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7年3月31日,國家教育部經學校推薦、通訊評審、會議答辯、人選公示、評審委員會審定、聘任合同簽訂等程序,確定了440人為2016年度“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講座教授、青年學者。研究領域為“經濟思想史”的人民大學教授賈根良進入“長江學者”名單。
一、“西方經濟學”支配全球遭受嚴正質疑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在正統經濟學界鮮為人知的海曼•明斯基名聲大噪,“明基時刻”的概念迅速傳遍了世界各國的經濟理論界和政策制定部門。明斯基在西方經濟理論界屬于備受西方正統經濟學(Orthodox Economics)排擠的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與其具有共同命運的除了西方發達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外,還包括西方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的非正統經濟學(Heterodox Economics)的流派,如新熊彼特經濟學、老制度主義經濟學、女性主義經濟學、社會政治經濟學和替代性教規經濟學等。在這些西方非正統經濟學中,究竟還有多少明斯基式的人物一直被埋沒?明斯基作為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的代表性人物尚且如此,遑論其他學者?“明斯基時刻”這種現象不僅反映出西方正統經濟學長期打壓非正統經濟學的不正常狀況,而且也折射出我國經濟學界在引進西方經濟理論上存在著重大缺陷,即缺乏多元主義的科學精神。
在過去十多年中,中國高等學校財經類專業課程設置的變化,見證了主張廢棄“西方經濟學”概念的目的所在:除了經濟學專業外,我國許多高校包括國際經濟學和財政金融等在內的財經類專業,在本科課程設置中取消了“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生入學考試中,許多高校在理論經濟學專業的基礎課考試中,使用“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代替“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西方正統經濟學在中國高校的支配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強。
然而,令廢棄“西方經濟學”概念的提倡者始料未及的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正統經濟學的支配地位在西方發達國家受到了廣泛的質疑,《資本論》受到追捧,明斯基和皮凱蒂名聲大振,長期被壓制和被邊緣化的西方非正統經濟學開始進入西方國家公眾的視野。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在對西方正統經濟學嚴重缺陷的眾多質疑中,一個重要的事件就是新一輪“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興起。所謂“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 (the post-autisitic economics movement)是指2000年由法國學生發起,并在法國、英國和 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產生廣泛影響的經濟學教育改革運動,學生們使用精神病學的一個術語痛斥西方正統經濟學的“自閉癥”,指責其已經沒有能力解決真實世界的許多重要經濟問題,呼吁經濟學發展的多元化、批判性思考和對真實世界的研究。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再次風起云涌。2009年,億萬富翁 喬治•索羅斯有感于發達國家高等學校中講授的經濟學課程已不適應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出資成立了“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其中重要目標之一就是改革經濟學課程設置,編寫新的經濟學教科書。2011年11月2 日,哈佛大學大約70名學生在著名教授雷戈里•曼昆講授的經濟學課程上,通過罷課并發表《哈佛學生致曼昆的公開信》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對正統經濟學根深蒂固的偏見、 脫離現實和缺乏批判性思考的強烈不滿。2012年,德國學生發起了新一輪的經濟學教育改革請愿活動,這一活動很快就擴散到了世界各地,在許多國家涌現出了眾多的“后危機經濟學社團”、“重新思考經濟學聯盟”等學生社團組織。2014年5月5日,來 自19個國家的42個學生團體發起成立了 “國際學生經濟學多元化倡議行動”;一年之 后,這一組織就已發展為31個國家的82個學生社團。
新一輪“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再次直指西方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例如,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后危機經濟學社團”在其2014年的調研報告《經濟學、教育與無 知——曼徹斯特大學的經濟學教育》中指出,曼徹斯特大學將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提升為經濟學唯一的學習對象,其他經濟學流派如制度主義、演化經濟學、奧地 利學派、后凱恩斯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和生態經濟學等在經濟學專業的課程設置中幾乎是完全缺乏的,這種狀況扼殺、損害和壓制了對于經濟學的認知至關重要的創新、創造力和建設性的批判,違背了曼徹斯特大學自己的教育指導方針。
