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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彬：中國底層借貸的灰暗江湖
點擊：3300 作者：彭彬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3-27 11:47:42
中國底層灰暗民間借貸：暴力、色情、艾滋病催收……這個江湖充斥著無數的灰暗與暴力。
一、裸貸女孩被逼肉償
民間借貸亂象頻發，其中最瘋狂的是裸條借貸。
去年2月，李麗因為創業，注冊了一家網絡借貸平臺。據其回憶，該平臺實行實名制，必須上傳身份證、學生證以及填寫家庭信息，包括家里人的聯系方式。李麗表示，她通過該平臺第一次借了500塊錢，周利息30%，因為沒還上，重新借了新債還舊債，周利率仍為30%。利滾利后，李麗更加無力償還，總欠款已達5.5萬元。
李麗不敢聲張，想再次通過借新貸還舊債的方式來還款。此時，對方已不再輕易借款，要求李麗手持身份證拍裸照作為抵押。無奈之下，李麗只得照做。很快，新的還款日到了，李麗仍還不上。對方表示，不還款的話就會把照片發給家人甚至在網上公開。
李麗稱，身邊很多女同學都被卷了進來，但她們不大愿意講出來。
裸條借貸形成一條灰色產業鏈。有騙子專門騙女生裸照，賣家匯總后在Q Q群中打包出售。此外，還有賣家進行業務延伸，稱可以介紹一夜情、包養等服務，95后女生為借款三次被騙裸照。
山東的一位女孩王穎，還曾被逼迫肉償。
二、天津小伙3700元晚還兩小時被逼賣房
民間借貸，并不只是姑娘受害。
“我實在被逼得沒辦法了。”天津小伙王平沒想到，在民間借貸平臺自己晚還款一個小時45分鐘，會被迫賣掉房子，丟掉工作。
王平1981年生于內蒙古興安盟扎賚特旗，2009年結婚后，每個月工資基本上都上交給妻子。2012年在內蒙古的父母房子裝修，差三萬塊錢。
“父母養我這么大，裝修時我不出點錢說不過去，但怕跟妻子說后，引起家庭矛盾。”王平思來想去，最終決定找小貸公司借款3萬，月利率9%，每個月還4000多。
此時，王平的工資并不高，為了還這筆錢，并每個月按時上繳工資給妻子，王平還找了同事借錢三萬。就這樣還了一年多，總算把這筆錢全部還清。
“前后還了差不多七萬，工資都貼進去了，還欠了同事錢。”王平說，小貸公司的第一筆借款透支了他的還款能力。
2014年6月，王平所在的公司大范圍裁員，王平也在其中。當時王平拿了三萬多的裁員補助金，王平把這筆錢先還給同事，不料妻子經常追問這筆錢的去向。
“當時我被問得實在受不了。”2014年10月，王平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底薪一萬。在去上班前夕，王平找到一家民間借貸公司，借款三萬，月利率6%。扣除了戶費等費用，到手是兩萬多，一年為期，每個月需償還4700元。
王平一邊交錢給妻子，一邊還錢，到2015年2月時，王平手頭上已沒有余錢償還。王平當時打電話給平臺溝通，問是否能夠緩兩天？當時對方也答應了，但過兩天借款平臺直接找到他，讓他拿出五萬多元，把借款全平了。
王平無奈，以月利率8%又從一家借貸公司借款5萬，實際上打了7萬的借條，把前面的借款還清。
為了償還新的借款，王平又在2016年5月3日，通過中介機構，向一家平臺借款4.7萬元，約定20天為一個還款周期，還款日5點前還錢，每個周期連本帶息還款3900元。
隨后，王平又通過中介借款兩筆。其中一家借款4萬，月利率6%，實際到手3.5萬。另外一家借款3.5萬，月利率8%，實際到手3.25萬。
7月21日，王平向借款4.7萬元那家平臺還款晚了一個小時四十五分鐘，當晚這家平臺就上門，讓王平給八萬塊錢清賬。王平拿不出來，對方當晚把王平帶到一家洗浴中心，限制通話。此外，還有數人一直住在王平家。
“這些人就住在家里的床和沙發上，也不走，王平又被帶走了，當時被嚇死了。”王平老婆張莉說。為了救王平出來，張莉和王平母親商量，決定把房子賣了還款。
借貸平臺稱，他們這些人一天成本是兩萬，賣房周末不能成交，周一給錢需要付15萬。對方還稱，他們負責人馬上要去五臺山，如果去之前辦不成，接下來發生的討債費用還要算在王平一家頭上。
