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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家安排，我們那一批知青，插隊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陜西。我問我父親是去山西好，還是去陜西好？我父親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陜西好！陜北可富裕了，條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勞動。”我父親之所以有這樣的印象，就是因為他們在陜北工作的時候，當地有一個持續了多年的大生產運動，農業各方面發展得很好。而且，當時南泥灣留給我父親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南泥灣，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來好風光……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對我說：“你肯定要去陜北。”

　　那一年，我不到17歲，近平不到16歲。因為近平早上一年學，所以他是我們幾個北京知青當中年紀最小的。

　　采訪組：你們從北京出發趕赴陜西，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嗎？

　　戴 明：還有些印象，一些細節還記得挺清楚。我們是1月13日出發的。近平和我們幾個都到了北京站，當時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擠都擠不動。有知青，有來送行的家人，還有維持秩序的警察、軍人、車站工作人員，整個站臺擠滿了人。當時，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為人太多，他們沒能擠到前面去。

　　我們乘坐的“知青專列”能容納一千多人。車停在那里等待出發的時候，我們心情還是很好的。有這么多人送我們，場面這么隆重，有點兒像去當兵的感覺，覺得還挺光榮的?？闪熊囈婚_動，車上車下就是一片哭聲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為畢竟都是些十幾歲的孩子，大多都沒怎么單獨離家出過遠門。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訪談中回憶起當時出發的情景。他說：“在去延安的專列上，我記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個專列上沒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當時車底下我的親屬都說，你怎么還在笑?。课艺f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這兒有命沒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這不是好事嗎？我哭什么呢？他們聽后就破涕為笑了。”

　　“知青專列”從北京出發，經過河南，過黃河大橋，沿著隴海線，一路到了西安。沒換車，火車又開到了銅川。抵達銅川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過饅頭、咸菜，之后就準備出發了。出發的時候，天已經亮了。一兩百輛大卡車來接我們，那個卡車還不錯，上面加了一個篷子遮風擋雨。我們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車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輛卡車能坐二十幾個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輛卡車。我們上車的時候，看到當時的情景壯觀得很：前面出發的車在環山路上排成了長龍，黃土滾滾，鋪天蓋地。當時看到那個情景，我們都很興奮。等到上車走了半天，凍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們也就不興奮了。

　　就這樣，一路顛簸到了延安。下車的時候，我們身上全都是土，變成一個個“土人”了。天已經黑了，我們住在一個學校里。經過一天的顛簸，知青們非常疲憊，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著，就找了幾個人出去溜達。那時延安城特別小，我們轉了半個小時就轉完了。延安當時最高的一個樓就是新華書店，是個二層樓房。整個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長途汽車站前面有一個路燈，寒風一吹，燈罩“啪啦啪啦”地響，燈光一閃一閃的。當時我的心情簡直沒法描述——“原來這就是延安”，心里涼了半截。

　　接下來的一天，我們繼續坐卡車，從延安到延川200里地，當時那個路非常難走，全都是盤山路，在塬上繞來繞去，走了很長時間。遇到比較好走的路，車一開快了，又很冷，黃土一直不停地從縫隙里灌進來。我們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裝”上了，有什么都往身上裹。

　　從這里開始，我們就發現原來的大卡車長龍變得稀稀拉拉，車越來越少了。每到一個地方，就有一些車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們的心情也越來越低落，怎么越走車越少？我們怎么還不到地方呢？我們見到荒涼的黃土高原，以為快到目的地了，沒想到走了那么久，還有更荒涼更貧窮的地方，當時真是感覺走到了世界的盡頭。但車還是一個勁兒地往前開，最后滿眼都是黃土飛揚，卡車只剩下幾輛，我們的心情越來越絕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沒怎么說話，我們的話也漸漸少了，一是疲勞，二是忐忑，我們都蔫了。車還在一直不停地往前開，總也不到地方。車上有個知青沉不住氣了，就拍著車廂對司機喊：“師傅，你是不是走錯了？”司機說：“這條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錯的!”