實際上,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學里,正統經濟學支配曼徹斯特大學經濟學教育的狀況并非個例,正如《國際學生對經濟學多元化的呼吁書》指出的,這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現象。在學生們看來,這種狀況在民主社會中是不正常的,“并非僅有世界經濟 處在危機之中。經濟學教學也同樣處于危機之中,并且此危機所殃及的范圍遠在象牙 塔之外。今日之所教塑造了明日執政者的頭腦,因此也塑造了我們棲身的社會。…… 歸根到底,經濟學的多元化教育是健康的公共辯論的必需品,她是民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國際學生經濟學多元化倡議行動”呼吁:“不同校園,同一心愿,我們期盼,經濟學課程能有所改變”。
二、西方經濟學何以支配西方?資本動用國家力量消滅非正統經濟學
如果了解經濟思想史,我們就會知道,目前西方國家的正統經濟學是在19世紀末“邊際革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繼英法古典經濟學之后,在歐美國家相繼誕生了歷史學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邊際主義經濟學 (包括數理經濟學派和奧地利學派)、老制度學派、熊彼特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19 世紀90年代,馬歇爾通過綜合“邊際革命”的成果,創建了新古典經濟學,這種經濟學在美國也得到了發展。雖然新古典經濟學在20世紀初期的英國和美國已經取得了正統經濟學的地位,但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整個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界總體上仍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格局。
重大的變化主要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當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尖銳對立中,在美國產生的麥卡錫主義對西方非正統經濟學造成了嚴重的打擊。從1950年初麥卡錫主義開始泛濫,到1954年底徹底破產的前后五年里,其影響波及美國政治、外交、學術研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信奉所謂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正統經濟學家借助麥卡錫主義打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其他非正統經濟學流派,通過動用國家力量、商業團體力量和高等教育機構中的精英階層等,使得非正統經濟學家在大學中得不到雇傭,即使被雇傭也容易被開除。
直到1970年之后,西方正統經濟學動用國家力量打擊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的行為才退居間接角色,而在這時,通過大學的科研績效評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或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特別是通過期刊等級評價等職業力量對非正統經濟學的排擠開始占據主導地位。西方一些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SSCI即所謂的“權威期刊”實際上只是西方正統經濟學的陣地,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內的西方非正統經濟學各流派和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在這些刊物上發表研究成果,這就導致對存在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的相關大學系科的學術評價很低;為了提高評估績效,這些大學在招聘、晉升、研究戰略等決策上不得不歧視從事非正統經濟學研究的學者,直至驅逐這些非正統經濟學研究者,這導致了非正統經濟學在歐美國家絕大多數名牌大學的消失。
但是,非正統經濟學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這種艱難環境中還是生存下來了。在度過了20世紀50年代的滅絕性危機后,西方非正統經濟學在60年代重又開始活躍起來了,并在以后又產生了許多新的學派,如60年代末產生了生態馬克思主義,70年代產生了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法國調節學派和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80年代產生了新熊彼特學派和女性主義經濟學,21世紀初產生了替代性教規經濟學。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冷戰的結束,經濟學多元主義思潮在西方國家的興起,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對正統經濟學理論根基的打擊,以及非正統經濟學家更加積極的學術組織活動,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的迅速壯大,弗雷德里克•李甚至用“涌現”這個詞形容非正統經濟學從1990年到2006年 期間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學界所取得的長足發展。
三、抵制我國“經濟學現代化就是美國化”刻不容緩
本文提出“西方政治經濟學”概念,目的在于倡導經濟學多元化發展,推動我國經濟學界加強對這種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使之成為抵抗“西方經濟學”支配中國經濟學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并為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供更有借鑒價值的西方經濟理論。
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經濟學界一直流行著這樣一種看法:“西方經濟學”是對現代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系統反映和描述,它建立了市場經濟中經濟規律的理論,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我國來說,需要認真學習、吸收和借鑒。但正如德國演化經濟學界的元老烏爾里 希•維特指出的,(作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鼻祖的)邊際革命確立的是一種倒退的、牛頓主義的和反歷史的經濟學主流,在西方經濟理論界,針對“西方經濟學”有關市場經濟的非現實的和歪曲的描述等許多重大缺陷,一直就存在著大量的批判,而我國經濟學界很少有人對此關注,對于“西方經濟學”很有用的流行觀念也一直缺乏反思。
