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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輿論調查結果證實了俄羅斯社會意識開始回潮：恢復“勞動英雄”稱號、重編歷史教科書、重樹民族統一思想、重估戈爾巴喬夫改革、重塑愛國主義、重現集體主義、重評馬克思主義。這種回潮現象表達了社會價值選擇、利益訴求有了一定的變化，也反映了價值立場和價值觀念的一定變化：社會價值立場選擇轉向務實，社會價值觀念重建趨于具體。俄羅斯社會價值立場和觀念的變化源于對歷史的反思、對現實的尊重，更源于從實際出發解決問題的迫切需要。當前俄羅斯社會出現這種回潮狀況在本質上是進步性的，在價值判斷上是務實的，其結果是初步的和令人期待的。

隨著俄羅斯對制度劇變造成的失序狀態的擺脫，其社會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產生了若干社會意識的回潮現象。這種回潮現象事實上是社會發展變化的結果，也昭示了社會價值立場和觀念開始出現變化的趨勢。

一、社會意識“回潮”事件概觀

1．恢復“勞動英雄”稱號

2012年10月13日，全俄社會輿論調查研究中心圍繞著“是否需要重新恢復‘勞動英雄’稱號，如果需要，為什么”的問題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67％的被調查者對恢復“勞動英雄”獎勵稱號的提議表示支持，17%表示反對，16％表示難以回答；在被問及原因時．45％的被調查者認為恢復“勞動英雄”的獎勵稱號是對勞動表達應有的尊重和謝意，14%認為可以促使人們更好更多地參加勞動，7％認為可以獲得更多報酬，5％認為倡議在總體上是好的、被需要的，4％認為勞動者會因受到重視而感到愉快。2013年4月17日，全俄社會輿論調查中心對這一問題再次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支持“重新恢復‘勞動英雄’獎勵稱號”的被調查者的比重由半年前的67％上升至81％，不支持的由17％降至11％，8％的人認為難以回答。重新恢復“勞動英雄”獎勵稱號的倡議在蘇聯解體二十二年以后的俄羅斯被提出，其意義就不止事件本身了。支持倡議者眾多，也出乎人的意料。

2．重編歷史教科書

2007年6月2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接見商討俄新版歷史教科書編撰問題的與會代表，標志著俄羅斯重新編纂歷史教科書的倡議進入實質階段；同年，俄羅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學協會批準出版了面向教師的歷史教學參考書《俄羅斯現代史1945年－2006年》；2009年，《俄羅斯歷史（1900－1945）》出版。其后，普京又先后兩次接見教材的主編A．A．丹尼洛夫、A．Ф．菲立波夫和其他編者，強調要堅決杜絕丑化和歪曲俄羅斯民族歷史的行為，還歷史以本來面貌。

2013年8月9日，全俄社會輿論調查中心圍繞“《祖國史》教科書應該寫些什么”的調查數據顯示：59%的被調查者對祖國的歷史感興趣，74％的被調查者希望學校老師講授祖國史；在被問及“您總體上對我國的歷史是否感興趣”時，回答“非常感興趣”的由2007年的7％上升至l6％，回答“比較感興趣”的由2007年的32%上升至43％，表示“不太感興趣”的由2007年的36％降至28％；在被問及“什么樣的歷史問題必須在教科書中占特殊位置”時，58%的受訪者回答說“所有階段的問題都應該被實事求是地關注”，10％的受訪者回答是“衛國戰爭”，3％的受訪者認為是“俄羅斯國家發展史”等等。

2013年8月16日，全俄社會輿論調查中心圍繞“統一的歷史教科書：支持還是反對”的話題繼續發出詢問。結果有58％的被調查者支持倡議；在向支持者詢問原因的時候，25％的受訪者認為，歷史觀點應當有一個統一的標準，8％的受訪者認為應當有真實的、令人信服的歷史，6％的受訪者認為教科書有助于下一代了解歷史；而在16%的反對人群中，有89％的人說不出原因。

