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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美國潛在債務危機及其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

      【編者按】近些年，國內研究人員大多對于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抵銷戰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以及美國同地區盟友之間的經濟、軍事及政治合作對中國所帶來的威脅關注有加。

      本文從另一個角度對一個可能會遭遇困境或者動蕩的美國進行分析，并強調我國應該更多地關注未來美國可能發生的國債危機、美元危機，及其可能引起的國際金融秩序的改變，特別是需要認真分析其對國際安全和我國國家安全可能帶來的風險、挑戰以及機遇。

      近些年，國內研究人員大多對于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抵銷戰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簡稱TPP），以及美國同地區盟友之間的經濟、軍事及政治合作對中國所帶來的威脅關注有加。本文從另一個角度對一個可能會遭遇困境或者動蕩的美國進行分析，并強調我國應該更多地關注未來美國可能發生的國債危機、美元危機，及其可能引起的國際金融秩序的改變，特別是需要認真分析其對國際安全和我國國家安全可能帶來的風險、挑戰以及機遇。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美國龐大國債的形成及其原因，并認為其本質已經不再是個經濟問題，而需要一場危機來推動一場政治改革。第二部分討論美國國防和情報部門針對中國人民幣國際化進行的研究和推演。人民幣國際化的舉措被美軍方看作是對目前美元主導的金融秩序和美元地位的挑戰。第三部分分析這場潛在的債務危機對中國國家安全可能帶來的挑戰，以及中國的應對措施。

      一、美國國家債務問題，其根源以及可能引發的國債危機

      美國債務持續增加，已經到了不能維持的地步。目前美國政府債務超過19萬億美元。[1]根據OECD發布的2014年數據，美國政府總債務是GDP的123%。[2]而芝加哥儲備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在計算美國政府債務時把范圍擴大到今后的社保支出以及政府承諾的未來老年人醫保和公務員養老金，他們算出的實際債務負擔是GDP的288%。[3]美國政府2015年的赤字是4390億美元，占GDP的2.5%。這已經是2007年以來最好的數據。[4]最嚴重的是，從長期趨勢來看，這些債務呈持續增長趨勢。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2016年1月預測，2017到2026年，預算總赤字將達9.4萬億美元。[5]政府開支是政府運行所必需的，然而開支過度，長期入不敷出就成了問題。政府開支只有兩種途徑來支付：一是稅收，二是借貸。而借貸最終還是要靠收稅來償還。因此，今天的借貸都將由后人來買單。只需要很簡單的算術計算，就能明白這種借貸是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的，破產只是一個遲早的問題。 

      美國債務增長的首因，在于福利權益項目(entitlement programs) 給財政帶來的負擔不斷增加。社會福利項目的負面影響主要始于1965年的聯邦醫療保險，社會福利（social benefits）從當時占GDP的4.7%上升到2012年的15%。[6]福利項目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都保持10%左右的年增長率。目前52%的美國家庭從政府得到不同層次的福利，[1]也就是說，已經超過一半的人不同程度地依賴政府。美國國內最大的3個開支項目是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和社會保障( social security)，其中又以社會保障的開支規模最大。這3個項目及其相關開支超過聯邦預算的一半。2015年僅社會保障這一項開支就近9000億美元，將近占聯邦政府總開支的1/4。[2]2015年社會保障開支占美國GDP的4.9%，預計到2040年左右將達6.2%。[3]同福利權益項目相比，美國龐大的國防支出都顯得非常少。

      福利權益項目支出過大，導致美國聯邦政府的稅收不夠開支，就只好靠借貸填補這部分空缺，然而這些貸款基本上沒有真正還過，僅僅是通過發行新的債券來還利息，這樣拆東墻補西墻，債務越積越多。新的債券不斷發行，用于還利息和福利支出。以目前的債務水平計算，2016年出生的小孩一生下來就面臨大概58000美元的國家債務，以及155000美元社會保障和聯邦醫療保險方面的負擔。[4]福利權益支出的長期上漲趨勢，會侵蝕國內儲蓄，持續壓縮資本支出，影響生產力的增長。

