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陷阱”,美須放棄傲慢與偏見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此說法源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他認為,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
一、造成現代“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因
霸權思想。美國的霸權思想來自于美國的“天定命運論”,老子天下第一,這種天生的優越感,決定了美國的傲慢與偏見。“天定命運論”是19世紀40年代美國產生的一種擴張主義思潮。從其字面意義上來理解,美國人是上帝的選民,其對新大陸的統治和主宰是一種天意的安排,種族優越論和擴張主義是其思想核心。“天定命運論”迎合了當時美國國內進行領土擴張的需要,在美國盛行一時,成為早期美國的主流思想,至今仍然引導著美國外交政策的走向。于是,有了奧巴馬當政伊始便揚言:“美國只當世界老大,絕對不當世界老二”;于是有了克林頓.希拉里把遠在萬里的南中國海稱為美國的國家利益;于是有了美國的高級軍事將領揚言,“今夜就準備在南海開戰”,儼然以救世主自居,以世界警察的身份耀武揚威。但問題是,誰給了美國這個特權?難道美國人忘記了他們第3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的名言:“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來平等。”美國憑什么要高人一頭?憑什么要當當代霸主斯巴達?
冷戰思維。冷戰思維是指沿用冷戰時期兩大軍事政治集團對抗性的思維模式而非平等協商的模式處理雙邊或多邊的國際問題。狹義的冷戰思維特指冷戰結束后,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的保守勢力妄圖建立單極世界,推行霸權主義的一種意識與觀念,具體表現為:1、對沖思維,冷戰期間美國對外戰略的主要指向就是蘇聯,冷戰結束后,美國在全球失去對手,無所適從,急于樹立新的敵人,于是各種威脅論應運而生,敵情刺激成為美國發展的動力。2、絕對安全,美國已經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了,但仍然擔心來自別國的威脅,擔心別的國家挑戰它的霸主地位和動它那塊奶酪。3、不尊重別國的安全關注和核心利益,把別國對安全的追求理解為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挑戰。4、強權政治,總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不尊重其它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認為“人權高于主權”,美國的國內法高于國際法。5、用“零和游戲規則”看待新興國家,認為你的好,就是我的糟,將新興國家的發展視作對自己的挑戰。6、推行漁翁戰術,煽風點火,挑起爭端,搬弄是非,以便從中漁利。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崛起的過程,就是坐山觀虎斗贏來的“戰爭紅利”。這些方面綜合起來就是一句話,一切為了本國利益,無視他國需要。美國為了自身的絕對安全,不惜犧牲他國的安全,把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國家打得哀鴻遍野、生靈涂炭,大量難民流離失所,美國難逃其咎,難道不應該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嗎?
軍工復合體的需要。美國的軍工復合體是指由軍事部門、軍工企業、部分國會議員和國防研究機構組成的龐大利益集團。由于軍工復合體不僅涉及軍方,還涉及到國防企業,更牽涉到國會,因而它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便在其著名的"告別演說"中,告誡美國民眾必須警惕“軍工復合體”這頭“怪獸”帶來的危害。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的軍工復合體不僅沒有受到限制,反而一直在背后操縱美國的政治、外交、軍事和軍事戰略。制造敵人是美國軍工復合體生存與發展的需要。近年來在美國國防部的大型承包商中,位居前三位的依次為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波音飛機公司與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其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主要生產軍用飛機、導彈,是所謂的"純"國防承包公司,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重點生產各種類型的導彈,也屬于"純"的國防承包公司。而波音飛機公司,實際上屬于"半"國防承包公司,該公司主要生產民用飛機,但也接受美國國防部訂貨。據統計,僅僅在2007年,上述三大國防承包商便從美國國防部分別拿到了278億美元、225億美元和146億美元的合同。