3．重樹民族統一思想

近年，俄羅斯民族統一情感急劇增強。全俄社會輿論調查中心圍繞著“民族統一：這是什么和如何達到”的話題分別于2012年和2014年進行了兩次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對“您現在是否感受到俄羅斯的民族統一精神”的問題，持肯定意見的被調查者比例由2012年的23%上升至2014年的44%，持否定意見的被調查者比例由56%降至35%；在回答“如果您承認俄羅斯存在民族統一精神，那么原因是什么”的問題時，支持“在困難時期，俄羅斯民族團結在一起”這一原因的被調查者的比例由2012年的16％上升至19%：對“您認為在不同人群和社會階層中最大的分歧是什么”問題的回答，認為“收入是最大分歧”的由59%上升至78%，認為“社會階級地位差異”的由57%上升至60%，認為“代際差異”的由52%升至54%，認為“民族差異”的由42%升至46%。

2014年12月3日，同樣是全俄社會輿論調查中心的數據顯示，有63%的被調查者認為存在著有共同信仰基礎的“俄羅斯世界”。同時“俄羅斯民族思想”更多地被理解為“民族主權”。

4．重估戈爾巴喬夫改革

始于1985年、終結于1991年的戈爾巴喬夫的所謂改革是導致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被公開顛覆的直接原因，因為“改革改變了社會生活本身，它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向議會制過渡”。1989年5月25日－6月9日召開的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被稱為“偉大的令人激動的事件”，蘇聯和俄羅斯的議會制實際上由此開始。在1990年3月的人民代表大會上，對“設立總統職位的決定”的支持率已高達84%；隨后戈爾巴喬夫當選總統，59.2％的代表投了贊成票。當時的確存在著民眾對西式自由民主向往備至的情況，很多人篤信自由是挽救蘇聯的唯一途徑。政治上的輕浮態度使得改革急速猛烈。二十五年后的2015年，認為戈爾巴喬夫改革是“必要而正確的”被調查者比例遺憾地降至14%，56%的被調查者認為“比起益處，改革帶來的危害更大”，21%的被調查者認為“改革一開始就是錯誤的”，有超過55%的被調查者認為“改革時代給俄羅斯帶來更壞的前景”。53%的被調查者認為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前更幸福，認為現在更幸福的為29%。俄羅斯不同民調機構進行的有關“民眾對歷史上國家領導人的滿意度”的調查，戈爾巴喬夫的得票率基本上都是最低的。

5．重塑愛國主義

近幾年，俄羅斯的愛國主義被上升至國家意識形態。愛國主義多數時被具體理解為“對祖國的熱愛，忠誠于自己的祖國，為祖國服務并準備為捍衛祖國而犧牲”。而愛國主義在蘇聯解體之前和解體之初往往是被用于嘲諷和責罵的。到了2010年，有84%的被調查者認為自己是愛國者，其中41%認為自己是堅定的愛國者，43%認為自己總體上是愛國者。“‘愛國主義’不再被認為罵人話，‘愛國者’是正常的、正確的”。在經濟總體相對向好的2006年的調查結果顯示，人們對愛國主義的理解更為具體。50%的受訪者認為“鞏固家庭、教育好孩子”是真正的愛國主義，47%的受訪者認為“尊重傳統”是真正的愛國主義，30%的受訪

者認為“盡心盡力地做好本職工作”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莫斯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阿納托利亞·安東諾娃說：“人們對于衣食溫飽的追求是非常好的愛國主義標志”。這是痛苦經歷之后的清醒認識。畢竟，愛國主義不是最初追求的什么空中樓閣式的自由民主，而是實實在在的生存保障。