      近年，美聯儲持續壓低利率的主要原因也是在于這些債務，因為稍微加息就會帶來很大還息壓力。因此，如果利率上升，赤字可能會更大。 美國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目前是1.6%左右。[5]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今后10年由于利率上升，用于支付利息的開支將會是現在的3倍。[6]他們警告，目前這種情況下美國發生財政危機的可能性在上升，而更大的風險是投資者們可能會不再愿意繼續貸款給美國政府，除非得到非常高的利率回報。如果這種情況發生，聯邦債務的利率可能會出現突然飆升。[1]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對利率的研究覆蓋了上千年的數據，甚至追溯到古希臘時期。他的研究表明，幾千年來利率通常都在4%到5%。[2]按目前19萬億美元債務算，如果加息到5%的水平，一年僅利息就需要近1萬億美元，比國防開支還多好幾千億，因此美聯儲（大部分其他OECD央行也差不多）極力壓低利率，以降低還貸壓力。并且，央行通過量化寬松等手段進一步支撐債券價格。當債券價格上漲，其收益率隨之降低，這樣才能降低還貸成本。然而這種刺激如飲鴆止渴，市場都很清楚央行這種刺激措施遲早會結束，只是時間問題。利率遲早會回到正常水平，只不過一種可能是慢慢恢復到正常水平，另一種可能是突然恢復，而從歷史來看，后者發生得比較多。[3]當任何因素引起這種利率反彈，市場反應將非常劇烈，甚至一夜之間市場競相拋售國債。這時候國債泡沫破滅，將給美國和世界經濟帶來嚴重后果。

      最近幾年，不光學術界和金融界出現一些對全球國債泡沫的警告，就連很多在任和卸任的高層官員也不斷發出警告。例如，英國央行負責金融穩定的官員安德魯·霍爾丹（Andrew Haldane）認為目前全球金融穩定的最大風險就是這個歷史上最大的債券泡沫可能破滅。[4]格林斯潘也一再警告債券市場泡沫過大，隨時可能破滅。[5]

      債務問題是個政治問題，解決起來很困難，很可能需要一場危機來啟動改革。債務問題如此嚴重，美國為何不對福利權益項目進行改革？實際上，近些年很多官員、前官員、銀行家、基金經理和研究人員已經意識到，美國經濟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斷擴大的福利系統。福利擴大的結果就是透支后面幾代人的資產。以后幾代人因為需要為今天的開銷買單，他們的生活水平將越來越低，改革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美國財政部2007年關于社保改革的研究報告直接指出：“不采取任何行動的話，對后代是不公平的。”[1]2007年布什政府的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就開始推動社保改革。[2]然而因為政治問題，他卸任多年后社保改革也沒多大進展，甚至退休后也多次敦促美國政府進行改革。2011年，在敦促政府和國會調整債務上限的同時，他也指出：“我們不斷增長的債務已經成了我國未來最大的威脅。（采取）能夠把我們調整到可持續財政道路的改革對美國經濟競爭力至關重要。”[3]另一位前財長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也曾警告：“如果我們不處理債務問題，那些給我們借貸的人最終將會要求加息……美國家庭和企業的借貸成本上升將會阻礙未來私人投資，降低資本存量，降低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4]2013年，教育家高弗瑞?卡納達（Geoffrey Canada）、基金經理斯丹利·朱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和前美聯儲理事凱文?沃什(Kevin Warsh) 等人聯合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呼吁削減政府開支，特別是削減社保、醫保等開支。他們說：“這些事實不是出于對艱苦樸素的熱愛或者是因為（我們）不善良，而是出自簡單的算術。這不斷增長的債務負擔將會壓垮以后幾代美國人。”[1] 

