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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當前，控訴反右派斗爭成了主流輿論的政治正確，反右派斗爭似乎變成了所謂“中國共產黨迫害知識分子”的鐵證。這幾天在各個微信群，許多人都在轉一個帖子，內容是某網絡平臺高層的“酒桌談話”，炫耀他如何捧紅了湖北省作協方方主席的《軟埋》，里面提到方方繼承了右派作家張賢亮的傳統：

【“某總”明確指出，“文藝什么的標準要靠后，政治和歷史性的顛覆主旨更重要”，而在“在海外看到的土改小說，有國民黨官二代和大地主流亡后人寫的，對于歷史和政治的顛覆力度，都遠不如方方這部書”，“張賢亮公開說他的小說都是政治小說，中國今天又到了政治小說最缺乏的時候了。”“某總”說“最后清算的時候要到了，不需要有什么顧忌，這個時候還畏首畏尾，在未來的潮流中間肯定落伍”。】

顯然，這和控訴反右派斗爭的主流輿論的政治正確頗有區別。但是我估計主流輿論一定還會在反右派斗爭60周年之際大炒所謂“中國共產黨迫害知識分子”。筆者在這里不想重復《歷史決議》中的結論，僅僅是結合幾個右派人物來談談自己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看法。

第一類右派是以丁玲和艾青為代表的人。這些人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中被劃為右派，而在改革開放以后又因為堅持社會主義而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表示憂慮，而被稱之為“極左”派。丁玲曾經不無諷刺地表示，當初把我打成右派的那些人，就是現在攻擊我“極左”的那些人。

毫無疑問，丁玲和艾青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甚至要比把他們打成右派的投機分子周揚之類還要左一些。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所謂右派本身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不同社會環境下具體的標準也是不同的。之所以丁玲與艾青在改革開放以后被視為“極左”派，主要是中國的社會環境太右了。不要說是嚴格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標準，即使是按照聞一多這種民主人士的標準，他們也的確還是偏右了一些。聞一多就在其著名的演說《艾青與田間》里邊這樣評論艾青：

【一切的價值都在比較上，看出來。(他念了一首趙令儀的詩，說：)

這詩里是什么山查花啦，胸膊啦，這一套諷刺戰斗，粉刷戰斗的東西，這首描寫戰爭的詩，是歪曲戰爭，是反戰，是把戰爭的情緒變轉，縮小。這也正是常任俠先生所說的鴛鴦蝴蝶派。(笑)幾乎每個在座的人都是鴛鴦蝴蝶派。(笑)我當年選新詩，選上了這一首，我也是鴛鴦蝴蝶派。(大笑)

艾青當然比這好。也表現人民及戰爭，用我們知識分子最心愛的，崇拜的東西與裝飾，去理想化。如《向太陽》這首詩里面，他用浪漫的幻想，給現實鍍上金，但對赤裸裸的現實，他還愛得不夠。我們以為好的東西里面，往往也有壞的東西。

如在太陽底下死，是Sentimetal的，是感傷的，我們以為是詩的東西都是那個味兒。(笑)　　我們的毛病在于眼淚啦，死啦。用心是好的，要把現實裝扮出來，引誘我們認識它，愛它，卻也因此把自己的狐貍尾巴露出來了。

這一些，田間就少了，因此我們也就不大能欣賞。

胡風評田間是第一個拋棄了知識分子靈魂的戰爭詩人，民眾詩人。他沒有那一套淚和死。但我們，這一套還留得很多，比艾青更多。我們能欣賞艾青，不能欣賞田間，因為我們跑不了那么快。今天需要艾青是為了教育我們進到田間，明天的詩人。但田間的知識分子氣，胡風說拋棄了，我看也沒有完全拋棄。如《自由向我們來了》，為什么我們不向自由去呢?艾青說“太陽滾向我們”，為什么我們不滾向太陽呢?(笑，鼓掌)

艾青說自己是農民的兒子，我說他是農民的少爺，田間是少爺變農民。】

第二類右派是以至今尚未被平反的林希翎為代表的。其當時的言論，即使是按今天的標準來看，也仍然觸及了國家的底線。但是，林希翎并不是的單純地反對中國共產黨，恐怕更多的是個人性格中的孤芳自賞與狂傲不羈。其對于西方國家的所謂自由民主制度不但不崇尚，同樣進行批判和反對，基本上走到哪里都被視為不受歡迎的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為《大右派活化石林希翎傳奇》所撰寫的前言談到了這方面的相關情況：