6．重現集體主義

集體主義在俄羅斯有深厚的制度文化根基。蘇聯解體前后被作為共產主義道德原則的核心內容而飽受詬病。近年來，俄羅斯集體主義初現回潮之勢：學校重拾集體主義道德教育，媒體重現集體主義正面宣傳，學界重構集體主義研究視閾，社會重樹集體主義價值導向。作為俄羅斯民族精神特質和文化價值源泉的集體主義回潮是有歷史和現實根據的。它有賴于俄羅斯文化傳統的輾轉傳承、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價值澄清、共同利益背后的價值需求以及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價值重構。此外，集體主義回潮還表明個人主義思潮推進之路在俄羅斯受阻，理性的、現實的價值觀念正在重建。2014年10月1日，俄羅斯“科學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中心”網站刊載題為《當代俄羅斯社會價值觀和心理狀態》一文，將集體主義作為社會價值體系中的基礎因素加以評價，總結了“集體主義”應包含的內容：民族思想、傳統和價值繼承、國家權力至高無上、適度的國家主義、社會義務倫理、民族統一意識、塑造民族精英、國家核心符號、統一的話語空間、社會穩固趨勢、民族同一性、文化權威性、姓氏等同劃一、國家意義上的民族和宗教、集體主義價值觀、服兵役、國家象征、領土和主權不可侵犯等。

7．重評馬克思主義

蘇聯社會制度的嬗變不是一夜之間的事。“實際上，到20世紀80年代，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不再發揮國家意識形態功能了，它不是意識形態，是謊言。人們不得不尊重，但都不相信。”對主導意識形態的否認是思想上肢解蘇聯的原因之一。俄羅斯社會對“馬克思主義”及相關理論經歷了從主觀消極否定向理性客觀評價的轉變。在俄最大互聯網站http://www.yandex.ru上輸入關鍵詞“馬克思主義”，顯示出200余萬的標題。在全部標題中，已少有從前具有極端情緒傾向的內容，通常是一些學術理論標題，如《經典馬克思主義和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后蘇聯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何謂馬克思主義以及我們為什么需要它》等。《俄羅斯大百科全書》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是：“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學說，在社會思想和政治實踐中存在著與不同政黨和政治活動相關的、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多種解釋。”“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同時被看作與“左派無政府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平行的、有關“社會主義”的方案。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中的未來藍圖“共產主義”的認識中，持肯定態度的被調查者由1992年的15％上升至2007年的39％，負面評價由49％降至39％。對“資本主義”的正面評價由1992年的32％降至26％，負面評價由34%上升至50％。

二、回潮事件背后的社會價值立場和觀念轉向

近年俄羅斯社會意識領域中出現的回潮現象，表達了社會民眾的價值選擇、利益訴求的變化。事實上，價值立場、觀念的變化是諸社會意識回潮現象的根本。

1．價值立場選擇轉向務實

價值立場的選擇歸根結底是與主體利益需求相關聯的。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臨時政府和蘇維埃政權，作為權力主體的利益需求截然不同，不難理解二者大相徑庭的價值立場。臨時政府畏縮失責，不站在人民的一面，“拖延解決對人民來說至關重要的所有問題”；蘇維埃政權最終促成旨在建成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代

表的是工人、士兵和農民，“蘇維埃”一詞的立場本身也意味著充分的“人民性”。接下來的整個蘇聯時期，雖然國家在政策的實施上有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但人民立場始終未變。從貫穿于蘇聯時代的道德原則能夠看出政策選擇的價值立場：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平等和民主、忠誠于共產主義事業、集體主義、共產主義的人道主義、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勤勞、紀律、覺悟、言行一致。可以說，當時的社會價值原則是基于社會現實及其需要的，是觀念現實對社會現實的反映。

后來，社會劇變導致的價值轉型表現在價值立場選擇的無序上：歷史虛無主義蔓延致價值世界的無立場原則被推崇，價值混合主義衍生致價值立場的一致性丟失，價值犬儒主義盛行致令人敬畏的價值指向迷失，個人主義恣意縱橫致作為社會核心價值的集體主義被摧毀……當然，離心的價值立場也是對客觀現實的反映，甚至是應對無序社會生活的負向性需求。

