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波：準備戰爭，是為了避免戰爭
點擊： 作者：胡 波 來源：“愛特種部隊”微信號 發布時間:2016-10-11 10:38:11
中日近代百余年互動歷史是非常深刻的反面教材，越是害怕戰爭，戰爭愈是無法避免，李鴻章如此，張學良也是如此。要想真正避免戰爭，首先得有不惜一戰的決心和本錢。準備戰爭即是為了避免戰爭，只有做好了準備，才能給對方形成有力威懾，使其不敢輕舉妄動，中國在與日本的交往中更應如此。
如前文所言，日本有走極端的傳統，一旦走上極端，除非有外力強制推回，否則會堅持到底。在歷史上，中國教訓深刻，無論是民國政府還是新中國，都有過類似的失誤。對日本總是過于依賴外交手段，希望日本內部發生變化，而忽視強力手段和措施的構建與威懾。要想維系中日間的和平，恰恰應做好萬一準備。
九一八事變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關東軍認為東北軍不堪一擊，沒有做好準備。事實確實如此，在1928年因中東路事件與蘇聯爆發的戰爭中，東北軍戰斗力低下暴露無遺，給了日本很大信心。而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張學良因親率主力圍剿石友三，尚在關內，從軍隊部署和政治決心兩方面，也都沒有做好對日戰爭準備。
在日本“購島”事件中，中國雖然進行了外交試壓和喊話，但沒有通過實質性行動向日本釋放果決信息，某種程度上促使日本錯判形勢。若在日本炒作“購島”時，中國當時的海監船就突進到釣魚島12海里內進行常態化巡航部署，日本“購島”一事很可能會夭折。
中日是一衣帶水的鄰居，不能不打交道，不可能老死不相往來。在這種意識之下，應當承認，即便是在兩國刀兵相向的時候，中日兩國國內都不乏主張兩國親善的言論和做派。
針對21世紀初因歷史問題而持續惡化的中日關系，中國國內早就有對日“新思維”的主張。
主張對日本實行新思維的主要論點是，戰后日本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日本已是民主國家，大部分民眾都對戰爭不感興趣，中國不能以老眼光看待日本。從人文的角度而言，這種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從政治的角度出發，民主國家和愛好和平的人們并不能改變日本政治的運行和發展軌跡。
筆者在前文已經論述過，戰后的日本空有民主之形，而無民主之實；大部分民眾愛不愛好戰爭跟戰爭的爆發與否也沒有太強的聯系，在日本的政治體制和傳統下，他們參與政治的渠道和作用十分有限。
須知，日本的右翼和軍國主義分子始終就是一小部分人，即便在二戰時期，這個觀點也是成立的，大部分日本民眾不過是被煽動或裹挾進來的犧牲品。因此，我們承認日本及日本民眾的確發生了很大變化，但這些變化卻不能很好的說明“對日新思維為什么是可行的”。
況且關系都是雙向的或多向互動的，不是某一方的委曲求全或克制就能維持穩定，新思維僅憑中方的一廂情愿是難以行得通的。妥協緩和總是需要氣氛，而日本政府從來沒有想制造這種氣氛，反而一直在持續毒害中日關系氛圍。
新思維主張中國在歷史問題上適當為日本減壓，以換取中日關系的改善。可問題的癥結并不在于中國抓住歷史問題不放，而是日本越來越喜歡炒作歷史問題，希望靠通過美化修正歷史走向政治正常化。
釣魚島問題也是如此，對于日本而言，釣魚島及東海劃界問題是其推動政治正?；蛙娛抡；膹娪辛ψナ郑毡菊ㄟ^不斷炒作與中國的海洋爭端，對其國內進行戰略和政策動員。
釣魚島及東海劃界問題攸關主權，以日本通常的弱勢政府，根本不可能有魄力做出些許重大讓步。而且，釣魚島及東海越來越被日本當成是牽制中國崛起，從海上對中國進行圍堵的重要工具。中國對日“新思維”如果有，也只能在日本同時有對華新思維的前提下才能奏效。
與馬立誠們稍顯天真的邏輯有所不同，另一種對日“新思維”的觀點主要基于現實主義視角，他們認為，
