統治和領導。
美國制度經濟學創始人凡勃倫認為，中產階級作為富裕階級（有閑階級）的一部分，生來就是保守階級，其保守性天然地有利于社會穩定。
（1）富裕階級“反對文化結構上的變化是出于本能”，生活習慣和思想習慣的任何變化總是尤其令富人生厭。
（2）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復雜性和改革的艱巨性、長期性加強了中產階級對改革的阻力。
（3）由于保守性已成為中產階級、上流社會等富裕階級的特征，因而也就有了相當的“榮譽價值和炫耀價值”，從而加強了富裕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整體的內部保守性。
（4）富裕階級的示范作用，也使其保守主義的影響力向外擴散，大大加強了對其他一切階級對任何革新的阻力。
（5）中產階級對宗教的基本教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持有一種相當愉快的同情和贊同態度”，加強了其保守性。
（6）最后最基本的方面在于，“讓一切事物保持現狀這一點本身對有閑階級就是一種實際利益”。
總之，中產階級等“有閑階級”奉行的哲學是“不論什么，凡是現有的總是好的”；他們是“社會結構中保守主義或復歸傾向的代表者或媒介物”，是維護現行社會制度穩定的主要力量。
德國學者西美爾認為，一個以中間等級占多數或優勢的社會是“可持續”的社會，并且是一個具有“自由主義性質”的社會；在該社會中，“中間等級起作緩沖地帶或者防震墊的作用，緩沖地帶和防震墊不知不覺地接受、緩和和分散在事態迅速發展時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整體的結構的種種震蕩。”這這主要是因為中間等級天然地就是一個中間斡旋階級；同時中間等級又是一個流動的階級，下層階級的人可以通過個人努力上升到中層，上層階級的人退化不合格后也可以滑落到中層。這種流動性不但保持了各階層的活力，也不斷地充實了中間等級，保持了社會既有彈性又相對穩定。中間等級還“掩護著軟弱的單一個人不受國家政府的毫無法紀的和不公正的侵犯”。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有較強的中間等級作緩沖過渡，社會變遷就往往會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相反，如果沒有中間等級的存在或中間等級弱小，社會變遷一旦發生，其形式往往是迅猛激烈的，甚至突然發生革命。
美國學者科恩豪澤認為社會中間組織（中產階級是介于社會上層與下層之間的特殊中間組織）具有促進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中間組織能完成很多首屬群體（如家庭）或國家所不能或很難承擔的許多社會任務；能滿足不同人群的不同利益需求，且有利于社會在多樣性基礎上實現一體化；它是溝通意見、展開討論的有效工具和平臺，是產生新思想、新觀點的重要源泉，是民眾學習政治事務的“免費大學”，幫助人們提高關心政治和參與政治的能力；是國家與民眾之間的政治橋梁，可約束國家或任何一個民間權力源頭壟斷全部政治資源，既能保護民眾免受政治精英的操控，防止“政治專制”的發生；又能防止政治精英為大眾壓力所左右，防止“民粹主義”。
美國學者李普塞特認為，當越來越多的下層民眾進入富裕的中產階級行列，中產階級在社會分層體系中所占的比例呈多數時，中產階級就能發揮調節、緩和、化解社會矛盾與沖突的功能，特別是可通過支持溫和的政黨、反對極端主義組織、組建和參加民間組織等種種方式，阻止激進的社會變革，保持社會政治制度的穩定。“財富的增加，會通過使社會分層結構由以巨大的下層階級為基礎的高大金字塔形，向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為主體）的菱形的改變，從而影響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 他還強調，財富的增加，中產階級的穩步成長，有利于弱化社會上、下層階級的差別特別是心理感受差距，不但會影響下層階級的政治態度，通過對現實政治的長時間觀察，有利于其逐步走上接受漸進主義的政治改良道路，增強抵抗激進主義政治影響的免疫力；而且會影響上層階級的政治態度，使其逐步改變對下層階級的輕視、傲慢等政治偏見，愿意與其分享一定的權力，從而消減社會上下層階級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促進社會的穩定。
