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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正視：一種文化上自我糟蹋的潮流正在“所向披靡”。

我們悠久歷史養育和積淀下來的文化精華，尤其那些最馳名、最響亮、最惹眼、最具影響的——從名城、名鎮、名街、名人、名著，到名人死后的墓室和名著里出名的主人公，乃至列入國家名錄的各類各種文化遺產等等，都在被濃妝艷抹，重新包裝，甚至拆卸重組，再描龍畫鳳，披金戴銀，擠眉弄眼，招搖于市。

那些在“城改”中殘剩無多的歷史街區，忽然被聰明地發現，它們竟是一種天賜的旅游資源。已經拆掉的無法復原，沒拆的雖然不再拆了，但也難逃厄運——全被開發成商業風情街——實際上是風情商業街。

更糟糕的是被世人稱作“最后的精神家園”的古村古鎮，也在被借名“騰籠換鳥”，遷走原住民，然后大舉招商，一個個被改造成各類商鋪、旅店、農家樂、茶社和咖啡屋混成一團的“游客的天堂”；在這天堂里連一間見證歷史的博物館也沒有，導游講的故事傳說不少是為吸引游人而編造的偽民間故事。

山西“大同古城”

至于各種名人故居，大都是找來一些與其主人毫不相干的紅木家具、老瓶老壺、文房四寶，三流字畫，不倫不類地擺一擺，好歹布置個模樣；沒人拿名人的人當回事，只拿名人的名當回事。

還有那種原本安慰心靈的寺廟，不少處竟成了世俗的鬧市。至于種種文化遺產，更是這種熱熱鬧鬧重新“打造”的對象。其中的歷史的內涵、文化的意蘊、本土氣質和個中獨特的精神都到哪去了？沒人管也沒人問。

少林寺，一柱香賣6000元

有人說旅游原本就是走馬觀花的快餐文化，用不著太認真。那么，就再看看我們影視中的歷史文化吧。

我們的歷史名人只要跑到銀幕和熒屏上，不論明君重臣，還是才子佳人，大都多了一身好功夫，動不動大打出手，甚至背劍上房。他們好像都活在時光隧道里。雖然身著古裝，發型和配飾卻像時尚名模；沒有確切的朝代與地域，一切衣食住行的道具、物品和禮俗全是胡編亂造；有個老樣子就行，或者愈怪愈好，歷史在這里只是借用一下的名義，一個空袋子，任什么亂七八糟、炫人耳目的東西都往里邊塞。

《滿城盡帶黃金甲》劇照

一邊是真實的歷史被抽空內涵，只留下軀殼，再濫加改造；一邊是荒誕不經和無中生有的偽造——這便是當今國人眼中的歷史文化。

經過這樣的粗鄙化的打造，在人們眼里，古村古鎮無非是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名人故居不過是名人在世時住過的幾間屋子，廟宇都是燒香叩頭卻不知靈驗不靈驗的地方，歷史上的人物全有幾招花拳繡腿，全離不開男歡女愛，全不正經；沒有莊重感、神圣感、厚重感、甚至美感。

我們不是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掛在嘴邊嗎？如今國人從哪里能夠感知這種博大精深？只能去一座城市才有一個的博物館嗎？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編鐘

文化不精不深，怎樣可能“做大做強”？真正強大的文化一定又精又深。比如唐詩宋詞、維也納的音樂、俄羅斯文學和美國電影。只有在精深的文化中，才會有大作品和大家的出現，社會文明才能整體地提高。

問題是當下這種鄙俗化的潮流，這種放肆的粗制濫造，這種充滿謬誤、以假亂真的偽文化，正在使我們的文化變得粗淺、輕薄、空洞、可笑、庸俗，甚至徒有虛名，一邊有害于公眾的文化情懷和歷史觀，一邊傷及中華文化的純正及其傳承。我相信，在這樣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很難對自己文化心懷摯愛與虔敬。如果我們不再深愛和敬重自己的文化，再偉大的文化不也要名存實亡？

山東陽谷縣“西門慶故里”

到底什么動機與力量使這種潮流正在變本加厲？我想應當一句話戳穿，即以文化謀利。為了賺錢發財，為了GDP。GDP是衡量政績的尺度——這也是問題的關鍵與癥結之一。

任何事物進入市場，就不免受到市場規律的制約，不免依照消費需求和商業利益調整自己。但調整是科學調整，不能扭曲甚至破壞自己去換取經濟利益，就像自然資源的開發不能破壞生態。