借貸平臺建議王平先借錢把這15萬還上，并提出可以幫忙從其他平臺借款40萬，順便幫王平其他債務平掉，等王平把房子賣掉后，再還錢給那家平臺。
“他們說去平賬，可以更便宜些。”王平說，當時自己吃飯，上廁所都有五個人跟著，持續兩三天，精神處于崩潰狀態，稀里糊涂地就答應了。
隨后，這家借貸平臺工作人員代王平去另一家平臺借了40萬元，錢存入王平的賬戶后，表示這是幫王平借來的錢，分兩次存入王平賬戶，當天下午王平按其要求，將39.09萬元分兩次提出，交給了供貸平臺的工作人員，房子在張莉的張羅下成功賣掉，總共得款63萬，其中13萬還了房貸。
隨后，借款平臺人員帶著王平來到銀行，取走了剩下的50萬，并撕毀了借款合同。此后，王平再也未能和對方取得聯系，而說好的平賬，也不見了影子。
根據王平提供的錄音，王平和母親一起去一家借款公司，對方稱沒有收到錢。21日，王平給一家平臺打電話，對方也稱沒收到錢，可以幫他問問另外一家平臺。
此后，記者以想借錢的名義，打電話給王平提供的一家平臺老板電話，并自稱想借錢，對方稱知道王平的事情，錢的確他沒收到，現在忙，隨即掛上了電話。當晚，王平表示平臺再度找他催債。
“我們連房子都沒了，居然還不愿意放過我們，現在哪怕剩余的15萬我們不要，能把所有賬都平了，我們也能重新開始生活。”張莉說。
王平夫婦曾向警方報警，未獲受理。記者曾陪著王平來到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墻子派出所，辦案民警表示，公安部門只負責刑事和治安，這類民間借貸只能通過法院解決。
三、監獄改造模范深陷民間借貸二進宮
湖北隨州余明的故事更讓人嘆息。
2003年，因借錢10多萬元未還，余明以詐騙罪被判刑8年。后因在監獄中積極改造、表現突出，先后三次減刑，余明于2008當年7月1日刑滿釋放回鄉。
多位知情人士表示，出獄后，余明開始嘗試做生意。2009年4月，余明發起成立隨州夢欣三合有限公司。工商資料顯示，該公司注冊資本1000萬元，余明個人出資500萬元。經營范圍包括衛浴、廚具、建材材料銷售；裝潢設計、安裝、加工。
此后，余明一度擁有3家建材裝飾公司、一家服飾公司，員工達300余人，在當地人眼里，余明儼然成為一位成功人士。
與此同時，余明開始對外捐款，其中最早一筆捐款發生在2009年下半年，余明來到自己服刑的襄南監獄捐款1萬元。此后數年，余明積極向襄南監獄“愛心基金”捐款10余萬元，并多次走進監獄現身說法，鼓勵犯人積極改造。此外，余明還雇傭了一部分刑滿釋放人員作為公司員工。
余明的上述行為，很快被當地樹立為監獄改造轉化典型，當地媒體多次對余明的各種行為進行報道。湖北省社區矯正安置幫教工作領導小組還授予余明“湖北省刑釋解教人員勤勞致富先進個人”榮譽稱號。
據當地媒體2014年報道：“余明作為曾經歷坎坷的老大哥 ，想幫扶每一個 走進高墻，重新改造的同伴 。去年年底，余明投資800萬創建了占地40畝的陽光教育基地，如今廠房也開始搭建，今年年底可完工，可吸納500多人就業，陽光大門向每一個想重拾人生的刑釋人員敞開。”
以“陽光教育基地”為名，余明與數十名隨州市民接觸，以謀求借錢。據借款人李某某介紹，2013年3月份，余明將她帶到“陽光教育安置基地”擬建場地上參觀，希望能借給他錢用于工程建設。余明聲稱：“省市兩級某行政機關即將為自己的陽光教育安置基地撥款數百萬至千萬元，但款項尚未到位，為不影響工程進度，希望借錢先行開工，待政府撥款到位后，立即連本帶息歸還。
余明還向李某某出示了政府機關授予的牌匾、新聞報道等，并將自己的房產證作為抵押。李某某覺得對方具有官方背景，值得相信。2013年3月至當年9月份，李某某總共借出260萬元，除部分是自己的積蓄外，大都是從家里親戚、鄰居等處借來的，還借了五六萬元的高利貸。
楊某某稱，“陽光教育安置基地”掛牌時，當地司法局的確有領導參加，他本人也因此加深了對余明的信任。
“當初余明以司法局撥款暫時未到，開發工程需要短期墊資為由，向我們尋求幫助，并承諾我會用生命護衛你們對我的信任！”借款人周某稱，雖然自己當時心懷戒心，也建議拒絕，但她愛人姜某曾是當地一家媒體，曾與余明有接觸，被余明扶貧濟困和各級媒體的報道所惑，一次次對她說“我相信他的人品！”最終，周某與丈夫姜某合計被騙90萬元。
除了姜某，當地還有一位被余明騙去數十萬。不完全統計發現，已經至少有31人被騙，合計被騙金額超2000萬元。
