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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湛：用民主傳統喚醒人民解放軍的紅色軍魂

2014年10月30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在會上，習總書記強調政治工作是強軍興軍的生命線，要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同時習主席還強調：堅持群眾路線的根本作風，堅持官兵一致、發揚民主，堅持自行自覺的的嚴格紀律。對于軍內堅守傳統的老干部而言，這些話語是復興的希望，也是對軍中積弊的亮劍，可對于很多官兵來說，這些話語卻讓他們感到熟悉而又陌生。在“五非”迷思的長期困擾中，我們這支本來強大的人民軍隊忘卻了很多東西，在當下時代的大考中，我們必須重識自己光榮的傳統和紅色的血脈。

民主，這是個讓很多很多當代軍人都會感到陌生的詞，尤其還被冠上“傳統”二字，更是讓人摸不著頭腦，并且在長期的部隊生活中，官兵也不定能感受到什么民主傳統，更多的只是簡單的命令與服從。所以在這里我必須強調：民主制度與民主傳統歷來是我軍政治工作的核心、群眾路線的根本，它伴隨著我軍從土地革命時期一路走來，也是我軍區別于其他軍隊的核心，體現著人民軍隊的本質，傳承著紅色的基因。這個傳統同樣也是我軍新型官兵關系的基礎，是我軍吃苦耐勞、英勇頑強、不懼生死而創造奇跡的秘密所在，它是我軍軍魂的重要部分。就如同賀龍元帥所說：“軍隊要不要實行民主，絕不是一個方法問題，而是一個立場問題，根本態度問題，歸根結蒂，是一個尊不尊重群眾，相不相信群眾，依不依靠群眾的問題。”而且關于民主制度的內容，其實一直白紙黑字寫在政工條令中，這是我軍的制度，每個人都必須遵守。
說到這里，也許還有不少人心存疑慮，覺得這些東西不過是老生常談，而自己那一套經驗主義的東西才是現實的方法。所以我無心與這樣的人爭辯，今天我就在這里透徹地說一說我軍的民主傳統與制度是如何在這87年中伴隨這支人民的隊伍一路走來的。面對時代的大考，我們著實需要洗心重讀人之初，重新認識這支人民軍隊的紅色靈魂。

民主傳統與制度的歷史脈絡

1、北伐時期：萌芽

在人民軍隊誕生之前，我國處在軍閥割據的局面之中。在軍閥部隊中，士兵的主要來源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失業的工人和小商人。而軍閥部隊則利用這些人充當炮灰，并且利用軍閥制度壓迫這些人，例如克扣軍餉，各類肉刑、體罰等在軍閥部隊中司空見慣，在那里，官兵關系可以說就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士兵過著極其困苦的生活，糧餉比農民還少，卻常常出生入死。而在較為進步的國民革命軍中，這些現象雖有些許改善，但各類肉刑、體罰仍然存在。
而就在那個年代，新生的中國共產黨便在努力地在國民革命軍中自己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中創建民主制度。1924年11月成立的“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是我黨直接領導，周恩來親自組織的第一支革命武裝，鐵甲車隊在編制上設有黨代表和政治教官，而且設立了黨小組，在小組生活會上除了討論工作，便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內容。鐵甲車隊還初步形成了經濟民主生活，隊里的伙食費、辦公費定期公布，隊長隊員伙食標準一致。這些政策的施行使得鐵甲車隊的政治覺悟與紀律遠遠好于其他的革命軍。

1925年11月，葉挺獨立團成立，以鐵甲車隊全部與黃埔軍校一部分人員為骨干，士兵則是從兩廣、湖南招募來的農民。獨立團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繼承了鐵甲車隊制度，并在廣州黨領導機關指示下，大力發展黨組織，嚴禁打人罵人，并在干部中廣泛開展反貪污、反打罵、反報假運動，破除了舊軍隊中的雇傭思想、軍閥主義，從政治和思想上初步奠定了革命軍隊的基礎，由此也使得獨立團在北伐戰爭中戰果輝煌。

土地革命時期：民主的創立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人改變自身命運的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開創了適于我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創建了一支新型人民軍隊—中國工農紅軍。伴隨著紅軍的成長，我黨我軍也逐漸形成了政治工作的一整套思想、原則與方法，而其中我軍的民主制度便是在紅軍時期正式形成和確立的，并且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這些民主制度并不是一來就有的，其發展也絕不是一蹴而就的，那個時期我軍的民主制度的形成經歷了三個重要事件：三灣改編、井岡山時期、古田會議。