文化更具特殊性。因為文化最重要的社會功能是精神功能。它直接影響著社會文明與全民素質。不能為了暢銷、熱銷、票房、上座率和收視率成倍增長，為了市場人氣攀升，為了利潤的最大化和“瘋狂的GDP”，而放棄文化固有的精神的準則，即文明的、知識的、道德的、真善美的準則。這準則也是文化的尊嚴，這尊嚴一旦被踐踏被玷污，文化也失去它存在的意義。因為被糟蹋的文化反過來一定還會糟蹋人的精神。

文化搭臺，經濟唱戲

由此說，問題真正的要害——不是拿文化賺錢，而是糟蹋文化來賺錢。還有比這樣賺錢更無知、更野蠻嗎？

當社會文明素質上升時，愈美好的東西愈有市場；當社會文明素質低下時，愈鄙俗的東西愈有市場。為什么我們為贏得市場和收視率就去遷就低俗，甚至不惜糟蹋我們的文化？

我們是否聽到我們的文化正在呼叫：不要糟蹋自己的文化了！

任何有文化良心的人，都不能回避這個聲音。

山西云丘山，正在消失的古村落

本文原載于《文匯報》，配圖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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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如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整體情況如何？

馮驥才：十幾年過去了，從做出的一件件事來講，民間文化保護有了一個輪廓：有法律保護，有《非遺法》；確定了一批傳承人，也有了一些資金支持。有些國家，比如俄羅斯，就沒有做這些整體性的非遺保護。這些成果跟知識分子的呼吁、媒體發出的批評聲音、公眾的文化保護意識密切相關。

這些雖然慢慢建立，但都擋不住非物質文化遺產被破壞的勢頭。前幾天我在北京開會，我說我們的“非遺”正遭受第二輪破壞，主要原因有：

第一，申遺時，帶著政績需求，目的不純。申遺成功了，政績提升了，“非遺”就被扔在一邊了。

第二，雖然給傳承人發補助，但很多時候，他們見不到錢。有一次，我們想給日本、韓國等非遺保護做得好的國家介紹我們的經驗，就近帶他們去看了天津的國家級非遺“皇會”。現場，老人把傘蓋等表演的家伙擺出來，那是乾隆年間的老東西，外國人一看，全傻眼了。我問那個會頭，國家給傳承人的資金補助，你收到了沒有？他說，什么補助，不知道啊。我當時一聽，壞了，我知道很多人收不到，別讓日本人看咱笑話，把他支走了。現場，我寫了個單子給他，“馮驥才欠某某會5萬元”，叫他憑此為證，到我的工作室來拿錢。他不好意思來，后來協會派了一個人把錢給了他。

第三，非遺成為省級、國家級保護對象之后，有了知名度，就有企業進來開發。你想，民間的文化首先是自娛自樂的，又是手工的，承受力很小，很脆弱，和機器生產不一樣，不能大量復制。比如說，湖南隆回有一支花瑤，他們刺繡非常精美，我們把這個刺繡列為國家級非遺。名單一公布，馬上就有人把刺繡開發成旅游產品。現在，這個刺繡簡直不能看，就跟電腦畫的一樣，什么文化內涵都沒有了，大量復制。再這么下去，過十年，花瑤的刺繡就會消失。

第四，沒有專家支持，這是非常嚴重的原因。在日本、韓國，他們把非遺稱為“無形文化遺產”或者“人間國寶”。他們的做法是，比如說你是一個手藝很絕的木工，你的周圍就有一個專家組，會主動幫助你，給你制作檔案，幫你出主意，告訴你如何堅持自己的特點。對于天津皇會，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做的。因為這些非遺，是代代相傳的，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形成了自己的個性，但不見得他們對自己的東西有認識，這得依賴專家。可是，我們的非遺，可以說，95%以上后面是沒有專家支持的。

第五，城鎮化的影響，這是最致命的。我們有一個調查，這十年，每天約有90個村落消失，這既包括傳統村落，也包括自然村。我們歷史文化的根在村落里，我們的非遺絕大部分也在村落里，我們少數民族的文化也都在村落里，如果村落消失的話，這些都不存在，就無所依附了。這些村落消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城鎮化。粗暴的城鎮化進程對中國文化的根，特別是對非遺，是一種斷子絕孫式的破壞。城鎮化把村落徹底鏟平了。比如說，我們這個村落里有種特殊的音樂，只有我們這個村落有，如果村落消失，這個音樂也就沒了。這不是說有幾個會音樂的人在，就能傳承下去，而是這個村落里的人都喜歡這一種音樂，有這樣一個文化土壤、文化空間。總體來說，民間文化一方面在稀薄化，大量地減少，另一方面，它變得流動，越來越不確定。