      盡管政府也多次嘗試改革，社會各界也有人呼吁，改革仍然無法推進。其主要原因是，目前社會福利改革已不是靠經濟變革就可以應付的，它已經是美國政治體制的問題。目前選民每人手里握有一張選票，而當人們意識到可以靠選票而不是勞動來獲取福利，懶人就越來越多。有一項研究顯示，“健全成人且無需撫養人”(able-bodied adults without dependents, ABAWDs)[2]領取救濟食品券（food stamp）的人數在2009年以來增長超過一倍，[3]也就是說吃閑飯的人越來越多。這算是應驗了本杰明·富蘭克林所說：“當人們意識到他們可以通過投票賺錢，那將預示我們這個共和國的終結。”[4]保爾森在2015年的一次采訪中甚至直接指出，威脅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的不是中國，而是自身有問題的政治體制。[5]傳統基金會的一份報告警告：“福利權益支出造成的道德上的挑戰正在破壞美國的民主制度。越來越多的人依靠政府，并使其他需要考慮的優先項目被搶占。”[6] 

      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下，哪個總統候選人敢說裁減福利，就不可能贏得競選。總統競選成了承諾穩定退休金和醫療保險的競賽，候選人根本不去考慮有沒有錢支付這筆開支，以及錢從哪里來。當他們發現稅收不夠支付這些開支時，就增發國債來填補這部分空缺。格林斯潘在他的新書中把福利權益計劃的起源、發展、目前對經濟造成的負擔，以及長期影響都講得很清楚。他認為最大的問題是，不管哪個黨派的競選人都不愿意否決或減少任何社保福利項目，甚至會許諾更多。[1]這已經成為一種不成文的規則，競選人“你碰（福利權益項目），你就輸（大選）。[2]那么，主動改革如此困難，被動改革就成了最大可能。債券泡沫破滅后，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將迫使政府和人民接受改革。就像希臘等歐洲國家，最終只能迫于無奈進行改革。

      二、人民幣國際化被五角大樓視為金融戰和對美國霸權的挑戰

      法定貨幣(fiat money)和債券，從本質上講，都是基于大眾對一國政府的信任。如果大眾對它失去信任，貨幣、債券就會貶值甚至變得一文不值。美國這么多債務卻還有人愿意借錢給它揮霍，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美國主導世界秩序，美元是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且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美元只要是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就意味著美元處于壟斷地位，外國投資者沒太多選擇，美國借錢發福利的日子就能繼續。1992年以來，美國的國外借貸大幅增加，2006年達到GDP的6%。[3]隨著美國債務增多，美元一旦貶值，中國等購買美國國債的國家也就跟美國納稅人一樣，為這些福利開支買單了。因此，中國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尋求改變現有金融體系，也是符合自身長遠利益的。隨著人民幣國際化，其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地位也在提升，將會影響市場預期，到一個臨界點后就可能引起市場對美元地位的質疑，導致拋售美元，這個游戲就算到頭了。

      近些年，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加快，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主權基金和各大銀行在國際金融舞臺上同美國的競爭，已經引起了美國五角大樓和情報部門的重視。他們不但對人民幣國際化進行了深入分析，還多次組織針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推演。他們認為中國有可能對美國發動金融戰，更將人民幣國際化視為中國對美元地位，以及美國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 因此，一旦美國國債泡沫破滅，不管是否同中國有直接關系，都有可能被美國軍方視為中國對美國發起的金融戰，甚至是對美國霸權的直接挑戰。

      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是二戰以后基于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而形成的。這個金融體系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不公平。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例，發展中國家在其中的投票權和話語權都很小。經過多年爭取后，盡管中國的投票權從3.996%大幅上升到了6.394%，美國從16.7%下降到了16.5%，[1]但是按IMF規定，任何重大決策都需要超過85%的通過率，[2]而美國就占16.5%的投票權，這意味著美國仍然具有否決權。因此，其本質還是由美國控制的國際金融機構。美國只占世界經濟輸出的18%，但43%的跨境金融交易用美元結算。而且，全世界各國央行已知的外匯儲備有63%是美元。[3] 