但是，近年來價值立場隨著社會對失序泥沼的擺脫而逐漸發生以下轉變。

第一，重歸“人民性”。價值立場的“人民性”理論來自價值的階級性。人在生產關系中所處位置決定其在社會關系中的位置，這一社會位置是理解人生目的和社會生活的起點，是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的出發點。蘇聯解體前后的相當長時間內，權力階層急于攻陷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單一性思維，推行不可控的政治“公開性”，用空泛的自由宣傳引導輿論視聽，致使缺乏歷史和現實基礎的社會民主運動的組織形式蔓延開來。在社會和民眾尚未做好準備之前，實施了事實上導致制度崩潰的改革。改革在改變政治生活本質的同時必然改變人民的社會生活，但可悲的是，社會生活不是向好轉變，而是變得更壞。勞動者失去了從前在社會生活中的主人地位，收入大幅縮減，政治權利難以實現，社會福利蒸發，地位急轉直下。國家實行私有制度，政治主體不再為普通勞動者做權利代言，從前政治生活堅守的“人民性”倫理原則徹底丟失了。

社會生活的向壞變化引發價值生活領域的惡向轉變。蘇聯解體前后，一些急于投向西方懷抱的人，包括在輿論蠱惑下的普通百姓，脫離社會現實和歷史依據，在價值立場上選擇了西方的“民主”“公開”“自由”。蘇聯解體之后，他們所祈求的民主和自由不但未曾到來，連填飽肚子的面包也沒了！深陷失序泥沼的人終于認識到，改革是脫離了人民意志、不顧人民利益的改革，是對人民赤裸裸的剝奪；改革帶來的還有精神和心理上的不適應，人們變得無助、脆弱、緊張。“個體化”心理凸顯，人們對未來不抱希望。所以，當社會需要重建價值觀念體系的時候，這種過去的安定社會帶來的安全感被重新喚起。飽受“改革”之苦的勞動者看透了打著“人道”旗號的改革本質－－掠奪。不公正的資源分配引領了自私自利的價值導向，每個人都只關心自己，個人主義價值觀摧枯拉朽似地占據了集體主義消散后的社會價值空間。

雖然當代俄羅斯社會價值體系的重建尚有待時日，但“勤勞”“集體主義”“民族統一”等屬于蘇聯時代的、以“人民性”為基準的價值觀念卻在逐漸重回價值理論視野，這一轉變是向“人民性”的立場轉變。在社會生活中，“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的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可以說，“人民性”是俄羅斯社會價值立場重建的前提，因為人民知道什么樣的價值立場能給他們一個風清氣正的社會環境，什么樣的價值立場能給他們相對有所依靠的生活條件。“勤勞”“誠信”“團結”等反映人民品質并代表人民利益的價值觀念重新被推崇，所以才有“重新恢復’勞動英雄‘稱號”“重新編撰歷史教科書”“重現集體主義觀

念”這樣的社會價值思潮和理性行為得以產生。恢復“勞動英雄”稱號的授予，恢復的也是對普通勞動者勞動的尊重；重新編纂歷史教科書是對“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的重新肯定；集體主義觀念包含了人民千百年來的文化認同，它的基本要素是“人民”。

第二，重現“實在性”。價值本身具有客觀實在性。價值的主體、客體和實現過程也具有客觀實在性，相應地，作為滿足主體需要的出發點即價值立場仍具有實在性。但事實上，在蘇聯解體前后，蘇俄社會對價值觀念的需求和塑造脫離了客觀現實。現在，經歷了制度劇變的俄羅斯公民，越來越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也越來越知道，哪些價值是真實的，是從客觀現實需要出發的，是實實在在的。

比如勤勞。蘇聯時代，勤勞是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是內化到蘇聯人血液里的道德基因，勞動賦予了蘇聯人安全感和自信心，他們熱愛勞動，將勤勞作為美德，所以，才有當時的星期六義務勞動，“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是非常可貴的，它是共產主義的實際開端”。當物質需要得以滿足的時候，更高層次的自我認可也隨之而來，勤勞給了人踏踏實實的生存體驗，在這種充實快樂的生存體驗的感染下，人們愿意尋求更高尚的價值皈依。在今天的俄羅斯，勞動帶給人的榮譽感和勤勞本身承載的精神價值，雖歷經變遷，但仍在歲月的砥礪中呈現出最生動實在的道德實踐價值。俄羅斯人在歷史與現實的回望與反思中，在痛徹心扉的生活考驗中看到了勤勞的實在價值。

