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之道無非三個字:局,勢,策。
一、局者,是對時代特點的認知,對世界大勢的把脈,對國運的順應掌控。所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如同下棋,“善弈者,謀局;不善弈者,謀子”,安邦治國同理。善謀局者,一子失著,全盤尚可彌補;而善謀子者,卻只顧局部,忽略全局,往往顧此失彼,一著不慎,滿盤皆輸。所以說,高明的棋手與人對弈,總是顧全大局,籌劃全盤,攻守有度,進退得宜,于是未戰先勝,穩操勝券。若只注意謀子,一時殺伐雖然痛快,卻忽略了大勢的變化,縱使開頭略有小得,最終也會因劃地自限而失去未來。治國理政,應該以具體的大局為求向,要爭取的是全局的優勢,而不是計較一子之得失。這就是戰略。而進與退、攻與守、得與棄,不過是圍繞戰略而展開的戰術。所以,沒有脫離開戰略的戰術,游離于戰略的一切戰術,無論如何高明,都無助于整體局勢的一切成果。
習近平執政理念就是以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為執政導向,他在執政之初就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反映了中國人民包括海外同胞、全世界華人在內的共同心聲、共同愿景、共同意志,是凝聚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最大共識,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發展國家、振興民族的熱情。這就是一種大局觀。公元前5世紀修昔底德回顧伯羅奔尼撒戰爭發生是由于“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因此人們稱這種大國宿命為“修昔底德陷阱”。西方國家學者根據這種先驗總結出“國強必霸、強強必爭”的思維定式。習近平執政前后,恰恰遇到這么一個關節點,中國2010年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這時,美國和歐洲正在次貸危機、主權債務危機中艱難尋求脫困。日本在漫長的經濟停頓中經歷了2011年海嘯、地震、核事故。西亞北非的動蕩愈演愈烈。中國何去何從?世界矚目。習近平主席順應時代“和平、發展、合作”的潮流,及時提出了“中國夢”的新命題,他指出,中國夢是中國人民追求幸福的夢,也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息息相通。中國發展必將寓于世界發展潮流之中,也將為世界各國共同發展注入更多活力、帶來更多機遇。他鄭重向世界宣布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強不稱霸,富不欺弱,主張合作共贏,這就找到了凝聚中華民族民心和被國際社會認同的最大公約數。
在這種大局觀下,習近平提出了要兼顧“兩個大局”的大局意識。這是習近平主席在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于內,大局即為“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為此,黨中央提出了“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于外,大局是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爭取良好國際環境,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展。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128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還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場、最被看好的主要投資目的地,以及能源資源產品的主要進口國,并已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已經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與此同時,中國的發展也讓很多人感到擔憂和害怕,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就是突出反映。中國周邊并不太平,一些可預測和不可預測的安全因素或風起云涌、或暗流涌動。北有朝鮮半島長年對峙,東有釣魚島和東海大陸架之爭,南有菲律賓、越南對我國固有島礁、海域的“聲索”、挑釁,最近又有中緬邊境果敢地區戰火突起,西南中印邊境兵力對峙。美國于2011年提出“重返亞洲”,次年進一步概括為“亞太再平衡戰略”,頻繁派軍機軍艦對我進行抵近偵查和挑釁。面對如此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習近平沉著應對,對大國不亢不卑,平視而不是仰視,不挑事但又絕不怕事,提出了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對中小國家則善待而絕不歧視,對亞洲國家給出了“親、誠、惠、容”四個字,對非洲給出了“真、實、親、誠”四個字,對拉美國家提出努力構建攜手共進的命運共同體。截止2015年10月底,習近平主席出訪14次,走遍34國。中國以更加自信、更加主動的心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的作用。
二、勢者,正如《孫子兵法》所云“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也就是說,“勢”是一種引而不發的力量,所謂蓄“勢”待發。在博弈中,“蓄勢”的威力往往要大于“奪子”的威力。《孫子·勢》中曾這樣描繪“勢”:“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因此,在治國理念中,不僅要善于布局謀篇,還要善于擺子布勢。
如果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他的治國理念中打造了“安保三支箭”和“經濟三支箭”,那么,中國的習近平主席在他的大棋局中則打造了“戰略三支箭”。安倍晉三的“三支箭”是一種權宜之計,習近平的“三支箭”則是一種戰略舉措,具有前瞻性和長遠意義。這“三支箭”就是“一帶一路”、“金磚銀行和亞投行”以及“南海基礎設施建設”。
2013年,習主席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戰略倡議,目前已獲得60多個沿線國家和諸多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它以經濟和人文合作為主線,將中國與不同國家的發展規劃進行合理對接,代表了一個更大范圍的國際經濟合作框架,有助于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一帶一路”是一種戰略布局的重塑,尤其是“一帶”起始于西部,經過西部通向西亞和歐洲,這必將使得我國對外開放的地理格局發生重大調整,由中西部地區作為新的牽動者承擔著開發與振興占國土面積三分之二廣大區域的重任。“一帶一路”建設還順應了中國要素流動的新趨勢。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許多發展中的國家面臨著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難題。因此,通過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這“五通”,將中國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優質的過剩產能輸送出去,讓沿“帶”沿“路”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共享中國發展的成果。
2014年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成立,并于2015年7月正式開業。在習主席的大力推動下,由中國倡議設立、57國共同籌建的多邊金融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于2015年12月25日宣告成立,并于2016年1月16日正式開張。亞投行和金磚新開發銀行是現有全球多邊開發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有力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全球經濟增長。中國和世界上多數國家倡導的世界多極化趨勢,不應該僅僅是政治格局的多極化,還應該是經濟格局,乃至金融格局的多極化。發展中國家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掌握錢的發行、流通和回籠,貸款的發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匯兌的往來等經濟活動,才能擺脫“一元獨霸”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自己的經濟命運。
