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學程曼麗教授應邀在武漢大學發表演講。她指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大陸移民人數的持續增加,新老華人、華文媒體此消彼長,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新移民及其所辦媒體,應當成為中國全球化思維或布局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
根據史料記載,自秦漢起就有中國人流寓海外;唐宋至明,移居海外的人數逐漸增加;鴉片戰爭以后則開始出現移民浪潮。早期移民大多來自東南沿海地區(移民至東南亞地區居多)。
二戰以后,根據中國政府與移民所在國政府為解決其雙重國籍問題簽署的協議,來自中國的移民大多加入所在國國籍,成為當地華族公民中的一分子。上個世紀60年代以后,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逐漸放寬移民限制,遂出現新一波世界性的移民浪潮。
1978年以后,中國大陸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外派留學生的工作得以全面恢復。隨著大陸移民人數的持續增加,新老華人、華文媒體此消彼長,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
華人群體結構的變化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前,散居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大部分為老一代移民和港臺移民(包括東南亞地區華僑華人的再移民)。
香港《星島日報》在海外印刷、發行,臺灣聯合報系在美國創辦《世界日報》,都始于此時。1978年特別是80年代以后,中國大陸出國留學、定居人員的數量不斷增加。
為了區別于老一代移民和港臺移民,研究者通常將這一部分群體稱為新移民。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三地的海外移民結構開始發生變化。以港臺移民相對集中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為例。
在美國,從1991年到2002年,大陸新移民人數每年增加三至四萬,2002年新移民人數為61282人,臺灣移民9836人,香港移民6090人。
1997年以前,香港是加拿大最大的移民來源地,從1998年起,中國大陸取香港而代之,成為加國最大的移民來源地。
到2002年,加拿大新移民人數已近30萬。在澳大利亞,從1993年到2004年的十年間,中國大陸新移民數量激增,從2740人增加到8784人;臺灣移民人數增幅不大,從785人增加到881人;香港移民人數銳減,從3333人降至1125人。除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之外,在世界其他地區,如南美、東歐、非洲等地,也出現了眾多的大陸新移民。
與港臺移民不同,大陸新移民是與祖國或祖籍國關系最為密切的人群。它們來自中華民族的中心區域,與中華文化的主體部分最為接近,對它的認同意識最強。
新移民雖然來自五湖四海,來自不同的方言區域,卻是以建立在北方方言基礎上的普通話作為通用的標準語,以新中國成立后推行的漢字簡化字作為通用的文字符號,這是他們與老一代移民和港臺移民的最大區別。
如果可以將后者所代表的文化稱為小區域文化的話,新移民群體代表的就是大區域文化,或者“根”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新移民是否加入所在國國籍,“他們”與“我們”在文化認同上沒有根本性的差異。
華文傳媒結構的變化
新移民出現以前,海外華文報刊大多為港臺移民所辦,由于華人人口有限,這些報刊只能維持著最低限度的發行,前景并不樂觀。
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使這種情況得以改變。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大陸新移民開始創辦報刊,90年代以后,此類報刊數量不斷增加,很快超過了港臺移民報紙。
據統計,美國華文報紙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大陸新移民所辦;加拿大約有30多家華文報紙,其中70%為大陸新移民所辦;在澳洲,80年代只有悉尼出版的兩三家華文報紙,目前已增至20多家,絕大多數為大陸新移民所辦;日本現有華文報刊30余種,其中80%為中國大陸新移民所辦。新移民大多出生于中國大陸并長期在此生活、工作,對國內信息有著很強的依賴性。
為了適應這種需求,新移民報紙大量刊登有關中國大陸的新聞,包括它的經濟發展情況、市場運行情況、投資環境、百姓的文化娛樂生活,等等,使得“大陸風”在海外華人社會中很快蔓延開來。
事實上,這些信息不僅為大陸新移民所需要,也為長久以來與中國大陸相隔離的港臺移民、以及有意來華投資的其他人群所需要。為了爭取更多的讀者,港臺移民的報紙紛紛開始刊登中國大陸的新聞信息,增加相關內容的轉載量。一些有著港臺背景的報紙還在版面風格上進行了調整,改直排為橫排。
2002年2月9日,總部在香港的美國《星島日報》一改創刊以來不變的風格,變直排為橫排。三天以后,有著臺灣背景的《世界日報》也改為橫排。為了適應海外華人受眾多元文化背景的特點,大陸新移民所辦媒體也盡量避免內容、觀點上的沖突,重在“服務當地華人”。
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別、不同立場傳媒之間的相異性大為降低,相同性的一面得以凸顯。
值得稱慶的是,在許多與中國有關的重大事件上,如中國首艘航母遼寧艦下水,中國舉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式,“神舟”一至十一號的發射成功等,都能在海外華文媒體上形成共同的關注和一致的輿論;反獨促統更成為海外華文媒體的共同呼聲。總之,在海外華文傳媒中,“合”的趨勢十分明顯。