      人民幣國際化始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這場危機使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開始意識到當前國際金融體系的問題。因此，中國同日本、韓國以及東盟各國在2000年建立雙邊貨幣互換網絡，也即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簡稱CMI），并且在2010年將其多邊化，升級為“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Agreement，簡稱CMIM）。[1]2009年到2015年，中國又相繼同32個國家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其目標主要是支持貿易和投資，并促進人民幣在國際上的流通。[2]另外，中國還同金磚國家基本上實現了用自己貨幣代替美元作為交易貨幣。最近中國又首次向美國提供2500億元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額度，用于購買中國股票和債券等金融資產。[3]其他包括人民幣-瑞士法郎直接兌換協議、上海金交所黃金用人民幣標價、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都可視為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雖然人民幣國際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如果美國出現債務危機，可能會使這個過程大大縮短。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已經引起了美國五角大樓和情報部門的重視，并將一些措施看作是針對美國的金融戰和對美國利益的挑戰。

美國對于美元霸權、國際金融秩序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的擔憂，主要起源于2008年金融危機。這次危機讓美國明白了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并開始擔憂如果這種弱點被人為利用，會產生什么后果。[4]因此，美國國防部在金融危機以后開始把經濟和金融手段作為一種作戰形式加以研究。他們認為中國早在亞洲金融危機后就已經開始研究金融戰。[5]國防部長辦公室從2008年夏天開始在霍普金斯大學組織了一系列的研討會，主要議題是“檢查全球金融活動對國家安全的影響”。這些研討會主要為2009年的推演進行準備。[1] 

      2009年3月18日到19日，五角大樓在霍普金斯大學的戰爭分析實驗室（Warfare Analysis Laboratory）組織了軍方首次純粹的經濟戰(economic warfare)推演。該實驗室一直以來都是軍方進行實際戰斗場景推演的專用設施。這是第一次開展經濟類戰爭推演，[2]有來自金融部門、軍隊、情報和外交部門、大學以及華爾街等地的80多名人員參加。[3]這次金融戰推演的主要模擬對手是中國和俄羅斯。他們假設中國和俄羅斯積累了足夠的黃金儲備，并且把兩國的黃金儲備聯合起來，存放在瑞士的某個金庫，然后通過倫敦某銀行發行一種和黃金掛鉤的新貨幣。最后中俄聯合宣布：以后任何國家購買俄羅斯的能源或者中國的產品都不再接受美元結算。[4]銀行、債券等也都是這場金融戰的武器。[5]這次推演的結果是中國取得了這場金融戰的勝利。據參加推演的耶魯大學教授保爾·布蘭肯(Paul Bracken)回憶：“這次推演所展示的威脅程度使參加觀摩的所有人都感到吃驚，并稱中國為‘巨大的威脅’。”[6] 

      這次推演成功地引起了各方人員的重視，因此五角大樓在后面兩年內又組織了幾場較小規模的推演。[7]從此，美國軍隊和情報部門對經濟和金融風險所帶來的國家安全問題高度重視。例如，作為美國陸軍用于探索未來戰略和作戰環境的主要兵棋推演之一的“聯合探索”（Unified Quest），從2010年也開始考慮經濟問題引起的社會動蕩。[1]“聯合探索2012”也包括了經濟方面的假想，比如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以及西方經濟不穩定和亞洲地區經濟持續增長所引起的世界格局的變化等。[2]除了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威脅，美國情報部門還相信，中國會因為自身利益而通過金融戰和網絡戰破壞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美國國家安全局前局長、首任網絡司令部司令基思? 亞歷山大（Keith Alexander）和國安局信息安全前主管普倫基特(Debora Plunkett)在CBS的采訪中指出，中國有能力也有意愿通過在計算機系統中植入病毒來攻擊并毀掉部分美國金融系統。[3]

