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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題：共享發展理念的民生價值

　　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民生需要與滯后的民生供給是當前民生建設的主要矛盾，把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到民生改善上來是當前中國社會建設的主要任務。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堅持共享發展，著力增進人民福祉”， “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 。共享發展是黨中央在審慎把握民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以及有序推進“十三五”規劃目標前提下對發展理念作出的調整和改進，不僅進一步強化和凸顯了發展的民生導向，同時也指出了民生改善的新理念、新機制和新路徑。

　　一、共享發展理念包含深厚的民生倫理意蘊

　　共享發展理念指出了發展的民生導向，具有深厚的民生倫理意蘊，是對民生倫理的新貢獻和新發展。

　　中國共產黨的民生倫理集中表現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內容和表現形式具有階段性、差異性的特征，這不僅取決于民生倫理本身的發展和演化，更取決于民生賴以依存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理念的變化。中國經驗表明，民生倫理的發展通常與發展理念的演化具有內在一致性，發展理念的變遷直接推動了民生倫理的演化和發展。新世紀以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理念中的科學發展觀、益貧式增長、包容性發展等發展理念直接作用于民生倫理，并豐富了民生倫理內容，形成了集普惠性、包容性、益貧性、共生性、公平正義性、均等化等于一體的民生倫理體系。當前，共享發展理念的提出進一步豐富了民生倫理的內涵，為民生倫理體系增添了“共享性”這一新的內容。

　　共享發展理念蘊含了民生改善的普惠性倫理。民生問題事關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保障和改善民生包含著這樣一個前提，就是民生的對象性問題，包括民生對象的范疇、民生福利的分布狀態等。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中國共產黨把提高全體人民的民生水平作為民生建設的基本原則，接續解決了生存民生、溫飽民生和發展民生等一系列民生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進一步強化民生改善的普惠性要求，全面實施精準扶貧戰略，補齊普惠民生的“最后一公里”。強調“決不讓一個少數民族、一個地區掉隊”，“決不能讓困難地區和困難群眾掉隊”，“決不能讓一個蘇區老區掉隊”，就是要使全體中國人民都過上美好生活。這是對民生普惠性倫理完備而又形象的詮釋。共享發展理念的提出契合了民生保障和改善的普惠性要求，其本質是增強發展成果的輻射能力和輻射范圍，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實在地惠及廣大人民群眾，最大程度地保障和改善民生。

　　共享發展理念是對民生公平正義的堅守。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指出：“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隨著民生事業的發展以及民生賴以依存的經濟條件的改善，人民群眾的民生需求標準不斷提高，民生訴求日益多元化，對民生改善的橫向差距感受甚于對民生改善的縱向要求，以致對發展成果的感知度和認同度漸趨下降，并逐漸演變成為表達不滿情緒的重要來源。近年來，由民生問題誘發的不和諧聲音和群體性事件頻繁涌現，影響了我國整個發展、穩定的大局。公平問題作為民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倫理要素在民生事業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并在事實上成為影響民生改善和發展的重要因素。追根溯源，產生民生不公平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發展成果在地區、行業和城鄉之間分配不均衡，從而使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以及城市與鄉村在享受發展成果的“數量”和“時間”上呈現出不均衡。這種現象長期持續、循環往復，終致產生民生改善的馬太效應。共享發展克服了發展成果流動的自然無序現象以及慣性偏好路徑，保證了民生公共品供給的均等化，提高了民生投入的邊際產出效益，有利于實現發展成果不分地區、不分行業、不分城鄉、同比例回流到民生改善上來，從而在根本上縮小民生改善的差距。

　　二、共享發展契合了民生改善的現實訴求

　　提出共享發展是在問題導向下對發展理念的創新。推進共享發展，不僅是遵循發展規律的順勢而為，更是當前在破解民生難題過程中主觀能動性的發揮。

　　共享發展是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積極主動回應，反映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中國當前民生建設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最高目標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就是中國民生事業從量變到質變的整體提升和飛躍的過程，這在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在民生話語體系里，“全面”的基本含義是全社會的民生水平整體進入小康狀態。屆時，小康將成為民生保證和改善的新基準和新起點，底線民生的下限將以“小康”作為初始條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在于“全面”，短板也在于“全面”。目前，距離這一目標還有5年時間，“十三五”時期是推進“民生趕考”的重要時間節點，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關鍵時期和決勝階段，這對中國共產黨是個巨大考驗和挑戰。中央適時提出共享發展理念，就是要打通發展反饋民生的通道，讓發展的成果借助“共享”機制惠及全體人民，確保民生水平整體提升到“全面”小康的狀態，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保質、如期實現。