比如愛國。“家國”是在邏輯上具有同一性的政治聯合體。蘇聯時期，愛國主義是歷史地凝結成的穩定的社會心理，是在民族精神中輾轉傳承下來的核心價值，它包含了蘇聯人對俄羅斯民族文化的認可、對蘇聯國家的自豪、對捍衛國家領土空間和國際地位的心，還有在任何時候為國家獻身的準備……無論是十月革命、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艱難發展、三十年代的工業現代化建設，還是四十年代的衛國戰爭和戰后經濟的恢復、六七十年代發達社會主義的建設以及對外政策的制定……無不依靠強大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支撐。但是，蘇聯解體后，國家失去了為個體生存提供政治保障的作用，人們找不到從前強大國家帶來的安全感，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被抽離了。一個失去終極信仰的民族在制度解體的劇痛中，在政權無靠、精神無依、文化無根的日子里，彷徨失措。社會歷史的發展敦促社會價值的重新建構，體現歷史與現實需求的、真正能夠把人們團結起來的愛國主義是價值建構的第一要務。

比如對待歷史。過去的事實被稱為歷史。歷史即事實本身，不會因為人們對它有這樣或那樣的主觀評價而改變其客觀實在性。歷史之風，既不能起于青萍之末，也無法浮掠于青萍之上，全部結論均來自“過去的真實”。但蘇聯后期，正是歷史虛無主義搞亂了意識形態領域，極大影響了關鍵時刻的政治選擇，成為為害蘇聯的重要罪魁。蘇聯解體后，盡管歷史虛無主義在一定程度上仍陰影猶存，但俄羅斯意識到了，社會要向前發展，就要尊重事實，凡事從客觀現實出發。所以，一些人率先反思從前對待歷史的錯誤態度，撥開歷史認知的霧靄，還歷史以真實。

第三，重樹“堅定性”。價值立場猶疑會導致價值取向的混亂。在蘇聯解體后，價值世界的混合主義充斥人們的精神生活：制度劇變，社會混亂，黨派林立，價值多元。過去統一的觀念體系崩塌，價值立場的一致性丟失。原有的核心價值觀念體系不再發揮作用，沒有人能說清楚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沒有價值世界的統一精神引領，社會朝著失序的末路狂飆。

在社會從失序向秩序的過渡中，價值建構反映出主體的訴求。價值重建并非白紙作畫，而是對優秀精神遺產的繼承，是對與世相合的觀念的容納，是對價值觀念建構在路徑和內容上的“揚棄”。所以，那些屬于俄羅斯民族的傳統價值率先起了作用，比如在共同勞動基礎上形成的集體主義價值，浸透在俄羅斯民族骨血里的“俄羅斯思想”。此時，俄羅斯人民知道，社會再變，民族優良傳統不能變，那是識別民族特性的價值基因碼。對傳統的、向善的、一貫正確、使用起來又行之有效的價值，俄羅斯人民的立場越來越堅定。堅持這樣的價值，就是對善價值的繼承和發揚，在新時期，尤其是這樣。

第四，重拾“客觀性”。價值立場選擇重拾“客觀性”更多地表現在看待問題的方法上。看待問題的方法只有科學客觀，才能使通向結果的路徑通暢，才能保證結論的正確。在蘇聯解體前后的相當長的時間里，在認識論領域，很多人對待真理和價值的關系是本末倒置的，一些政客、學者和一部分民眾在對自由的無根渴望中臆斷未來，抹殺社會價值的客觀性，忘記價值存在的現實前提，在認識論上犯了大錯誤，釀就了實踐中的大悲劇。當抽象的“全人類價值”凌駕于蘇聯人民的利益之上，當純粹的意識自由代替了有限度的真實自由，社會主義制度就改弦更張了，社會主義國家也不復存在了。

