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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以食為天，手中無糧心慌慌，糧食是事關生存的大事，所以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歷次農民起義都因為土地問題而起，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土地問題是社會所有問題的根基。可以說已經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土地政策在輝煌了起初的三五年之后，現在實事求是地說是失敗的，因為嚴重的“三農”問題擺在了現實面前，回避不了，誰也不敢回避。“三農”問題必須解決，現在搞的“土地流轉”就是要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政策。政策是一種辦法，政策是否得行，還需要落實到實踐中去檢驗。

　　一

　　《人民日報》的《民生周刊》發表了馮國政的一篇《失敗的土地流轉——一個土地承包戶的真實控訴》，講述了安徽亳州一個名叫儀大彪的流轉大戶承包流轉土地的辛酸故事，其中有這樣的兩段敘述，一是儀大彪的破產，一是其他流轉大戶的破產：

　　“受天災和市場供求等影響，儀大彪不僅沒有因為‘土地流轉’富起來，反而賠光了積蓄，累積了巨額的銀行貸款及其他債務。儀大彪的五處房產，包括一套別墅和4輛小汽車被銀行拍賣抵債，蔬菜大棚等設施也被債主們當廢品賣了抵債。”

　　“據調查，在亳州市參與土地流轉的人，有類似儀大彪遭遇的，還有不少。這里曾經轟轟烈烈的土地流轉，大都以失敗告終。許多流轉大戶，紛紛退租或分片轉租甚至撂荒。如在雙溝申崗流轉土地的懷峰，原來在當地財政局上班，為響應政府號召進行土地流轉，現在賠光了家產，失去了工作，靠在南方打工維持生活；尚心安原是亳州市新陽光生態農業投資公司總經理，參與土地流轉，年年賠本，現在到處尋找承包商，急于脫手；亳州市新天地蔬菜基地有限公司賈順華，流轉土地200畝，已經賠進去200多萬；張奎發因賠錢無力還債逃往外地；卞廣亮流轉土地2000畝，因賠錢只好將所流轉的土地退租、轉租。”

　　土地流轉是說農民繼續保留土地承包權，而將土地的使用權流轉給其他農戶或經濟組織，以發展農業的規模經營，流轉的方式可以有轉包、轉讓、入股、合作、租賃、互換等。從政策上講，2004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確定了土地流轉政策。

　　設想總是美好的，比如我還記得2007年時證券金融界一直在鼓吹中國股市必須要引進股指期貨，那時看到一個女的所謂專家教授，在電視節目上口沫橫飛地大談股指期貨的萬般好，好像有了股指期貨，就如同給股市指數這匹野馬帶上了口嚼，設好了跑的通道，“啊，那將是多么的美好。”可是，股市一上股指期貨，股市災難連連，股指天天跌跌不休。一個最簡單的現實是，股市指數漲高，是用真金白銀堆起來的，而一旦風吹草動，股票的變現跑得比兔子還快，指數狂跌。而指數下跌也能讓搞股指期貨的人大發橫財，漲極難而跌極極易，中國股市也就天天要么跌跌不休，要么尾盤跳水了。自從上了股指期貨，中國股市就成了空頭的天下，以致股市也成了政治反華勢力們要“做空中國”的工具和平臺。

　　二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政策是一種辦法（對策），而不是真理，是辦法就有可能能解決問題，也有可能解決不了問題，辦法能否對癥，是需要在實踐中檢驗后來定。2016年初股市搞的熔斷機制，執行不久就不得不廢止了，即是一個例證。那么，從安徽亳州的土地流轉情況來分析，雖然不能定土地流轉政策能否解決“三農”問題，但可以從實際執行情況看這一政策在哪些方面并沒有解決的問題。

　　其一，土地流轉的土地承包權的不平等性，通過流轉帶來了新的不公，加重了原有的不公。

　　始于1982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當年根據農戶的人口數量平均分配了承包土地，但是至今四十年來，國家在承包土地的再分配政策上調整不大，基本執行的是“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四十年的光陰，人口更迭變化很大，老承包人死的死，新農民新生的新生，但第一輪承包格局延續下來變化不大，在土地承包權上造成的政策性不公平，使很多新生代農民，要么種地只能承包原承包戶的土地，要么離開土地外出打工謀生，在土地權利上造成了嚴重的分配不公。不根據人口變化而調整承包土地，就出現了集體土地下的承包式的新型土地私有化局面。2015年5月18日，國務院《關于201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正式定下了“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而土地流轉的確權依據則是當初的承包權，這對新生農民是極其不公的，客觀上使已有承包權的農民成了現行土地利益的食利者和新型“地主”，成了舊中國有“田底權”的“地主”，流轉后的土地經營者，只能是有“田面權”的“佃戶”，如果對資本雄厚的農業資本家當新型地主的“佃戶”還能承受的話，那么對于流轉過來的小規模的普通農戶來說，就幾乎就是舊社會里的佃戶了。