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深入發展，美國以至西方世界正在進入后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在階級意義上的特點是，從事體力勞動和非技術工作的藍領工人階級不斷縮小，而以專業知識為武裝的中產階級占據優勢的多數地位（1956年美國的白領工人第一次超過了藍領工人的數量）。美國j已“不僅是一個白領社會，而且完全肯定是一個中產階級社會。” 這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沖突雖然仍然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的社會問題了，西方意識形態的“共識”已經產生，即“對福利國家的接受，對分權的期望，對混合經濟體制和政治多元化體制的肯定。從這個角度講，意識形態的年代已經終結。”后工業社會是一個更加注重成就自賦的中產階級流動社會，社會等級的分隔線從來不是封閉的，人們更多的是尋求通過個人奮斗去謀求地位的改善，而較少訴諸成本高昂、前景未卜的集體政治斗爭手段。后工業社會是一個中產階級的群體社會，其中的社會單位是團體組織而不是個人，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功能性經濟團體、象征性地位團體、文化表意性團體、功能性政治協會等各種社會中間組織不斷分化增生，使社會在利益多元化和分歧多元化的基礎上，不能在某一個單獨問題特別是根本的政治問題上形成統一的兩極對立意見，從而有利于保持社會根本制度的穩定，防止社會被撕裂成兩極。后工業社會是中產階級“務實政治”主導的社會，政治問題就變成了圍繞金錢分配和稅收政策而進行的和平爭議。甚至可以說，中產階級的成長壯大，“已經成為意識形態終結的一種標志和資本主義制度永恒穩定的一種保證。”
概括來說，西方對所謂中產階級（階層）“穩定器”功能的論述雖然千差萬別，對于其發揮“穩定器”功能的原因的論述也不盡相同，但總體上都認為中產階級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主要力量，是在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之間的一支主要的社會平衡力量，他們的發展壯大將阻止無產階級的貧困化，他們是勞資之間的緩沖器，是跨越階級對立的橋梁，是緩和階級沖突的中介；他們是協調和平衡不同階級利益的“平衡器”，是社會的和諧劑，歸結到一點是社會的“穩定器”。
二、“顛覆器”理論
西方關于中產階級的“顛覆器”理論也由來已久，甚至可以說是同“中產階級”與生俱來。“中產階級”（middle class）一詞源自近代英國，是當時的貴族階級用來指代和貶稱新興的城市資產階級（市民階層）的一個貶義詞。其時，“中產階級”還有一個更具譏諷意味的同義稱呼，這就是“暴發戶”（nouveaux riches）。在當時的貴族眼中，中產階級是與“唯利是圖”、“斤斤計較”、“市儈”、“庸俗”、“腦滿腸肥”、“冷酷”等特性聯系在一起的貶義詞。不但如此，“中產階級”一詞也是與“不安分”、“反叛性”、“顛覆性”聯系在一起的。這些新興的中產階級并不滿足于自己的地位，而是越來越借助于自己雄厚的經濟實力去謀求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
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新興的中產階級越來越成為傳統社會秩序的“反叛性”力量，并逐步發展成為顛覆性的“革命”力量，最終推翻了封建統治，建立了以中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統治政權。不但如此，在現代和當代世界的不少發展中國家，將不滿政府當局的社會下層群眾組織起來的往往是新興的中產階級，他們不但是現行社會的顛覆性力量，而且更是顛覆性力量的領導者。
這一點，即使是最傾向于強調秩序與穩定的結構功能主義代表人物羅伯特·默頓等社會學家也不得不承認：“然而正如經常表明的那樣，將憎恨的和反抗的人組織成一個革命群體的不是最受壓迫的階層，而是典型的新崛起(中產)階級的成員。”對中產階級之“顛覆器”理論作出貢獻的西方學者較多，其中以托克維爾、亨廷頓等人更具代表性。
法國學者托克維爾（1856年）對法國中產階級在推翻法國舊制度中的“革命”功能作了闡述。在這里，他并不是象對美國中產階級的極度贊譽那樣對待自己國家的中產階級，因為在他看來，法國當時的中產階級不是“穩定器”，而是一個“革命”的“反叛階級”。他認為，法國封建時代的傳統社會是由第一等級（王權）、第二等級（貴族）、第三等級（平民）組成的三級結構。
法國貴族在傳統社會中不但擁有許多特權，而且承擔著大量管理地方事務的功能。但是，路易十四在法國推行了中央集權改革，把原來由貴族行使的權力大部分地集中到中央手中，同時為減少改革阻力又給予貴族免稅等特權。這樣，貴族就淪為了只有特權而沒有社會管理功能的寄生階層，并逐步沒落腐朽，這樣到“18世紀末期，法國貴族只不過徒有虛名；它既喪失了對君主的影響，也喪失了對人民的影響”；而第三等級中的中產階級（城市資產階級）卻日益發展壯大，并由貴族的“競爭對手”，“過后就成為其（貴族）敵人，而且最終成為他們的主人”。
