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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丹陽：改革亟需強效務實，不能空談概念

點擊：  作者：趙丹陽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發布時間:2015-12-14 08:48:41

 

  

目前，有兩股熱潮在高校思想領域甚囂塵上。一個是被傳統學派炒得火熱的“三綱五典”理論，另一個則是上個世紀50年代冷戰時期美國政治學家李普塞特所建立的，即所謂的“選舉授權才有政府合法性”概念。雙方的對攻和碰撞，窮形盡相的反映了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龍爭虎斗”，同時，也曝露出二者自身的短板與偽巧。細觀其言，猶如“白云在青天，可望不可即”，真可說是上無利于國家，下無益于百姓。

 

一，儒家的“三綱五典”與西方的“選舉授權產生合法性”理論專責務虛，難治頑疾。

 

   “三綱五典”是中國儒家倫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最早源于孔子，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不容置喙，此門學說確有其效：如勸諭統治階級注重氣節、砥礪品德、自我節制、精進不休，強調掌權者當以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為要。

 

與此同時，它為普通百姓處理復雜的社會、家庭關系提供了一個簡明快捷的處理方法，使之綱舉目張，事半功倍。

 

但是，其局限也不可輕忽，恰如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所言“祀天神而拯水旱，誦‘孝經’以退黃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于實用者，雖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糞土”，寥寥數語，把儒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長于養性，不可臨危”的弊端闡釋凈盡！

 

更為致命的是，無論是“戰國八派”還是“孔門十哲”，都過分依賴人的主觀意志，沒有建立一套可令舉國上下均能“持節守中”的制度。加之以后世宵小為了曲意迎合，官居卿相，不惜以“帝王之術”對原典大加刪刈和改造，讓內里“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的革命精神不復存在，致令平民百姓只能“逆來順受”，或期盼“明君圣主”。

 

一些西化學者有鑒及此，趕忙跳出來疾言厲色的大呼：“儒家的失敗，或者說中華文化的低劣，在于它沒有對政府最高領導的權力形成硬性約束，我們應該效法西方的選舉政治!”

 

殊不知這是頭腦發昏的說法！

 

且不說此類公知僅因孔氏一門之誤就將諸子百家甚至中華文化全盤否定的論調有多么以偏概全，單講一個淺俗易懂的道理：你用資本去限制所謂的“集權”，那么誰來限制資本？！

 

在“選舉授權產生合法性”這層普世價值的光鮮外衣包裹下，對金錢、社會地位、政商關系的世襲和繼承奠定西方門閥政治的基礎。研究表明，過去400年，英格蘭基本控制在1000個家庭手中，2500個家庭操縱著整個英國。而美國作家費爾南德•倫德博格在《美國六十個家族》一書中指出，美國政治實際上是由最富有的60個家族控制著。在英國，埃奇坎伯家族在1945年之前幾乎從未間斷地向國會輸送了20多名議員，曾三度出任保守黨首相的索爾茲伯里勛爵，其家族從1868年至1955年間向英國政府貢獻了1/10的內閣大臣。在美國，有700多個家族每個至少向國會輸送了2名家族成員。BBC著名主持人帕克斯曼在其專著《政治動物》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英美，政治上成功的第一法則是選好父母。亞當斯、漢密爾頓、塔夫脫、哈里森、羅斯福、肯尼迪、洛克菲勒，這些大名鼎鼎的姓氏貫穿于美國200年歷史中。

 

在自詡為民主國家的日本，門閥政治現象更為普遍。鳩山家族、小泉家族、安倍家族、麻生家族和福田家族并稱為日本政壇“五大家族”。20世紀90年代以來，歷任日本首相中，除村山富市、菅直人和野田佳彥之外，其余11人均出自顯赫的政治世家。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來自三代從政的安倍家族，弟弟岸信夫是眾議員，父親是前外相安倍晉太郎，祖父安倍寬是帝國議會眾議員，外祖父、外叔祖父分別是前首相岸信介和佐藤榮作。冷戰后歷任內閣中，平均約有一半的閣僚來自于不同的政治世家，而日本的自民黨由于世襲議員眾多而被稱為“世襲黨”。

 

