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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解讀政府工作報告:破除三大誤區

點擊：  作者：林毅夫    來源：觀察者網  發布時間:2016-03-08 20:42:02

 

 

         昨天下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多位經濟學界大牛聚集一起,召開第40次中國經濟觀察CEO的季度報告會.參加的五位學者都在業界鼎鼎大名.包括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副院長黃益平、北大國發院教授張維迎、宋國青和盧峰.會上五位學者從2015政府工作報告解......

 

        會上五位學者從2015政府工作報告解讀開始，對中國經濟的熱點問題展開熱烈討論。經承辦方授權，觀察者網今日推出此次會議的第一部分——林毅夫對2015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的解讀。

 

        在發言中，林毅夫對7%增長為什么合理且必要進行了詳細的回答。林毅夫將中國與發達國家做比較，提出中國經濟發展三大優勢，能夠促使中國實現7%增長：中國大量產品是中低端產品，產業亟待升級就等于有投資機會；中國的基礎設施還不足，環境問需要解決，城鎮化正在進行中，這些領域都面臨大量投資機會，而且也有較好的投資回報；中國的政府債務占GDP不到50%，居民儲蓄率很高又有大量外匯儲備等等。這三大優勢說明中國設立7%的增長目標是合理的。

 

        此外，談到增長7%的必要性時，林毅夫還拿印度來比較，莫迪政府正在推行東亞招商引資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如果能抓住全球產業轉移的機會，經濟增速很可能實現8%-9%的增長。如果說印度經濟在向上走，而我們的經濟增速繼續往下滑，會影響到中國的發展信心。所以中國“非常有必要在2015年的時候保持7%左右的增長，而且最好是右，而不是左，不僅是在2015年，應該在2016年到2020年，這十三五期間的經濟增長速度，都保持在7.0%左右，而且在工作當中力爭超過7%”。

 

        另外，林毅夫還用了相當多的篇幅澄清了目前關于中國經濟的幾大認識誤區：霧霾是經濟發展快引起的？投資會惡化產能過剩？經濟下行形勢下，政府再采取積極財政政策搞基礎建設投資，會加劇金融風險？林毅夫認為，犧牲經濟增長來解決環境問題，只會讓受害的時間更長；另外他根據自己在世行期間考察各國發展的經驗，堅持認為，在經濟呈下行態勢且民營資本投入不足的情況下，政府采取積極財政政策，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是最好的時機。

 

        以下為林毅夫演講全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我昨天（13號）剛參加完政協會。過去在兩會之后的“中國經濟觀察”，總有人來解讀一下政府工作報告，今天我就按照慣例談談我在讀總理報告時的幾點感想。

 

        2014年成績：與歐元區、日本、美國的比較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先討論的是2014年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不足。在取得成績的時候，總理用了一個詞，他說“來之不易”。這個來之不易也確實是正常的，我認為我們在2014年的經濟增長達到7.4%，雖然跟年初所講的7.5%左右的增長目標比較起來，少了0.1個百分點。但是如果我們放在整個國際的經濟發展態勢來講的話，這個確實是一個相當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成績。

 

        因為在2014年的時候，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經濟體，如果你盤點年終實際的經濟表現，跟年初的增長預期都有相當大的差距。我們知道像歐元區，去年年初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大的國際機構預測，認為歐元區可以達到1.1%，但到年底的時候，歐元區增長只有0.8%，少了0.3個百分點，是減少了將近30%。

 

        然后是日本，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經濟體。日本2014年大家知道有安倍經濟學，也可以說炒得沸沸揚揚。安倍經濟學是采取了一個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而且安倍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數量也相當大。年初的時候，當時的預期是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在2014年可以達到1.4%，但到年底一盤算，實際上日本即使在這么寬松的貨幣政策跟積極的財政政策下，經濟還是衰退的。到年底盤算的時候，經濟增長率只有0.2%。

 