1927年九月底，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三灣鎮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在這次改編中，毛澤東創造性的提出了黨支部建在連上，班排建立黨小組，營、團建黨委，連以上各級設黨代表，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制度。三灣改編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破除舊軍隊習氣，實行民主制度。首先是實行官兵平等，干部不準打罵士兵，廢除肉刑，經濟公開，官兵待遇平等，吃穿一致。另一方面，初創時期的我軍還首次成立了士兵委員會這個群眾組織，軍官也要受其監督，雖然在一開始士兵委員會暴露出了極端民主化的傾向，但也漸漸在實踐中轉變過來，愛護干部，聽從指揮了。

1927年10月底，經過三灣改編的紅軍部隊在毛澤東的率領下到達井岡山地區，翌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存下來的部隊和湘南起義的農民武裝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紅軍會師，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井岡山時期我軍的民主制度得到了大發展，首先，士兵委員會和士兵代表會議普遍建立，保障士兵權利，廢除軍閥作風。其次，創造了新型官兵關系，官兵吃穿一致，同甘共苦。最重要的一點，我軍從系統上提出了軍隊中的民主主義思想。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中指出：“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武器。”這種民主主義的重要內容有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開會有說話的自由，廢除繁瑣的禮節，經濟公開，釋放俘虜和醫治傷兵等。這些革命性的制度對在武裝斗爭中發揮巨大作用，如毛澤東指出的：“紅軍的物質生活是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

1929年12月28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縣古田召開。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制定了古田會議決議，從理論上深刻闡釋了軍隊中實行民主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強調了民主與集中的辯證和統一，完善了我軍的民主制度理論。第一，決議明確指出軍隊內部的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討論，集中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第二，分析了軍隊民主問題上的幾種錯誤觀點的根源，遏制了極端民主化之風。第三，規定了軍內民主的主要內容和原則，特別強調了官兵平等，廢止肉刑辱罵，優待俘虜，經濟公開。古田會議決議是我軍建設史上的一個綱領性文件，它肅清了舊式軍隊的影響，使得紅軍真正成為人民的軍隊，其總結的黨委制、集體領導、民主集中、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等，已經成為了我軍優良傳統的核心，它體現了人民軍隊的本質。

抗日戰爭時期：民主的發展

抗日戰爭時期，我軍的政治工作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我軍繼承和發揚了紅軍時期的優良傳統，同時在與軍閥主義等不良傾向的斗爭中，我軍的民主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

1937年10月，毛澤東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并在著名的演講《論持久戰》中重申并強調了這三大原則，從理論上闡明了這一制度的實質和目的。

1942年冬到1944年春，我軍在邊區部隊和全軍范圍內展開了規?？涨暗?，以反對軍閥主義和教條主義為核心的整風運動。當時我軍中雖然已經實行了民主制度，但由于部隊規模擴大等復雜原因導致軍閥作風有些回潮，官兵關系存有隔閡，甚至較為緊張。在整風運動中，各部隊召開了軍人坦白大會，增進了軍內團結，干部也秉著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加強了民主作風。1945年5月一總政治部名義發表的《開展尊干愛兵運動》一文，指出各部隊都經歷了三個階段：1、從干部思想入手，使其懂得改善官兵關系的關鍵，在于干部改變領導作風，建立愛兵觀點；2、召開連隊民主大會，檢討干部錯誤，虛心聽取群眾批評；3、開展尊干愛兵運動，訂公約，守準則，并貫穿于日常生活之中。這一運動大大加強了部隊團結，使得軍隊的各方面工作有飛躍性進步。

1943年10月華中局發出部隊進行大規模整訓的指示，強調在練兵方法上應有新轉變，要克服過去少數人包辦的練兵作風，而實行廣大群眾運動的新辦法。此次群眾性練兵運動從啟發干部戰士練兵的積極性入手，采取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練兵方法，開展革命競賽，建立獎勵制度，大大提高了部隊的技戰術水平。

解放戰爭時期：走向成熟

解放戰爭時期復雜多變的戰爭任務和戰爭實踐使得我軍的民主制度發展到了一個更高的階段，獲得了一個完整的形態。

1948年1月30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了題為《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的黨內指示，第一次把軍隊內部的民主內容概括為“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軍事民主。并指出關于政治民主，就是“應當使士兵群眾對于干部中的壞分子有揭發其錯誤與罪惡的權利”以及“使士兵在必要時，有從士兵群眾中推選他們相信的下級干部候選人員，以待上級委任的權利”；關于經濟民主，就是“使士兵選出的代表有權協助連隊首長管理連隊的給養和伙食”；關于軍事民主，就是“必須在練兵時實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戰時，實行在火線上連隊開各種大、小會。在連隊首長的指導下，發動士兵群眾討論如何攻克敵陣，如何完成戰斗任務。”1948年3月7日，毛澤東在《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一文中再次強調軍隊內部的民主就是：“完全有領導地有秩序地在部隊中進行的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的民主”