分別占當年軍費的5.08%,4.11%和2.67%。除此之外,通用動力公司、雷神公司也成為美國國防合同的主要接受者。如果沒有國防訂單,或者說沒有敵人,這些公司將面臨破產甚至倒閉。因此,受利益驅動,這些軍工復合體以及與其利益相關的集團和個人,就要狂妄地渲染他國威脅論,特別是中國威脅論。“沒有威脅,制造一個威脅”。美國政客和軍方謊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便是一例,于是美軍堂而皇之地打了伊拉克戰爭,美國軍工復合體借機大發戰爭橫財。“感覺有了威脅,便夸大威脅”,美國政客和軍方不斷渲染“中國軍事威脅論”就是典型案例。本來中國是世界上最熱愛和平的國家,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中唯一一家近三十年沒打過仗的國家,卻被他們妖魔化為世界和平與地區安全的現實威脅和“國際法規”的破壞者,于是美國軍工集團可以開足馬力生產大批現代化甚至過時的武器裝備。這不是什么“良心的發現”,這是“昧著良心在找食兒吃”。
二、“修昔底德”是陷阱,不是規律
先驗不是絕對的。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發現,拉開了不同國家相互對話和相互競爭的歷史大幕,由此,大國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標。五百年來,在人類現代化進程的大舞臺上,相繼出現了九個世界性大國,它們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大國興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發展道路和經驗教訓,啟迪著今天,也影響著未來……這些大國無一不是依靠戰爭和掠奪登上世界霸主地位,這就是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的崛起必然要通過戰爭和掠奪挑戰現存既有大國的先驗論。但先驗也不是絕對的,德國、日本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以后,國內有識之士提出要走和平發展道路,也一度使這兩個國家步入世界強國之林。但現在日本有些人“好了傷疤忘了疼”,右翼極端勢力試圖舊夢重溫,歷史將會使他們清醒。在社會發展模式上還有兩個典型,一個是北歐模式,一個是新加坡模式。眾所周知,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早期發展,大多是靠掠奪和殖民,靠進行血與淚的資本原始積累起家的,而北歐沒有經歷過西歐、南歐一些國家那樣大規模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他們實際上是被邊緣化的,主要是通過海上貿易,甚至是靠海盜式的掠奪生存。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北歐各國逐漸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矛盾與弊端,開始探索新的道路,以圖同時實現經濟上的發展和社會上的公正,避免資本主義的缺陷。就這樣,經過探索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北歐發展道路。新加坡建國后幾十年里致力于建立一個政治民主、政府清廉、社會文明、經濟繁榮、人民幸福和諧、環境優美國度的治國方略和模式。新加坡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學習的樣板和追求的模式,故又稱為新加坡經驗。這些社會發展模式雖然都存在著一些缺陷和弊端,但無疑說明了一點,“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國際社會發展的唯一的和必然的趨勢,“修昔底德陷阱”是有可能避免的。
時代的特征發生變化。當代時代特點是和平、發展與合作,以戰爭的手段來維護霸權和爭奪霸權已經不合時宜。美國最近連續發動和參與的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并沒有給美國帶來戰爭紅利,反而拖累了美國的經濟,大量難民潮的涌動既是對戰爭的懲罰,更是對美國國際信譽的鞭撻。美國先后宣布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失敗,這就等于宣布美國已經步入“戰爭——失敗——再戰爭——再失敗——直至衰敗”的螺旋式下行怪圈,真正動搖美國霸主地位的不是別人,而是它自己,是它內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不協調性和對外關系的極度擴張性,力不從心的霸權野心和深不見底的戰爭消耗將最終拖垮美國。當2003年美國派兵入侵伊拉克之際,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大約是美國的八分之一。八年后,當美開始從伊拉克撤軍之時,中國的GDP已增至美國的一半。這不能怪罪中國“搭美國便車”吧,這是戰爭消費了美國的優勢。
