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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走集體化道路早已成為覺悟農民的強烈愿望

　　本人是一名改革初期參加工作的鄉鎮干部，可以說親眼見證了農村改革后的發展變化。不可否認，分田到戶一刀切的政策的確存在許多無法回避的問題。這些問題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已嚴重困擾著農村的發展。也就在這時，全國個別沒有實行分田到戶的農村出現了與小崗村截然不同的現象，即后來社會上公認的華西、南街村現象。這些村不僅沒有外出打工現象，而且吸引了許多外來者，不僅實現了共同富裕，而且跨越了小康，實行了教育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免費、養老免費、日常所需基本免費的分配制度。這無疑使廣大基層干部群眾感到格外驚喜。于是，各地不斷有人自發的到華西、南街、劉莊、龍泉、興十四、滕頭、航民、寶山、進順、南嶺等集體化村參觀學習。就連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小崗村也曾三次派人去南街村參觀，并在留言簿上寫道：“大包干發源地的人員看到了南街村的變化，為我們提供了發展的模式，使我們的黨組織看到了前進的方向”。“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這充分表明，重新組織農民走集體化道路，早已成為覺悟農民的強烈愿望。遺憾的是這一愿望不僅長期缺乏政策的支持，而且面對各種限制甚至打壓。也正是這一原因，2016年11月7日，浙江省18位農村干部聯名向全國農村干部群眾發出倡議，提出強化集體所有權，創新土地經營制度，走華西、南街、周家莊鄉農工商合作社及浙江省航民、滕頭等集體化村開創的道路。并且這一倡議在網上發表后，很快得到各地基層干部群眾充滿激情的回應，不少網友為之歡呼、為之激動，紛紛向18位倡議者致敬，稱他們為18勇士。

二、塘約道路回答了要不要重走集體化道路的問題

　　農村要不要重走集體化道路，這是關系到農村發展方向的重大問題。有關這一問題的爭論已經持續了多年，并且有很多人不看好集體化道路，認為華西村、南街村的成就并非因為集體化的優越性，而是特殊時期、特殊人物、特殊地域造就的。在這一理論的誤導下，許多人看了華西村、南街村十分感動，卻意識不到集體化的優越性，僅僅把華西村、南街村的成就歸結為一個好的機會，一個好的帶頭人，一個好的地理條件，因而廣泛流傳一種說法，華西村、南街村固然好，但在中國不可以復制。無奈，主張走集體化道路的人們只好期待新時期出現重走集體化道路的村莊。而塘約道路正是大家期待的。塘約道路最大的突破不僅在于塘約村重走集體化道路后短短兩年發生的巨大變化令人驚嘆，還在于塘約村是地處貴州偏遠地區的省級二類貧困村，并且是在災后瀕臨絕境的情況下重走集體化道路的。這足以說明華西村、南街村道路在中國不可以復制的說法被徹底否定。

　　華西、劉莊、南街等個別農村堅持集體化道路與小崗村形成的巨大反差，以及今天塘約道路帶來的巨大變化，足以證明：中國廣大農村要擺脫貧窮和落后，就必須走集體化道路，實現就地發展壯大。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農業生產現代化，農村生活城市化。讓農民覺得在農村生活不比城市差，這才是理想的城鄉一體化。農村城市化不是一味的人口城市化，更不是消滅農村。因此，重走集體化道路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勢在必行。

三、塘約道路再次證明農民群眾的集體智慧和力量不可低估

　　不少專家、學者乃至參與頂層設計的權威人士，認為分田到戶三十多年了，集體經濟早已空了，人心徹底散了，農民習慣了自由的生活，農村不可能再回到集體化道路。而塘約道路的實踐恰恰超出了這些人的意料。這是為什么?

