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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

      有輿論認為，特朗普執政和國內強調“四個意識”（大局意識、政治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中國在國內外的機遇已喪失了，這是非常奇葩的看法。中共十八大以來，由于實施“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和“五大發展新理念”，治國理政呈現新格局，成效顯著，因而中國在國內外的機遇比以往更多更好！不過，當前內政外交有兩大問題必須深入思考，正確應對。

      一、外交的機遇之一在于適時調整朝鮮半島政策

      朝鮮半島問題外交的難點，似乎風險大于機遇。其實，正確對應未必如此。最近七八年我很關心，因為過去的軍事政治形勢很緊張。況且，我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國際關系民主化》涉及到這個問題。關于朝鮮半島的我國對策需要反思和調整。其根源在于：朝鮮說美國同意簽訂和平協議，那就不搞核武器。而美國說和平協議不簽，軍演要繼續，朝鮮核武器不能搞。如果我們主張和采取如下姿態，能根本解決朝鮮半島難題嗎？即你們兩家最好談判簽和平協議，但如果美國不同意同時討論無核化和和平協議，美國要搞軍事演習，中國不公開譴責，而朝鮮不能搞核武器，否則中國就與美國一起譴責和制裁朝鮮。

      我國這樣的外交姿態實行了十幾年，結果不僅越來越僵，而且反而被美國和國際社會指責為“沒有負起應有的責任”。朝鮮強硬是必然的，換句話說誰當朝鮮領導人，只要是想維持這個國家主權，都會必然而為之。簽了和平協議不一定能保證美國履約，但連和平協議都不愿討論和簽訂，那就意味著美國隨時可以入侵，如同美國尋找借口入侵伊拉克和利比亞等一樣。此外，朝鮮與中國的友好條約含互助性軍事援助的條款，而中國既沒有宣布廢除，也沒有執行的跡象。換句話說，美國找借口先發制人地入侵朝鮮，中國會不會出兵呢？看現在的政策，中國不像出兵的樣子，所以朝鮮必定要搞核武器，即“擁核自保”。（習近平用語）。多年來，我一直主張“美韓軍演與朝鮮核試驗雙暫停”和“半島無核與和平協議雙談判”的新政策。因此，當2015年兩會期間王毅外長提到“雙談判并行”的新思路時，我立即在兩會期間從全國人大渠道（以全國人大代表名義）和國家社科基金渠道分別上報中央一份建議，建議通盤考慮我國周邊外交政策，調整對朝鮮半島政策。

      這份題為《積極推進朝鮮半島并行談判新思路的戰略謀劃》的建議如下：

      “今年兩會期間，外交部王毅部長數次在國內外表態：“中方提出實現半島無核化與停和機制轉換并行推進的談判思路。”這一新思路是十分正確的，為順利實現這一新思路，我國需要作長短期相結合的總體戰略謀劃。

      首先，近十多年的現實表明，現階段無論怎么制裁朝鮮，朝方根本不可能在停和機制轉換之前就同意單獨簽訂半島無核化協議，銷毀核武器。其緣由在于：一是美國口頭答應說不入侵朝鮮并不可靠。因為冷戰后美國和北約國家未經聯合國授權，已多次尋找借口軍事入侵南聯盟、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國家。即使是利比亞主動與美國講和，但仍遭合法政權被推翻的厄運。二是如果美國軍事入侵朝鮮，中俄會出兵阻止嗎？如果中俄沒有明確提供軍事保障，朝鮮勢必要“擁核自保”（習近平用語）。因為僅就常規武器而言，朝鮮是不堪一擊的。朝鮮認為，一旦本國擁有少量自保的核武器，就可以拼個魚死網破，對此美國就未必敢先發制人。這就是朝鮮在美韓大兵壓境時經常擺出隨時迎戰架勢的心理狀態。

      第二，當初是中朝兩國與美國簽訂停戰協議的，因而中方有責任和義務促使美朝雙方一起，把停戰協議轉換成和平協議。假如美朝有一方不同意就此進行談判，那就應重點勸說和批評該方，并視該方為半島不穩定的主要責任方。設置三方或六方會談的任何先決條件，均難以實現。只有無條件地先進行多方談判，才能為最終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尋找出路。此外，我國可以主動提出2016年下半年朝鮮和美韓雙方暫停軍演半年，為重啟六方會談創造氛圍和奠定基礎。這也以利于顯示我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和道義上的制高點。