中國國防政策的內斂性。中國與傳統西方大國不一樣,作為一個五千年的東方文明,中國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政治思維和國際視野。中國的文化是一種內向型的文化,強調仁慈、平和、親善和有序。“和為貴”是中國安全觀的內在反映。 中國古代安全觀的最高追求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中國古代安全觀的先決條件是,“先為不可勝”。中國古代安全觀的制約機制是,“兵以利動”、“非利不動”。中國古代安全觀的手段模式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中國古代安全觀傳承至今,表現形式就是“積極防御”、“后發制人”,說得直白一點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想不被中國傷害,就別惹中國。我們無意也無力與誰進行什么"戰略比拼"。我們沒有野心統治亞洲,更沒有野心統治地球。我們只有一個"野心",就是做好中國自己的事情,讓近14億中國人能過上比較體面的、有尊嚴的幸福日子,別把老祖宗留給我們的“祖產”給守丟了。中國要和平崛起的神圣權利,中國人要過好日子的神圣權利是不應該被任何人剝奪、也是任何人也剝奪不了的。
三、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思考
大國心態的包容性。西方諺語說,心魔存在于內心。心中沒有“修昔底德陷阱”就不會被“陷阱”所糾結。大國要有大國的心態,不能小肚雞腸;大國要有大國的眼光,不能鼠目寸光。中國古語稱,“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隅”,中美兩個大國必須登高望遠,從長計議。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是一種理性和明智的戰略選擇。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是,“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但是這一內涵并沒有被美國社會普遍認同,這就發人深思了,難道中美兩國要繼續“沖突、對抗”下去嗎?對于兩個擁有相互摧毀能力的核大國,對于兩個在經濟上依存度極高的領頭羊,相互“沖突與對抗”對世界意味著什么?對兩個大國意味著什么?明眼人一看便知。因此,不是你主觀上愿意不愿意“沖突與對抗”的問題,而是客觀上已經不允許了,“高限恐怖平衡”已經形成,哪怕是“不舒適的相互依存”也要“和平共處”。“一榮俱榮”未必如此,但“一損俱損”則是不爭的現實。據說一些美國人不愿意認同“新型大國關系”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不情愿接受“相互尊重”這一原則,他們認為“相互尊重”,就意味著“平起平坐”,就意味著承認中國的崛起。但是,你能阻止中國的崛起嗎?就像當年英國不能阻止美國的崛起一樣,中國的崛起已經是大勢所趨。因此,美國要調整好心態,準備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太平洋之大,足以容下中美兩個大國;世界之大,足以多極并存。
戰略資源的互補性。“修昔底德陷阱”的一個重要理論就是“零和游戲規則”,即我的所得,必是你的所失。世界上的戰略資源是有限的,因此,相互爭奪必然導致戰爭。如果我們換一個思維方式,可能會是另外一種情景:或者把蛋糕做大一點,大家按貢獻大小分成;或者共同開發新的戰略資源,尋找替代資源、再生資源,不在一棵樹上吊死;或者優勢互補,取長補短。經濟全球化為人才流動、物質流動、知識流動、金融流動創造了條件,就像江河湖泊一樣,在水的流動中達成一種動態的平衡。如果能夠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格局,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戰略的相對穩定。
利益分配的共贏性。國際關系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利潤的分成和利益的分配,同工不同酬造成了不公;不勞而獲,或者少勞多獲造成了憤怒,于是有了反抗、有了革命。如果制定一個新的“游戲規則”,關照好各方的安全關注,使利益共沾,互利共贏,恐怕會減少沖突爆發的幾率。
危機管理的可控性。大國之間由于國家利益、意識形態、文化傳統的不同,很可能存在著一些分歧,甚至摩擦。這就需要有一個危機管理機制,首先增信釋疑,其次求同存異,再次風險管控,盡量避免危機失控,引發沖突甚至戰爭。大國之間應該尋求更多的利益切合點,以國際視野為全人類的福祉進行合作。例如,如果中美兩國能在和平利用太空,為人類尋求新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方面共同做出努力;如果中西醫能在攻克癌癥等疑難疾病方面做出貢獻;如果中美兩國能在應對自然災害和氣候變化方面共同采取行動;如果中美兩國能在打擊恐怖主義勢力和反海盜、反跨國犯罪方面并肩戰斗,則是人類之福音。
或許這些只是一些理想化的設想,但設想多了,也可能就會變為現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就是始于你、我、他的這些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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