今天，俄羅斯要在新形勢下應對挑戰，以往的自以為是或自欺欺人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顯然行不通了。千回百轉，痛定思痛，俄羅斯再次承認“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真理是價值之基，價值選擇須以事實判斷為基礎。同樣，在社會倫理層面，善離不開真，離不開客觀性，進行價值判斷的對象在實然層面必須是具有真理性的事物和現象。俄羅斯的現實是認識面臨的問題、解決面臨挑戰的基點，更是價值建構的科學前提。所以，研究者通過進行試卷調查和參考試卷調查的結果來進行價值判斷。像俄羅斯社會輿論調查研究中心這樣的機構所作的問卷調查，往往是在全俄范圍內進行的，在調查對象的選取、調查人數的確定、調查數據的整合、調查問卷的設計、調查結論的分析均嚴格按照社會調查方法的科學要求進行，即便是問題的選擇，也少有主觀的價值暗示。

2．價值觀念樹立趨于具體

毫無疑問，俄羅斯正在試圖重樹社會價值觀念體系。與二十幾年前極力倡導的“全人類價值”不一樣，今天的俄羅斯力求建立起具體的和可操作性的價值觀念體系。

第一，注重價值觀構成的群體性。“眾所周知，任何社會的價值觀都一貫地與其精神性——社會意識，對整個社會而言，包含價值意識、行為模式和有代表性的群體觀念——緊密聯系在一起”，當前俄羅斯社會也在試圖尋找并創建與群體意識相吻合的價值觀念。

價值觀的“群體性”源于俄羅斯民族精神的沉淀。生成于十三世紀的俄羅斯村社制度培育了俄羅斯民族特有的群體性精神特質：在村社里，人們團結協作，“合作”不僅是生存的基礎、社會發展的動力，還是特殊的文化存在范式，“‘合作’永遠都是針對集體而言的，無論認可還是不認可，集體主義因素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它是合作實現的條件”。蘇聯時代，這種由“合作”衍生的群體性價值表現為“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團結一致”“紀律和覺悟”“互幫互助”等社會主義的基本道德原則，指引著整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價值向度。

一些具有群體特色的價值重新進入社會精神視野，個體性的價值正逐漸失去吸引力。這顯然是一種精神自覺的過程。因為，個體價值承擔不起俄羅斯面對的

諸多任務，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應對經濟危機、貧富鴻溝、國際挑釁，才能撫慰社會的現實憂傷。

在大量的社會調查和研究工作的基礎上，一些反映俄羅斯人“精神性”的、指向具體并具有民族國家意義的價值觀念被“俄羅斯科學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中心”作為當代俄羅斯社會的基本價值總結出來。“集體主義價值”“非物質行為動因”和“樂于助人”被公認為最具俄羅斯特點的社會價值。事實上，集體主義歷經數千年輾轉傳承，已經具備民族文化基因性質了；在近千年的發展中，思考意識與俄羅斯民族呈現共生關系，“思考哲理是俄羅斯民族的特點”。俄羅斯人歷來善于思考具有哲學性質的問題，對“精神世界”和“非物質動因”的追求并不令人驚訝；“樂善好施”亦得益于民族傳承。俄國諺語也說：“爐子里面烤什么，桌子上面有什么”，足見其傾囊相助的友善態度。即便在經濟狀況較差的1998年，對于“是否愿意幫助他人”的調查項，仍有68.7%的被調查者持堅定的肯定態度，持否定意見的只有6.6%。

樹立與群體價值相吻合的觀念，使得觀念的內化途徑變得簡單。在感同身受的基礎上，更少道德說教意味，當然也更能起到凝聚人心、指導行動的作用。

第二，注重價值觀構成的基礎性。2000年和2011年的民調結果顯示：家庭和睦、安全感、物質富足、和平的環境、安定的生活、法律保障等基本訴求對俄羅斯人來講，居于“最重要需求”的前六位，其重要性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在價值領域，近幾年，俄羅斯人更趨傳統和保守……對俄羅斯公民而言，家庭成為最主要的價值依靠”。俄羅斯“科學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中心”網站對“當代俄羅斯社會價值觀和心理狀態”的總結中，將“對孩子和家庭的愛”作為俄當前社會的主要價值和穩定的社會心理來看待，是有現實原因的。對家庭的愛屬于基礎價值，具有基元性特征。

