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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及其理論體系，注重提煉和總結中國經濟發展的豐富經驗與世界經濟的新變化，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作出了重要貢獻，呈現出多樣化格局。然而，多樣化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各有長處與短處，需要在科學評析的基礎上繼續完善和開拓創新。

 

　　一、 現有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系簡評

 

　　經過30多年的探索和發展，我國出版的數十種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其主要理論體系的建構大致有以下幾種。

 

　　——兩大類結構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在 20世紀80、90年代，把政治經濟學分成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大類，是主流理論體系的結構。其優點在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可以充分闡述，缺點在于兩大部分的結構和概念是不對稱的，時常對同一分析對象，使用不同的概念進行闡述。如資本主義部分使用 “擴大再生產”概念，社會主義部分使用 “經濟增長”概念等。 

 

　　——三篇結構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受當時南斯拉夫等東歐國家政治經濟學的影響，這種體系先設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篇，集中闡述基本范疇、原理和觀點；再設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兩篇。它運用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有一定的邏輯性，但后兩篇內容的構成邏輯和方法是不 自洽的，依然存在上述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兩大類結構體系的缺陷。

 

　　——四篇結構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借鑒西方經濟學和蘇聯東歐國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這種體系主要由商品經濟、經濟制度、經濟運行、經濟發展四篇構成。它把商品、貨幣、社會生產一般的內容獨立成首篇；在后三篇中分別論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同的經濟制度、經濟運行特點和經濟發展模式。這只解決了首篇分析的市場經濟和社會生產一般概念的對稱性，而其余三篇仍然是先后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類來論述。此外，另一種四篇結構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依照商品和貨幣、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經濟全球化與對外開放排序。這兩種 四篇結構的體系有一定的科學邏輯，但不同經濟的制度、運行和發展等內容是相對交叉的，且對外開放都為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所內含 ，完全分割敘述并不完美。 

 

　　——六篇結構的政治經濟學體系。這是參照原有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模式，綜合設計而形成的體系，主要分為社會生產過程、社會經濟制度、微觀經濟運行、社會經濟發展、宏觀經濟運行、國際經濟關系六部分。其優點是吸收了西方經濟學的某些成分，但并非遵循統一的科學方法論邏輯來構建，分塊拼盤明顯。

 

　　二、創新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原則與思路

 

　　為了進一步完善和創新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多樣化理論體系，使其盡量符合科學化、時代化和中國化的要求，可考慮確立以下若干學術原則和思路。

 

　　第一，應科學地汲取西方主流經濟學體系結構的某些思路，而不宜進行簡單的混合式模仿。西方主流經濟學體系的結構一般分為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和國際經濟三大塊，反映了其經濟思想史發展的沿革。

 

　　19世紀末，馬歇爾綜合前人研究所形成的經濟學體系，只是微觀經濟學。它在 20世紀 30年代大危機沖擊下的部分破產，使 以凱恩斯主義為基礎的宏觀經濟學體系應運而生。再加上 日益成熟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金融理論，西方主流理論體系形成了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和國際經濟三大塊結構。這一體系的內容存在嚴重弊端。

 

　　科斯批評其屬于缺乏產權、制度和交易費用等內容的“黑板經濟學”，形式主義盛行；加爾布雷斯也支持法國青年學者的批評，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過度數學化，嚴重缺乏對于現實問題的了解和分析。[1] 哈佛大學經濟系學生在罷課聲明中強調，真正合理的經濟學研究必須包含對各種經濟學優缺點的批判性探討，而不能只為問題百出的不公平社會辯護，但在曼昆講授的課程中，幾乎無法接觸其他可供選擇的方法和路徑來研究經濟學和社會。[2]這些內容的嚴重缺陷與其體系結構的缺陷密切相關，因為西方主流經濟學體系的形成歷來缺乏科學方法論的支撐 。

 

