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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韓國總統的此番遭遇,看制度設計的一個原理

樸槿惠宣布可以接受辭職，是一個令我久久不能平靜的消息。我說過，她的任上，首訪中國，贊揚中國哲學，中韓簽署自貿協定，歸還志愿軍遺骨，參加抗日勝利大閱兵等，都是令我感動的事情。但薩德問題，反應了她知識的短板，這個對韓國安全毫無意義的東西，被她執意接受，還是印證了頭發長見識短的古訓，也有一說，是她的閨蜜崔順實插手了此事。不管怎樣，美國人很聰明地利用了這個系統安裝的問題，離間了中韓，搞垮了這個比較親中的韓國總統。

樸槿惠畢竟是女流之輩，從政時間并不長，沒有強大的班底。從這次事件的應對中，可以看出帳下無人的程度。第一次道歉，本應拿第二次的虔誠態度贏取諒解，結果面無表情敷衍了事，激怒了公眾；第二次，舉國示威就不能退讓了，這時候反而要強勢出現，明確表示罪不及彈劾與辭職，拒絕司法調查，將履職到任滿，結果一潰千里。第三次，如果要辭職就應該早點決定，等到自己的黨內議員也被激怒，再辭職，已經辭不稱啦。應對失措看得人揪心。

罷了，我們不談她個人的進退了，關鍵是這個事件會讓我們陷入思考。一國總統，因為違反總統文獻檔案管理法規，就被抓住不放，民怨沸騰，支持率居然創紀錄地低到4%，可見民意崩潰的速度。韓國這樣的政黨輪替的政治制度，不談它消極的一面，在制度設計的完善方面，確實值得學習借鑒。和我們很多高官長期、巨量貪腐不能被及時查處相比，他們在防止政治人物濫用權力方面，顯然更有成效。他們確實做到了所有人都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內活動。

反觀我國，為什么官員的腐敗這么嚴重？這就是關于權力的使用，制度訂得很簡陋、很多漏洞，很難執行，而監督制度執行的機制又沒有嚴格有效建立起來，所以腐敗盛行。這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天下人都知道。但是，為什么我們的制度訂得這么不細致，為什么我們的紀檢、監察、司法監督，體系龐大，但好像對腐敗的制約多年來效果一直不佳呢？有很多人喜歡把這歸結為政治體制的問題，我更堅信，是制度設計問題。同樣的中國，足球很臟，但圍棋很干凈。不是很說明問題嗎？

人類的監督，最有效的，是利益對立的雙方的監督。也就是說，監督雙方的利益最好是對立的，比如外國搞兩個政黨互相掐，互相揭老底，就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利益是對立的，對方垮臺自己才能上。比如訴訟的原告與被告方，也是典型的這樣一個對子。如果一方不站出來，對另一方的法律責任進行追究，無論多么優秀龐大的司法系統，效率和公正都要大打折扣。只有爭鋒相對的控辯，拼命舉證有利于自己的雙方努力，法律的公正才能得到體現。一個原告或被告站出來維護自身利益，對追求法律公正判決的意義，超過派一百個法官來斷案。

因此，監督如果要有效，一定得利益雙方出場。腐敗，本質上就是濫用公權力，對公眾利益造成損害，使少數人從中不當得利。那么，我們要徹底反腐敗，最根本的做法，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一套程序，一套細則，讓人民群眾來監督公權力的使用，讓被損害利益的當事一方站出來有名有實有權進行監督，任何腐敗分子都沒可能逃過監督。因為人民群眾與腐敗分子是利益直接對立的雙方，人民群眾來監督權力使用，不會打馬虎眼，不會妥協松懈。

反之，如果咱們主要是依靠黨紀國法的懲治，靠紀律檢查和司法隊伍來完成這件事情，就存在隱患。因為，在本質上，腐敗分子動的并不是紀檢監察人員和司法人員的“奶酪”，因此，他們完全可能在上級放松壓力的情況下，打起馬虎眼甚至搞交易。過去紀檢檢查機關是最清苦的單位，現在呢，因為腐敗盛行，這兩個反腐治貪的機構，成了腐敗的高發區。權力只要不在人民的監督下使用，權力到哪，哪就腐敗。山西塌方式腐敗告訴我們，紀檢部門腐敗就相當嚴重，鐵面無私的巡視人員，很快也出問題了。

權力的使用要受到權威的監督，權威的監督應該來自利益攸關的一方。腐敗分子直接損害的是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當然，他們也因此損害了執政黨在人民中的威信和執政的合法性，進而也對黨的紀檢機關、紀檢干部存在的基礎造成傷害。但是，這種間接、曲折的利益損害，一般人對此不敏感難察覺，不足以形成監督人員的強烈義憤和不懈努力。我們可以看到當事人為一起冤案奔走呼號幾十年，但是很少看到公權力部門的人員為與己無關的當事人奔走幾十年，這樣的案例有，但是極少。

一個公權力部門的人，為一個普通人民群眾奔走呼號幾十年，很少見。這樣的人，必須是非常圣潔的非常執著的真理公義維護者。但一個人，為自己的冤屈呼號幾十年，不需要有特別之處，普通人只要逼急了，人人可為。這就是，優秀龐大的紀檢監察檢查機構的監督，不如讓人民群眾監督公權力使用的原因。況且，監督機構本身也需要監督。一個社會對公權力使用的監督的真正力量之源，來自人民群眾，其他的監督，都是這個監督的衍生品和配合物。