      第三，應將半島問題與周邊問題統籌謀劃。目前，美日軍事聯盟在釣魚島和東海不斷加強力量，由美國主導的美日澳印試圖與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聯合在南海拼湊“遏華聯盟”，逐漸侵犯我國核心利益。可見，朝鮮半島、釣魚島和南海問題的總根源在于美國，美國所謂重返亞洲的實質，是從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全面巧妙地包圍和遏制中國，同時又玩弄交流和合作的另一手，可謂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并用。其中，美國積極尋找一些代理國來挑撥和制造與我國的矛盾和沖突。對此，我們不宜就事論事地表示態度，而是要確立通盤考慮的長短期戰略謀劃，即聯合一起可以聯合的力量，建立反制美國遏制我國的國際統一戰線。我國一方面要單獨應對在釣魚島和南海進行反制美國聯盟的海上軍事斗爭，另一方面要在美國無視中方根本解決半島問題新思路的時候，有限度地與朝鮮（不是從意識形態，而是從地緣政治角度）和俄羅斯合作，在朝鮮半島進行反制美國聯盟的陸上軍事斗爭。我國的軍事斗爭在后一場合比在前一場合具有明顯的綜合優勢。俄羅斯戰略家也會領悟到，一旦美韓吞并了朝鮮，美國聯盟對俄羅斯和中國的包圍圈又擴大了。

      第四，我國要積極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但美國消極。中美雙方與俄美雙方一樣，都是既有互相交流和合作的一面，又有互相博弈和妥協的一面。以敘利亞為例，美國支持反對力量武裝推翻合法政府，并要阿薩德總統下臺，而俄羅斯持公正外交和強力行動，現在美國也被迫同意俄羅斯主張的反對力量與阿薩德政府進行談判。這說明，只要中俄兩國加強默契和合作，分別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博弈，美國聯盟也會體面地有所妥協，否則，依照美國霸權的性格，必定會步步為營，直至破壞全球的和平與發展。因此，如果美國不聽中俄勸告，一意孤行地要在韓國部署嚴重威脅中俄的薩德反導系統，那么，中俄可采取退出對朝鮮制裁的反制措施，以平衡朝鮮半島力量。

      第五，我國可以公開強調世界不結盟運動、反對軍事結盟和海外固定長期駐軍，從根本上阻止美國不斷在我國周邊增兵和軍事結盟的態勢。即使阻止不住，也至少有利于我國站在道義和責任的制高點，有利于塑造中國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和世界人民中間的良好國際形象。”

      2016年外交部答復我以人大代表名義建議的公函，還是只強調恢復六方會談，都沒有再提“半島無核與和平協議雙談判并行推進”，而且好像以后近一年也沒有再提。不過，面對2017年初朝鮮半島更為緊張的一觸即發的戰爭態勢，于是3月8日王毅外長兩會記者會上發表的新政策，事實上是采納了我一年前的“先搞美韓軍演與朝鮮核試驗雙暫停”和“再搞半島無核與和平協議雙談判”的建議。他說：“為應對半島危機，中方的建議是，作為第一步，朝鮮暫停核導活動、美韓也暫停大規模軍演。通過“雙暫停”，擺脫目前的“安全困境”，使各方重新回到談判桌前來。之后，按照雙軌并進思路，將實現半島無核化和建立半島和平機制結合起來，同步對等地解決各方關切，最終找到半島長治久安的根本之策。…….中方提出的這一思路抓住了半島局勢的癥結，也完全符合聯合國安理會2270號和2321號決議的要求。解決半島核問題不能只有一手，需要兩手并進。制裁是履行決議，促談同樣也是履行決議。”這是正確的，但還是不到位。因為外交部仍然只單方面譴責朝鮮繼續搞核導試驗，而從不譴責美韓使用核潛艇等大規模軍事集結和日漸激烈的軍演以及先發制人的宣稱。因此，美韓等國際輿論強調，中國投票贊同的聯合國制裁朝鮮核導試驗的決議中，并沒有提到美韓不能搞軍演，因而美韓軍演具有合法性，中國要求停止軍演不合符聯合國一致通過的決議。這又使中國顯得理虧。如果采用我的主張，即中國只投票贊同第一步“美韓軍演與朝鮮核試驗雙暫停”和第二步“后半島無核與和平協議雙談判”的聯合國決議，那么，既有利于根本解決朝鮮半島的難題，又使中國始終處于道義上的制高點和解決方案的完整性。不能因為美國霸道地不同意，我國就放棄聯合國決議的公正性和完整性，拉偏架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美韓朝哪國不贊同這一完整的中國方案，我們就重點勸說、批評或譴責哪國。這是從我國的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而非意識形態為出發點的。