貴族制度被摧毀之后，一方面人民日益原子化，并且變得越來越政治化，一方面中產階級的力量迅速崛起，且其中的文人作家占據了原由貴族占領的精神領域的統治地位，他們祟尚“空談”，熱衷于以簡單化、理想化、絕對化、普遍化的方式對現實進行批判、對未來進行空想，大肆鼓吹所謂“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抽象而普遍的觀念與理論，鄙視改良道路，鼓吹用簡單統一的“普遍理論”和“統一方案”對法國社會進行根本徹底的改造，導致“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作家控制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占據了在自由國家里通常由政黨占有的位置”，“作家們不僅向進行這場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還把自己的情緒賦予人民”。這樣，人民的政治熱情被大規模地煽起，社會的不滿情緒則日益直接指向中央政權，最終必然導致革命的爆發，新興的中產階級就自然成了法國封建政權的最有力的“掘墓人”。
托克維爾還認為，正是在這種復雜的社會背景下，特別是中產階級的興起和其文人的“革命”宣傳鼓動、以及貴族制度的消亡，使法國“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得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人們耐心地忍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成為這場革命主要發源地的法國那些部分，恰恰正是進步最明顯的地方。”新興的中產階級特別是其文人作家提供的“消除苦難”的“革命”話語權在推翻法國舊制度中發揮了顯著作用。
最后還需強調的是，托克維爾對于1789年法國大革命后參與掌權的法國中產階級也沒有多少好感，他非但沒有講其具有“穩定器”功能，相反卻對其功能持消極態度，認為法國中產階級軟弱無力、自私陜隘、腐敗，缺乏對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的關懷，因此甚至對他們“頗為鄙視”。
亨廷頓認為，“在大多數處于現代化進程的社會中，真正的革命階級當然是中產階級。這是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之源泉”。他認為，現代化過程中的中產階級之所以是顛覆性的“革命”階級，主要原因在于：
（1）新興的中產階級往往有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他們希求從政治上保護自己的財富或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的愿望強烈，但愿望往往落空。
（2）新興的中產階級無法有效地在現行社會政治制度中尋求實現參與政治的渠道和方式，他們感到自己是被現行社會政治制度排斥在外的社會集團。
（3）新興的中產階級往往會創造和利用自己的“現代價值觀”等意識形態話語權來影響和動員社會大眾，除了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和平”、“富足”，“清廉”，“反獨裁”、“反專制”、“反貧困”、“反饑餓”、“反腐敗”等意識形態話語及其理想完美的“新社會制度方案”之外，民族主義往往也是中產階級屢加利用的重要的意識形態工具。
（4）新興的中產階級在參與政治的愿望落空和參與政治的渠道堵塞的情況下，往往會設法謀求其他社會集團（包括農民、城市無產階級、軍隊）的支持；一旦這些社會集團特別是農民的經濟社會狀況（如貧窮及對貧窮的主觀意識、對政府的不滿）達到一定的限度，中產階級訴諸“革命”的可能性及“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
他還指出，不僅在軍人和其他各種社會勢力都干政的“普力奪社會”，而且在幾乎所有類型的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里，城市中產階級的全面政治要求往往是激進主義的“烏托邦”，迎合城市中產階級激進分子的改革往往難以安撫他們，卻會導致成為“革命的催化劑”；因此，政府要維護社會政治穩定，就不但不能迎合中產階級激進分子的改革要求，而是要設法削弱中產階級激進分子的“數量、力量和內聚力”；否則，“改革”就可能演變成“革命”。