　　我們終于到了文安驛公社。下車的時候，發現同行的卡車已經所剩無幾了。一下車，公社就給我們每人發了一本《毛主席語錄》，一條白毛巾。

　　吃過飯，各個生產隊的人都已經在公社大院里等著我們了，負責人一念名單：某某某，哪個生產隊的，跟各村的人對號入座。梁家河來的人幫我們背上行李，領著我們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鄉推來了一輛平板車，給我們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幾個人，把我們的行李背上。村里的老鄉對我們可好了，什么都不讓我們拿，行李都是他們背。我們就拎點小件，有的連小件都沒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買的一個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隨身物品全都裝到里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壯的一個勞力——一個名叫“會兒”的小伙子，把我那個箱子用繩子捆起來背在身上。

　　我們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條很深的山溝里面，山溝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車勉強能通過。終于到了梁家河，“會兒”已經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說：“這是你的箱子呀?差點沒把我腰背斷了!”

　　現在你要是從北京去延安，坐高鐵就幾個小時，當天就能到。坐飛機當然就更快，一個多小時就到延安了。從延安開車到梁家河只要一個多小時也就到了。

　　采訪組：你們到了梁家河以后，生活是如何安頓下來的？又是如何適應的？

　　戴 明：到了村里，我們十五個知青就分組了，其中九個知青分到一隊，也叫“前隊”。近平和我們五個人，分到二隊，也叫“后隊”。他們前隊有幾個女生，都在一起。我們后隊六個男生，沒有女的。梁家河的生產隊長就覺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數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們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煩，就跟他說：“沒關系，我們不要女的！”

　　隊長說：“你們不要女的，誰給你們做飯?”

　　我們就說：“隊里給我們派個做飯的嘛！”

　　隊長說：“做飯的工分誰給？”

　　我們就說：“你們隊里給出工分嘛！”

　　隊長也不跟我們計較，就應下了。就這樣，我們后隊的六個“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團支部書記張太平家里。張太平人很聰明，有文化，而且能說能干，所以村里讓他當我們的房東，這樣跟我們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處。后來也確實是這樣，太平就住在我們隔壁窯洞。他沒事就跑過來跟我們聊天，也給我們講團的知識。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識也不行，我們還是要面臨生活中實際的困難。

　　近平以前提到的過“跳蚤關”，這對我們知青來說，確實是非常難忘的記憶。陜北那個地方，像貓啊，狗啊，豬啊，這些動物身上都有跳蚤，它們沒事都喜歡往窯洞里面跑，這樣就把跳蚤傳染給了人，人和人之間又互相傳染。我們六個人在一個炕上睡，只要其中一個人身上有跳蚤，其他五個人也不能幸免。有時候我們生產隊開會，甚至一個大隊的幾十個人都擠到一個窯洞里，實在擠不下，門口外面再坐幾個。人擠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傳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癢起來非常難受，抓來抓去的，皮膚就抓破了。但到后來，我們就習慣了，也學會了防治跳蚤的辦法：燒一大鍋水，把衣服燙一燙，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殺死了。

　　一開始，上廁所我們也不習慣。當地的廁所，就是在窯洞外面找個角落挖個坑，四周一擋，就是廁所了。廁所又臟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風吹得人渾身哆嗦;夏天，蚊蠅到處都是，所以我們在那里，都養成了快速上廁所的習慣，方便完了就趕緊從廁所里逃出來。像我們現在這樣，坐在家里衛生間的馬桶上看書、玩手機，一坐就是半個小時，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在陜北農村，洗澡也比較困難。淋浴當然沒有。冬天，我們就只好燒點熱水，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天氣轉暖之后，我們六個人一起到溝里的水井旁邊去洗澡，這樣就省得把水擔回來洗了。擔水要走十幾分鐘，我們剛來，還不怎么會挑水，為了圖方便，就到那口井旁邊沖涼了。雖然穿著游泳褲，但是村里人笑話我們，說大小伙子還光腚，以后我們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對于吃的東西，我們也很不習慣。不過，我們剛去的頭兩天，各自到老鄉家吃派飯，伙食還可以。我們給老鄉支付四兩糧票和兩毛錢，老鄉盡量給做好的，把家里平時舍不得吃的都給我們做上。有玉米面饃饃，有豆面饃饃，這就已經是當時最好最有營養的食物了。老鄉家里的小孩都看著我們吃，很眼饞。當然，這和我們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來差太多了。