        美國好像好一點，尤其第二季度的時候，美國的增長率達到4.7%。第三個季度的時候，達到5.0%。大家都認為美國經濟好像是真的復蘇了。但到第四季度突然又降到2.2%，全年的經濟增長率只有2.4%。跟年初的預期是2.8%，少了0.4個百分點，下滑超過15%。

 

        我們知道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一大貿易國，那么國際上的經濟形勢對中國當然會有不少的影響。比如說改革開放30多年，我們平均每年的貿易增長達到16%、17%，去年年初的時候貿易增長是7.5%。到年終盤算的時候，只有3.4%，可以說就像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里面講的，整個國際經濟的形勢還是相當嚴峻，還是相當復雜的，還是有相當多不確定性的。在這種狀況下，我們預期目標是7.5%左右，但是心里是希望達到7.5%。在這種情況下達到7.4%，只低了0.1個百分點。從這樣一個國際的整個經濟趨勢來看是不容易的。

 

        而且不僅是說經濟增長率在合理預期的目標里面，只低了一點，并且經濟結構在去年也有不少的改善。比如說有不少新的亮點，包括在高端裝備業上面，我們取得了一些進展。在互聯網金融，還有網上購物、快遞業務、新能源汽車等等這些領域，在去年取得了一個比較大的發展。

 

        同時大家都關心霧霾、關心環境。我們的霧霾跟環境和能源使用有相當大的關系。每個單位GDP下降了4.8%，我看到一個報道，去年我們實際的碳排放總量減少了，這是了不起的成績。

 

        另外今年老百姓的收入增長還是高于GDP的增長，并且非常重要的是，農村去年的純收入增長達到9.2%，高于城市居民純收入的增長。就是說我們的收入結構也是在改善的。這些我想都是相當了不起的成績，當然還可以講很多，我這里只是說一些。

 

        經濟下行壓力大，必須保持合理增速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我們肯定還有很多能夠改善，而且希望改善的地方，比如說去年整個經濟下行的壓力還是非常大的，一個季度一個季度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下滑的。今年第一個月、第二個月還是繼續這樣的下滑趨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投資增速的下滑，并沒有說因為政府采用了一些政策而改變。并且在消費上面新的增長點也不多，在這種情況下，比如說以投資來講，去年的目標是17.5%的增長，實際的增長只有15.3%。消費的增長固然也不少，但是沒有什么真正比較大的增長，來彌補投資增速的下滑。

 

        另外，去年穩增長一直是政府的一個目標。在穩增長的時候也采取了一些政策，比如貨幣政策。貨幣政策里面包括定向降準、降息，可是我們希望這些降準或降息能夠解決一些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但是后來發現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仍然存在，并沒有因為宏觀政策的使用而得到緩解。另外群眾關心的食品安全和環境問題，各種不滿的情形也時有發生。去年總的來講還是可以的，但可以改善的地方還有很多。

 

        關于2015年的經濟工作安排，我想2015年總的來講外部環境還會像政府工作報告所說，有很多不確定性，還會相對嚴峻。因為發達國家還沒有真正從2008年的那場危機中復蘇，最主要的指標就是關鍵的、結構性的改革，在發達國家普遍還沒有真正落實。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工作報告中2015年的經濟增長的總的基調未變，還是繼續秉持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思路，像小平提出的，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報告認為化解各類矛盾和風險，并且實現現代化，基本上還是必須保持一個合理的增長速度。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有三大發展優勢

 

        這樣一個合理的增長速度，就是我講到的中高速，2015年的目標是在7.0%左右。我個人的看法是把增長目標定在7.0%左右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我認為它是合理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也常講，我們實際上還是處在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因為你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一個是投資，一個是消費。那對于中國來講的話，基本上即使是外部環境不好，但是靠內部需求的啟動，包括投資需求跟消費需求的啟動，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首先來講投資。現在有很多人說，我們的產業過剩產能非常多。但實際上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即使現有的產業有產能過剩，或者有些產業比較優勢不在了會被淘汰，但中長期下我們還有很多產業升級的空間。也就是總理在工作報告里面所講的，我們現在大部分的產業是中低端的產品，可以向中高端的產業升級，要升級就要投資，這有很多的機會。