三、“異化器”理論
西方關于中產階級的“異化器”理論的提出，較早時主要源于20世紀初人們研究提出的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1871—1912法國選舉中支持極端主義運動的理論發現，到20世紀30年代則更多地體現在人們對中產階級走上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道路的理論研究上。后來，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和信息化的快速發展，新中產階級“白領”迅速崛起，在一部分西方學者盛贊新中產階級“穩定器”功能、高呼“意識形態終結”的時候，另外一部分西方學者則看到了新中產階級的日益普遍的政治冷漠、疏離等政治異化現象。
這樣，關于中產階級的政治異化，主要分為兩支，一支是研究中產階級走向政治偏執狂熱的法西斯主義等政治極端主義異化現象的，一支是研究中產階級走向政治冷漠、政治疏離等異化現象的。對中產階級之“異化器”理論作出貢獻的西方學者也為數不少，其中以戴維·薩泊斯、李普塞特和米爾斯等為最具代表性的學者。
戴維·薩泊斯認為，中產階級的基本意識形態是民粹主義，而法西斯主義是民粹主義的極端表現，或者直接稱法西斯主義就是“中產階級主義”（Middle—Classism）的極端表現。他認為，中產階級來源于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中產階級實際上就是那些擁有少量財產而又想成為獨立階級的商人、機械師、農場主等小資產階級人員，他們“提倡一種承認私有財產、利潤和競爭的制度，但其基礎又與（大）資本主義的構想完全不同”；中產階級“從一開始就反對‘大企業’，或者說反對現在所謂的（大）資本主義”。他們的經濟不安全感使其希望國家保護他們免遭大資產階級的擠壓。與此同時，中產階級也反對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運動。于是在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困難和社會緊張的大背景下，德國中產階級一方面面臨著大資本主義的壓力，另一方面面臨著社會主義的壓力，這樣中產階級就感到了強烈的“地位恐慌”，他們很自然地就選擇了民粹主義的道路，既反對（大）資本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也正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人們發現此時的“民粹主義象它過去一樣是一支可怕的力量”，“而中產階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滿身武斷”。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中產階級選擇支持法西斯主義的極端主義道路。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產階級已徹底異化，淪為了法西斯主義的最肥沃的社會溫床和階級基礎。
李普塞特認為，歷史上的德國、意大利及奧地利的納粹主義、法國的布熱德主義（商人和手工業者保障聯盟運動）、美國的麥卡錫主義等政治極端主義運動，都反映出了法西斯主義是一種中產階級的極端主義運動。“法西斯主義基本上是一種既反對資本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既反對大企業又反對大工會的中產階級運動”；“來自許多國家的數據資料證實，典型的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有產的中產階級運動”。他強調，走向法西斯主義的中產階級多是城鄉自營職業的“自由主義”中產階級，他們作為小資產階級特別是作為正在沒落的階級，對現代化大工業社會所遭受的經濟和社會壓抑心存不滿，寄希望于用法西斯主義和民粹主義等非理性的激進意識形態方式和制度來直接接管國家以解決他們面臨的困難，削弱大資產階級集團和大勞工組織的力量，恢復和提高早先中產階級擁有的經濟安全感和較高的社會地位。“隨著中產階級相對地位的下降，以及它對前進中的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的繼續仇視，它支持個人權利反對（政府）大規模權力的‘自由’的意識形態，已經從革命階級的意識形態轉變為反動階級的意識形態。”在他看來，呼喚和參加極端主義政治運動，是不同階級對工業化不同發展階段的一種反應。作為中產階級的極端主義運動的法西斯主義，往往最容易“在既有大規模資本主義又有強大的勞工運動這類特點的國家中出現”。