建議“小憤青們”仔細去研究一下“亞當斯家族、羅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和最新崛起的克林頓”這號稱美國政壇的“五大豪門”!你就不難發現，政治世家的經營模式和豪門巨賈的家族生意有著異曲同工之處。雄厚的經濟基礎、良好的教育背景，龐大的人脈關系網絡、較高的社會聲望和關注度、一以貫之的參政意識和權力欲望、對政治智慧和經驗的心口相傳是支持這些豪門“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根本原因。政治世家通過經營上述資源、按照著隱性的游戲規則復制著一代又一代“權貴”，使家族的政治遺產得以綿延不斷地傳承。對于這些政治豪門來說，投身政治與其說是一種事業，不如說是一種生意或是產業。

 

所以在資本主義“選舉政治”的制度設計中，一部分腐敗行為被合法化了。不僅利益集團向候選人提供政治獻金是合法的，當權者利用一部分官職來回饋支持者也是合法的。總統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組建自己龐大的幕僚團隊，“一朝天子一朝臣”、任人唯親的現象極為普遍。以小布什政府為例，從切尼、拉姆斯菲爾德到鮑威爾、賴斯，這些高官清一色的全是其老爹的舊部。布什家族為他們提供的是邁向更高權力的機遇，而這些人則毫無保留地奉獻了自己對布什家族的忠誠，他們已經形成了和布什家族“一榮俱榮”的權力關系，和其他高官相比，這些人更像是布什世家的“家臣”。①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如果純粹照搬西方制度，以求匡時救弊，那么老病是解決了，新病又來了，無異于“驅虎吞狼”！

 

二，“有效性政府”是古今中外改革意見的最大公約數。

 

剛才筆者已經說過，無論是“修正版”的孔門舊學還是西方所提倡的“選舉授權產生合法性”理論，均有重大缺陷。由是，雙方都陷入了“兆庶困窮，生涂草莽”的泥潭！

 

在中國，所謂“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怪圈無時不刻皆在循環往復。歷史上有許多短命政權，南朝170年間，就像走馬燈一樣換了四個朝代：宋、齊、梁、陳。與之同病相憐的五代時期，前后短短50余年，天下五易其主，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前仆后繼。其間的貴胄王佐，未嘗不遵《尚書》之教，“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而，‘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但華夏崇儒之禍，也僅止于“自食惡果”，并沒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而況其所宣“重義輕利，格物致知”，使民“互敬互信，仁而有序”，尚有“懋功”。相比之下，遠不如熊彼特和李普塞特所提的論調“禍盈惡稔，流毒四方”。

 

上個世紀60年代，選舉授權的民主政治在西方國家陷入巨大的政治危機之中。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意大利恐怖主義泛濫、美國無處不在的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都使得西方陷入二戰之后空前的政治危機。在這種背景下，談論西方政治的合法性理論開始流行起來。

 

正如喬治頓大學國際關系專業教授查爾斯·A.庫普坎在《全球化與西方民主危機》中所說的那樣：“一場治理能力危機正吞噬著世界各大工業化民主國家。美國、歐洲和日本正不約而同地經歷著政治衰退，這不是巧合，而皆是全球化所致。縱觀整個西方開放社會,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選民對政府的期待與政府實際所能滿足的要求之間正出現越來越大的鴻溝。人民日益增長的對善治的需求與政府實際縮水的治理供給之間嚴重失調，西方世界的權力和效用岌岌可危。”②

 

在這種大的世界政治背景下，亨廷頓鮮明地指出代議制民主理論（即選舉授權）并不能回答、更不能解決現實中的種種難題，并進一步指出，“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國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組織性、有效性和穩定性，另一些國家在政治上則缺乏這些素質；這兩類國家之間的差異比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之間的差異更大。共產主義集權國家和西方自由國家一般都可歸入有效能的國家的范疇，而不屬于衰微的政治體制度。”

 

這與法家“申商之道”中的“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實是異曲同工。

 

至此，我們便發現，古今中外的名流大家都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政府不管是怎么產生的，能夠提供公共秩序的即代表公共利益的制度化政府本身就有合法性；在發展中國家，組織政府者是政黨，因此合法性來源是強大政黨。選舉出來的政府如果不能提供公共秩序，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而且還是不道德的，因為政府的職能就是治理，而不能履行治理職能的政府自然是不道德的。這樣，合法性理論的核心依舊是“有效性政府”。③

 