 

        第二就是基礎設施，這么多年固然做了很多基礎設施建設，但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然后是環境，環境要改善大家都同意，但要把所有的工廠都關掉，回到1979年的生活，這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在發展和生產當中解決環境的問題，你還是要投資新的設備，用新的生產方式。

 

        我們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農民要進城，要改善住的地方。這些都是好的投資機會，還有高的經濟回報。

 

        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在面對整個國際經濟下行壓力下，有沒有大量的投資機會，是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很大的不同。發達國家經濟下行、衰退，從2008年到現在六年多了，它走不出去，因為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首先來講產業是最前沿的，下一個是什么很難知道，有的話也只有一兩個，頂多就把老舊的基礎設施稍微改善一下，很難拉動經濟增長。我們可以升級的產業非常多。環境也是發達國家相對好，城市化已經完成了。所以我們判斷中國的發展前景的時候，不能簡單拿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方法作為參考，因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優勢條件，應該發揮出來。

 

        第三，不僅是說有經濟回報率和社會回報率高的投資機會，我們還有很多資源，有機會還要有資源。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起來，投資的條件相對比較好。我們政府負債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不到50%。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超過100%，發達國家也是。所以我們動用財政政策的空間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高得多。并不是我們政府積累的負債沒有問題。

 

        最近政府公布，今年用一萬億的地方政府債券來置換他在銀行系統的欠賬，這是一個很好的措施，我們也一直在倡導，這樣的一個建議被政府采用了。這樣的話我們政府可投資的資源，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講，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相當大的。民間的儲蓄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另外要投資的話，要進口機器設備，我們有將近四萬億的外匯儲備。

 

        這三點就是判斷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不同。其他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國際周期性下行的時候，他應該也有很多好的投資機會，但是他經常受限于政府的財政情況不好。國內有錢投資還受限于外匯儲備不足，因為你要進口一些機器設備原材料，而我們這些都是相對具備優勢的。

 

        所以我想把這些條件應用起來，有投資，就會創造就業機會。就業機會有了以后，機會能夠得到保障以后，那么消費會增長，投資會增長，就會拉動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外部條件相對不好，我相信達到7%左右的增長，還是有可能的。

 

        7%增長的必要性

 

        另外我覺得維持7%也是很必要的。首先一個必要的部分就是就業，如果說我們不能保持一個中高速7%左右的增長，很可能就業就要變成一個問題。2014年的時候就業是相當好的，我們新增了1320萬的城鎮就業機會，比去年的就業機會還多。但如果說我們的經濟增長放慢了，低于6%的話，大家可以想想看，企業的盈利狀況會非常不好。這種情況下，很多企業對未來的預期會變化，現在即使盈利狀況不好，企業對發展有信心，他還可能把就業保留著。如果他對未來的預期不好，他可能就不保留就業了，就關門了。就會出現一些所謂企業的倒閉崩盤，這個危險總是要關心的，總是有可能的。所以必須要有一個比較高的增長速度，這是必要的。

 

        第二個，同樣的情形，就是金融穩定性的問題。如果說企業對未來的增長預期不好，經濟增長要放慢，那么肯定企業的經營狀況就會更差。這種狀況下，壞賬會增加，壞賬持續增長就會影響到金融安全。

 

        第三個，我們十八大的時候提出到2020年，有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國內生產總值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城鄉居民的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國內生產總值要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長速度就要7.2%，我們前幾年都增長得比7.2%高，那就代表著從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長速度可以比較低，6.6%就可以了。

 