　　其一，人們的思想認識不僅來自于書本知識，同時也來自于人們的實踐。農民固然文化水平低，但農村的實踐卻最終依靠農民群眾來完成。因此，農民文化水平低不等于農民群眾對三農問題的認識就一定比專家、學者差。實踐證明，農民群眾蘊藏著極大的改革動力和創新智慧，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農民群眾看得最清，感受最深。

　　其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農村能否回歸集體化道路，不是取決于專家、學者的主觀意念，而是取決于客觀的實踐。無數事實證明，只有人民群眾的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因此，脫離群眾實踐，即使再有權威的專家學者，僅憑主觀意念，也不免做出誤判。

　　顯然，華西、劉莊、南街等個別農村堅持集體化道路的實踐，以及今天塘約村重走集體化道路的實踐所創造的驚人成就，都是有關經濟學家事先想也不敢想的，由此證明農民群眾的集體智慧和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四、塘約道路充分體現了農民的經營自主權

　　只要我們認真拜讀王宏甲老師的《塘約道路》一書，就會明白，塘約村之所以短短兩年發生巨大的變化，前提條件是在上級黨委支持下，塘約村黨支部、村委會帶領村民走集體化道路。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塘約道路充分體現了農民的經營自主權。在這里，農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充分體現，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機械教條的做法基本上避免。這一點與人民公社時期有著明顯不同。

　　客觀正確的評價人民公社，應該將集體化的優越性與人民公社時期的管理問題區別對待。不可否認，農村改革前的發展就已體現出集體化的優越性。一是集體化時期的成就明顯超過了以往的私有制時代。二是集體化時期的突出成就(世界八大奇跡之一的紅旗渠)既是私有制時代中國人不敢想的，也是今天家庭承包制下難以做到甚至無法做到的。三是集體化時期的成就受到國外著名經濟學家(美國康奈爾大學著名歷史學家馬克·賽爾頓、美國著名的中國學研究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的高度評價。同樣，不可否認人民公社時期的問題，但問題的根源不在于集體化，而在于人民公社時期的管理以及當時的國情。一是集體化進程過急。如1958年的“大躍進”，后期出現的“一大二公”及“一平二調”。二是“農業學大寨”教條化。由于教條學習大寨的做法，導致一些村學大寨成效甚微。三是農民活動管得過緊。當時過多地突出集體勞動，不合理的延長勞動時間，忽視了個體自由活動及必要的休息和睡眠，引起農民的怨恨。四是經濟決策過分集中。過分強調國家計劃，忽視集體計劃及農民的個體計劃，因而只有國家市場，沒有自由市場，導致市場不活，農民個體需求遠不能滿足。五是利益分配苦了農民。由于當時農產品長期低價收購，生產計劃指標及任務糧指標過高，基本建設戰線過長，造成農民負擔加重，農民口糧不足，勢必挫傷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顯然，上述問題導致集體化的優越性未能充分發揮，并使一些地方的農民對集體化產生抵觸情緒。然而，這些問題都不是集體化固有的。一方面是我們的管理不當，另一方面與當時的國情有關，其中，利益分配苦了農民的問題，與當時的國情有很大關系。第一，為實現工業化目標而預付的農業代價。這既是我國工業落后的國情決定的，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工業化的必經之路。第二，在特殊國際環境下保證自身安全必付的農業代價。否則，今天的和平發展很難保證。

　　可見，塘約村重走集體化道路，并非意味著回到人民公社時期。有人質疑塘約道路是不是意味著又回到過去吃大鍋飯的老路，是不是在走回頭路?我認為提出這一問題的人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真正了解人民公社的人，就不會將人民公社時期的管理問題歸罪于集體化。真正關心塘約道路的人，就應該像王宏甲老師一樣，奔赴貧困地區的農村虛心向農民群眾學習，而不該站在一邊憑空妄斷，更不該冷嘲熱諷。

　　總之，塘約道路不同于小崗村，塘約道路的管理不同于人民公社，塘約道路的起步不同于華西村、南街村。十分贊成俞正聲主席對塘約道路的高度評價。

實現中國夢勢必重新認識集體化道路

　　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早已成為中國民眾最大的擔憂。實現中國夢應首先解決這一問題，否則，社會別想穩定。然而，真正實現這一目標，勢必重新認識集體化道路。