　　鑒于三大塊體系結構機械劃分的弊端，斯蒂格利茨和沃爾什編寫的 《經濟學》[3] 等教材便將之舍棄，轉而以交叉設章節陳述三大塊內容的方式權宜行事。顯然，這些略有差異的新體系結構依然缺乏科學方法的系統性，甚至造成了更加不合邏輯的混亂 。譬如，薩繆爾森在其 《經濟學》的 “微觀經濟學”篇，先論述供給、需求和產品市場，后又設 “應用微觀經濟學”篇，論述政府稅收和支出、效率與公平、國際貿易，甚至還設有 “會計學”這一 目。[4] 其實，政府收支當屬宏觀經濟問題，國際貿易當屬國際經濟問題。

 

　　因此，倘若現代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建構，只是在原有體系結構上增加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部分，形成各種混合型的理論體系架構，勢必同樣缺乏統一的方法論邏輯。我們可以科學地汲取西方經濟學體系的思路，即政治經濟學需要包括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有關內容，但絕非簡單地在體系結構上進行混合式的模仿。

 

　　第二，應綜合把握馬克思的 《政治經濟學批判》 “六冊計劃”與 《資本論》 “四卷結構”之間的辯證發展關系，而不宜將二者相互對立。[5]1859年，馬克思在 《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的 《序言》中，第一次正式宣布了 “六冊計劃”。

 

　　 “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順序：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其他三項的相互聯系是一目了然的。”

 

　　但馬克思沒有能夠完成這個宏大的寫作計劃。正式出版的四卷本《資本論》結構體系，分別為資本的直接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和剩余價值理論。我們可以科學地綜合以上二者的構想和安排，并加上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思路，摒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分法的框架，重新設計一種較為完整的、研究現代市場經 濟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結構，可考慮按照如下邏輯安排。

 

　　除了在導論部分闡述政治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對象與范圍、任務與方法、性質與意義，以及在尾論部分闡述經濟制度一般原理以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經濟制度的異同、共存、競爭和發展趨勢之外，主干內容可以分篇闡述直接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社會再生產總過程、國家經濟過程和國際經濟過程。其中，前三個經濟過程重點體現《資本論》關于市場經濟的敘述方法；后兩個經濟過程重點體現“六冊計劃”中的后三分冊敘述方法。其中的各篇章節都依循先范疇一般、后范疇特殊的分析法來闡述。例如，在敘述工資范疇時，先講工資的一般含義，再講資本主義工資的本質，接著講社會主義工資的本質;在敘述市場經濟范疇時，先講市場經濟的共性，再分別講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特征和社會主義特征。

 

　　第三，應盡快構建廣義政治經濟學體系，而不宜只著眼于僅完善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我國唯一規范的廣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專著是許滌新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發表的。他以三卷本形式，分別闡述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自從恩格斯提出應建立廣義政治經濟學以來，尤其是在最近幾十年，中外關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經濟史料已十分豐厚，完全可以通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學抽象，提煉出其中的主要經濟范疇，揭示它們的經濟關系和總體發展規律，從而分別構建統一規范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學，而非滿足于一般的經濟史學，以便最終創立歷史與邏輯相吻合的廣義政治經濟學新體系。

 

　　有論著以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尚未成熟為由，認為不能或不應構建包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內的政治經濟學體系，這種認識有片面性。相對于19世紀后期以來的資本主義發展,《資本論》以及更早形成的資產階級古典和庸俗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是在產業革命勝利前的18世紀及之后 19世紀中葉的自由資本主義條件下創立的，盡管它們的體系、方法和原理存在重大區別。

 

　　可見，只要一個社會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關系基本定型或相對成熟，便可以創立科學反映和揭示該社會經濟形態演進規律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人所共認，任何一個社會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關系都會不斷發展和持續演化，直至過渡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就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而言，其經濟制度的改革與發展將不會停止。盡管后者尚處在初級階段，但從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算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已有近百年的歷史，我們總不能坐等到共產主義社會，再來創立各種狹義的政治經濟學體系，而是要不斷前進。

 

　　至于有輿論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對任何歷史時期所有的經濟制度都具有“普世”性，以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遲早會變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而否定構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必要性，那就屬于一廂情愿的謬論了。