米爾斯（1951年）認為，“今天美國社會結構的有代表性的心理特征之一，就是系統地形成了并維系著對社會和自我的異化。”因為一方面那種以個體公民為中心、希望增加參與政治活動的機會、擴大政治權利的自由主義政治意識形態正面臨極大的挑戰，人們參與政治的熱情大大下降；另一方面，那種以階級斗爭為基礎、希望無產階級政治覺醒、由“自在階級”變為“自為階級”，從而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意識形態在美國的影響也在式微；人們所能感覺到的，往往是在巨大而復雜的現實世界中，個人離政治權力中心的距離很遠，并且越來越遠，以致于個人的政治無力感越來越嚴重。“在政治希望與政治現實之間，橫亙著兩大政黨和聯邦政府的科層體制，作為政治行動的手段，它們似乎常常在割斷直接的政治興趣的神經。因此，對無權感的冷漠就不難理解了。”在這種背景下，政治冷漠是美國政治的最切合實際的表現形式，有法定選舉權的人只有一半多一點參加投票，而且其中參與投票的人很多只是走形式而并非真的關心政治。實際上，美國大眾普遍政治冷漠，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及自己生活于其間的世界沒有什么意義，他們回避政治上的失望或滿足；政治符號對他們失去了有效的行動動力，也不能成為政治機構存在的合法理由。而新中產階級的政治冷漠和疏離與其他階層并無多少區別，他們與其他普遍冷漠的美國大眾一樣 “既不是激進派，也不是自由派；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反動派；他們是逍遙派”，是“政治的局外人”。“無論是作為一個整體，還是其新老兩翼，中產階級都無法在忠誠、要求和希望方面形成共同的符號特征”；作為新中產階級的白領，“政治消極就是他們的職業意識形態；除了在極為分散和零散的意義上，他們從未參加過任何經濟斗爭；他們甚至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缺乏最起碼的意識；他們沒有感到自己面臨了任何尖銳的危機。不能向他們提出諸如政黨、工會和階級關系這類問題，因為他們不是一個同質的階級”。在米爾斯看來，新中產階級一方面缺乏團結，也沒有機會成為獨立的集團或政黨登上政治舞臺，明顯的中產階級運動在美國政治舞臺上并不存在；另一方面，新中產階級也沒有公共地位，只是作為個人在搖擺不定和猶豫彷徨，在政治上缺乏熱情、漫無目的，如果參與政治斗爭，他們也只是站在大局已定的勝利者尾巴之后的“政治后衛”，他們“不可能成為政治上的‘平衡器’”。
四、小結與啟示
綜上所述，西方關于中產階層（中產階級）的眾多研究表明，中產階層（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功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多元的，并且是隨著社會環境與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條件、不同的社會背景下，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功能是不盡相同的，有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中產階層（中產階級）既可能成為一個社會的“穩定器”，不斷地增強社會穩定的力量，有效地緩沖和調節社會的矛盾與沖突，促進國家的長治久安；又可能成為一個社會的“顛覆器”，影響現行社會制度的穩定，轟然或悄然地危害現行國家政權，變成現行社會政治制度的“掘墓人”；也可能成為一個社會的“異化器”，或政治冷漠，成為消極無為而游離于政治之外的局外人；或政治偏執狂熱，淪為法西斯主義等政治極端主義的社會溫床甚至中堅力量。因此，那種簡單地將中產階層（中產階級）認定為社會“穩定器”的說法，在理論上是片面的以至錯誤的，并會對實踐產生消極以至有害的影響與后果。
那么，人們自然最關心中產階層（中產階級）在“穩定器”、“顛覆器”、“異化器”這三種功能之間的轉換機制是什么？或者說最根本的，人們最關心中產階層在什么條件下發揮“穩定器”的積極功能而不發揮其他兩種消極功能呢？
要對這個問題給出一個滿意的答案，實則是一件很難的事。總的來看，西方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研究也很欠缺，相關的文獻很少，即使涉及到的少量文獻也大多相當原則，很不系統。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一是相當一部分學者在理論上把中產階層預設或認定是社會的“穩定器”，根本沒有去考慮還存在其他消極功能的問題，因此自然就不存在分析研究它向“顛覆器”或“異化器”等功能轉換的問題；二是對于那些把中產階層視為是“顛覆器”或“異化器”的學者而言，他們中的一部分由于只是把中產階層看作是“顛覆器”或“異化器”，因此也沒有去分析所謂中產階層在這三種功能之間的轉換機制問題；三是對于認識到中產階層可能存在著“穩定器”、“顛覆器”、“異化器”這三種可變功能的那些學者而言，他們對于中產階層在這三種功能之間的轉換機制的論述和研究大都也語焉不詳，只有塞繆爾·P·亨廷頓等極少數學者有過很明確的簡單的部分論述，而托克維爾、李普塞特等人也在意識到中產階級可能存在兩種不同方向的社會政治功能時，簡單提及或暗含了一些分析。