根據檢察院起訴書，余明稱，自己借款時為了融資進行擴大再生產，以月息10%利率進行民間借貸，到2012年，余明已借款800余萬元，每月需要支付利息80余萬元，正常利息已經不能支付到期利息。
為了能夠支付到期，以保證資金鏈不斷裂，2012年8月至2015年7月，余明及其妻子虛構接到武漢市經濟開發區龍湖社區二期還建房400萬元欄桿工程能夠賺錢，建設隨州市曾都區陽光教育基地爭取財政1000萬元撥款，爭取撥款開稅票，爭取撥款行賄、銀行貸款行賄等事由，向社會公開宣傳，以高息回報為誘餌，向社會公眾非法吸收資金，實際從江和翠等26名被害人處非法集資1704.72萬元，其中其妻子直接參與集資332.4萬元。
四、艾滋病催收隊全年無休
巨大的借貸需求，也催火了催收行業，暴力催收，騷擾催收，甚至還出現了艾滋病催收隊。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們身體弱，也找不到其他工作，只好干這個。”記者曾以想要催收淮安一筆25萬生意欠款的名義，聯系上自稱是艾滋病人催收團隊負責人張大彪時，他正帶著團隊成員在安徽催收。
張大彪出生在亳州市利辛縣，當地在上世紀90年代初“血漿經濟”紅火一時。由于賣血設備被污染，多位當地村民感染，自1995年利辛縣發現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以來，該縣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超過千例，產生了不少“艾滋病村”。
張大彪稱，自己也是因為賣血漿被感染，為了活下去，他把周圍三四個村莊艾滋病患者組織起來，以幫別人催收為生。
據張大彪介紹，他們團隊的收費標準為欠款總額的30%，但還收取前期費用，標準為每人每天700元。待欠款到手后，前期費用從其提取的30%中扣除。
“只要我們去的，沒有要不到錢的，你這個賬款估計去四五個人就夠了。”為了增強信任，張大彪描述了自己今年一次催收的經歷。
去年3月，張大彪受一家公司委托，到河南一家民營企業催收100萬欠款。他帶了十幾個人過去，一亮艾滋病證，老板當時臉都綠了，保安也不敢上前。張大彪稱，老板當時就想走，他一使眼色，兩位婦女就跟了上去，按住老板車門……“沒兩天，我們就收到老板的欠款。”張大彪稱。
據張大彪介紹，他們在催收時，還會采取假裝犯病的策略，在地上打滾干嘔，口吐白沫等手段，給欠款人施加心理壓力。
記者在百度貼吧等看到，類似張大彪的自稱艾滋病催收團隊并不罕見，一些催收團隊還會直接留下自己的聯系方式。而在各大催債論壇上，也能看到雇主四處詢問：“我想找艾滋病人催收，怎么聯系？”
五、如何化解民間借貸之困？
民間借貸亂象頻發，背后是民間融資難。
山東信常律師事務所主任祝圣武表示，試圖通過房產抵押，為自己創辦的律所向山東某銀行進行貸款，結果遭到信貸員拒絕，信貸員稱，經營未滿三年，因此沒辦法辦理經營貸款。祝圣武吐槽：“像我這樣經營不滿三年的小微企業，根本就沒有資格經營貸款。”
很多企業，沒有辦法，只得尋找民間融資，最終死在了民間借貸。2011年9月20日，溫州眼鏡行業龍頭企業浙江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失蹤，并于9月21日確認由于負債過高、資金鏈斷裂而逃跑。而相關報道顯示，緊接著在9月22日一天，溫州就有9個老板跑路，網上還爆出了一份《溫州老板跑路清單》，涉及金額從幾千萬到十幾億不等。
不過，3月10日，周小川在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時表示， “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這種現象近年來依然始終存在，但是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融資比例實際上每年在上升。
既然小微融資比例都在升，為何還有那么多悲劇呢？
（來源：昆侖策網，根據網文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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