　　其二，無論土地私有經營，還是合作經營，還是人民公社制，還是分田單干，還是搞土地流轉，都是圍繞土地的基本功能——生產糧食作物而轉動的。

　　土地以出產糧食作物為目的。但土地流轉的實際情況，好像土地流轉在偏離土地的基本功能。雖說流轉大戶集中土地后，也以種植糧食作物為外在形式，但是其目的卻是以通過種植糧食作物而最大化地賺取錢幣形式的利潤，糧食作物不過是賺取利潤的一種商品而已。在此目的的驅使下，流轉大戶必將以將來什么能賺錢就種植什么，而很可能會沖擊社會基本主糧和基本經濟作物的最基本的生產量，潛在地給社會制造下饑荒的隱患。比如，假設一例，雖是假設，但在現實中是很可能出現的，本來種植小麥的上好耕地，但是流轉大戶卻以將來樹苗能賺大錢，而選擇了棄小麥而種植了樹苗，但樹苗肯定不能當糧食吃。

　　其三，土地流轉加速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集體意識的消亡。

　　分田單干后，之前建立起來的農村基層組織開始弱化，農民整日忙于自耕地經營，而不再需要村集體，而村集體也不再有任務去組織農民，村集體與個體農民之間的連帶關系由于土地的分塊化而喪失。在取消農業稅之前，村集體對農民還有最后一條聯系的紐帶，但取消農業稅之后，村集體與農民基本上是兩不相干了。村集體丟失對農民的聯系，也就名存實亡了，但村黨支部和村委會還存在，而這兩個組織的一把手，在農村政權削弱后，逐漸家族化黑幫化，但畢竟這兩個組織還是國家政權在最基層上的體現，對農民還有最終的行政統治管轄權。

　　土地流轉，土地是村集體的名義還在（雖然僅是空名），落實這項政策還需要村集體，但流轉之后，在實際利益關系上，是承包戶與流轉戶之間的經濟合同關系，比如流轉出去的承包戶按時坐在家中收取租金，流轉戶對土地自行經營，兩者發生糾紛，依照合同對照權益，或者訴至法律，而農民應該不會去找已經沒有任何權利的村集體。最后出現的局面必然是農村集體組織消亡，農民的集體意識消亡，中國農村將再次回到舊中國到處是一盤散沙的狀態，再次回到舊中國農民自生自滅的狀態。

　　其四，土地流轉加速了農民的兩極分化。

　　有承包權土地的農民坐收租金，沒有土地的農民要么流轉租用土地，要么外出謀生，在思想上，必然無地的人憤恨有地的人不勞而獲，深感土地不公，心生仇怨。流轉大戶壟斷大量土地后，待多少年之后，承包戶或絕后，或后代放棄土地，或由于其他原因如賭博，或流轉大戶巧取豪奪，原有承包權的土地將實質性歸入到流轉戶賬下，這就是古代土地兼并的復燃。一旦土地兼并復燃之時，就是農村兩極分化加重之開始，就是農村大危機醞釀之開始，也許之后中國歷史的周期律又要起支配作用了。

　　其五，土地流轉解決不了資本利益與農業規律之間存在的根本矛盾，這是決定土地流轉最終成敗最核心的關鍵所在，也是儀大彪等流轉大戶破產的最主要原因，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這個矛盾看來很難解決。

　　資本以土地流轉集中了土地，欲圖以集約式經營獲取更多的農業利潤，但是農業生產周期長，在一個比較長的周期里，市場變化無定，行情陰晴無時，一旦到收獲時節，所種植的農產品遭遇價格大跌，不僅沒有了利潤，還有可能賠盡成本，資本力量一般的流轉戶只能破產。即使種植經營期間，有心跟隨農產品未來行情對種植的農作物做出調整，也不一定能緊跟行情的起伏變化。做一假設，一個流轉戶在既可以種植小麥也可以栽種大白菜的時節，先播種了大面積的小麥，但后來了解到冬季韓國將對中國大白菜的采購量增加，菜價可能增長，在權衡國內明年小麥收購價格很可能變動不大，而兩三個月后出口白菜價格將高漲的得失中，決然毀掉已經播種下的小麥而全部改種了白菜。但行情陰晴不定，數月后，韓國進口量減少，中國菜農不得不降價，最后致使這個流轉戶損失慘重，后悔莫及。在這個假設的例子中，一是毀掉小麥，減少了來年國內小麥的總產量，二是錯過了一些農作物的種植時節，白菜收割后，隆冬時節只能撂荒，甘等來春。正是由于農業生產周期長，而市場變幻不定，讓流轉戶很難跟對市場行情，讓一己之力抗衡整個市場，唯有失敗，即便成功一次，也是僥幸。近年來新聞多次報道農民含淚將豐收的蘋果、土豆、西瓜、荔枝、白菜等農產品爛在地里爛在樹上，就是活生生的悲慘現實。