這個道理其實沒人不懂，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打開幾個心結。這些心結如果不打開，人民群眾的監督不到位，反腐敗就會成為非常艱苦的持久戰，而且還存在反彈的危險。有人會說，人民群眾不專業，素質參差不齊，如何能夠在反腐這樣一個專業性極強，涉及面廣，偵查能力要求很高的領域，扮演主角呢？其實，這是混淆了兩個不同的問題。人民群眾的監督是最高監督，司法、紀律、監察部門應該在這樣的監督之下行使職能，向人民報告。

我們要打開的第一個心結。就是不愿意承認西方的具體制度的思想更為科學一些。制度、制度，一是制，二是度，制就是約束；度就是如何約束。西方人訂具體制度，是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上，制度就是要想方設法限制、約束、規范人的不當、不良行為與沖動。比如美國當年各聯邦州制定美國政治制度，最主要一點，就是擔心總統變成英聯邦總督那樣的獨裁者，政府壓迫人民。因此他們堅持要求保留公民持有槍械的權力，就是擔心英聯邦壓迫人民，而人民手無寸鐵的局面再次出現。

所以，直到今天，美國禁槍法案仍然難以通過。我們的制度思想，往往建立在人人皆為圣賢的假定下。社會主義的思想，認為有產者和剝削者是有罪惡的，而窮人是好的和善的。這樣的二分法理論，到了無產階級掌握政權時，就成為了制度設計的基礎思想。于是制度更多是制約反動階級，自己人和人民內部矛盾，更多是協調、協商，而不是懲戒、嚴處，因為階級不同，可能同樣的錯誤處理也會不同。這樣的善惡二分法的制度思想，使具體制度存在漏洞。

關于具體制度的設計，我們可以看幾個小例子：比如日本某酒店，規定洗馬桶的人最后要從馬桶里舀一勺水喝，馬桶立刻清潔無比。比如巴頓將軍規定，降落傘出廠抽樣試用，使用者必須是工廠老板，于是降落傘合格率達不到百分之百的頭疼問題迎刃而解。比如英國鼓勵移民澳洲，按上船人數付運費，中途總是死亡率很高，改為到岸按下船人數付費后，死亡率幾乎為零，船主甚至還專門聘請了醫生。這些例子，都說明，制度應該與切身利益掛鉤，應該制約人性弱點，這就是西方值得學習的具體制度設計思想。

我們可能要打開第二個心結。那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群眾與政府有時候的形態，是一對矛盾。我們強調自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這很好，也是我們的成功法寶。但是這是一種理想之境，并不等于我們有了天然的合法性和腐敗免疫力。當我們是革命和造反的黨時，我們的利益和人民群眾能是完全同構的。但是當我們執政時，就應該完成轉型，就必須承認，雖然黨的領導人和優秀分子繼續在追求完全為人民利益工作。但是作為政府以及黨委任用的大量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人民群眾，實際上是矛盾的兩面。

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政權，作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一對矛盾。當兩者的對立和矛盾處在平衡與和諧狀態時，國家就會穩定興旺，反之，當統治集團出于私利、出于某些激進軍事政治目標過度征用民力、剝奪民財時，矛盾就會激化。而政權覆滅的主要原因往往就是腐敗。腐敗主要表現為有人貪婪攫取財富，貧富懸殊極大，社會公正公平不保，公權力擁有者過度濫作為和故意不作為，人民痛苦不堪。避免政權滅亡的唯一辦法，就是讓人民切實監督政府，毛澤東主席在進京前的著名談話和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人大成立的講話中，對此均有精辟論述。

我們可能要打開的第三個心結。那就是擔心把監督權力真正交給人民群眾，出現文革式的失控和動蕩。歷史的經驗確實是值得記取。人民的監督：有舉報信訪監督、有群眾活動監督，有社會輿論監督、有大眾媒體監督、有人民代表監督等形式，如何規范有序、嚴謹細致、充分權威地建立一套人民監督公權力使用和監督監督機關運行的科學制度，既有效保證人民群眾行使監督權，又不至于出現局面失控，社會動蕩，政局不穩，是值得深長思慮的問題。

我們可能要打開第四個心結。那就是如何在人民群眾被充分授權監督和評判公權力使用時，又不傷害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保證中華民族復興的核心領導力量不被動搖。客觀地說，這兩者之間是有一定沖突的，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出現人民群眾監督與評判政府的權力過大，在出現決策失誤、工作錯誤、經濟困難時，就會有敵對政治力量利用這一制度安排，對黨的執政能力、權力、合法性提出質疑。在中國，如果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出現動搖，中華復興的進程就可能被阻斷。

血與火考驗出來的這個黨，歷經艱辛，血流成河，艱難探索，終于把國家從積貧積弱變成了世界第二強，它的能力和實力不容懷疑。反腐敗只是要康健這個政黨，讓它更好地為國家民族工作，這是國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必須得到絕對保障。如何能夠一方面確保人民群眾擁有權威的對黨和政府的監督權，另一方面，又絕對保證共產黨的護國權、領導權，這是一個嚴肅的課題。我有一個構思，將在以后的文章中加以介紹。

吳鵬飛：湖北十堰人，華中師大數學系畢業，無黨派。作家兼地產與旅游策劃人，出版《吳鵬飛文集》八卷。曾服務殷墟、武當山、韶山、華鎣山、大別山、洪湖、南水北調港等項目。

原標題：樸槿惠愿意辭職，令我陷入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