　　一、集體化與私有化形成的鮮明對比，促使越來越多的人重新認識集體化道路。

　　農村改革后，除華西、南街等極少數農村繼續堅持集體化道路外，幾乎全國所有農村在政策的推動下由集體化轉向家庭經營。如今30多年過去了，兩種選擇、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結局已充分表明，集體化與私有化是兩條截然相反的道路，前者是通向共同富裕的大道 ，后者則是通向極少數人的天堂。背離集體化必然走向私有化，導致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對此，無論我們是否愿意接受，都無法回避這一事實，無法推翻這一被事實證明的邏輯。

　　二、以往集體與新型集體化的發展對比，顯然集體化沒有錯，錯在“一刀切”的政策，錯在政府包辦過多，干預過多的做法。

　　只要我們深入農村對改革前后六十多年進行認真反思，就會明白，實施集體化必須因地制宜，并且注意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改革前強制所有農村步入集體化道路，改革后又強制所有農村分田到戶的政策，都不是因地制宜。此外，改革前，政府對集體化經營過程中的人事、勞動、生產、管理、分配等環節包辦過多，干預過多的做法，嚴重影響了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以上因素無疑使集體化的優越性未能充分發揮。相反，改革后，以華西、南街為代表的新型集體化村，之所以取得驚人的成就，一方面，因為這些村沒有教條地執行分田到戶的“一刀切”政策，而是尊重群眾意愿，繼續集體化道路。另一方面，農村改革使得以往集體化時代政府干預過多，包辦過多的做法基本避免，因而整個農村實現了自主經營。

　　三、以色列有300個人民公社搞得相當不錯，這些公社竟然經歷了中國的大寨之路。這一現象不免讓中國民眾再次想到集體化道路，同時，更加堅定實現中國夢的信念。

　　當我們的改革廢除人民公社后，以色列的人民公社不僅繼續存在，而且發展到今天，已明顯體現了共產主義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特征，社員沒有工資，只領取有限零花錢，所有的大開支都由集體負擔。吃飯、住房、汽車、大件家電、醫療、養老、兒童教育、繼續教育等全部由集體負擔。有集體食堂、所有食物免費，社員的零花錢足夠其特殊需要，如：化妝品、旅游、禮品等。另外，公社沒有雇傭關系，追求共同富裕，體現以人為本，真正遵循自主、自愿、民主、自由、平等、公平原則為前提，生產力先進，凝聚力強，具有高度的人文精神和現代企業管理，以上不正是我們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理想嗎?值得我們深思的是，以色列作為一個很小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僅有300個人民公社，而且這些公社在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的情況下，能把社會主義的理想變為現實，這是為什么?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理應對此進行認真分析和探究。否則，意味著我們放棄社會主義。為此，我把以色列的人民公社與中國的人民公社做了對比，發現二者的共同之處都是堅持集體化道路，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標。不同之處概括為三點：

　　1、負責經營的組織不同。以色列負責經營的所有人士來自公社的內部成員，并且經社員大會民主選舉產生。以色列政府概不干預。中國負責經營的所有人士來自國家工作人員，所有人士的任免和調動均由上級組織人士部門決定。無疑，前者經營自主，用人自主，以及管理者被監督，監督者被管理的關系，充分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勢必人人關心集體，人人對集體負責。后者一切由上級決定，突出體現了官員的權利，勢必容易滋生官僚主義，導致工作出現盲目決策，短期行為及各種形式主義。

　　2、加入的過程不同。以色列的人民公社遵循自愿加入的原則，中國的加入則帶有強制性。

　　3、實施的空間和規模不同。以色列300個人民公社覆蓋了15萬人，平均每個公社500人，人員居住集中，活動空間小，便于集中管理。中國平均每個公社達萬人以上，地域涉及多個村莊，人員居住分散，活動空間大，不易集中管理。

　　通過對比，進一步認定集體化沒有錯，錯在我們的人民公社突出體現了官員的權利和意志，忽視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和意愿。

　　四、民營經濟不等于走向社會主義，民營經濟只有通過集體化道路，才能走向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

　　有人說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也有人說民營經濟是資本主義。其實都不對，民營是針對官營而講的，而不是針對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講的，你能說以色列的人民公社不是民營嗎?你能說中國的個體暴發戶不是民營嗎?自然不能。因為二者負責經營的組織人士都產生于民間，而不是官員隊伍，二者擁有的經濟都屬于民營，區別 在于前者集體所有，后者個人所有。因此，民營經濟不能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只有公有制和私有制才能區分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只有集體化和私有化才能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顯然，民營經濟的發展同樣面臨兩條道路的選擇，民營經濟只有通過集體化道路，所有權才能歸全體勞動者所有，從而體現社會主義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實現共同富裕。否則，就會走向私有化，導致貧富懸殊、兩極分化。

