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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

　　去年11月，“供給側改革”一詞因被中央密集提及而進入公眾視野時，顯得頗為“高冷”。

　　現在，它早已成為一個高頻熱詞，但人們還想了解得更多更透a。

　　因為供給側改革反映了中央政府宏觀調控新思路，是“十三五”時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務，將對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發揮巨大作用。

　　如何站在全球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廓清我國供給側改革的源起、重點、抓手及其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應本報邀約，蜚聲中外的中南大學金屬資源戰略研究院為您一一解讀。

　　我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尤其是結構性產能過剩比較嚴重，迫切需要通過供給側改革化解過剩產能，提高供給體系的適應性和靈活性、質量和效率。

　　縱觀現有推進供給側改革路徑，大多局限于給定的技術經濟范式，而對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鮮有關注。事實上，全球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塑制造業生產體系，為我國從根本上打破“產能擴張-產能過剩-化解產能過剩-產能再擴張”的惡性循環帶來了重要機遇。

　　1 結構性產能過剩是第二次產業革命的必然產物

　　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電氣化和化工引發了第二次產業革命，涌現出以原材料、機械加工、裝備制造為主導部門的新興產業，推動全球進入重化工業階段，形成以流水線為代表的生產組織方式，極大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和人類生活水平提高。

　　但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技術經濟特征也從根本上決定了產能過剩的必然性：首先，這一輪產業革命中涌現的新興產業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特質，具體表現為產能擴張沖動，這是產能過剩形成的微觀基礎;其次，規模經濟要求企業必須進行專用性固定資產投資，使企業面臨高昂退出成本，難以靈活調整生產;再次，流水線生產方式必須以配件和產品的標準化為前提，限制了企業通過調整產品結構化解產能過剩的能力;最后，大規模生產方式培育了大規模消費主義，消費者被動消費標準化產品，限制了市場的拓展深化，不利于產能有效利用。

　　發達國家化解產能過剩的基本經驗是，在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向發展中國家輸出第二次產業革命的工業化模式，并轉移過剩產能。我國的工業化還處于重化工業階段，仍服從第二次產業革命的基本規律。其中，產能嚴重過剩的鋼鐵、電解鋁、水泥、玻璃、造船等產業都是第二次產業革命的產物;而風電設備、光伏等雖是新興產業，但產能過剩多集中于鑄造、裝備制造等環節，仍具有明顯的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技術經濟特征。

　　因此，必須明確，解決傳統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產能過剩問題，根本思路不是放緩工業化進程，也不能重蹈部分發達國家“去工業化”的覆轍，而是要繼續推進工業化，在更高階段工業化進程中加以解決。初現端倪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正是全球工業化的新階段，其智能化、個性化和社會化特質將從生產體系、生產組織方式和需求模式等方面揚棄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技術經濟范式，為有效化解產能過剩提供了長效機制。

　　2 新型生產系統正在塑造靈活高效的供給體系

　　這種塑造，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剛性生產系統轉向可重構生產系統，將大幅削減企業的調整成本，提高整個供給體系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可重構生產系統能根據市場需求變化實現快速調試及制造，具有突出的兼容性、靈活性及大規模生產能力，有利于化解產能過剩。例如，德國大眾汽車正在制定的“模塊化橫向矩陣”，可實現在同一生產線上生產所有型號汽車，并根據市場需求及時、靈活調整車型和產能。

　　第二，大規模生產轉向大規模定制，降低企業對規模經濟的依賴。可重構生產系統使大規模定制具備經濟可行性，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將取代規模經濟成為企業降低產品成本的主流競爭策略。這一方面極大提高了整個供給體系水平與質量，另一方面有助于在微觀層面阻止產能過剩的形成。

　　第三，自動化轉向智能化，賦予供給體系前所未有的快速響應與靈活調整能力，且有助于全生命周期化解產能過剩。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中，“智能工廠-智能產品-智能數據”閉環將驅動生產系統智能化。例如，德國“工業4.0”計劃在制造裝備、原材料、零部件及生產設施上廣泛植入智能終端，借助物聯網和服務互聯網實現終端間的實時信息交換、實時行動觸發和實時智能控制，達到對制造設備、零部件和供應鏈的全生命周期、個性化、人性化管理。智能制造體系有助于對產能形成、利用情況進行實時監控、優化和治理。

　　第四，工廠制造轉向社會化制造，產能呈現分散化趨勢。飛躍發展的信息技術將大量物質流數字化為信息流，生產組織中的各環節可被無限細分，企業主導生產和創新的傳統模式面臨轉型，從而使生產方式呈現出碎片化和社會化制造趨勢。目前，發達國家已出現專門為網絡設計者及其用戶提供制造、產銷服務的社區工廠;社交網絡上出現了由個體組成的“虛擬工廠”，可通過在線交流進行產品研發、設計、篩選和完善，“社會制造”這一新型產業組織正在逐漸形成。這有利于向全社會疏散產能，有效防范產能集中、過剩風險。

　　3 新背景下加快推進我國供給側改革的建議

　　為積極應對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美國在“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框架下加速新型制造技術的突破和示范性應用，德國全面推進“工業4.0”計劃，日本回歸產業政策傳統并鼓勵企業采用新型制造裝備。我國也應主動把握機遇、加緊戰略布局，一方面形成化解產能過剩的長效機制，另一方面加快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促進實體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第一，調整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基本戰略。新型生產體系是對既有系統的“創造性毀滅”，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戰略必須從在既定生產體系內以技術改造為手段、以產業結構高級化為導向，轉向整個生產體系的重構。新型生產體系依賴于新型制造技術(智能機器人、3D打印、新材料等)的突破和廣泛應用，我們應加快部署在長期發展規劃框架下有計劃地推行新型生產制造系統。

　　第二，充分發揮我國市場需求巨大的戰略優勢，率先收獲生產體系轉變紅利。第二次產業革命期間美國抓住制造業生產體系轉換機遇、成功趕超英國的經驗表明，新型生產體系的拓展與國內市場的啟動升級必須同步進行。對趕超型國家而言，依托國內市場優勢率先收獲技術革命成果比前沿技術突破更為重要，我國推行新型生產體系同樣須立足我國巨大的市場需求。當前，德國“領先市場戰略”和日本立足社會需求作為制造業轉型升級突破口，尤其值得借鑒。此外，依托市場需求引導產業轉型升級，也有助于防范產能過剩風險。

　　第三，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助推新型生產體系成長。歷次工業革命均伴隨基礎設施升級，以更好服務主導產業的快速發展。不同于以往歷次產業變革依托于交通基礎設施發展，新一輪產業變革將更為依托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因為工業信息的計算處理能力已經成為影響制造業競爭力的新型戰略性資產。我國應通過建立國家高效能運算研發中心和高效能運算服務中心，加快高效能運算前沿技術突破，注重高效能運算的商業應用和公共服務，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對智能制造系統的支持。

　　第四，明確“以我為主，逐步推進”的新型生產系統發展方針。實施新工業革命、發展新型生產系統，過去“點對點”引進、消化、吸收的產業創新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因此，在政策制定和輿論引導上，須突出我國迎接新工業革命、發展新型生產系統必須立足于制造業和信息技術領域積累的能力和優勢，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需求動態變化，選擇適合我國國情和發展目標的新工業革命與發展新型生產系統的實現路徑。

　　(來源：湖南日報，作者：中南大學金屬資源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