新京報：也許要和鄉村建設兩相結合，使之成為活態的接地氣的保護。

馮驥才：對。我們首先把傳統村落“過一遍篩子”，選出一批來保護，已經公布了第一批名單，馬上要公布第二批。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研究保護標準，必須要有一套辦法，我們正想組織一批專家來制定這個辦法。沒有辦法，是行不通的。這是很重要的事，我們正在抓緊時間展開。

新京報：當我們談論民間文化遺產保護的時候，是不是已經把它作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在看待，而不是覺得它是自身發展或者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正常現象？

馮驥才：對，民間文化本來是生生滅滅的，人們不再認同，就會放棄它，這是很自然的。有些東西，人們不喜歡它，它會消失，誰也沒有力量挽留，這可以稱為“正常消亡”。我認為，這是事情的一面，但是有另外一個問題：我們這個社會不是一個線性的發展，從“文革”進入改革，從計劃經濟一下進入了市場經濟，又一下子城鎮化了。這樣的“急轉彎”，有些東西消失得太快，你都來不及思考。特別是進入市場經濟之后，人們對物質的要求很高，輕視精神的價值。

還有，這些年的社會變化，使得我們缺乏歷史情感、文化情懷。我們對我們的文化不太在乎，這跟西方不一樣。幾年就把所有城市都變成了一個樣，這在其他國家沒有發生過。這個時候，我們要特別提出文化保護，在一個非正常的轉型時期，不能完全讓民間文化正常消亡。

新京報：說到市場經濟，在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如何面對消費主義的侵襲？如果我想做民間文化保護的志愿者，這可能是要首先面對的問題。

馮驥才：這個問題挺麻煩。我曾強調，要和文化產業死拼，文化產業的觀念是絕對錯誤的。我也說過，中國有三個產業化讓我們積重難返，一個是教育產業化，一個是醫療產業化，還有一個是文化產業化。這樣一來，教育、醫療、文化都向錢看，那這個民族壞了，我們沒有長遠的追求，特別是沒有純精神的追求，沒有精神綠地了。文化產業化扭曲了很多人的價值觀，認為文化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賺錢，所以很多愿意保護文化遺產的人，他們看到當地人賺錢了，甚至覺得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們對文化本身的價值并沒有足夠的認識。這一點，需要苦口婆心，反復不斷地講，要重視文化價值。

新京報：我注意到文化遺產保護遇到的一個難題：保護會引發關注，關注有時會不可避免地被商業利用，即使沒有旅游開發，也可能由于過度的關注，人來到現場觀摩，而有所破壞。你怎么看待這一問題，如何解決？

馮驥才：曾經有朋友告訴我，馮驥才你知道嗎？你是好心干了壞事。他的理由是，你看到一個好東西，四處喊，喊了以后，誰都想伸手拿到家里去。但是我覺得，好肯定是要說的，不能讓它自然消失。從西方來說，你比如，大家都說盧浮宮好，世界上每天有很多贊美盧浮宮的文章，但盧浮宮并沒有因為這些贊美而消亡。關鍵之處，還在盧浮宮的管理。

我舉一個另外的例子。我去凡爾賽宮的時候，有人請我看一間60平米大小的屋子，這是以前皇室人員去大廳在這里短暫休息的地方。這屋子曾經漏雨，損壞很嚴重，后來開始修繕，我去的時候剛修好，在里面卻不覺得是剛修的。我一問，才知道這屋子修了16年。60平米，修了16年！屋子里椅子的墊布都拿出來研究，什么材料，什么方法織的，都有專門研究。這樣對待文化的態度，你說敬畏，什么是敬畏啊？我們什么地方敬畏，嘴里敬畏啊。我們應該反思一個問題，我們是不是真正地熱愛我們的文化，是不是真的熱愛？

我也在反思：國家到底把文化放在一個什么位置。這個問題必須反省，不然我們無論怎么做，也不太能解決問題。實際上，我和你說的這些話，如果不是我說，換一個高級別的領導人來說，那個作用比我大得多。我說的話，只不過比一般老百姓的聲音大一點而已。另外，我們知識分子有什么樣的文化責任感，也需要反思。全球消費化的時代，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公民也需要反省，最需要反省的是，我們有沒有公共意識？我們說的這些話題，都跟個人沒有直接關系，而是與公共空間有關。

本文來源：《新京報》2013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