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核武之外,朝鮮的經濟在如何運行?純國營計劃?答案或許出乎意料。市場經濟,才是朝鮮一直未崩潰的基礎條件,只是它太隱蔽了。
朝鮮市場經濟的“不可描述”,大概起源于布魯金斯學者海西格和歐(Ralph Hassig and Kongdan Oh)2009年出版的一本書,《朝鮮的隱形人:隱士王國的日常生活》。他們以“隱士王國”來形容朝鮮,平壤大街上的市民們表面上都包圍在沒有差別的藍螞蟻外衣下,但是仔細分辨,會發現其中一些在使用藍牙耳機,一些人脖子上掛著金項鏈,女性手上的挎包也能依稀分辨出歐美的名牌。這些靜悄悄的變化幾乎每天都在增加,以至于,朝鮮人自己都已經把平壤、羅津等地出現的新富稱為“金主”階層,代表著朝鮮社會生活中一個新興的中產階級。
平壤女孩(攝影:Eric Lafforgue)
這個社會現象的背后,是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的市場化進程。只是,這一“市場”經濟長期以來都以黑色或者地下經濟的不合法形態存在,直到最近幾年規模日大變成龐大的影子經濟或者灰色經濟,按韓國首爾國立大學的Byung-Yeon Kim教授等人的測算,約占GDP的70%,幾乎完全取代了傳統的公共分配體系,占據朝鮮國民收入的大半。到最近幾年,這一市場卷入程度提高到78%,在一些特區城市和邊境城市,參與率甚至接近90%,只有傳統特權城市平壤居民的市場參與率最低,約55%。
而市場經濟的主體——市場組織中,綜合市場的存在,堪稱朝鮮市場經濟發展的縮影,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自發集市演變到2002年,朝鮮官方發布七一措施,有限接受了市場的存在。有趣的是,次年朝鮮進口運輸用卡車的份額(1250萬美元)終于超過了對小轎車的進口額(869萬美元)。2003年3月,朝鮮首次以官方的名義將農民市場改編為綜合市場,允許以市場價格進行交易,默認雙重價格制。
平壤的金日成銅像旁,一個女孩在賣花
女性是朝鮮市場經濟最早的參與者,也是朝鮮市場參與的主力軍。如果以女性經濟來形容朝鮮的市場經濟景觀,恐怕一點不過分。90年代“苦難行軍”時期,官方并不允許市場公開交易。朝鮮女人將貨物藏在裙子下或者躲在巷子里秘密交易。這些交易者被傳言成螞蚱部隊或者蝴蝶部隊。而且,她們對今天朝鮮GDP的貢獻份額已經大大超過男性特別是軍人所代表的體制經濟。在90年代中期公共分配體制崩潰后,被逼到市場購買生活必需品的朝鮮人,又被逼著想方設法找東西到市場賣,賺取外快。當地商人告訴記者:“丈夫在大學教書,老婆則去市場擺地攤,這對他們來說很正常。朝鮮全民皆兵,但也全民皆商。”
在20年前的朝鮮社會結構中,出身以及與勞動黨、軍隊的關系是決定社會地位的基本條件。經過多年變革,朝鮮社會已經發生改變。《朝鮮新的階級構成》一文中曾引用脫北者的話:“朝鮮人看待家庭出身重要,但賺錢的能力已經比社會背景更重要。”
平壤街邊的冰淇淋攤(攝影:Olaf Schuelke)
朝鮮的新興商人階層盡管在各方面均無法與黨政軍精英相比擬,但他們獨有一項最重要的特權:穿越鴨綠江,到中國去。同時,新興階層也蘊藏著推動朝鮮經濟在計劃體制之外成長的力量。“朝鮮的市場經濟意識比我們改革初期要強,”延邊大學東北亞研究院院長金強一說,“如果朝鮮改革開放,會比我們改革初期轉變要快。”例如,以房價而論,雖然大多數人仍然住在國家分配的住房里,但是各種形式的私人公寓樓早已雨后春筍般涌現。盡管這些私人公寓仍然處于半合法、半非法狀態,但是2010年平壤的公寓價格已經達到每平方米3000元人民幣。到2016年,一些消息顯示平壤房價漲到了每平方米5000元,與鴨綠江對岸的中國丹東房價相近。
平壤萬壽臺紀念碑廣場周邊的高層住宅
外貿的中心市場在新義州和羅津。國內的中心商貿批發市場在順川。順川在平壤以北大約50公里的地方,是朝鮮的老工業中心。2010年,記者在丹東采訪時就已聽說,朝鮮的商業市場實際上已經成熟。從中國進口一箱集裝箱的自行車。一個月內可以賣到朝鮮的東海岸。特別對小額貿易來說,遍布全國的長途汽車網事實上承擔了物流的主要功能。這些公共汽車在底艙和車頂裝載著各種商品,雖然經常拋錨、缺少燃料,卻是朝鮮目前最可靠的物流網絡。今年4月,當記者再次在延吉遇到金教授,他有了新的觀察:朝鮮今天的市場化程度已經超過中國上世紀的80年代。