【林希翎是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代表性、標志性的人物，這不僅是因為她當時影響很大，她在一九五七年的活動及以后的種種遭遇，涉及黨的上層、民主黨派、文藝界、新聞界與校園里的大學生──這幾個方面正是鳴放與反右運動的主戰場;而且她是至今未平反的右派，是特意留下來以證明反右運動的正確性與必要性的「標本」，這樣，就把林希翎推到了一個「歷史人物」的地位：她成了中國一九五七年右派及其精神的一個象徵。但她自己卻一再聲稱，這是一個歷史的大誤會：「我會成為政治人物，新聞焦點，全是歷史的錯誤。我痛恨政治;我只是希望在以后的歲月里，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搞一些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這里所包含的不得不扮演歷史所派定的角色的個人性的悲劇，同樣具有典型性。因此，我們研究「一九五七年學」，不能不談到林希翎。……一九五七中國校園發生的這一切，一直處在中國最高領導層的密切注視中。林希翎在北大、人大發表演講以后，《人民日報》立刻被以「內參」的形式上報，劉少奇遂即作出批示：「極右分子。請公安部門注意」。可以說，從一開始，「無產階級專政」之劍已懸在林希翎的頭上。

一九八三年，林希翎到了香港，一九八五年又來到臺灣探望離別數十年的父親。人們以為她會對臺灣大加贊揚，卻不料她一開口劈頭就拒絕了臺灣當局強加給她的「反共義士」的頭銜，斷然表示「如果要我發表反共聲明為條件的話，我寧愿回大陸去坐牢」，并以她所特有的坦率，直言對臺灣的不滿：「臺灣的生活比大陸高，許多地方的毛病則差不多」，「在這里聽你們唱一個調子：『反攻大陸』等等反共八股，實在讓我討厭死了!這里的新聞封鎖，也把我腦袋都憋死了!」 林希翎立刻投入到臺灣爭取民主運動中去，并且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如她自己所說，「我在臺灣的這次『民主假期』中的大鳴大放，之所以會在臺灣同胞心中激起如此熱烈的反響，就正如我在一九五七年在大陸的大鳴大放中的情形完全一樣，并不是在于我有什么新發現和新創舉，而完全在于我講那些別人不敢講的真話。在大陸和臺灣的國共政治生活中，我始終還是扮演了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那個三歲小孩的角色」。

后來林希翎臨時去香港，國民黨當局遂借機禁止她再入臺灣，林希翎終于成為兩岸都「不受歡迎」的人物。──這里，還有一個插曲：據林希翎說，她到了臺灣以后，「曾有多少人來開導我說，海外有很多學人在兩邊跑，兩邊討好，兩邊都當貴賓，他們來去自由。有人就說：『林希翎，你怎么弄得兩邊不討好，那么笨』」;林希翎的回答是：「我本來就不想討好(兩邊的)那些官僚」，這也可以說是本性難移吧。

她后來定居法國，沒有安分幾年，當歐盟出兵科索沃，她又站了出來，參加反戰運動，發表了許多激烈的言論，和法國當局與當時的輿論主流相對抗，又成了不合時宜、不受歡迎的人物。以后，臺灣民進黨執政，林希翎當年曾支援過他們反對國民黨獨裁的斗爭，因此被邀參加陳水扁的總統就職典禮，她還是實話直說，公開發表演說，反對「臺獨」，又與新任臺灣當局不歡而散。──她恐怕與任何當權者都是無法合作的：這是一個永遠的反對派。】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林希翎在晚年還積極參加愛國活動，并因為兒子被邪教輪子功害死而積極反對邪教。這和下面所說的這一類右派的表現是大相徑庭的。

第三類右派分子是以茅于軾和張賢亮等等為代表的反共右派。這些人狂熱地吹捧美國及自由主義，對于中國共產黨近乎露骨的敵視。這些方面的言論非常多，我就不在這里一一列舉了。借某總的一句話，這些人就是要“最后清算”。(也有人說張賢亮等人并未被打成右派，是80年代看右派吃香才冒充的。因其很大程度上已成右派的化身，這里暫且將其算作右派。)