那么，究竟怎樣才算是能夠履行治理職責的“有效性政府”呢？托馬斯•霍布斯在《利維坦，或教會國家和市民國家的實質、形式和權力》略有表述：“利維坦通過權力的壟斷，保證每個公民的基本安全，公民放棄各行其是的自由以作交換。利維坦還可向公民，提供無法獨自取得的公共服務，如產權、道路、貨幣、統一度量衡和對外防衛。作為回報，公民認可利維坦的征稅和征兵等。”

 

這就大致勾勒出了“有效性政府”所應承擔的責任。但對于“它”應該具體提供哪些雷打不動的“公共服務”，還不夠十分細化。回眸中古，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略學家管仲在《九變》一篇中對此的講解，則堪稱詳實而到位：“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于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于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干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

 

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政府在政治上必須大力健全“厚賞重罰、榮譽同軌、賞罰敬信、獎懲公允”的機制，在經濟上貫徹“損上益下”的政策，以確保讓每個老百姓都不為吃飯、工作、住房、交通、醫療、勞保、子女入學等等問題而發愁。事實上，能夠真正威脅政府“合法性”地位的，正是這些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民生問題，而絕非某些不接地氣的精神貴族夸夸其談的什么“空中樓閣”！

 

三，新法家所主張的“新法治主義”對解決當下的困境具有積極意義。

 

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的新法家上承申不害、韓非子之余輝，中啟陳啟天、常燕生之才略，下承陸壽筠、翟玉忠之妙理，本著“古今互驗，眾端參觀”的原則，對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進行了深刻而又系統的研究。新法家認為，先秦眾賢想要“濟世康民，偉有成烈”的愿景是值得向往的，然而“大道維艱”，豈能盡如人意？！

 

古有“八奸”、“五蠹”，夷國滅祚，先輩圣哲無不引以為恨。今天，仍然有三大難題妨礙著“有效性政府”的實現與運轉，如同附骨之疽：經國緯政的方略難有寸進與“馬克思主義”宏大理想之間的矛盾、殉死教育的不斷擴大與政治事功日益阻塞之間的矛盾、“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肅貪決心與“前腐后繼”之間的矛盾。

 

為了“時移而治，銳意改革”，新法家內師秦漢，外繼四絕（葛蘭西、哈貝馬斯、馬爾庫塞、普蘭查斯），提出以下三條建議：1.領導者必須完善以賞、罰二柄為手段，以審核形名為核心，以堅守虛靜為形式的“主道”，為“侔齊三王”之業奠定基礎；2. 重塑“以工農階級為領導核心的社會功勛機制”，實事求是地加強干部選拔制度創新；3.建立起全民監督的有效舉措和“與推薦權力相對應的責任體系”以杜絕經濟犯罪和人事腐敗。

 

1.領導者必須完善以賞、罰二柄為手段，以審核形名為核心，以堅守虛靜為形式的“主道”，為“侔齊三王”之業奠定基礎。1935年，常燕生在《國論》雜志上發表了《法家思想的復興與中國的起死回生之道》一文，他在該文的結尾指出“中國的起死回生之道就是法家思想的復興，就是一個新法家思想的出現，對于這個結論，我可以毫不猶疑的向全國民胞保證。”陳啟天也在《先秦法家的國家論》這一著作中提到了“新法家”概念，并著重強調“近代中國已進入世界的新戰國時代，似有產生新法家的必要。”

 

重溫陳先生的《商鞅評傳》、《韓非子校釋》、《張居正評傳》、《中國法家概論》等篇目，方知古人誠不欺我！

 

放眼現今，官場中的晦澀心態不絕，厚黑之風漸起，圖謀“權借在下”者不可勝數；再探經濟、文化、日常生活及影視娛樂等領域，美、日、韓對我們的控制程度更是觸目驚心，在某些問題上，我們甚至不得不被人家牽著鼻子走，“敵國廢置”、“參疑內爭”的現象可以說比比皆是。因此，韓非子所說的“所察也六微”不僅并未過時，而且極具參鑒意義。

 

故而，為政者迫切需要撿起祖先給我們留下的三把精神利刃：（1）靜退以為寶，虛靜無事，以暗見疵；（2）督名責實，一聽責下；（3）行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

 