　　共享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新中國成立后，共享理念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的始終，貫穿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長期低下的生產力水平使得共享一直停留在沒有增長的邊緣，甚至出現了把共享曲解為平均主義的問題，以致社會再生產的原始積累被攤薄和稀釋，不僅不能有效解決民生問題，而且也阻礙了經濟、文化、社會建設的進程。基于此，中央實施了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做大做強經濟總量，并把民生改善的路徑設定為在共同富裕大原則下，通過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通過先富帶動后富，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全國一盤棋”的戰略布局下，民生改善路徑并沒有得到很好貫徹執行，集中表現為民生建設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的步伐，并造成了結構性、累積性的民生問題和矛盾。一段時間以來，學術界和實業界出現了“改善民生經濟先行”“經濟與民生同步發展”、 “發展的民生導向”等不同聲音和爭論。這些爭論都指向了發展與民生的關系上，本質上是對民生與發展困境的反思。共享發展把發展和民生納入到整體協同的框架，兼顧了發展與民生的個性與共性、對立性與統一性，實現了發展與民生的統籌兼顧、共融共生。

　　三、共享發展創新了民生改善機制

　　長期以來，中國民生發展遵循政府主導的單一推進機制，即通過國家轉移支付等手段保障基礎民生，通過政府公共財政支出和購買公共服務等手段增加民生公共品供給，改善民生外部環境和條件。應該承認，政府主導機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發展階段是必要而又有效的。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民生建設取得的重大進展和成績與政府主導機制是密不可分的。但是，隨著民生外部環境的改善和民生層次的提高，僅僅依靠政府力量已不能解決所有民生問題，民生效率低下和民生公平正義失衡等一系列問題逐漸顯現。全國各省市民生保障水平取決于地方政府的民生供給能力，而政府民生供給能力又取決于地方財政收入，財政收入的地區不均衡直接導致了民生保障水平的地區不均衡。與此相類似的還有城鄉民生不公平、行業間民生不公平等問題。因此，必須在政府主導機制之外開拓第二條發展機制來滿足民生發展的需要。

　　共享發展理念的提出開創了民生改善的市場機制，拓寬了民生問題解決及民生事業發展的機制渠道，有效補充了政府主導機制的短板和不足。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來，就一直存在著民生改善的市場機制，集中體現為市場資源配置過程中帶來整體社會福利的改進和提高。具體來說，一方面，市場經濟自身運行機制客觀上促使發展成果按照“中心—外圍”的路徑慣性反作用于市場中的參與體，經濟發展帶來的外溢效應、益貧效應和涓滴效應減緩了政府保障民生的財政壓力;另一方面，市場產品的豐富性刺激了民生需求的多元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生發展的層次和格局。但是，市場自動改善民生是基于其自身的發展需要，市場本身并不會主動改善民生，而且，這種改善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在這一點上，有些人認為，中國市場機制自動改善民生效果不明顯是市場經濟自由度不夠的結果。事實上，市場自動改善民生的程度與市場的“自由度”沒有必然聯系。美國是典型的自由主義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但卻存在著嚴重的民生分化矛盾，并爆發了“99%抗議1%”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當前，中央提出共享發展理念，通過發揮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宏觀調控作用，規制和約束經濟發展的方向和邊界，從而使市場自動改善民生轉為市場主動改善民生。這既發揮了市場在民生改善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也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體現了鮮明的中國特色和中國風格。

　　至此，中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機制體系漸進形成。一個是政府主導機制，集中解決民生保障問題;一個是市場調節機制，集中解決民生改善問題。政府主導機制是基礎，市場調節機制是補充和完善，兩大機制各有側重點，又相互交叉，協同推進。

　　四、在共享發展中推進民生改善和福祉增進

　　共享發展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納入到發展的體系之中、框架之下，明確了發展的民生導向。今后，應不斷改善和優化共享發展的內外部環境，把理念意義上的共享發展不斷付諸實踐，在共享發展中實現民生改善。