中美是主要矛盾，中日接近“能緩解某些重要方面的對美被動境地，顯著增強對美外交杠桿”。既然中美間的戰略競爭愈來愈激烈，“世界老二”與“世界老大”間的結構性矛盾已經形成，中國從均勢戰略的角度出發，也應該拉住日本。
不過就如該派觀點的鼻祖代表人物——時殷弘教授自己指出的那樣，
“必須認識到日本是美國在東亞的首要盟國，并且缺乏外交獨立傳統；不可設想在可明確預見的時期內，日美間現有和可能出現的矛盾會發展到實質性地動搖日美軍事/政治同盟的地步”。
加之中日間因權力轉移產生的相互猜疑，日本長期與最強者結盟的傳統（19世紀末20世紀初與英國，二戰以后與美國），中日接近即便是真理，也非常難以實踐與操作。
中日間的矛盾分歧是戰略對抗的體現，在日本徹底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之前，日本針對中國的戰略滋擾和挑釁不會停止，中國是時候丟掉幻想并嚴陣以待了。
由日本挑起的中日戰略對抗是對中國和平崛起，特別是海上權力拓展的重大考驗。更重要的是，無論中國想與日本交好還是對抗，中國都需要從戰略的高度重視日本因素在中國海權發展及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面對緊張的中日關系，中國需保持平常心，應對日本對華政策及中日關系走向保持警惕，還要立足長遠，不隨某一兩個人而動。
目前日本的政策確實帶有很深的“安倍”特色，日本國內雖然對此頗有異議，但分歧主要集中在方式方法和程度上，對于安倍的“強軍強國”的總路線還是大致認可的。
中國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在中日關系的整體環境和雙方的力量對比沒有發生質變之前，任何日本政府都不太可能在推動中日和解方面有太大的意愿和建樹。無論是對于“安倍”進行時，還是后“安倍”時代，中國對日本的政策都不應抱有過高的期望。
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應該做好與日本長期斗爭較量的準備，5年，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中日關系都不太可能回歸正常。我們當然也要做好迎接各類轉機和日本可能的橄欖枝的準備，但切不可再出現類似當年建交時的失誤，為了戰略利益，而在侵略歷史、釣魚島等某些具體問題上過于慷慨大度，以至于貽害無窮。
中國仍需要爭取中日關系向好的方向發展，但不能因此就丟掉自己的原則和重大利益。當前形勢下，日本政府必須在歷史問題和釣魚島問題上有所誠意，這也是中日關系重新正?；幕A，中國應堅持在這兩大問題上的嚴正立場。日本是個較真的民族，錙銖必較或許對雙方都有好處。
有人認為，中日關系很重要，長期這樣冷對抗總歸不太好。我的看法是，“不能為了外交而外交”，外交的目標主要是維護國家利益，而非維持特定的正常邦交關系。如果維持中日正常關系需要中國做重大妥協，犧牲重大利益，那么這種邦交又有什么意義呢？
況且，中國也有能力應對中日關系不好帶來的負面影響，中日關系不睦會給中國在對美外交、區域經濟一體化等問題上造成一些麻煩和障礙，但絕非中國完全不能承受。
另外，凡事得辯證來看，中日關系惡化既帶來了挑戰，也帶來了機遇。對于中國而言，日本是一個非常好的對手，個頭大小正合適，在與之較量中，既不至于傷筋動骨，也不能很容易就取得上風。中日間的對抗直接刺激了中國的外交、安全及軍事等部門加強整合及提升效率的行動，鍛煉了隊伍、汲取了經驗。而這些都是中國建設海洋強國所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為了防止日本可能的再次重大挑釁，中國有必要加強戰略預置和戰略威懾。在歷史問題及海洋爭端問題上，有必要給日本政府設定一定的紅線，阻止日本政府立場的繼續倒退，威懾其借右翼開道，為自己暗度陳倉。同時，還必須清楚地向日本政府傳達清晰的信息，讓威懾落到實處，遏制住日本政府的姑息、曖昧，阻斷日本走極端的路線。如果日本右翼勢力發難或制造事端，即要采取有力的報復措施，必須讓其知難而退。設想一下，1931年，張學良及其統率下的幾十萬東北軍如能對擅自入侵東北的近兩萬關東軍以堅決有力打擊，日本的軍國主義分子能否崛起，日本會不會全面侵華都將很難說。當然，今天已不是“刺刀見紅”的時代，對日威懾的手段也并非僅限于軍事，它還應包括經濟、外交、法律等在內的各種手段。