例如，亨廷頓認為，中產階級（中產階層）的政治功能是隨著現代化的時間推移而逐步從革命走向保守的過程，強調隨著時間的變遷，中產階層會從最初的激進的“顛覆器”（“革命者”），慢慢鈍化為后來的保守的“穩定器”。“事實上，追溯起來，中產階級的進化可以分為好幾個階段。……首批出現的中產階級分子是最革命的；但隨著中產階級隊伍的壯大，它也變得較為保守。”“實際上，中產階級與穩定的關系，頗似富裕與穩定的關系一樣，一支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猶如普遍富裕一樣，是政治上的一支節制力量。然而，中產階級的形成卻也象經濟發展一樣，常常是極不穩定的因素。”最早出現的中產階級往往在政治是激進的，后來出現的中產階級成員則帶有更多的官僚性和技術性，更注重商業，因此也就趨向保守。簡而言之，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功能“經歷一個漸次保守的過程,其隊伍每擴大一次,就越趨于從革命轉向穩定”。此外，亨廷頓認為現行政治體制對待中產階級的策略也非常重要，對于溫和的中產階級力量及其改革要求要有策略地善于吸收，但對于中產階級激進主義則不但不能迎合，相反“最恰當的辦法乃是鎮壓而非改革”。在托克維爾看來，中產階層可能成為“穩定器”，也可能成為“顛覆器”，但是他并沒有論及這兩種功能的轉換機制。從他關于美國和法國中產階級不同功能的論述中，人們可以認識到的是，由于國情不同，中產階級的品質也會不同，從而導致中產階級的功能迥異。在美國，中產階級酷愛財產所有權，追求財富增長，同時富有職業倫理和公共精神，以職業為天職、勤奮節儉、愛國、權利觀念強、平等自由民主意識濃厚、信守法律（“愛法律如同愛父母” ）、熱心公共事務和民間社團活動，并有基督教這一“教條性”的普遍信仰的規范和約束，因而本能地信守社會秩序，自然地希望社會安定，是社會的“穩定器”。而在法國，中產階級祟尚“空談”，大肆鼓吹“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抽象而普遍的觀念與理論，熱衷于以簡單化、理想化、絕對化、普遍化的方式對現實進行批判、對未來進行空想，鄙視改良道路，鼓吹徹底的改造和“革命”，因此中產階級最為激進，自然就成為社會現行制度的“顛覆器”。在李普塞特看來，中產階級既可能是“穩定器”，也可能淪為“異化器”。如果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能夠隨著經濟發展社會而穩步地在社會分層體系中占據多數時，即形成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菱形（橄欖形）社會結構，那么，這個強大有力的中產階級就能發揮調節、緩和、化解矛盾與沖突的功能，從而發揮“穩定器”的功能；而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力量弱小時，如果它既面臨大規模資本主義的壓力，又面臨強大的勞工運動的社會壓力，中產階級就可能產生很強的“心理恐慌”和“地位恐慌”，這時候該國的中產階級就很可能淪為社會的“異化器”（如支持法西斯的中堅力量）。此外，還有不少把中產階級視為“穩定器”的學者（如亞里士多德），在高度肯定中產階級在穩定社會中發揮的積極功能的同時，也認識到中產階級的人數和力量的重要性，認為惟有當中產階級強大到足以抗衡其它兩個階級（極富上層、極貧下層）而有余，或至少要比其它兩個階級中的任何單獨一個更為強大時，社會政治的穩定才真正有切實保障；否則，一個國家中產階級人數少，力量薄弱，中產階級就會被壓迫，自然難以發揮“穩定器”的功能，國家的穩定也難以政治保障。
雖然人們對中產階級（中產階層）在“穩定器”、“顛覆器”、“異化器”這三種功能之間的轉換機制的認識還是很粗淺的，但是從中產階級存在這三種可變的功能以及可能發生功能轉換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們至少可以從中得到一些最基本的啟示和借鑒。