　　不得不再闡述一個道理。今天很多中國人總愛以資本主義美國為萬事之完美標準，自然農業也不例外。必然有人說，既然中國搞農業資本化有這樣很難解決的矛盾，為何美國農業資本能掙錢呢？中美兩國情況有不同，一是人口，中國多，美國少；二是中國農民多，美國農民少；三是美國可耕地多且平整成片集中，中國可耕地少，分散，山地多，平原少。在美國搞農業的條件非常便利，在中國搞農業除了幾個平原地區外，其它地區情況條件復雜不一。即使中國以土地流轉搞土地的集約化經營，成片成片的土地在中國南部地區比較少，因此流轉大戶再大也形不成美國的大農莊，多數是中小規模，而美國可以形成農業托拉斯。不需懷疑，中小規模的農主對抗市場風險的能力遠不及農業托拉斯，一旦遇有市場行情突變、冰雹、洪災、旱災，蟲災，很多時候是無法抵抗的。土地規模大不到一定程度的話，在市場上就沒有話語權和決定權，只能被市場行情牽著走，被動挨刀。反看美國，美國大規模的農業種植區，可以大到飛機噴灑農藥，其農產品國內消費不完，向國際出口，以美國政治軍事上的霸權，很多非農國家是消費美國農業產量的長期市場，美國不愁農業無出路。而中國幾億農民，多數在單干之后基本延續了幾千年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在自種自收基本能維持溫飽的情況下，流轉戶生產的糧食在農村的消費市場并不大，主要是國家收購或銷往城市或者出口，在眾多流轉戶相互間殘酷競爭中，其凈利潤是很微薄的，甚至賠本。中國也有類似美國農業的地區，如東北北大荒糧區，其在主糧市場上是主導性的，其它地區的流轉大戶則永遠無法與之相抗衡。

　　因為糧食是萬民之本，糧價永遠不可能高到吃不起，而且也不能波動太大，需要維持糧價的穩定，糧價穩，則人心穩。但是種植糧食需要的化肥、農藥、機械、人工費用、水電費、以及與農業有關的其它科技產品的價格卻是不斷提高的，在剪刀差下，農業利潤空間不斷被壓縮，這種情況在《失敗的土地流轉——一個土地承包戶的真實控訴》中是這樣算的：

　　“談到土地流轉經營中的虧損問題，城父鎮的土地流轉經營大戶算了一筆賬：流轉的土地一畝要交租金800至1000元；化肥、種子、農藥每畝500多元；農機具、播種、追肥、除草、收割、人工每畝500元。統算下來，平均一畝地的投入超過1800元。如種植大豆，畝產按250斤，市場收購價2.4元一市斤，折合現金600元，種植小麥畝產按800斤（亳州市正常年份的平均糧食產量），市場收購價1.08元一斤，折合現金864元。一年夏秋兩季的收入合計為1464元，這還沒有算第二季的投入，一畝土地的虧損就已經超過360元了，咋能不賠錢呢？”

　　三

　　可見，從亳州見微知著，以土地流轉為形式的農業資本化并不符合中國的國情，要真正解決“三農”問題，是有點想當然，其中最不該忽視的，資本只看到了土地以及土地上可能產出的利潤，但視而不見其中人的存在，把農民看成了外物，把廣大農民往城市趕不僅造成城市沒有支撐的膨脹，進城農民沒有立身之本，而且沒有廣大農民參與進來的農業注定也是不廣闊的。

　　為什么土地流轉能成為當下要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呢？應該說是我們終于看到了單干農業是沒有出路的，再走下去就是條走不通的斷頭路，也無奈地在現實面前明白了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規?；洜I，這個辦法從側面認可了農業合作是必然的選擇。但是由于我們的歷史慣性，有誰敢說原來的農業路子是對的，否則，就會被說成是“走回頭路”，只能換種形式和說法，避免被說是“走回頭路”，也就不那么實事求是了，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只能動員資本下鄉去走規模經營的路子了。但是資本的瘋狂逐利性和擠兌農民利益的本性，農業資本化還是解決不了日益嚴重的“三農問題”，否則也不會出現儀大彪們的經營流轉土地的辛酸故事。

　　如果不是視而不見的話，中國農業有的模式是非常成功的，早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美好前景，無需多說，一直堅守和發展集體主義農業的南街村、華西村等村莊，就沒有什么“三農”問題，那里的農民是已經過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了。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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