 

　　第四，可按照不同的敘述方法，分別謀劃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不同建構，以利于比較研究，而不宜單一化。筆者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六冊計劃”結構的安排次序可進一步概括為：“生產要素結構分析一國家經濟整體分析一國際經濟關系分析”。

 

　　第一步的安排先闡述作為資本主義核心概念的“資本”，再闡述作為第二位生產要素和生產關系的“土地所有制”，然后闡述被資本和土地所有制所支配的“雇傭勞動”。這是對資產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和雇傭勞動階級三大階級經濟生活條件及其經濟關系的分析，從而完成對資產階級社會 內部結構的范疇分析，成為總體把握其基本階級關系的依據。

 

　　第二步闡述作為整體資產階級的國家經濟行為；第三步經由對外貿易，闡述作為資本具體總體的世界市場；通過這兩步揭示國家和國際的經濟關系和經濟規律。

 

　　與此不同，《資本論》前三卷的總體結構采用黑格爾“正一反一合”螺旋式上升的敘述方法。即先闡述作為核心內圈的“資本的直接生產過程”，中心是分析剩余價值的生產；然后闡述包含內圈的“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二圈，中心是分析剩余價值的流通；最后闡述包含生產和流通在內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外圈，中心是分析剩余價值的分配。此外，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精辟地分析了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各自作用及其相互關系，沒有否定從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這四個環節和領域來敘述政治經濟學的體系結構，并且《資本論》前三卷的理論體系就是先后敘述前三個環節的，消費理論則分散在各卷之中。

 

　　可見，如果分別采用馬克思依據不同的敘述方法，所形成或涉及的政治經濟學體系結構，至少也有上述不同層次的三種形式。現在深一步探討，倘若要與現代西方經濟學進行體系建構上的學術對話，合理借鑒其中的某些方法以及物理學的方法，并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精神，總體指導和超越該理論體系，我們還可以創新出另一種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體系結構。即依序敘述“渺觀經濟→微觀經濟→中觀經濟→宏觀經濟→宇觀經濟”。

 

　　渺觀經濟重點闡述勞動與生產一般、個體經濟行為和經濟活動中的人性。

 

　　微觀經濟重點闡述家庭的分工、生產、收入與財富、消費、儲蓄與投資、人口；闡述企業的分工、生產、分配；闡述市場的形式與結構體系、地位與作用、要素市場均衡與產品市場均衡、市場與國家關系、國家微觀規制。

 

　　中觀經濟重點闡述產業的發展、運動、組織、分工、結構和多產業關系；闡述區域經濟的分工、組織、一體化、要素流動、貿易關系、城鄉關系、均衡與非均衡發展。

 

　　宏觀經濟重點闡述國民收入決定與核算、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一般均衡、總需求與總供給的關系和模型、失業與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和周期、國家宏觀調節、居民人口。

 

　　宇觀經濟重點闡述國際的分工、生產、貿易、金融、資源與財富分配、生產價格與價值規律、競爭與壟斷、全球化與區域化、經濟發展不平衡、經濟體系、經濟調節與秩序。

 

　　簡言之，以中外市場經濟為研究范圍的現代政治經濟學體系創新，應科學地促進多樣化發展，實現理論體系差異之間的優勢互補與共生，通過比較和爭鳴，多學派地豐富和繁榮該學科。

 

　　第五，應完整地構建在方法和原理上分層遞增的政治經濟學體系，而不宜專題化。與西方經濟學教材分為初級、中級和高級不同，現有政治經濟學教材幾乎都沒有按照方法和原理的深淺，分層遞增地展開敘述。碩士生和博士生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和教學都是專題研究，這種不規范的安排亟需改革創新。

 

　　以方法為例，在初級政治經濟學教材中，大體只需講授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和他使用過的初等數學；而在中級和高級政治經濟學教材中，就應循序增添高等數學、系統論、控制論、心理學、法學、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美學等某些敘述方法，進而深化對多種經濟現象和多級經濟本質的分析，反映經濟系統與政治系統、文化系統等的交叉互動，充實理論研究和敘述的深度和廣度。