      現在，我的新建議是：中國應該聯合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一個建議，決議內容就是首先“美韓軍演與朝鮮核試驗雙暫停”、然后“半島無核與和平協議雙談判”，即“雙暫停和雙談判”（必要時中俄甚至可提出在“三八線”派駐聯合國維和部隊）。要知道，一旦美國認定中俄不會事援助朝鮮來反制美韓入侵，那么，不太靠譜的美國總統很有可能為了滿足軍工集團和華爾街的狹隘利益及“美國再偉大”，去占領朝鮮，進而擴大對中國的軍事包圍圈（請牢記歷史：當初美國就是因為誤判中國不會抗美援朝而入侵朝鮮的）。美韓不顧中俄反對，決定在韓國部署“薩德”，就是美國“合作+遏制”（把“遏制”、“圍堵”美化為“防范”，是典型的“鴕鳥”派或“狼狽”派用語。正確的應對不是單純地的“鴿派”“或“鷹派””，而是“應鴿即鴿”、“應鷹即鷹”，鴿鷹雙頭一面）對華方針的又一次暴露。由于到現在也沒有對美韓具體說出一個什么能制止部署的嚴重后果，因而美韓我行我素，日本也要跟著部署。對付特朗普這種大資本家執政團隊，實際上比“政治正確”那一派相對容易一點。面對美國過高的要價，我們適當反制具體點和堅決點，他們也就縮回去了，資本家相對比較實在，善于成本收益的權衡；反之則要吃大虧。對此，不少國人認識不清，甚至支持美韓，實屬某些宣傳輿論所致。

      中央文件提倡開展公共外交，我們學者應積極參與，使政府外交、兩會外交、民間外交、學術外交等有機結合。應學習美國，讓某些軍隊高干和軍事院校教授轉業到外交部任一定的領導職務，發揮偏好于戰略思維的人的積極作用，以完善外交工作者的知識結構和隊伍結構。包括朝鮮半島和平過渡在內的外交難點解決好了，我國在國際上的機遇會更多，否則，風險就會更大。

      二、內政的機遇之一在于穩中有進地推動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今年兩會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強調“四個意識”（大局意識、政治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總理、委員長、高檢和高法的工作報告，以及各省級代表團負責人的發言，都是如此。這是非常必要的。因為有不看齊的現象，所以就要強調看齊，要強調核心意識。例如，這次總書記到遼寧代表團，第五次公開強調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去年曾強調理直氣壯地“三個做”，堅定不移地“三個做”，黨內還講過好幾次。加上今年初總書記還講了“六個力”，即在原來強調的提高國有企業的活力、影響力、控制力和抗風險能力的基礎上，又強調國有企業是我們黨支持信賴的力量，是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力量。今年兩會期間，我在《光明日報》有一個對話，就是強調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支柱，要落實總書記關于國企的重要講話。但這個關鍵問題恰恰分歧很大，政府不少人主張把國有資本賣給中外私人企業或國企干部。這顯然不利于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一是關于增長速度問題。我國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征是，經濟以中高速增長。進入新常態后，雖然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低于此前的高速階段，但經濟增長量仍然接近或超過高速階段的水平。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相同或接近的經濟增長量代表的經濟增長速度存在較大差異。在經濟規模較小的階段，同樣的增長量代表較高的增長速度；而在經濟規模較大的階段，同樣的增長量代表較低的增長速度。2007年GDP總量為268631億元，比2006年增加51384.4億元，其增長速度已高達14.2%；2014年GDP總量為634367.3億元，比2013年增加51170.6億元，其增長速度卻只有7.4%。去年兩會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劃定增長的底線是6.5%，而今年政府報告提出了6.5%左右的底線，這是因為6.4%也能實現翻番的目標，我認為是可以的。在全球經濟體當中，經濟增長位居前列。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25%，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

      二是供給側改革問題。可以把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凈出口增長“三駕馬車”構成的需求側改革、發展和管理，與要素供給、結構供給和科技創新的“新三駕馬車”構成的供給側改革、發展和管理，有機高效地結合起來。當下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堅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和發展的動力。這是由于，供給與需求有著內在復雜的辯證關系。例如，供給（生產）可以決定需求（消費），人們只能消費所生產所供給的商品和服務，但需求（消費）也可以決定供給（生產），因為不適合買方需求或消費的商品和服務，就屬于無效供給和盲目生產。又如，對本期或短期來說，投資屬于需求，表現為支出貨幣購買生產要素，但對于下期或長期來說，投資即沉淀的資產決定生產和技術狀況，又屬于供給。因此，協調供給側與需求側改革發展的關系，要有辨證的整體思維和精準的操作藝術。去年實施“三去一降一補”的五項重點任務都有進展，但去房地產庫存和企業的杠桿，進展不大。今后，仍然要重視適度擴大需求，斯蒂格利茨甚至都不贊成中國把改革發展的重點放在供給側。