說完了右派，再說說反右派斗爭的情況。反右派斗爭應該對于上述三種人區別對待，集中力量打擊第三類右派分子，對第一類和第二類的分子最多批評教育就可以了。可是事實上，由于很多人具有歷史的積怨，出現了利用政治運動打擊報復的情況。這一點在文藝界表現得特別明顯。就當時文藝界的情況來看，周揚和夏衍等人與丁玲和艾青等人組成文藝界的兩大山頭，雙方水火不容。實事求是的說，丁玲和艾青等人要比周揚和夏衍等人更加正派一些，也相對偏左一些。但是由于周揚和夏衍等人是文藝界的主要領導人，所以就借這次政治運動把對手整倒了。

其他領域的情況也與文藝界大同小異。比如說，在歷史學界，有一個被打成右派的著名歷史學家趙儷生。然而，有人做過考證，發現最早的提出要“揪出歷史學界的反革命分子”的文章就是趙儷生寫的。早在1951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其就提出了歷史學界也有應該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現在他說的是誰已經無從考證，但是，我們基本可以確認肯定說的不是他自己。總之，反右派運動中有很多“文人相輕”的因素。

另外，一些人被打成右派也和個人的作風有很大關系。比如說，前面提到的這些著名右派分子里，艾青和張賢亮雖然在政治觀點上有很大的區別，但是男女關系上都有很多讓時人不滿的地方。像艾青就和有夫之婦通奸，讓人家生下了兒子，即著名的艾胖子。當時，人家的丈夫還把艾青告上了法庭，最終判處艾青緩刑。雖然后來這兩個家庭又發生了重新的組合，艾青與艾胖子的母親結了婚，但是恐怕其身邊的人也不會很欣賞這種做法。張賢亮更不必說，明確表示自己不接受一夫一妻制，情人遠不止二十個。這種情況下，周圍的人肯定不滿，于是就借反右派運動之機把他們整倒了。

王安憶在其著名的小說《叔叔的故事》里邊就刻畫了一個到處通奸的右派形象，甚至在落難時期也一樣改不了這個毛病，被平凡以后更是變本加厲，最終在德國又出了事。有人說其原型很可能是張賢亮，但是更多的人表示身邊的右派普遍都是這樣。上述林希翎為代表的第二類右派也可以歸類于個人的性格。正如王安憶在小說中寫的，這些人即使沒有反右派斗爭，結果可能也不會兩樣：

【于醫師的丈夫是一個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開除了公職，下到生產隊里勞動改造，和農民一樣憑工分吃飯……他一點不肯打起精神，表現出改造的積極性，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況，反是一任消極頹唐到底，顯得特別的落拓，很露骨地表示著他的頑固與抵抗。是他，使我認識到有一類人所以成為右派，是由性格決定的。他們并不是對某一種現實不滿，而是對一切存在不滿。他們對人生抱著暗淡的心情。同時他們又缺乏忍耐和自謙，往往是自我中心者，就必須將這心情發泄出來。他們表現得與一切意見激烈相左，什么都不會合他們的意。倘若不是成為右派，他們的處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最后談談對于右派的平反。筆者個人認為，不能說一聽到平反就是對的，平反正確的前提是案子確實有冤情。通過上面典型右派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要是按照五十年代的標準，那么被打成右派的，不能說全部，至少絕大部分的確是右派。但是，這個標準劃的有點太高了，對一些人，主要是第一類和第二類的人處理也太重了。因此，對于這兩類人不管平不平反，都應該改善其待遇。例如，在1973年毛澤東就曾經親自過問林希翎的狀況，得知其已經被捕入獄以后，要求立即釋放并安排工作。這種做法是完全正確的。

然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平反中，一方面存在一些一風吹的現象，一些不該平反的人平了反。另一方面，一些該平反的人卻長期得不到平反。像上文所說的林希翎就始終沒有得到平反，丁玲和艾青雖然被平反了右派的問題，卻又被戴上了“極左”的帽子。茅于軾和張賢亮為代表的一大批反共右派卻是被百分之百地平反了。這恐怕不能不說也是一個問題。在這里，就用著名反共右派茅于軾的話作為文章的結尾吧：

【就事論事而言，我也不認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說：某某人被錯誤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認為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