僅僅從規模看,表面封閉且處于國際有限禁運的朝鮮經濟,雖然體量不大,只和中國的一個二線城市相當,卻已經具備了驚人的開放度,而且對此嚴重依賴,特別是對華貿易嚴重依賴。而朝鮮市場經濟的起源,是這個國家生態災難后的社會自救。
上世紀70年代朝鮮推行“千里馬計劃”,大量使用化肥,化肥是通過共產陣營內部經互會的易貨貿易和近乎無償援助獲得。雖然化肥的過度使用短時間內提高了糧食產量,但是造成土地板結和退化,其負面后果要待十幾年后甚至更久才出現。稍晚,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金日成又發動了兩次“自然改造”計劃,朝鮮山嶺上80%的樹木遭到砍伐。
朝鮮的農田 (攝影:Michal Huniewicz )
這些所謂“計劃”,往往是“70天”突擊式的大規模行動,學生和士兵都被動員起來加入農民或工人的行列,快速完成一個個宏偉的基礎建設項目。以至于這些快速上馬的項目往往質量低劣,卻無人負責。“自然改造”計劃的惡果同樣如此。一點降水就可能造成山洪暴發,80年代后期這些問題開始顯露,但是沒有得到重視。當“冷戰”結束,朝鮮再也得不到來自蘇東國家的援助和易貨貿易后,生態危機終于爆發。朝鮮經濟的自身造血機制也很快出現連鎖反應:沒有足夠的石油,電力能源和原材料無法保證供應,工廠開工不足,農業生產沒有化肥,農產品供應不足。1994年以來的連續洪水造成全國范圍的災荒,更讓朝鮮雪上加霜,加之土地退化,90年代中期朝鮮的糧食產量下降到70年代的一半,大面積饑荒出現了,直到1997年。這一階段,金日成逝世加上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也被朝鮮政府稱之為“苦難行軍”。糧食配給的公共分配體制開始崩塌。
即使是國際社會最保守的數字估計,這場饑荒的死亡人數也在50萬以上。韓國銀行的數據記錄下朝鮮從1990至1998年連續9年GDP負增長,而此后朝鮮GDP增長率也長期徘徊在3%以下。
黑市商品的價格于是更高了,朝鮮人靠工資根本無法承受黑市商品的價格,因為工資與近乎福利的國家配給物品價格掛鉤。在90年代,黑市上1公斤大米要賣到25元朝幣,而在國家供銷社大米的價格僅為1毛錢。朝鮮長期以來“偷偷摸摸”做生意的個體戶隨即多了起來。只要得到政府許可,朝鮮人可以開小商店、餐館。在大橋下擺地攤一般也不會被轟走。在朝鮮,一個人可以腋下夾著只雞站在路邊賣,也可能是在面前擺一箱24瓶的啤酒。高達75%的朝鮮人口不再依靠國有經濟體系養活,而是去黑市上尋找食物和一切生活用品。
平壤一個住宅小區中的商店
在金正日任內,官方幾乎限制了絕大多數市場的活動,只有國營的商店可以出售食物、日用品和進口產品。直到2008年11月,朝鮮《勞動新聞》的社論還稱改革開放是“帝國主義的圈套”。
不過,1994年,朝鮮經濟陷入困難的開始,也是朝鮮的核計劃得到世界注意的開端。朝鮮通過加強核武器研發爭取國際注意力,然后換得能源與糧食。來自美國和中國的大量糧食進入朝鮮,但是隨即溢出公共分配部門,流入并支撐起最初的黑市交易。朝鮮政府和國有企業也樂于依賴這些新的國際援助,逐漸喪失了基本的自我更新能力,其影響更為深遠。
似乎可以簡單地以70%的大數,來衡量今天朝鮮的市場化比率。如朝鮮占土地3%的自留地提供了市場上可流通農產品的70%,70%多的朝鮮勞動力在為市場經濟工作,等等。當然,至此,朝鮮的市場化也不再是不可描述的了。在去年5月朝鮮勞動黨的七大會議上,一個要求優先滿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先民政治”正式提出,開始代替金正日時期的“先軍政治”。不僅越來越多的朝鮮外貿公司開始改投門面,不再掛靠軍隊,而是黨務部門,而且,連金正恩出席的核子計劃現場,也再難看見軍裝了。隨著今年4月15日核危機中“黎明大街”的落成,朝鮮的政治重心,也在悄然轉移。唯一的解釋是,支持這一變化唯一可觀的社會力量,大概就是市場經濟的繼續擴大。市場經濟正在成為朝鮮的新常態。
(本文節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17年第19期封面文章《“市場第一”:旁觀朝鮮經濟新常態》,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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