　　五、民營經濟由個體走向集體，前提條件是實現兩個轉變，一是理論上盡快糾正對集體化的誤導，二是民營經濟的扶持由個體轉向集體。

　　由于理論界的長期誤導，導致多數干部群眾不能將集體化的優越性和實施集體化過程中的政策問題、工作問題區別對待，尤其是80后、90后的同志，從中學教育到大學教育，都把集體化說的一無是處，在這樣的背景下，集體化勢必被社會誤解。許多人看了華西村、南街村十分感動，卻意識不到集體化的優越性，僅僅認為華西村、南街村的成就是帶頭人的作用，于是廣泛流傳一種說法，華西村、南街村在中國不可以復制。這種認識上的不足，加之改革以來一貫扶持家庭經營的政策，進而導致我們的地方官員不僅不敢提倡集體化，反而對民間的集體化行為多有指責甚至打壓。試想，在這種氣候下，民營經濟還能走向集體化嗎?

　　六、民營經濟走向集體化需要很長時間，再過30年乃至更長時間，家庭經營仍將存在，但這一現象絕不是中國農村未來發展的主流。

　　由于集體化是在土地私有制長達幾千年后出現的新生事物，加之人們的文化素質不等，一些地方自然條件極差等客觀因素，因而各地對集體化的認識程度不同，實施時間及辦法不同。因此民營經濟由個體轉向集體，客觀上不僅需要政策的鼓勵和引導，而且還要顧及群眾的覺悟程度，千萬不可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強制群眾。只有在群眾覺悟的條件下實施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華西、南街等新型集體化村沒有教條執行分田到戶的政策，靠的便是群眾覺悟。以色列300個人民公社的創立和發展，則完全是一批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人自愿組織起來的，而不是哪一個黨號召的，更不是以色列政府組織創辦的，好在以色列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橫加干預。相反，小崗村不具備華西村、南街村的覺悟，無論政策上如何扶持，無論沈浩同志怎樣苦心引導，小崗村依舊沒有覺醒。由此可見，即便我們今后的集體化被更多的以色列人民認同，甚至吸引美國人像當年的韓丁先生一樣參與中國的集體化建設，恐怕類似小崗村這樣的村仍將存在，但這一現象絕不是中國農村未來發展的主流。因此不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應允許小崗村這樣的村繼續存在。

　　總之，中國夢是全體中國人的夢，而不是極少數人的夢。實現中國夢只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無論有人如何詆毀集體化，都無法否認集體化走向共同富裕的事實。無論有人怎樣包裝私有化，都無法掩蓋私有化必然導致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以往集體化時代的問題不是方向失誤，而是經驗不足，實施有誤，而今改革恰好為集體化積累了經驗，找到了做法，因而造就了華西、南街等一批新型集體化村，促使越來越多的人重新認識集體化，向往集體化。與此同時，也有人害怕集體化、阻止集體化。令人鼓舞的是以色列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不僅有300個人民公社經歷了中國的大寨之路，而且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取得了類似我國華西、南街等新型集體化村的成就。這一現象表明，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也在向往社會主義，向往集體化道路。相信社會主義中國不會落后于資本主義國家。畢竟中國古代的陶淵明早已給后人描繪了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自食其力、自給自足、和平怡靜、人人自得其樂的社會，從此被一代又一代大多數中國人所追求和向往。畢竟中國最早接受了馬列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并有成千成萬的人為之流血犧牲，才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和制度。畢竟集體化激發了中國農民的集體主義精神，改變了一盤散沙的狀態，造就了世界八大奇跡之一的紅旗渠工程，造就了一批被世人向往的新型集體化村。畢竟私有化帶來的災難教育了中國人民，甚至有民間的暴發戶自愿組織農民走集體化道路。中國人民不會忘記自己的過去，也不應該忘記自己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