2. 重塑“以工農階級為領導核心的社會功勛機制”，實事求是地加強干部選拔制度創新。以史為鑒，既然儒家的“學而優則仕”與西方的選舉政治并不能作為完善干部選拔制度的基本方向，那么干部選拔制度的改革究竟應該如何進行呢？翟玉忠老師在《完善干部選拔制度關鍵在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創新》一文中提出，其關鍵還在于符合中國文化、國情的制度創新——特別需要借鑒中國最強盛時代秦漢的社會功勛制（史家也稱功次制度）。

 

的確，一個時代的強大絕對不是憑空而來的，必有其制度原因。秦漢強大（不僅是文化上，還包括工業、經濟、政治等諸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漢承秦制，數百年堅持功勛制度，即根據一個人對社會國家貢獻的大小決定其職位——當時主要以爵位的形式體現。

 

從上個世紀出土的大量秦漢法律政治文獻、檔案中我們看到，當時最基本的干部選拔制度就是功勛制，具體包括軍功和事功兩個方面，軍功主要針軍人和戰時，而事功則主要針對文官和和平時期。

 

在功勛制具體運作過程中，從抓捕罪犯到漆器生產再到工作時間，一切社會生活都被量化了，并以此為標準衡量官員和普通民眾的社會貢獻，再依據這種貢獻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獎善罰惡、廢庸立賢。

 

就是這樣一種制度，使人人產生“萬里覓封侯”的激情，激發了整個社會的活力。官員盡職，人民盡力。因為官員不盡職，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甚至腐敗墜落，其結果就是被降職或淘汰，秦漢的輝煌正是建立在這一偉大的基礎之上。這也是“商鞅能令政必行”的重要制度原因。

 

反觀我們的時代，從網絡宣傳到軍工企業，無論是民間還是政府中，太多的人人為社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等待他們的卻常常是“默默無聞”和“無私奉獻”。占據權力的太多是碌碌無為的官僚，占據媒體的太多是奢侈且無恥的明星——這樣的社會，怎能不文恬武嬉呢？！④

 

3.建立起全民監督的有效舉措和“與推薦權力相對應的責任體系”以杜絕經濟犯罪和人事腐敗。在分析中國大規模人事和經濟腐敗產生的原因時，我們也要像所有勤奮的農民一樣對社會現實土壤作一番考察。目前為政者選舉干部的標準是1992年公布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以下簡稱《干部任用條例》），這個條例的核心是民主推薦和民主測評。民主推薦是《干部任用條例》規定的選拔任用黨政領導干部的必經程序，是指黨組織及其組織人事部門根據配備領導班子和提拔干部的需要，按照規定的范圍和要求，組織有關方面人員參加的推薦領導干部人選的方法和活動；民主測評是《干部任用條例》規定的考察黨政領導職務、擬任人選的程序和重要方法。不難看出，民主推薦，具體說“推薦”是我們領導干部選擇的基礎。

 

觀之至此，那些崇信“選舉政治”的信徒馬上坐不住了，他們大呼：推薦是腐敗之源，讓我們輪流坐莊吧！（假如他們所推行的那套在未來失敗了，他們還會繼續那種“混賬邏輯”，諉罪于人，蔑稱“中國的民主是假民主，賴不著我們！”這是鼠輩慣用的伎倆）

 

其實，通過對《通鑒直解》的學習，我們便會發現，只要佐以群眾路線和糾偏機制，薦舉不但不是腐敗之源，還會促成“吏不容奸，人懷自勵”的局面。在秦漢時期，推薦制度不僅沒有造成大規模腐敗，反而做到了“罪人不帑，不私其利”。怎么會是這樣呢？難道沒有經歷大規模教育運動的秦漢官員都成了堯舜，他們不會任人為親嗎？再說他們有選舉親屬的任子制，為什么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大規模腐敗，甚至賣官鬻爵的現象發生呢？

 

答案很簡單：他們不敢貪，也不能貪。

 

早在上古時期，黃帝就為我們良好的政治體系筑造了三根擎天玉柱：一是直吏察諫，二是全民監督，三是制爵以德。

 

因為他深深明白：骨鯁不諫則私政行，庶人不議則社稷危，進位以情則國有亡！

 

大千世界，品有樊溷。所以黃帝視“貿易貧寡、地況山權、族群分布、歷史傳統、風俗習慣、人口稠稀”之異，設區置域，以令統轄有方，政教通行。

 