　　第一，改善共享發展的生態環境，釋放民生紅利。找到一條先進的發展理念不易，把先進發展理念付諸實踐更為不易。推進共享發展必須以改善共享發展的生態環境為基礎和前提。在宏觀方面，要全面深化共享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堅持系統的思維和理念，從改革發展的全局進行頂層設計，讓共享發展理念貫穿于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建設的全過程;在微觀方面，要發揮政府推動共享發展的政策導向作用和功能，構建共享發展的政策、法規支持體系，搭建企業、社會和政府共享發展平臺，營造共享發展的良好人文氛圍，規范和約束企業的行為和邊界，強化企業的共享發展職責。

　　第二，推進發展機會共享，增強民生改善的自生能力。共享發展首先表現為發展機會共享。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發展機會共享是衡量市場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它關系到發展成果分配這一根本問題。個人只有參與到發展的進程中去，才能享有發展成果，反之則失去了在初次分配中分享發展成果的機會。因此，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保障人民群眾“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從民生視角看，發展機會共享是市場主體通過勞動和努力改善自身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徑，是增進民生福祉、推進民生改善的首要條件。當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生事業就是要充分釋放民生改善的自生能力，走內生性民生發展道路。一方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加快簡政放權建設，減少行政審批事項，激發社會活力，重構利益關系，讓更多市場主體參與到發展進程中來;另一方面，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降低行業和部門的市場準入門檻，構建公平的市場準入環境，確保“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

　　第三，保障發展成果共享，夯實基本民生。發展成果共享是共享發展的重要方面，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生事業的主旋律。發展成果共享主要體現在二次分配中，是對初次分配結果的系統性糾偏和調整，屬于政府兜底行為，主要用以保障基本民生需求。基本民生是民生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民生福祉，也是民生保障的底限閥值和最低標準。經過60多年的發展，中國在發展成果再分配、滿足基本民生需求方面的運行機制相對成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和進展，但尚存在保障不公平、體系不健全等問題，需要進一步改進。首先，要調控發展成果共享的地區不均衡，完善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轉移支付機制，使發展成果切實用于民生改善事業，杜絕政策資金“空載”“回流”等現象發生;其次，要大力推進民生公共品供給均等化，進一步完善民生公共品供給與經濟發展水平脫鉤機制，突破民生公共品供給與地方財政掛鉤的惡性循環，建立全國統一的民生公共品供給平臺，使民生公共品供給不因地理位置、財政收入、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而不同;再次，要提高基本民生服務能力和共享水平，加快基本民生保障體制、制度、人才隊伍等配套措施建設，構建一套高水平、全覆蓋、管理規范、運轉順暢的基本民生保障體系。

　　第四，培育共享發展的新業態，大力發展民生產業。共享發展本身不能獨立存在和實現，必須借助于市場中的企業等微觀主體以及產業、行業等中觀載體。不同的產業、行業，共享發展的實現機制和效果是有差異的。有些行業、產業有利于共享發展的實現，有些則不然;有些產業、行業是直接作用于民生改善上，有些則是間接推進民生改善。一方面，要跳出傳統產業的局限和壁壘，順應產業技術革命發展趨勢，把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行業產業緊密結合，開展“互聯網+”行動計劃，把互聯網與教育、醫療、養老、住房、就業等民生事項緊密結合起來，不斷開拓基于互聯網的民生新產品、新服務、新業態、新模式，創新并豐富產業、行業發展空間，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另一方面，完善政府購買民生公共品服務機制，大力推進民生產業化。民生產業作為近年來為解決民生問題而誕生的新業態，是最有利于共享發展和民生改善的產業。由于民生產業具有公共品或準公共品的特征和性質，這就需要發揮財政、稅收等方面的政策導向作用，做好民生產業大數據庫、民生產業智庫、民生金融、民生工程、民生項目等民生產業服務體系建設，引導民生產業發展。與此同時，要完善項目中投標、運行、監督、驗收等制度體系，規范民生產業有序、健康發展，防范民生產業發展中的尋租問題。

　　共享發展不僅是經濟的發展，更是民生與經濟的協同發展，其最終落腳點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推進共享發展，“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用共享發展破解民生發展難題，引領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生事業發展，不斷開創民生發展的新天地、新局面。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生制度建設研究”[12&ZD057];吉林大學創新團隊項目“民生價值與社會幸福”[2012FRTD05];吉林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資助項目“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民生缺失陷阱及應對策略研究”[201511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作者是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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