      三是三農問題。2014年12月2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通過的《關于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指出，“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在試點基礎上有序推進。”可是，目前人們十分擔憂大力發展家庭私人農場，以及土地的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置”之后，集體經濟的土地所有權被架空，越來越淡化了，擔心集體經濟的底線逐步向相反的方向走了。這是因為，“三權分置”下，重點或核心要義就是明晰賦予經營權應有的法律地位和權能。本來是給予家庭承包使用權，現在可以承包地的經營權可以由各個家庭自由分散地流轉出去，等于在流轉期內喪失了承包使用權，且幾十年之內集體所有者都管不著，集體經濟調整權力也沒有了，生死的人口變動也無法調整土地了。這不公平合理，資源利用績效也相對較差。今年兩會期間，我詢問全國人大農業和農村工作委員會的一位副主任，承包土地確權發證再抵押貸款，經營虧損失去承包權以后生活靠什么？有沒有企業肯定會錄用能力不同的失地農民呢？宅基地抵押也是如此。他的回答說，討論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現在只在200多個縣試點。小崗村的縣委書記也是人大代表，我詢問小崗村的多數土地流轉給公司了，這就算共同富裕了？他也不吱聲。值得欣慰的是，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貴州代表團講話時，高度贊揚貴州“塘約合作經濟模式”。與當年小崗村的改革不同，今天塘約村的改革有著頂層設計的制度保障。抓住農村產權制度這個關鍵，在村民自愿的基礎上，按照“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方式發展產業。具體來說，就是村里對村民的農村土地經營承包權、林權、集體土地所有權、房屋所有權、小型水利工程產權等七項農村產權進行確權登記，并鼓勵大家以“資產”的形式流轉入股，由村集體統一規劃發展。塘約村只用二三年時間，就從貧困村變成小康村，關鍵在于抓住了農村改革這個牛鼻子，根本在于有一個好的基層黨組織。三年前的塘約村，村民年人均純收入只有3000多塊錢，如今卻突破萬元，翻了近三倍，村集體經濟從不到4萬元增加到202萬元。這是邁出的一條鞏固農村集體所有制，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大道路，符合鄧小平多次強調的社會主義農村和農業“第二次飛躍”的集體化和集約化戰略方針。現在，全國不少地方都去參觀借鑒，貴州省正在推廣此模式。

      四是脫虛向實問題。今年兩會，習近平在遼寧團講話強調實體經濟。政治經濟學主張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須按比例發展，金融發展的速度和水平應與實體經濟相適應。如果金融業發展滯后于實體經濟，就會阻礙實體經濟的發展；如果金融業發展超前于實體經濟，則會使金融風險不斷積累，在金融監管缺位的情況下最終將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2008年以來西方國家爆發金融危機且至今難以繁榮的重要原因就是“脫實向虛”，虛擬經濟嚴重脫離實體經濟。目前，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由于資本和工業投資投向實體經濟相對減少，實體企業的盈利能力相對減弱，職工收入相對較低而導致人才流向非工業部門等等，因而以現代工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被弱化的“脫實向虛”狀況十分突出。關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更好地融合發展的關鍵在于“脫虛向實”，即以金融為代表的虛擬經濟發展要確立服務實體經濟和富民強國的新思路。金融發展服務于實體經濟和富民強國，是金融的基本職能，也是新常態下經濟平穩運行的前提條件。新常態下金融發展服務于實體經濟和富民強國，需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1、要防止外國資本在中國形成金融壟斷。外國資本在中國的金融壟斷，不僅會攫取大量的金融壟斷利潤，而且使中國失去經濟自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屏障。新常態下防止外資的金融壟斷，要求我國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的過程中，通過法律嚴格限定外國資本在商業金融機構的參股比例和參股條件。

      2、要謹慎對待并充分論證資本項目開放的問題。資本項目管制是防止國家資本嚴重沖擊國內經濟發展的有效手段。資本項目開放的程度和速度要與國內資本市場的抗風險能力和金融監管部分的監管能力相適應。

      3、加快金融市場的事先、事中和事后全過程監管，特別是加強以有效治理股災的股市監管法制和能力建設。一方面，人大要完善金融市場監管的法律制度體系，使法制建設與金融市場發展實踐相適應；另一方面，金融監管部門要在監管人員素質、監管技術、監管機制等方面不斷監管能力。

      4、要進一步加大“十三五規劃”和“中國制造2025”等一些規劃中通過科技創新和產業政策創新來推動實體經濟大發展的力度，促使整個國民經濟較快呈現“脫虛向實”的新常態。

      5、要重點發揮國有實體企業在創新中的重大功效，改變其在“脫虛向實”極端重要性等方面認識和實踐尚未到位的現象，并進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作者系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來源：昆侖策網，根據網文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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