　　后來，我們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當時我們十六七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每天吃野菜團子、黑米糊糊、玉米糝子這些非常粗糙和難以下咽的糧食。有時候，我們能吃上小米飯，這就算是最有營養的了。但小米飯太干了，感覺沒法吃，一嚼起來滿嘴竄，咽不下去。我們經常吃不飽肚子，晚上睡覺的時候，躺在炕上，我們就聊吃的，越聊越餓。

　　到了春節，生產隊為了歡迎我們，特意弄了幾桌好吃的，并且讓全村人都來吃。那頓飯真不錯：有八大碗，有各種菜，還有炸酥雞。那頓飯吃的香得不得了，我們都驚嘆：陜北咋還有這么好吃的東西？

　　正月十五過完了，整個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殘。我們當時還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們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飯了，從這里走到銅川、西安，沿路乞討。

　　我們了解這個情況后，非常震驚，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鄉，自己肚子都吃不飽，甚至還出去要飯，卻沒有虧待我們知青。這些事情，加強了我們對這片土地的了解，增進了我們對父老鄉親們的感情，更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社會的現狀，加深了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認識。

　　石春陽的父親給我們做了一段時間飯后，我們就開始自己做飯了。我們知青有國家補助糧，每個月四十四斤原糧，其中有玉米、小米。我們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著吃，有時柴燒光了，玉米碴子還沒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得吃夾生的。沒有菜，大家就讓我去跟老鄉要點酸菜，我就硬著頭皮去要。因為陜北很缺菜，老鄉也很困難，他們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們知青去要，他們還是會給一些，有時候能給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來，我們六個人一人分一點，就著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強把肚子糊弄飽。

　　近平后來在訪談中回憶起酸菜，他說：“長時間吃不到酸菜，還挺想。”這就是那個時候留給我們的特殊記憶，因為那種條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經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碴子經常煮不熟，是因為柴禾不夠燒。打柴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難題。老鄉有時候到山崖邊上，冒著生命危險去砍那種硬邦邦的酸棗刺。老鄉能上去，我們卻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對付不了那種到處是刺的灌木。這種柴很好，耐燒，不需要燒太多就能把一鍋飯做熟了。我們只能到山上去摟茅草，一摟就是一大捧，看著挺多的，回去填到灶臺里，一點火，那火“呼隆隆”地響，幾分鐘就燒沒了，結果鍋還沒燒熱，茅草已經燒光了。我們一看，這不行啊，今天沒燒的了，做不成飯就要挨餓了，于是就六個人一起去打柴。結果，我們六個人打來的柴還不夠做一頓飯用的。因為山上確實沒有柴，都是那種很細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們不起床了。隊長來問我們：“為啥都在這兒躺著不起來？”我們說：“我們是餓得起不來炕了。”隊長問：“那你們怎么不做飯吃？”我們說：“因為沒柴燒。”隊長說：“這可得想個辦法，別把娃餓壞了。”于是他就批準我們去用大隊冬天儲存下來的玉米秸，那個很好燒。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們一沒有柴禾了就到那兒抱，解決了燒柴的難題。

　　在那個時候，我們更深刻地了解到：陜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極苦，梁家河最苦。

　　（來源：黨建網微平臺，本文發表于中央黨?！秾W習時報》2016年12月5日A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