然而,既然“西方政治經濟學”對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西方經濟學” 更有價值,那么,為什么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在引進西方經濟理論上卻出現了重大的失誤呢——盲目追隨西方正統經濟學的潮流聲勢浩大,但“西方政治經濟 學”卻很少有人研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當西方正統經濟學通過政府力量和大學科研績效評估制度將“西方政治經濟學”邊緣化之后,除了我國的極少數學者外,我國在大規模引進西方經濟理論時,人們注意到的就只能是“西方經濟學”了。
另一方面,“歷史終結論”對我國引進西方經濟理論的支配性影響。在冷戰時期,由于東西方的對抗,高度集中的蘇式政治經濟學和自由市場經濟的西方正統經濟學都走向了極端和教條。冷戰的結束導致了蘇式政治經濟學的終結,但作為其對立一極的西方自由市場大獲全勝,結果,西方正統經濟學不僅沒有終結,反而成為了“倫敦城唯一的游戲”,其支配性影響比冷戰時期更甚。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國際金融危機爆 發前,在我國興起的“只有一種經濟學,這就是現代經濟學”的思潮就是美籍日裔政治學家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在經濟理論界遲到的翻版。
柏林墻的倒塌和蘇聯東歐的劇變使福山歡欣鼓舞,他歡呼美國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最完美的制度,是人類歷史的終結。雖然福山早已承認了這種“歷史終結論”的錯誤,但經濟理論界的“歷史終結論”在我國卻一直沒有得到反思。2006年,筆者在 《中國經濟學革命論》一文中指出:
【實際上,柏林墻的倒塌并不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勝利,而是它陷入終結危機的開端”。1999年成立的經濟學多元論國際聯合會 (ICAPE)就是反思經濟學中“歷史終結論”的先聲。它在成立之初就指出,由于正統經濟學在美國的統治地位,在美國,“以至于很難發現不追隨正統宗旨的研究生教育項目。實際上,美國大學的所有經濟系都已被經濟學是什么、應該怎樣研究經濟學的單—觀點所控制,通常伴隨著深奧的數學技術,(自由)市場理論的論證已成為該專業絕對必需的東西,深奧的證明而不是社會目標贏得了更響亮的掌聲。在美國所確立的這種專業取向,經過某種時滯,正擴散到歐洲和日本,在全球范圍內造成了各種豐富的經濟思想傳統的生存危機。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部分來自于這種事實:許多經濟學家在美國受到訓練,然后帶著他們所吸收的新古典主義精神,回到本國的大學和研究中心。追隨美國模式,這些國家在專業人員的招募、提升、薪金和獎賞等方面正轉向新古典的和數學化的理論標準。雖然這并沒有完全被完成,但在歐洲和亞洲,同質化方法論的統一的相同過程正在穩步地被推進。】
顯而易見,在我國經濟學界出現的“只有一種經濟學,這就是現代經濟學”的錯誤思潮就是上述所謂“經濟學現代化就是美國化,美國化就是新古典化,新古典化就是數學化”這種潮流的產物。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標志著建立獨立自主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提上了議事日程,我國經濟學界特別是高等學校的經濟學院已經到了對經濟學美國化進行深刻反思的時候了。在這方面,習近平總書記說得好: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借鑒“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包括世界所有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取得的積極成果,這可以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有益滋養。……我們應該吸收借鑒,但不能把一種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當成‘唯一準則',不能企圖用一種模式來改造整個世界,否則就容易滑入機械論的泥坑”。
在我國,目前仍存在著一種企圖用“西方經濟學”的一種模式徹底改造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強大力量,加強對“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不僅是抵消這種力量并推動中國經濟學多元化發展的有效措施,而且也是加強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種重要途徑,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中國經濟學多元化發展的有效措施
如果要加強對“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就必須對我國高等學校的西方經濟理論的課程設置進行改革。
薩繆爾森有句名言:“只要讓我編寫一個國家的經濟學教材,我才不在乎是誰制定法律!”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作為“西方經濟學”的代表性人物,薩繆爾森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了經濟理論范式在國家意識形態功能上的重要性。