首先要全面而科學地認識到，中產階層（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功能是多元的，并不一定是社會的”穩定器”，它有可能成為現行社會制度的“顛覆器”或“異化器”。對于中產階層可能存在的消極作用必須保持頭腦清醒，因為只有理論上的清醒才能做到在政治上清醒，也才能制訂出正確科學的政策來促進中產階層的持續健康發展。對于國際上一些國家因對中產階層（中產階級）的政策失誤（如放任自流或錯誤打壓）而導致社會不穩或社會停滯或“改革不當從而引發革命”的歷史教訓必須引以為鑒。
其次，要充分認識到中產階層（中產階級）是一個處于社會上層與下層之間的成份復雜的社會階層，在它內部又有不同的層級（如中產階級的上層、中層、下層等）和不同的群體。這些不同層級的人們在價值觀上是互有差異的，他們的社會政治態度是不盡相同的。他們要形成統一的中產階級意識，發揮統一的階級（階層）政治功能，雖然并非不可能，但一定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
第三，要充分認識到不同的發展階段，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功能也是不盡相同的甚至是迥然相反的。對于正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認識到這一點尤其重要。如果說一個成熟強大的中產階層是穩定社會的積極的中堅力量，那么在這個成熟強大的中產階級的形成過程中，卻往往充滿了各種變數和風險。中產階級政治屬性很可能是隨著現代化時間的推移而逐步走向保守，但這種保守化的過程，也并不是一個完全自然形成的過程。
最后，最為關鍵的是要充分認識到，加強對中產階層的扶持引導對于中產階層發揮“穩定器”的功能非常重要也極為必需。
為此，第一步必須大力扶持和推動中產階層的發展壯大（只有中產階層的人員數量和比例壯大到有相當力量時才有利于發揮其“穩定器”的作用，一個弱小的中產階層很難發揮較大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很難在社會上下階層之間發揮調節和緩沖矛盾與沖突的平衡作用），盡可能地創造有利于中產階層發展壯大的社會條件和環境，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并使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多地向中產階層傾斜，盡可能地減少中產階層成員可能產生的經濟不安全感、心理壓力和社會壓力，注意防止和減少其產生“地位恐慌”，并利用政策（如保護合法的財產所有權、打擊違法犯罪）和社會輿論強化有利于公平合法創業致富的社會環境，進一步引導中產階層通過合法手段大膽致富，將新增的財富更多地用于擴大再生產和擴大社會財富總量，促進社會更多的人進入中產階層行列。
與此同時，對于這個新興的中產階層（中產階級），一方面現行社會政治體制應當進行相應的改革，增加政治體制的有效彈性，以便有選擇地為新興的中產階級開通參與政治的制度化的合法渠道，拓展政治參與的制度化的合法機會（而不能簡單地將他們排除在現行政治體制之外），并依法規范參政的程序和機制；另一方面，必須對中產階層進行整合引導，對其政治訴求要進行科學分析和合理選擇，特別要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力度、速度和改革方案的周全、穩妥，尤其要重視加強對不同類型的新興中產階級進行有針對性的引導，用主流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去規范、形塑和整合他們（而不能自由放任他們去侵蝕現行社會的根本政治體制），支持其組織各種職業性、功能單一的民間組織，適當轉移他們對政治的過度注意力；保障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發揮宗教自我約束行為、凈化心靈、鼓勵施惠從善等積極作用（抑制其消極作用），努力培養中產階層的良好的職業倫理、公共精神、法律素養和務實作風，增加他們對現行社會政治體制的認同，使新興中產階層真正成為現行社會政治體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最大限度地引導其在社會上發揮積極作用，真正成為社會的“穩定器”，堅決防止其成為“顛覆器”或“異化器”，淪為危害社會的消極力量。
（作者：胡聯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約研究員；胡鞍鋼，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原載于《政治學研究》2008年第2期，編輯時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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