        我們還有一個目標，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要翻一番，有沒有可能說GDP增長6.6%，然后靠再分配，讓收入增長更快一點？那這樣的話也許GDP增長6.6%，城鄉居民收入也可以翻一番，理論上是可行的。但會出現一個問題，現在企業的盈利狀況已經很差了，那這種狀況之下，如果說我們的增長是6.6%，然后靠收入分配往勞動者這邊傾斜，當然我們也希望勞動者的收入增加，這個我完全支持。但導致的結果是怎么樣？企業的盈利狀況之差，可能企業要關閉的，要出現金融風險的可能性更大。就會跟前面兩個目標（就業和金融穩定）相抵觸。

 

         所以這種情況下，十八大目標的完成，我覺得比較好的情況，還是保持一個差不多7.1%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因為我們現在人口增長是0.5%，如果GDP翻一番，年均6.6%就能完成目標。最后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也是來自于經濟增長帶來的。這樣的話收入增長可以翻一番，有利于就業，也有利于金融穩定性。

 

        印度如果抓住機會 GDP增速可能實現8%-9%

 

        再來一個，上次我談過，現在再強調一下，就是印度的競爭。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1月份的預測，印度會在2016年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中國。世界銀行最近又做了一個新的調整，因為過去印度在算自己的增長率的時候，是從投入增長多少，來推算他的經濟增長率。但其他國家是用產出的增長，因為你的勞動生產力水平、技術水平的提高，所以不能用投入來計算，用現在通用的產出增長來計算的話，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是在2014年時，印度的增長率就達到7.5%，比我們中國2014年的增幅高了。

 

        我覺得這種趨勢也許不是一兩年，我想這種趨勢可能會是相當長期的，而且不是0.1個百分點，或者零點幾個百分點的差距，可能是一兩個百分點的差距。原因是什么？

 

        我們回顧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歷史，任何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國際分工產業轉移的時候，那些吸收產業轉移的國家或地區，通常會保持二三十年高速的增長，日本是這樣子。大家也知道，我們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出口產業，是比較優勢。其他工資水平低的地方抓住這個戰略機遇期，可能就會實現我們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

 

        印度有相當可能會抓住這個機遇，兩個原因，因為印度現在的人均GDP不到我們的四分之一，工資水平比我們低。

 

        第二個是新上臺的印度政府，印度總理干了12年的首席部長，他推行的就是東亞的政策，就是招商引資，出口導向，取得的成績也是跟東亞一樣的。他當年所在的邦人口只有印度的5%，但是出口占印度的25%。他現在當總理了，當然也在推動這個經驗，積極招商引資，積極以出口為導向，積極改善基礎設施。我覺得去年實際上是葉落知秋，如果他抓住這個機會，可能有十年二十年8%到9%的增長。

 

        而我們已經進入到新常態，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我們有比較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從9.8%降到7.1%增長，不努力的話就降到6%了。

 

        產業轉移中國要積極作為

 

        各位想想看，我們在過去30多年維持了全世界最高的增長速度，而且是唯一沒有出現過經濟金融危機的大國，但大家對我們的體制機制有很多信心不足的問題。如果這么對比的話，人家在增長，我們的問題出現了，那很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信心和發展秩序。那怎么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我想有兩種辦法。

 

        第一個就是我們比較快速進入到了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而印度的增速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速度更慢，所以這不是我們的體制和道路問題。

 

        那怎樣才能更快地進入高收入國家？如果說我們從2015年到2020年能夠維持7%，7.1%、7.2%的增長，加上人民幣升值，我相信到2020年人均GDP就可以達到12615美元，那就是高收入國家，印度就不是我們對比的對象了，我們就可以跟其他高收入國家對比了。這是第一。

 

        第二個是要積極有為地幫助我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另外一個可以承接的地方，就是非洲，因為我們是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我們必然要轉移。如果我們不做，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死在國內了。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幫助中國企業抱團出海，轉移到可以承接的地方。因為如果我們不作為，印度很可能抓住，因為它已經在尋找這個機會了。我們要積極作為，幫助中國企業到另外一個地方實現產業轉移，比如說到非洲，非洲有十億人口，工資水平現在跟印度一樣，人均GDP平均不到我們的四分之一。

 