在“經濟學要與國際接軌”的思潮支配下,我國高等學校的經濟學教育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與美國大學的同質化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在新自由主義思潮泛濫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邊緣化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與西方發達國家—樣,“西方政治經濟學”在我國高等學校的西方經濟理論的教學中也幾乎是不存在的。2000年爆發的“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和近年來的“國際學生經濟學多元化倡議行動”都強烈要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政治經濟學”進入發達國家高等學校的經濟學課程體系。我國在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學的同時,也應該考慮在高等學校財經類專業本科核心課程中開設“西方政治經濟學”課程,甚至像目前已有的“西方經濟學”專業一樣,在碩士生教育中設置“西方政治經濟學”專業。
目前我國高等學校西方經濟理論教學的課程設置是西方正統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的輝格史觀發揮支配性影響的產物。簡單地說,輝格史觀就是站在勝利者的角度編纂歷史并指導人們行為的歷史觀。在輝格史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歷史學界和科學史學界已經遭到批判的情況下,戰后以來,輝格史觀仍一直支配著西方經濟學界,薩繆爾森就是這種歷史觀的倡導者,直到《劍橋經濟學雜志》在2014年第3期出版的—整期專刊對其進行批判。當西方正統經濟學支配了美歐國家大學的經濟學課程后,薩繆爾森在1987年的一篇著名論文中就提出了經濟思想史應該站在勝利者的角度來編寫。薩繆爾森說到做到,在他有關經濟學的譜系圖中,經濟學中只存在一種從亞當•斯密到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經濟學研究傳統;在他的眼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只是旁枝末節,而美國學派、歷史學派、老制度學派和熊彼特經濟學等另一種經濟學研究傳統在他的經濟學譜系圖中則消失了。
受上述輝格史觀的支配性影響,我國高等學校西方經濟理論的教學設置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流派”三門課程。“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講授的只是作為西方正統經濟學的“西方經濟學”,只是在“現代西方經濟學流派”的教材中增加了部分的非正統經濟學流派,這是一種有關西方經濟理論只存在一種理論傳統的“連續性一多元化假定”:“只有少數異端觀點豐富了(正統——引者所加)經濟學的話語,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而那些沒有(對正統經濟學——引者所加)做出貢獻的觀點理所當然要消失。”而且,據筆者調查,由于課時限制,“現代西方經濟學流派”這門課程在還沒有講到非正統經濟學流派時就結束了。在這種有關西方經濟理論的課程設置中,作為一種與西方正統經濟學相對立的經濟學研究傳統在高等學校的經濟學教育中消失了。
因此,筆者建議對我國高等學校西方經濟理論的本科課程設置進行改革,壓縮“西方經濟學”課時,增加“西方政治經濟學”作為與“西方經濟學”并列的核心課程,這是西方經濟理論教學多元化的內在要求。在許多大學的經濟學院,本科課程中開設了以數學為基礎的中級微觀經濟學和中級宏觀經濟學課程,這些課程的設置沒有考慮到服務于學生的實際需要,因為大量的財經類本科學生畢業后并不從事經濟理論研究,沒有必要學習更高深的數學和這些中級西方經濟學課程。因此,這兩門課程都應該取消,同時取消“現代西方經濟學流派”課程,將西方正統經濟學流派的講授合并到“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取消的這三門的1/3-1/2課時分配給“西方政治經濟學”,1/2-2/3用于加強經濟史、經濟思想史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學。
(二)加強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育的重要途徑
首先,在高等學校財經類專業中開設“西方政治經濟學”核心課程可以加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學教育中的地位。
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喬治斯庫-羅根所指出的,“確切無疑的是,關于如何超越靜態結構的課程——也許是唯一重要的課程——來源于馬克思、凡勃倫和熊彼特”。凡勃倫和熊彼特的經濟學說深受馬克思影響,學習和研究“西方政治經濟學”,可以使學生們通過將馬克思主義政治 經濟學與“西方政治經濟學”進行比較,加深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解,更好地 掌握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奧哈拉將馬克思與凡勃倫視作制度與演化政治經濟學的兩位奠基者,并廣泛探討了這兩大傳統在當代發展的內在聯系。然而,正如老制度主義者的當代代表人物霍奇遜指出的,以凡勃倫為代表的老制度主義雖有其優點,但它過去并沒有馬克思那種提供理論體系的能力。在筆者看來,霍奇遜的這個評價同樣適用于“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其他流派。有比較才有鑒別,通過學習和研究 “西方政治經濟學”,可以深刻地體驗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宏大敘事和歷史洞察力的強大魅力。
其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造性發展的重要途徑。我們可以以調節學派和社會積累學派為例說明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這兩個學派發展的基礎,但其理論創新也受到了“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深刻影響。調節學派吸收了凱恩斯和后凱恩斯主義者卡爾多的經濟理論成果,并從熊彼特經濟學、波拉尼的經濟學說和法國年鑒學派中汲取靈感,從而創立了調節學派。1978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衛•戈登在論文集《危機中的美國資本主義》中發表的《漫漫滑行道上的升與降》一文標志著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學派的誕生。該學派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綜合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制度主義經濟學、長波理論和熊彼特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創立的。