1947年7月28日，總政治部頒布了我軍歷史上第一個黨委會條例，強調黨委會是部隊領導與團結的核心，它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隨著黨委制的恢復，重大問題一般都能由黨委集體討論，然后交由有關機關執行。1948年9月，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從理論上闡明了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的基本內容，這個決定對于加強黨的集體領導起了重大作用。

在解放戰爭時期，新式整軍運動與三大民主的開展，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的建立和健全，黨內民主的充分發揚，對于軍隊的民主生活產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響。軍內民主生活給解放軍的所有工作都帶來了無與倫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得解放軍在歷次重大戰役中都能出奇制勝。歷史已經向我們證明，民主的部隊哪怕裝備差，人數少，也能夠在戰爭中打敗優勢兵力的敵軍，解放軍的民主制度本身具有的優越性是全球絕大部分軍隊制度所不具備的。這些時代的光輝最終使得我黨我軍取得了解放戰爭、朝鮮戰爭的勝利，而且最終建立了一個富強而民主的人民共和國。

社會主義時期：曲折與發展

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軍的民主建設面臨了新的問題，就是官兵一致與三大民主被削弱了，軍閥主義行為重新抬頭，具體表現為各類罰站、罰蹲、罰苦工、關禁閉、伙食無人管、占用士兵休息時間等現象重新出現。1953年5月8日，《八一雜志》發表了《徹底肅清軍閥主義行為》的評論，指出軍閥主義嚴重破壞了我軍官兵一致的傳統，必須徹底肅清。

1956年底，總政治部發出《關于在連隊和機關單位進行民主檢查，整頓官兵關系的通知》，要求全軍連隊和機關在下一訓練年度開始之前，普遍進行一次民主檢查和整頓官兵關系的工作。

1958年9月20日，總政治部根據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軍隊各級干部每年下連當兵一個月的號召，發出《關于軍隊各級干部每年下連當兵一個月的規定》。凡下連當兵的干部，都編入班排，歸班長、排長指揮，與士兵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操作、同娛樂。從此干部下連當兵成為一項制度，在“文化大革命”前長期實行。官兵實行“五同”的意義是深遠的，能否認真實行“五同”，是檢驗干部民主作風、民主精神的重要尺度，“五同”精神是我軍民主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一項重要內容。

1961年6月19日，國防部頒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連隊管理教育工作條例》，規定了管理教育工作的五條原則：1、既要負責管理，嚴格要求，又要耐心說服教育，防止簡單粗暴。2、既要以表揚和進行正面教育為主，又要對一般性缺點錯誤進行個別談話或班組批評。3、既要官管兵，又要動員兵管官。4、既要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又要熱情關懷和幫助解決實際困難。5、既要有嚴整的軍容風紀和正規的生活秩序，又要使部隊活潑愉快，官兵融洽無間。
1964年2月10日，總政治部發出《關于宣傳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的指示》，掀起了一場全軍學習郭興福教學法的熱潮。郭興福是原南京軍區某部的副連長，他經過反復實踐，總結摸索出了一套能使戰士練好單兵、小組戰術動作的方法。郭興福教學法最本質的一個特點，就是運用軍事民主和群眾路線的方法進行軍事訓練，發揚教學民主，集中群眾智慧，實行官兵互教，評教評學，精講多練，因人施教，嚴格要求，循循善誘。郭興福教學法和當時在全軍舉行的大比武活動，實際上是在更高的基礎上對我軍練兵傳統的復歸。同年5月7日總政治部頒發了《連隊基礎訓練方法二十條（草案）》，這一草案使得訓練中的軍事民主思想和方法法規化，制度化，具有里程碑意義。

進入新時期后，軍隊民主建設繼續受到重視。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同志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再一次強調，要研究和解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恢復和發揚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斗力的問題。此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軍委關于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的決議》，對于堅持官兵一致，發揚三大民主的問題做了許多新規定。

1982年7月20日，中央軍委批準印發了《連隊管理教育工作的若干規定》，該規定把“官兵一致，緊密團結”、“集中統一，發揚民主”、“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等內容作為連隊管理必須遵循的原則，并提出了尊干愛兵的“雙七條”。