在海外華文傳媒逐漸融合的同時,中國國內媒體也在落實中央關于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部署,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它們或在海外獨立創辦媒體,或以參股、并購、投資的方式創辦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等文化傳播機構,以全面提高中國新聞信息產品的落地率、覆蓋率與影響力。這些媒體播發的信息不僅為當地華文媒體引用,也成為當地主流媒體的信息源。
國內傳媒的新舉措——由“借船出海”到直接“出海”,打破了“海內”、“海外”既有的界定與界限,將華文媒體融合貫通起來,出現了一體化的趨勢。而互聯網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在華人群體中的使用,進一步突破了海內外華文媒體的時空界限,為華文傳媒一體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技術基礎。
重新認識海外華人與華媒
既然海外華人、華媒的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就應當從變化中重新認識他們。
長期以來,由于海外華人、華文傳媒與祖國或祖籍國的特殊關系,這一群體始終是我國政府“統戰”與“外宣”的重點對象。先以統戰工作為例。
改革開放后的1979年,政府將“華僑上層”列入統戰工作的范疇,此后召開的歷次統戰工作會議,對于“華僑”的外延與表述均作了相應的調整——1981年的表述為“歸國僑胞和國外僑胞”,2000年的表述為“出國和歸國留學人員,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2006年沿用這一表述至今。
從時間上看,除了“華僑上層”仍為老一代移民外,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的“歸國僑胞”和“國外僑胞”,絕大多數為大陸新移民,“出國和歸國留學人員”更是如此。如前所述,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三地的海外移民結構已經發生了改變,港臺移民數量逐漸減少,大陸新移民數量持續上升,勢頭至今未減。
從族群歸屬和文化認同的角度看,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與未移民的中國大陸人無異,都是這片土地上他們父輩的子孫,是由這個“根”延伸出去的支系。他們中的許多人走出國門后,不但沒有產生疏離感,反而進一步增強了對祖國的向心力。
許多事實都證明了這一點。在“華僑”的屬性和定義發生重大變化的今天,傳統的統戰思維就值得反思了。按照一般的界定,統戰(統一戰線)是指不同集團的人為了相同的目的結成共同陣營。
從中可見,它是一種主體見諸客體的行動,詞義本身就帶有內外、遠近、親疏、敵友的戰略戰術色彩。對于老一代港臺華僑而言,統戰思維是必要的,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文化區域,有著與我們不同的制度背景和政治傾向性,化敵為友方能掌控大局、穩操勝券。
新移民本身就來自中華民族的大區域,因此,面對他們的工作不應當是“化”和“統”的問題,而是如何確認他們的身份、地位,調整與他們的關系狀態,讓他們在中國發展的整體格局中作為有機體發揮作用、產生合力的問題。在“華僑”群體內部結構持續發生變化的當下,這種觀念的轉變非常必要。
2015年5月18日,中央召開了十八大以來的首次統戰工作會議,會議規格也由“全國”提升為“中央”。這意味著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已將統戰工作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形成了“大統戰”的思維格局。這一思維格局對于傳統統戰思路的調整將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此外,面對海外華文傳媒的“外宣”觀念也應進行必要的調整。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國的宣傳管理強調內外有別,鑒于海外華文傳媒所處地域的特殊性,它顯然屬于“外”的范疇,被作為大陸媒體的信息“二傳手”和“走出去”媒體的借力對象。新世紀以來的十余年間,國內有不少媒體采取“借船出海”的戰略,與所在國華文媒體共同創辦當地版或專欄專題,形成“報中報”的格局。
這種合作方式不但使當地華文媒體獲得了內容上的支持,也幫助國內媒體將觸角伸向更遠的地方。如今國內實力雄厚的大媒體紛紛到國外創辦報刊、整頻率電臺和電視臺,各種新聞信息也源源不斷地由此發出,漸成聲勢。
相形之下,曾經的被借之“船”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這也正是一些海外華文媒體既喜且憂的地方。事實上,如果將海外華文媒體作一個細致的區分,我們就可以發現,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出現的新移民報刊,很多都是大陸文化工作者或媒體人走出去創辦的,所聘記者也多為大陸留學生,如果忽略地理上的距離,這些媒體與國內媒體沒有太大的差異。
就其性質而言,它們不是跨國跨文化的媒體,而是跨國同文化的媒體,是我們自家媒體在海外的延伸。而它們優越于我們的地方恰恰在于,它們身處異地,能夠以所在國受眾樂于接受的方式對中國大陸的原始信息進行再編碼,幫助我們將不利因素轉化為有利因素。
鑒于此,政府相關管理部門應當進一步調整觀念,強化“自己人”意識,在信息內容方面給予它們平等對待和重點支持——畢竟它們身處國外,面臨多樣化的信息來源,如果我們不能及時提供可靠的信息,傳播效果將會大打折扣。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的全球化思維或布局中,新移民及其所辦媒體應當成為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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