家庭是社會的母細胞結構。對于從未擺脫人口危機的俄羅斯民族來說，保持健全家庭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在蘇聯時期，“家庭是在目的和意向上都一致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因而家庭教育受到更多的重視。蘇聯價值觀念體系始終堅持強調：蘇聯人的道德面貌更多地取決于家庭教育本身，家庭在道德上的完善會極大地促進蘇聯社會經濟文化的進步。因此，“盡力鞏固作為社會基層組織的蘇聯家庭，也會極大地促進共產主義建設”。蘇霍姆林斯基、馬卡連柯、克魯普斯卡婭等家庭教育專家的教育理念在世界道德教育領域中都具有學術領袖地位。蘇聯時期成功的家庭教育鍛造了個體基本的道德品質：愛與責任、勤勞勇敢、誠實守信、互助友愛等。這些基礎道德價值的培養既完善個體道德品質，又兼濟國脈傳承，是極為成功的價值觀建構范式。基礎性的價值觀念一旦建立，良性價值體系形成則指日可待。同時，對一些具體的、基本價值觀念的期待和要求也使得社會價值體系和群體價值觀念的建立更有實踐的抓手。

第三，注重價值觀構成的道德性。作為客體對滿足主體需要的反映，價值觀的判定總是與“得與失”“榮與辱”“成與敗”“善與惡”等道德標準相聯系的。道德性是價值觀存在的標志性特征。當社會制度變遷導致的“去道德化”盛行，精神犬儒主義蔓延，個體道德世界無作為現象滋生，公民文化品位低俗，日常行為隨意不羈，社會價值觀念體系中的道德性被抽離，這個社會群體精神的崩潰也不足為奇了。

道德作為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善道德”促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反之起阻礙作用。蘇聯時代的大部分時段，社會生產力大幅提高，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更展現出和諧高尚的道德

生活圖景；蘇聯解體之后，社會生產力和居民生活水平急轉直下，蘇聯時期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被徹底拋棄，價值觀惡向嬗變反過來加劇了社會發展的離心運動，群體性勞動模式被拋棄，互助合作的生產方式被擯棄，大規模生產無力進行，社會經濟發展動力缺失，經濟水平下挫也實屬正常。社會要繼續向前發展，不但要有物質動因，還要有道德感召。蘇聯時代需要道德感召，俄羅斯時代仍然需要。畢竟，社會發展不僅是物本身的發展，還是人的發展。而人的發展是人本性的充分表達，即社會性的充分表達。體現社會性基本特征的利他性、服從性、依賴性、自覺性等品質要素，無一不具有道德特征。經歷了并一定程度上還在經歷惡劣的經濟狀況和道德狀況的俄羅斯社會重新意識到經濟和道德發展的同向性，要使經濟健康發展，就要培育以群體善為引導的價值體系。

當前俄羅斯新的社會思潮的重現，顯示出重建群體善價值的意圖，突出強調價值觀念的道德色彩。“恢復勞動英雄稱號”是對勞動本身的尊重，對勞動人民的尊重，更是對“勤勞”這一基本道德原則的尊重；“重新編纂歷史教科書”是對歷史虛無主義的糾正，更是對“誠實守信”道德原則的遵守：“重樹民族統一思想”是為了凝聚人心，更是對“愛國主義”道德原則的倡導；“重估戈氏改革”是對歷史的反思，在政治倫理上更是對實事求是道德原則的堅守；“重樹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回潮”“重評馬克思主義”等思潮中的道德性更是不言而喻。當道德性成為社會價值觀念體系的核心，當善道德價值引領社會價值觀念重建，那么，社會價值觀的整體轉向會變得積極而富有成效。

俄羅斯社會價值立場和觀念的變化源于對歷史的反思、對傳統的繼承、對現實的尊重，更源于從實際出發解決問題的迫切需要。無論如何，當前俄羅斯社會出現的系列思想回潮事件在本質上是具有進步性的，在價值判斷上是務實的，其結果是初步的和令人期待的。

摘錄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08期   原標題：從俄羅斯社會意識回潮看社會價值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