1987年2月15日經黨中央批準頒發的《中央軍委關于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其中決定根據新情況，要求全軍官兵嚴守“八個不準”，其中包括了“不準打罵體罰士兵，不準接受士兵禮物，不準侵占士兵利益，不準對士兵罰款”等，決定把“健全和發展部隊的民主生活”作為新時期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并指出：“實行民主制度，是我軍的一項建軍原則，是人民軍隊的本質特點之一。”

1990年1月中央軍委批準頒發了《軍隊基層建設綱要》，綱要明確要求：加強基層民主建設，首先要提高官兵的民主素質，教育官兵明確發揚民主的目的和意義，正確認識處理民主與集中、民主與法制、民主與紀律的關系。其次，是開展三大民主，實施民主監督。再次，是加強軍人委員會的建設，貫徹落實并監督“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八個不準”的實行。

1991年1月1日，中央軍委頒發了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該條例在繼承光榮傳統的基礎上，系統總結了新的歷史條件下我軍民主制度建設的成功經驗，全面規范了我軍民主制度建設的內容、原則、組織形式和方式方法。標志著我軍民主制度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抵御“五非”迷思之擾

而當歷史走到當前時，我們不難發現在不短的一段時間內，我軍的很多基層單位并沒有繼承和發揚我們的民主傳統，也沒有貫徹和落實我們的民主制度，反而是一些個人主義的一言堂，一些軍閥作風開始滋長。伴隨近年來地方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知識爆炸，我軍基層官兵的民主訴求可以說在日益提高，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基層官兵民主素質的一片空白，以及對于民主傳統的普遍漠視。在絕大多數的軍隊單位中，都或多或少有著各種各樣消磨戰斗力的清規戒律和繁瑣禮節，例如廣受詬病的被務問題和“五多”問題，無意義的耗去了基層官兵的大量精力。并且在不少部隊和院校，打罵士兵，變相體罰，人格侮辱這些本早應該根除的現象都時有發生。而更加可怕的現象就是軍中的腐敗觸目驚心，徐才厚、郭伯雄等巨貪的紛紛落馬，讓我們見識了軍中貪腐的恐怖。可以說，現在的人民軍隊，已經深受“五迷”非思之害了。

所謂“五迷”非思，即指的是“非毛化”、“非黨化”、“非紅化”、“非政治化”、“非戰化”。這些迷思有著復雜的形成原因，一方面是我國這三十年來的高速發展使得人們的思想意識較之以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另一方面則是以美國為首的境外國家對我國進行了長期的輿論滲透與宣傳攻勢。下面筆者將具體講述其原因。

1、對傳統的信任與懷疑

在高速發展的近三十年中，國人第一次如此大量的接觸了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在這些接觸過程中，難免對于我國的革命傳統會產生懷疑，這反應在軍中則是對于西方軍隊的盲目崇拜和對我軍傳統的質疑。例如不少人在受到美軍在各局部戰爭中勝利的刺激，就認定我軍的傳統相較于西方是落伍的，或者唯技術地認為現代戰爭只是單純的體系對抗，與作風與傳統關系不大。這樣的論調在我軍中是有相當市場的，這樣導致了很多單位對于我軍民主制度的貫徹越來越弱，而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由于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往往是邯鄲學步，難得其精義。

筆者在其他的文章中闡述過我軍的民主傳統相較于西方軍事傳統的優勢，故在此不多贅述。我在這里就講一點，當人們談及中外軍人的差異時，總會提到解放軍的吃苦耐勞、不懼犧牲、紀律嚴明、敢打敢拼、戰術靈活等威名，相比而言美軍和其他不少西方軍隊卻顯得戰術呆板并且英勇欠佳，十分依賴其技術的先進性?？捎袥]有人思考過我軍是怎么做到這一切的？

不少人認為歐美式的強制性的嚴苛紀律可以做到這些，殊不知戰場是一個使士兵隨時都處在生死考驗中的地方，在這種地方面對著生與死的抉擇，任何平時強制性的命令可能都是不起作用的，而對立的官兵關系更會加重這種負面的現象。士兵在軍營中令行禁止，如果只是因為懼怕官長的打罵和處罰，而對于自己要參與的戰爭充滿了厭惡，那么在戰場上一旦情況惡化，這些士兵可能很快就會失去組織，各自為生存而戰，這也就是為什么在西方軍隊的指揮中軍隊失去秩序是災難性的，究其原因是傳統的問題。