正如《河圖括地象》所說：“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昆侖之虛，下洞含右，赤縣之州，是為中則。東南曰神州，正南曰迎州（一曰次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揜州，中央曰冀州，西北曰柱州（一作括州），正北曰玄州（亦曰宮州，又曰齊州），東北曰咸州（一作薄州），正東曰陽州。天下九州，內效中域，以盡地化。”

 

華夏九州的格局雖然已經粗定，然而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的法治尚未建立，于是讓八家組成一井，使他們彼此擔保；三井組成一朋，令他們守望互助；三朋組成一里，讓他們兩相賓敬；五里組成一邑，以便四方為援；十邑組成一都，好叫共敵災喪；十都組成一師，可促上情下達；十師組成一州，乃能告奸舉賢。復設左右大監，專于刑名，離于內庭，上督天子之過，中匡百官之弊，下從庶民之議。如此一來，違法犯罪、公器私用的事情就可以杜絕了。（原文：八家為井，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設左右大監，監于萬國。）⑤

 

由是可見，黃帝在構建權力的運行框架上，很是下了一番苦功啊！

 

一經千載，既至七雄爭霸之末，這種框架在秦人手里被設計的愈發完善，形成了知法之民、司法官員、行政官員及這些群體內部互相監督的權力分置體系。商鞅學派提議設立中央和地方兩個層次的法治機構，中央設置三法官，即“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相應的，地方比照中央“諸侯郡縣皆為置一法官及吏”。這種機構設置是中華法系獨特的權力分置體系，使知法之民、司法官員和行政官員互相監督，哪一方違反法律都會受到相應的懲罰。

 

權衡利弊得失，西方的所謂“三權分立”也不過是部門之間的分權與制衡，對于法家所倡導的“人民戰爭”路線，安能望其項背？

 

不僅如此，官僚的“躬儉省約，救贍困乏，惠休百姓”主要還是還得益于“與推薦權力相對應的責任體系”。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的漢初《二年律令•置吏律》也詳細規定了推薦者的責任，假如所被推薦的人不廉潔或根本就不能勝任本職工作，那么被推薦的人要被罷免，推薦者也要承擔連帶責任被罷免，上面說：“任人以為吏，其所任不廉、不勝任以免，亦任免者。”

 

漢承秦律。張家山漢簡《置吏律》中的上述條文印證了司馬遷《史記•范睢蔡澤列傳》中所述的一條秦律：“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為了使廣大讀者理解秦漢推薦制度的特點，我們有必要講一講《史記》中這段話的歷史背景。

 

在強秦統一天下的過程中提出遠交近攻戰略的范睢（ｓｕī）本是魏國人，在魏國被魏相魏齊屈打幾乎致死，后得魏人鄭安平幫助，聯系上了當時秦昭王派出的使臣王稽，得以入秦，后來范睢當上了秦相。“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的范睢當然忘不了曾經大力幫助過自己的鄭安平和對自己的知遇知恩的王稽，任秦相后，他向秦昭王推薦王稽，后者被任命為河東郡守，又向秦昭王舉薦曾保護過他的鄭安平，昭王任命鄭安平為將軍。

 

大約在公元前260年左右，長平之戰后的秦昭王“宜將剩勇追窮寇”，任用鄭安平，派他領兵攻打趙國。可是鄭安平哪有武安君白起的功夫，在戰場上反被受到重創的趙軍團團圍住，他干脆帶領二萬人投降了趙國。按照秦國法令，舉薦了官員而被舉薦的官員犯了罪，那么舉薦人也同樣按被舉薦官員的罪名治罪。這樣范睢應判逮捕父、母、妻三族的罪刑。當時嚇得范睢跪在草墊上向秦昭王請求治罪。秦昭王明白這時國內不能亂，就下令國都內：“有敢于議論鄭安平事的，一律按鄭安平的罪名治罪。”甚至還賞了范睢更為豐厚的食物。禍不單行，此后二年，同為范睢推薦，作河東郡守的王稽與諸侯勾結，因犯法而被誅殺。這使得范睢從此一蹶不振。

 

《史記•范睢蔡澤列傳》記載說：“任鄭安平，使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稿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后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

 

燕國人蔡澤比今天許多學者都明白秦國的推薦制度，他聽說范睢舉薦的鄭安平和王稽都在秦國犯下大罪，范睢理當承擔連帶責任。蔡澤知道自己的機會來了——后來蔡澤竟說服范睢將相位讓給了他。