最后,通過綜合“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豐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早在2003年,筆者在南開大學政 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的會議上就提出過這種觀點,在過去的十多年的文章中也表達過這種設想,這就是: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政治經濟學”的豐碩研究成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更加豐富,并將大大增強解釋現實和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例如,老制度學派政治經濟學在制度、技術和金融問題,“新熊彼特學派”在技術、中觀經濟學和產業政策,奧地利學派在“主觀知識”、徹底的不確定性和市場過程理論,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性別、家庭和種族,后凱恩斯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財政、貨幣金融和宏觀經濟學等諸多方面的研究,完全可以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下被吸收進來,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的思想來源。
但是,在我國政治經濟學界,人們除了對西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比較重視外,對“西方政治經濟學”沒有多大興趣,研究的人也很少。幾年前,筆者在相關學術會議上曾對這種現象提出過批評:我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在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理論進行比較時,比較的對象只是“西方經濟學”,而對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具有許多共同基礎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政治經濟學”卻視而不見;一些學者在撰寫政治經濟學史的時候,寫的只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史,而對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政治經濟學史”也視而不見,這就使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成了 “孤家寡人”,失去了與更廣泛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傳統在當代發展的聯系,創新的思想源泉必然會越來越枯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重視“西方經濟學”,輕視甚至與西方正統經濟學家站在一起鄙視“西方政治經濟學”,這不僅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不利,而且對我國經濟科學的總體發展也是非常不利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引進西方經濟理論上的失策。近年來,“西方政治經濟學”引起了國內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重視,《政治經濟學評論》對“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給予了很大支持,這些都是很好的開端,但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體系一樣,“西方政治經濟學”同樣也是博大精深的,沒有長期的研究,也是無法掌握其精髓的。
引進的目的是為了創新。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不能停留在綜合“西方政治經濟學”成果上,必須要有所創新,要有所創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如果不加分析把國外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奉為圭臬,一切以此為準繩,那就沒有獨創性可言了。……要推出具有獨創性的研究成果,就要從我國實際出發,堅持實踐的觀點、歷史的觀點、辯證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實踐中認識真理、檢驗真理、發展真理。”加強“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要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因此,強烈的中國問題意識是我們在引進“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整個過程中都要牢記在心的。只有以中國問題為導向,我們才能通過對“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研究,做出重要的理論創新,創造性地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作者:賈根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察網節選自《政治經濟學評論》2017年1月《我國應該加強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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