而我軍正相反，我軍由于一開始就確立了官兵一致的民主傳統，由于官兵平等，官兵一致， 部隊會高度團結，官兵關系也會變成樸實的戰友關系，不會像西方部隊一樣貌合神離，士兵有困難，干部會幫助克服，士兵有反饋意見，干部會采納，整支部隊哪怕生存環境惡劣，也會團結一心，斗志昂揚。另一方面，由于發揚政治民主，廣泛而真誠地做政治工作，戰士會知道自己戰斗的意義，自己為誰而戰。作戰中，戰士仍會害怕，但哪怕條件再難，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堅持下來，哪怕是獻出生命，因為他們知道，人民同胞就在身后，頂不住，就是人民的災難，英勇戰斗，是為了保護自己所在乎的人和家園、自己的國家及其主權。所以我軍官兵總是能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表現出令世人震驚的戰斗意志，原因就在此。

而到了今天，軍中的不少官兵對于這些傳統與制度總會抱以一種不信任，以至于讓這些先進的傳統變成了老生常談，這是非常糟糕的現象。當我軍這樣一支紅色的軍隊失去了本色，其性質就必然發生變化，這樣的后果可能是災難性的。一支軍隊不能沒有靈魂，而民主傳統是我軍軍魂的一部分，萬萬丟不得的。

2、對華心理戰的影響

自冷戰以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就一直在積極進行對華的心戰和輿論戰，雖然由于當年雙方對立的關系這種心理戰往往難以奏效，但當我國開始對外開放時，這種心理戰就立刻展現出了巨大的威力。在那個懷疑的年代，我們親眼見證了曾經無比強大的蘇聯在這種輿論滲透中土崩瓦解。然而對于美國而言，我國便是下一個要解決的對手，于是在這高速發展的30年中，這種對我國的心理戰和輿論滲透從來沒有停止過，造成了很多惡劣的影響，包括對于軍隊。而到了現在，當今我國正處在前所未有的地緣沖突的拐點上，可以說我國越是在經濟上和平崛起，對美國的全球霸權的威脅也就越大，在這樣的形勢下美國必然加緊對華的輿論滲透和心理戰，而其中極其重要的一個目標就是人民軍隊。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今天中國互聯網上歷史虛無主義盛行，抹黑詆毀我黨我軍傳統與歷史的行徑隨處可見，毛澤東思想和我軍的歷史均被丑化、妖魔化。在各類惡意的煽動與宣傳中，青年一代的價值觀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混亂，對黨和軍隊傳統的不信任也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這樣的形勢也同樣嚴重影響了我軍內部，使得青年官兵對于傳統由于難分對錯從而不聞不問，漸漸地，無論是政治工作，群眾路線，還是入黨，甚至是進修學習，在軍中都趨于變成一種形式，不少官兵根本不在乎自己所代表的是什么，只是關心自己的待遇和權力，這樣的虛耗帶走了多少戰斗力？

在這些宣傳與輿論攻勢中，“軍隊國家化”是一個近年來公知水軍大力叫囂的一個概念。這些人往往打著人權的旗幟，企圖顛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可其實對于堅守傳統的干部而言這種東西明顯自相矛盾，因為我軍的黨的領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在黨委的集體領導下保障我軍的民主集中制度的實行，保障監督和豐富官兵的民主生活。

在我軍的《政工條令》中，從軍區黨委到連隊支部都有責任發揚和監督民主制度和群眾路線的責任，這是我軍先進性的標志，也使得我軍傳統的人權建設遠遠好于美軍乃至大部分的西方軍隊。而試想如果我軍真的失去了黨的領導，那么可以說我軍就失去了踐行民主制度的機會，這樣我軍的人權建設會在極短的時間內一落千丈，因為沒有民主制度和傳統的軍隊難免是剝削的，也難免出現極權。可仔細想一想為什么這種自相矛盾的東西為什么會有人信呢？我們基層的民主制度和群眾路線落實到位了嗎？官兵感受到了我軍制度的先進性了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基層的官兵就會更加嚴重地選擇相信這些宣傳，然后進一步削弱其單位的民主建設，形成惡性循環。這是一種十分恐怖的現象，如不加以改善，后果不堪設想。

結語

在現在和將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人民軍隊都面臨著空前的考驗。慶幸的是無論是中央還是軍內各級干部，現如今都日益在重視這件事情，傳統的復興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曾經的光榮傳統也在漸漸回到我們身邊。在這樣的時代，我們一定要謹記，毛主席親自創立的民主傳統是人民解放軍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一，丟失傳統，等待我軍的只會是失??；發揚傳統，我軍必將走向勝利。希望心懷希望的人民子弟兵們能勇敢地挑起這份擔當，用民主的傳統喚醒紅色的軍魂，在全新的挑戰中創造全新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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