 

《史記》、《漢書》中記載的推薦承擔連帶責任的事例還很多，處罰也很嚴厲。公元前47年，富平侯張勃舉陳湯，因選舉不實獲罪，除了削戶邑二百，在死后竟被謚為繆侯，言其舉人不當，陳湯也下獄論罪。《漢書•百官表》中記錄的因選舉不實免官的重臣還很多，這里不再一一列舉。

 

受到中國法律西化的影響，許多人忽略了中國法律中“賞”的一面，在漢代選舉過程中，推薦得人，舉者要受嘉獎，這也是一個常例。《后漢書•胡廣傳》注引《續漢書》云：“故事：孝廉高弟，三公尚書輒優之，特勞其舉將。于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當時的歷史背景是，“南郡太守法雄察舉胡廣為孝廉，到京師試以章奏，廣為天下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漢初按科推行察舉制時（這是更為制度化的一種推舉形式，定時、定額、按科進行），是極不順利的，因為沒有愿意無端承擔連帶責任，這與今天中國社會擠破腦袋推薦親朋好友迥然不同。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下令郡國推舉孝廉各一人，但新的制度很少有響應，“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于是漢武帝于公元前128年再次下詔，令各郡長官必須推薦，并說推薦賢人承擔連帶責任，以法賞罰是“古之道”，要有關官員拿出針對不舉薦者制裁的方案來。

 

《漢書•武帝紀》載有這一詔書的原文：“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圣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相關官員認為不推薦賢人者就是不稱職，應被摘掉烏紗帽，“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最后漢武帝批準了這一建議。

 

那么推薦官員的連帶責任是如何消失的呢？可以上推至西漢平帝大儒王莽執政的時代，按照儒家“赦小過，舉賢材”的原則，賄賂腐敗的被舉薦者不必再追究了，當然推薦者的連帶責任也沒有了，據說這樣作的目的是“不以小疵妨大材”，王莽的主張后來竟成了法律，平帝的詔書說：

 

“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廢而弗舉，甚謬于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勿案驗。令士厲精鄉進，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為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東漢以后，盡管皇帝屢下詔書糾正選舉不實，強調選舉責任，但建立在連帶責任基礎上的推舉制度很快崩潰，儒學門閥世族逐崛起，專責滿足士族鱷魚們的《九品中正制》成為推舉制度的基本原則——一個政治黑暗的時代到來了，其遺毒至今。

 

我們不得不承認，連帶責任是推薦舉賢制度的靈魂，沒有連帶責任的推薦制度會成為腐敗的溫床！推薦權力與推薦責任嚴重失衡，失去連帶責任的民主推薦才是中國政治腐敗的制度基礎。

 

在整合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成敗經驗的同時，不忘中國古代社會功勛制、推舉制和科舉制，我們終將會摸索出一條適應于中國本土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改革問題上，我們再也不能亦步亦趨、裹足不前，隔靴搔癢，自欺欺人！

 

就目前形勢來說，建立起與推薦權力相對應的責任體系，應成為目前中國政府反腐敗的當務之急。⑥

 

結語：環顧當下，能夠“發能中利，動則有功”的文章策論無人問津，類似“白馬非馬”、“棘尖刻猴”、“虞慶造屋”的言論卻遍地開花，大受追捧，這不僅讓百姓眼花繚亂、無所適從、偏離治道，更使得決策者淪為“概念的囚徒”。作為有良心和道德的學者，實在應該矯枉過正，虛心慎行，結合實際，理性建言，切莫隨波盲從，毫無定見，更不能待價而沽，嘩眾取寵，擾亂視聽！

 

參考文獻：

 

①凱文·菲利普斯，《美國王朝:貴族統治、財富和布什家族的欺騙政治》，維京出版社（Viking Press）2004年1月1日版

②查爾斯·A.庫普坎，《治理鴻溝:全球化與西方民主的危機》，中央編譯局，《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第05期

③楊光斌，《不能做“合法性”概念的囚徒》，北京日報，2015年11月23日

④翟玉忠，《圣人治吏不治民》，《祖國》雜志，2014年3月（下）

⑤張居正，《通鑒直解》【M】，九州出版社，2011年4月1日

⑥翟玉忠，《中國政治腐敗的制度基礎》，新法家網站，2008年5月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