“南海基礎設施建設”。自2013年開始,中國采用“吹填技術”在南海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一些國家對此說三道四。可是這又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呢?人類要生存、要發展必然要改變一些地理面貌,拓展生存空間。中國又沒有像某些國家那樣,依靠武力攻城略地,而是依靠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和平利用海洋空間,何罪之有?中國在南海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其實有三大功效。一是滿足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安全需求。聯合國曾經要求中國負責南海地區的海域搜救任務,而在這方面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要求尚有較大差距,我們進行“吹填工程”就是經過人工填造島礁,建立一些導航、氣象、觀測、避難、救援設施,為海上通道的安全和救援工作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其次,改善駐島官兵的生活和戰備條件。其他國家駐島官兵的生活條件都非常優越,憑什么中國水兵只能居住在高腳屋?解放軍官兵的人權也應該得到基本的尊重和保護。更重要的是,西沙、南沙群島是中國的海防前哨,我們不可能有國無防,有邊無疆,一旦我國的島上設施和駐島人員的安全受到威脅,我們駐島官兵責無旁貸要進行自衛。我們在南海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用于民用,但若被逼無奈,也可以民轉軍。
這就是習近平主席治國理念的高明之處,利人亦利己,益民亦益軍。
策者,通指計謀、計策等,多為治國安邦、國計民生的政治大事。策,也是指方法,或者如俗話中所說的“牌”,當“束手無策”,手中無牌可出時,國將危矣。一個好局,一個好勢,若無一組好牌相匹配,將是“局不成局”,“勢難為成勢”。
習近平主席在設計了一個好“局”,布置了一個好“勢”的前提下,也策劃了一套好“策”。大致如下:
(一)搞好頂層設計,凝聚共識。長期困擾中華民族的“軟肋”是民心渙散的問題,雖然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初期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但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理想信念匱乏、革命意志動搖的問題再次呈現,如何在價值觀多元化的環境下,凝聚民心,找到一個既能保持共產黨堅定的發展方向,又能被各方所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擺在了這屆中央領導集體的面前。習近平主席及時提出了要實現中國夢的偉大藍圖,他指出:“凝聚共識很重要,思想認識不統一時要找最大公約數。”“中國夢是一種形象的表達,是一個最大公約數,是一種為群眾易于接受的表述。”
(二)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合作共贏。在經濟全球化,威脅多元化的大背暗景下,如何一方面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一方面又最大限度地將自身的國家利益最大化,這一對看似相悖的矛盾擺在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面前。習近平主席及時提出了“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和新型安全觀,即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綜合安全和可持續安全,較好地從理論層面解決了這對矛盾。習近平主席曾經真誠地說,"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一員,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三)執政為民,密切聯系群眾。習近平主席在執政之初就在全黨開展了學習和踐行密切聯系群眾的活動,強調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置頂位置,要識民情、接地氣。他指出:“作為國家領導人,人民把我放在這樣的工作崗位上,我就要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記責任重于泰山,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兢兢業業、夙夜在公,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最近,黨中央又開始了扶貧攻堅戰。可以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習近平主席執政理念的核心思想。
(四)依法治國,依制建黨。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必先治吏。“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治國理政的基本目標。習近平主席一再強調:“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
(五)為政之要,用人為先。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樹一賢例則見賢思齊。習近平主席指出:“選什么人就是風向標,就有什么樣的干部作風,乃至就有什么樣的黨風。”
(六)強調問題意識,底線思維。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無論做什么工作,憂患意識丟不得,麻痹思想要不得,要有預案、要有“備胎”。習近平主席曾指出要有“從壞處準備,爭取最好的結果”的思想,這是作決策、謀發展的基本遵循。
(七)穩步前進,鍥而不舍。強調穩中求進、事緩則圓。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樣,“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在大的問題上不能出現顛覆性錯誤”,“方向一定要準,行駛一定要穩,尤其是不能出現顛覆性錯誤”。要摸著石頭過河,重大改革措施必須加強可行性研究,堅持試點先行、取得經驗后再逐步推開,積小勝為大勝,以節約執政成本,減少震蕩。
(八)量體裁衣,堅持走自己的路。強調“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堅持“三個自信”。習近平主席說:“我對中國發展前景充滿信心。為什么有信心?最根本的原因是,經過長期探索,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只要我們緊緊依靠13億中國人民,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一切艱難險阻,不斷取得新的成績,最終實現我們確定的目標。”
(九)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為政貴在行。”注重落實是為政之要、從政之本,“不干,半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習近平主席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努力。”“抓落實,是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要展現,也是對各級領導干部工作能力的重要檢驗。”
(十)強調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習近平主席強調:“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也就很難守住。我們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
這就是我所理解的習近平主席的執政之道,全局在胸,謀子布勢,巧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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