      從最近幾年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來看，可以說是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當年五角大樓推演的一些假設。例如，2016年5月中國工商銀行在倫敦購買了一個金庫，可用于存放價值800億美元的金條。[4]此外，近年來中國政府增加了黃金儲備，[5]上海金交所推出了全球首個以人民幣計價的黃金基準價格，中國同多國進行了貨幣互換，等等。隨著這些曾經推演過的場景一一實現，五角大樓可能會認為中國正試圖推出一種基于SDR或者與黃金掛鉤的新國際儲備貨幣，這將威脅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加速美國國債泡沫的破滅。在他們看來，這會影響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并威脅到美國的霸主地位。這對于美國精英層是一種挑戰，甚至是不能接受的。[1]

      五角大樓開始把金融戰作為一種戰爭形式來研究，至少說明兩點：第一，金融方面的競爭已經不再局限于金融領域本身。美國軍方認為金融方面的競爭有可能引起武裝沖突。因此，除了美國財政部、美聯儲以及華爾街等相關者，軍隊和情報部門的參與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在美國國防部2009年開展第一次金融戰推演的時候，就有人提出疑問：為什么軍隊會關心全球資金流動情況？回答是：“全球金融危機一旦發生，可能引起包括‘國家失敗’(failed states)[2]等影響全世界的后果。英國和巴爾干國家已經出現了騷亂。”[3] 

      第二，五角大樓認為美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戰爭，不再僅僅局限于武裝沖突。美國要達到戰略目標，還需要經濟和金融手段的配合。假如美國同中國發生武裝沖突，會展開空海一體戰，對中國進行海上封鎖，造成中國國內經濟不穩定，從而導致政治不穩定，[4]最終達到讓中國屈服的戰略目標。海上封鎖需要金融封鎖的配合，才能更好、更快地達成目標。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空海一體戰會阻斷中國的海上貿易通道，金融戰會阻斷中國的國際支付渠道，兩者配合將會更大程度地影響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穩定。

      三、美國債務危機對中國的挑戰及其應對措施

      一旦美國債務危機爆發，所引起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問題會對中國帶來兩方面的挑戰： 

      第一，債務危機爆發，美國軍方可能會認為是中國對其發起的金融戰，或者是中國挑戰美元和美國霸權的戰略步驟，下一步將是發行新的國際貨幣，取代美元。更可能的是，第三方利用美國自身問題和人民幣國際化的趨勢，通過做空美國國債等方式對美發起金融戰，引起中美之間的誤判。

      除了中國、俄羅斯等要求建立國際金融新體系的國家，一些第三方因素也可能引發美國債務泡沫破滅。在缺乏溝通的情況下，這可能引起中美之間的誤解。第一種可能是，第三方國家發現美國的債務問題并加以利用，刻意引起中美沖突。第二種可能是，一些以盈利為目的的對沖基金，將之當作一個賺錢的機會。例如，1992年量子基金利用英國和德國在貨幣政策方面的矛盾以及英鎊自身的問題，做空英鎊并致其崩潰。如前文提到的，一手策劃做空英鎊的前基金經理朱肯米勒已經意識到債務增長的危險性。對沖基金以盈利為目的的投機行為，很可能成為壓垮美債的最后一根稻草，并可能使美方誤認為是中國對之發起的金融戰，造成安全沖突。第三種可能是，國際恐怖組織利用美國對中國的懷疑而對美國發起金融戰，刻意引起中美誤解和沖突。在缺少溝通的情況下，任何第三方對于美債的做空都可能引起中美之間的誤判，導致金融混亂甚至武裝沖突。

      第二，美國可能因為國內經濟危機引起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通過增加軍備以刺激經濟，或者出于政治目的而對外尋找替罪羊，以轉移國內矛盾。歷史證明，經濟危機可能帶來國際軍備競賽或者戰爭。美國龐大的國債泡沫一旦破滅，可能導致經濟嚴重衰退，失業率暴增。從歷史經驗來看，在經濟危機時期，失業率增加往往導致社會動蕩。另外，經濟蕭條往往引起民眾和企業對外國進口產品的抱怨，失業率上升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并引起惡性循環，經濟進一步衰退。比如1930年的《司莫特-郝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引發的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了大蕭條。在國內經濟、政治以及社會環境惡化的情況下，美國政府為了擺脫經濟困境，可能選擇增加軍備來刺激經濟。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經驗，使很多人相信增加軍費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比如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Martin Feldstein指出，增加國防開支使美國走出了30年代的大蕭條。[1]美國軍費增長將可能引起其他國家增加軍費以應對安全挑戰，從而造成國際軍備競賽。另外，如果國內政治和社會環境惡化，美國政府也可能對外找替罪羊以轉移國內矛盾，這就有可能引起戰爭。