        非洲如果承接了，他們也會出現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長。這有什么好處呢？非洲國家在西方主流的理論之下，經過兩三代人的努力，還不能擺脫貧困。如果說我們的產業轉移，跟我們的招商引資、改善基礎設施的方式幫助非洲國家發展起來，那就代表我們的道路是正確的，我們的理論是正確的。反而能夠增加我們的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

 

        所以我覺得面對這種情況，我們非常有必要在2015年的時候保持7%左右的增長，而且最好是右，而不是左，不僅是在2015年，應該在2016年到2020年，這十三五期間的經濟增長速度，都保持在7.0%左右，而且在工作當中力爭超過7%。這是我認為必要的。

 

        三個認識誤區：霧霾 投資 政府搞基建

 

        實現7.0%左右的經濟增長，從我前面講的理由來講是合理的，因為我們有這個條件。但真正要落實起來，我覺得我們要解決幾個思路性的問題。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思路是不利于經濟增長的，比如說霧霾的問題，確實霧霾影響到每個人的生活。但是我們好像在社會上有不少人，認為發展很快，霧霾很嚴重，就認為霧霾是因為發展快造成的。

 

        霧霾是經濟增長快引起的？

 

        我想很多人都有這種看法，大家都希望有比較好的環境，認為經濟增長慢一點，提高質量，那是好的。但是不是這樣呢？霧霾確實需要解決，但霧霾是不是經濟增長快造成的？

 

        我剛剛拿印度來對比，印度1979年的時候人均GDP是227美元，我們的人均GDP是182美元，印度比我們高出15%。但現在來看印度的人均GDP，2014年印度是1626美元，我們是7572美元，它不到我們的四分之一。就代表過去它這36年，經濟增長速度比我們慢。

 

        但我們現在關心的霧霾問題，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2012年印度的霧霾問題比我們還嚴重，所以這樣一對比，馬上就發現并不是我們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三四個百分點，我們的霧霾就會好。

 

        仔細分析一下，霧霾確實嚴重，我也不喜歡，但霧霾是怎么造成的？我想有三點原因。

 

          第一個原因，跟發展階段有關。因為我們像這種中等發展中國家，都是在制造業為主的發展階段。我們知道制造業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那環境相對于農業社會，或者是相對于高收入、以服務業為主的制造業，環境問題比較嚴重。中國是這樣，老工業化國家，英國、德國、美國，在制造業階段的時候環境也差，這是共同的，除非你不要制造業階段。

 

        第二個原因，我們的能源結構是以煤炭為主的，跟以天然氣和以石油為主來講，煤炭更污染。

 

        第三個原因，跟環境值有關。

 

        當然我們要想解決的話，這個問題會緩解。但煤炭要變成一個清潔能源，這是相當緩慢而且代價高的過程。那是不是把經濟放緩霧霾就好一點呢？如果像APEC的時候把工廠關掉，還是可以，但如果一直關掉的話，我們就回到八十年代的水平了，那大家也不接受。

 

        所以實際上放緩經濟增長速度，進入到以服務業為主的高收入階段，那就會使我們停留在制造業的階段更長，這樣做實際上環境污染、人民受害的時間就越長。高速發展十幾年，讓我們知道了霧霾的問題。如果你到歐洲去，他們在快速發展的時候也就是3%的增長，他們環境惡化都持續了一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

 

        所以我覺得用犧牲速度來解決霧霾的問題，這是一個初衷非常好、但不針對問題本質的方法，可能導致的結果是我們對環境惡化所要忍受的時間更長，我覺得這是第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產能過剩是投資造成的？

 

        第二個，我們現在有很多產能過剩，有一種觀點認為，產生過剩都是投資造成，所以認為應該降低投資，變成以消費拉動經濟的增長。

 

        我覺得這個看法似是而非，因為我們現在過剩的產能是什么？我們現在過剩產能是在鋼筋、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上面，這些都是建材，都是不能直接吃進去的。如果說我們投資降低了，對這些建材的需求就少了，就會造成產能更過剩。所以并不是說增加消費、減少投資就能解決產能過剩，這個說法不正確，沒有分析我們產能過剩的地方在哪兒。