 

　　再以分析領域和相應原理為例，在初級政治經濟學教材中，大體只需講授馬克思關于物質生產的經濟原理，而在中級和高級政治經濟學教材中，就應循序增添文化、科技、衛生等重要領域及相應的經濟理論。

 

　　還可以某一經濟原理為例，從生產力的一般含義界定擴展到生產力的體系結構理論；從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部類再生產實現的公式，擴展到非物質生產部類、環境部類、軍工部類及其在開放條件下的實現公式和投入產出模型；從壟斷資本主義的性質和特征分析，擴展到對多種生產方式的世界體系分析；從經濟危機的一般闡述擴展到短中長三種經濟周期理論；從單純的國際經濟學分析擴展到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從對土地和地租理論的一般介紹，擴展到整個“三農”理論；從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分析，擴展到如白俄羅斯社會主義取向等不同市場經濟體制的分析，并循序增添對城鎮化、城鄉一體化、經濟區域化和時空經濟等重要理論，等等。

 

　　第六，應嚴密構建起始范疇與主線理論邏輯 自洽的政治經濟學體系，而不宜隨意化。單純研究某一社會經濟制度的理論體系，被稱為狹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一切社會經濟制度的理論體系，被稱為廣義政治經濟學。相對而言，我們不妨把同時研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理論體系，稱為 “中義'政治經濟學。

 

　　以近現代市場經濟為研究范圍的 “中義”政治經濟學，其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起始范疇是什么？既然資本主義和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體制，那么，作為細胞，以包含一切矛盾胚芽的商品為始點范疇，看來依然是貫穿對立統一矛盾分析法的最佳安排。而把所有制或勞動等這類復雜概念，當作敘述始點則不妥當。遵循馬克思關于社會剩余勞動的構思，社會剩余勞動理論可作為廣義政治經濟學的主線（El線） 理論。但市場經濟中的社會剩余勞動一般要轉化為社會剩余價值，因而社會剩余價值理論可視為“中義”政治經濟學的主線。

 

　　筆者認為，在這個意義上不妨將社會剩余價值按經濟制度的性質進行分類：私人資本及其社會資本攫取的是馬克思原本意義的私人剩余價值，公有資本獲取的是聯合勞動者自己創造的“公有剩余價值”。以往那種既承認資本和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所特有的范疇，又把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利潤以及工資視為各種所有制的共同概念，在邏輯上難以自洽，會導致“中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內部的表述紊亂。

 

　　與此相關的是社會生產目的的理論創新問題。私人資本最大限度地攫取雇傭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直接和最終的生產目的，它們之所以生產作為其載體的使用價值，完全是為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服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有制企業具有雙重生產目的。處于競爭性領域的公有企業，其直接的生產 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公有剩余價值；而公益性公有企業的直接生產目的，是以使用價值最大限度地滿足全體人民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含生態環境的需要）。但所有公有制企業的最終生產目的，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全體人民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并服從社會主義國家基于全體人民整體和長遠利益所進行的宏觀調控，價值形成和價值增值最終是為生產使用價值服務的，因而體現了人民主體性和民生導向性的社會主義經濟特征。

 

注 釋：

 

　　[1]參見賈根良、徐尚： 《“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2]參見于祖堯：《西方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衰敗》，《紅旗文稿》2o12年第24期。

　　[3]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卡爾·沃爾什：《經濟學》，黃險峰、張帆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4]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著：《經濟學》(第 19版)，蕭琛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o14年，第 156—16O、349—422頁。

　　[5]參見湯在新主編：《(資本論>續篇探索——關于馬克思計劃寫的六冊經濟學著作》，北京 ：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許興亞：《馬克思經濟學著作的 “六冊計劃”與 (資本論>——讀 <<資本論>續篇探索>一書的思考》，《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徐洋、朱毅：《中國學者對馬克思“六冊計劃”的研究綜述》，《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1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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