      為應對這些風險，中國國內的金融決策部門應加強同外交、情報、國防等部門的交流，形成政府多部門一體化的應對機制，并且同美方加強溝通以避免戰略誤判。

      第一，金融部門同外交、情報、國防等相關部門聯合，形成各部門一體化的機制以準備應對可能的危機。在人民幣國際化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多極化的過程中，財政部、人民銀行等機構要考慮如何有效維護中國的經濟利益。全球化讓世界各國的經濟進一步融合，國家各部門的職能也更多地關聯、重疊起來。從公開的資料來看，除金融部門以外，我國其他部門對美國債務危機及其影響的重視程度不夠。

      對此，各部門可以聯合舉辦研討會，集合各方面的官員和學者進行推演，建立一個集多部門人員于一體、專門針對此類問題的工作組。這樣做的好處是，除了制定經濟和金融領域的應對預案，還可以讓我國外交、國防等部門對美國債務危機所帶來的安全威脅有更清晰的認識，增強對整個大局的了解和把握。這也能讓金融部門人士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以及構建國際金融新體系之時，對可能遇到的國家安全挑戰有足夠的認識。

      第二，加強同美方的交流，增強戰略互信，避免戰略誤判。除了我們的金融和經濟部門要同美國政府相關部門加強交流，也要盡可能地引入高層次、多部門一體化的交流機制。通過交流和溝通，大家將明白中美任何一方的經濟或金融危機，都會給對方乃至世界帶來經濟和安全方面的損失。我們要消除美國政界人士這樣的想法：通過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讓中國當替罪羊，就能轉移國內的矛盾，使自己得到政治上的解脫。更重要的是，如果第三方利用美國債務問題，做空美國國債，導致債務泡沫破滅，我們要避免被美方誤認為是金融戰的發起者。

      第三，我們要對國際金融體系和國際秩序混亂可能引起的國際安全問題有所準備。美國國債危機可能對美元的國際地位造成沖擊，影響美元所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并可能挑戰美國所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雖然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對其他國家來說不公平，但是如果沒有穩定的國際新秩序作為替代，一旦美國霸權出現突發性衰退，短期內可能造成地區沖突的加劇，比如中東地區就可能陷入混亂。恐怖主義也有可能利用動蕩之機更加活躍。對于可能出現的多種變數，我們都要有一定的準備，方能更好地應對各種“黑天鵝事件”。

      另外，從長時段來看，我們在控制風險的同時，還應深入研究這場危機對于國際力量平衡以及國際秩序的深遠影響。比如，我們如何把危機變成機會，使其成為中美力量平衡變化的轉折點？如何利用這場危機來建立更有利于中國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當然，中國也需要化解自身的經濟風險，如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

      四、結 語

      在學界熱議中國是否有能力、有意圖挑戰現有國際秩序之時，我們也應該考慮美國債務危機這種可能的突發因素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美國霸權主導下的國際秩序，雖然不符合中國利益，但是一個動蕩的美國也可能給中國帶來更大的威脅。危機在帶來挑戰的同時，往往也帶來機遇。如果我們有充分的準備，事先針對各種可能性制定好預案，對事態的演變施加足夠的影響，也許會迎來很大的發展機遇。如果我們對美國債務危機應對得當，就有可能建立起更符合中國利益的國際秩序。這場潛在的美國債務危機，可能會對未來幾十年的全球經濟、政治、安全局勢和國際秩序產生深遠的影響。中國如何應對，特別是怎么與美國博弈，將會決定世界的前途。

     （本文轉自《戰略與管理》2016年第5期。 注：因篇幅有限，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