中日間的戰略競爭態勢實際已非常明顯，中日力量對比日漸對日本不利，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將越來越主動。因此，只要日本愿意維持和平，不向中國武裝挑釁，中國的上上之策應是通過綜合政治、外交及軍事等手段在內的冷對抗，迫使日本最終妥協。
日本是美國在亞太的最重要盟國，中日關系走向不可避免的受到美日同盟發展的影響，在威逼日本的過程中絕不能忽視美國的因素。在中國快速崛起及美國實力相對下降的大背景下，美國和日本都有著強烈的動機強化彼此聯系，正試圖打造全球范圍的現代同盟關系。
不過，在美日“親密無間”的背后，在對中國因素的認識、各自的利益需求及應對方式等關鍵問題上均存在尖銳矛盾：
一是美日對中國“威脅”的認識有所不同，兩國對華戰略目標彼此難以兼容。對于美國而言，中國是“遠憂”，當前的重點是防范；而對于日本而言，中國則被視為“迫在眉睫之患”，日本著實很難理解美國眼中的“度”與“平衡”。
二是雙方國際身份地位不同，在國家利益界定方面存在結構性偏差。美國希望日本加強在全球范圍內對其霸權的支持，不希望日本在東亞惹事；而日本關注重點主要在其周邊，東亞幾乎是其傳統安全利益的全部，其迫切希望美國在該地區對自己“力挺”。
三是合作理念不同，美國像是做期貨，日本則像是炒股票。美國更多是立足長遠，以健全完善合作機制為推手，促使美日同盟成為其主導亞太安全機制的最重要基礎，重點是讓日本出更大力；而日本更看重眼下，其更關心能盡快“套現”的舉措，比如針對中國的聯合奪島演習、軍事部署等，試圖借助美國的實力在與中國的戰略較量中居于不敗之地，并提高自己在亞太戰略格局中的分量。
因而，在美日同盟VS中國的安全結構下，中國總體上相對被動，但也不是毫無發揮空間。在與日本的較量中，對美國重在防范，但也要兼有合作利用，如在應對日本政治右傾和軍事挑釁行為等方面可借助美國對日本進行適當牽制。當然，“以夷制夷”有一個“度”的把握，我們還需保持清醒頭腦，切莫對美國做過高的期望。“美國有其自身的利益，對中日之間的矛盾，有時利用，有時抑制，其作用混合了激化矛盾和暫時穩定局勢兩個方面。對中國或日本來說，希望把美國拉到自己一邊從而逼迫對方就范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更何況美日是盟國。
中日兩國的部分媒體已經開始炒作戰爭問題，雙方你來我往，打著口水仗，類似“中日必有一戰”的聲音不絕于耳。中國不應懼怕戰爭，但也不能“好戰”。除非萬不得已，中日通過戰爭手段解決釣魚島和東海劃界問題將是雙輸結局，中國獲勝的可能性很大，但必將付出沉重代價。
中國還需要保持擁抱和平與合作機會的成熟心態。當今世界的戰略對抗更多體現在外交與政治上，軍事手段往往是作為后盾和威懾工具發揮作用，而非去直接攻城奪池。
隨著大國外交關系的復雜化，在不同領域，敵友關系會發生一定錯位。中日雖然在政治、軍事及外交上是競爭對手，但在經濟領域又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中日關系的確很差，但依然維持著基本的外交關系和龐大的人員往來，中日間的和平紐帶仍然在強化。
對于中日關系的復雜性，中國參與對日工作的人員和部門應該有清醒的認識。本著一分為二的辨證思維，應在該斗爭的地方斗爭，在該合作的地方合作，既要體現原則，又要保持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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