 

        比如你說，現在的鋼材水泥很多了，再去投資這些產業，可能會造成產能過剩更嚴重，這我同意。但如果你去投資我前面講的那些產業，產業升級的部分，或者是我們基礎設施不足的部分，環境改善的部分，城市化的部分。那些方面并沒有產能過剩，投資怎么會導致過剩產能呢？反而是在補我們的短板，所以觀念上面要糾正。

 

        實際上我并不是說投資不需要，任何地方都不是亂投的。主張“投資”當然是指有效的投資，能夠提高我們生產力水平的，能夠讓我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的有效投資。如果能夠有效投資的話，就業和收入就能夠增長。這種情況下，投資會拉動消費，經濟會保持比較高速的增長。

 

        經濟下行，政府該不該做基礎設施建設？

 

        第三個似是而非的觀點，就是政府現在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很大，不該采用一些緩周期的貨幣政策或者財政政策，不該降息，不該降準，這些措施可能會增加信貸的風險，或者不該用更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支持一些項目的投資。很多人持有這樣的觀點。

 

        比如說有一些很嚴肅的學者，我很尊敬他們，他們做宏觀分析，發現2008年到2012年，我們的財政政策最多的時候，那段時間政府投資項目的回報率比企業的回報率低，所以我們應該支持企業的投資，政府不應該采用更積極的財政政策。我覺得這樣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確。

 

        第一，你要問問為什么2008年和2009年，政府為什么積極用財政政策？如果企業做，政府就不會做，因為企業不愿意做，政府才做，這是第一點。

 

        第二，計算基礎設施回報的時候，它的周期可能是三四年，是比較長的。一般企業投資的周期比較短，所以在投資的時候是沒回報的。然而你這種回歸分析都是把它加在一起。基礎設施投資，很多主要是有外部性的，你把路修好了，對民營經濟有很多外部性。汽車輪胎的損耗少了，成本低了；排隊和交通擁擠少了，就節省交通時間和成本了。但一般在分析里面是不包括這個的。

 

        第三，即使你把這些都算進去，到最后你發現政府的投資回報率比較低，那這些基礎設施你要不要做？如果政府來做回報率低，企業來做基礎設施，除了少數幾個有壟斷的項目之外，大部分基礎設施長期回報是比較低的。這種情況下企業是不會去做的。比如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世界銀行一直在強調說基礎設施，如果他有回報，那讓企業來做就好，政府不要做。導致的結果，到2000年左右，他們發現過去30年里，只有一項基礎設施，民營經濟非常積極，就是移動通信。除了移動通信以外的基礎設施，談了30年基本沒人做。

 

        所以你今天到發展中國家去到處是基礎設施的瓶頸，那就增加了民營經濟的成本，經濟發展就不好。所以政府應該對基礎設施有責任，即使他按照正常的回報可能低一點。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必須政府來做的話，你就要考慮是什么時候做，是在整個經濟下滑的時候做好，因為這時候民間投資不足；還是現在經濟已經非常熱了，政府再去做。如果在經濟很正常、很熱的時候，政府再去做基礎設施建設就是火上加油，經濟過熱。所以當經濟下滑，各種建材的成本比較低，民營投資不足的時候，政府來做這些基礎設施的投資活動是最好的。

 

        我2009年在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一直在提倡這個觀念。當時呼應的人非常少，我很高興看到去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出的《世界經濟展望》里面，討論說在經濟下滑的時候，是政府來做基礎設施建設最好的時候。我很高興現在在國際上已經開始對此形成一個共識。

 

        我想如果我們能夠克服這些認識上的誤區，把我們的有利條件用起來，我相信在2015年實現7.0%左右的經濟增長，完全是有可能的，是合理和必要的，并且很有可能是在7.0%之右，而不是在7.0%之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