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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以臺海統一為總牽引的東海安全是中國發展必須突破的瓶頸
點擊：5845 作者：張文木 來源：【原創】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2-12 09:49:29
原標題：絲綢之路與中國西域安全（下）
——兼論中亞地區力量崛起的歷史條件、規律及其因應戰略
【作者說明】本文主要內容刊發于《世界政治與經濟》2014年第3期。本文在第四部分提出中國近似“大滿貫”式的海外貿易贏利已近極限，在特朗普上臺后引發并在西方世界范圍開始涌動經濟民族主義的今天，需要特別的注意。
四、判斷和預警
進入21世紀后，在中國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開通并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中國西陲的安全壓力也將同比增大。
（一）中亞出現的戰略真空將加大中國西陲的安全壓力
美國衰落與北極解凍，是21世紀出現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地緣政治變動。
美國在中亞撤軍將造成中亞出現巨大而其他國家（比如中國、俄羅斯）或地區（比如歐盟）又無力迅速單獨填補的戰略真空，其結果必然是本土伊斯蘭力量的崛起。與曾為中國安全提供絕對保障的東海在被擁有蒸汽動力和遠航技術的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國安全“后院起火”并迫使中國國防資源向東海傾斜、中國海軍由此出現的情形非常相似，北極解凍將破天荒地改變俄羅斯原有的無北顧之憂的國防結構并迫使俄羅斯國防資源向北線傾斜。
鑒于俄羅斯人口增長緩慢以及北方邊境過于漫長，北線新產生的安全壓力對未來的俄羅斯來說是難以承受的。這將加大俄羅斯對中國的戰略合作需求，并迫使俄羅斯減少在中亞的存在；與此相應，中亞地區恐怖主義或各種宗教原教旨主義為爭奪中亞戰略真空對中國西陲造成的安全壓力和危險必將同比增大。這也要求中國在中亞地區加強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
鑒于漢唐的經驗和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窮于應付暴恐活動的教訓，美國從中亞撤軍后，沒有俄羅斯和中國間的相互合作，中國和俄羅斯都不可能單獨長期應付在中亞新崛起的戰略力量及由此帶來的沖擊。因此，在美國戰略東移，中國東面、俄羅斯西面和北面的安全壓力日增的當下及今后相當的時期內，中亞是中俄兩國必須背靠背地緊緊依靠的地方。
（二）日本誘導中國西進中亞以離間中俄關系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19世紀下半葉，如果沒有沙俄帝國的默許，單憑左宗棠的力量去平息阿古柏禍亂是不可想象的。俄國支持中國清政府而非阿古柏正是出于其中亞地緣戰略考慮。
俄羅斯在中亞的核心利益是其通往印度洋的線路，在這條線路上的中亞地區存在著強大的伊斯蘭反俄力量；鑒于中國新疆西界不在其進入印度洋的核心線路上，只要中國力量不過多地卷入中亞，俄國中亞戰略的重心就不是中國而是伊斯蘭反俄活動。俄羅斯需要防止中亞伊斯蘭勢力集結形成反俄聯盟，鑒于此，俄羅斯不僅不會使用其全部力量在這一地區與中國開展大規模的正面沖突，相反還會適度對中國力量西進表示歡迎，這樣可以借助中國制衡伊斯蘭力量，以減少自己在中亞的支出。俄羅斯人明白，中國關注的重心在遠東，即使中國來到中亞，也不會過度卷入被俄視為核心利益的中亞地區事務。明乎此，也就明白了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疆獨”嘗試在被俄羅斯利用后即被拋棄的原因。
我們應當清醒，美國從中亞撤軍后，沒有俄羅斯的合作，中國不可能單獨應付在中亞新崛起的戰略力量。因此，俄羅斯目前視中亞為核心利益的堅定立場對中國是有利的。中亞歷來被俄羅斯納入其通往印度洋的核心利益線，正如以臺海為中心的東海是我們進入太平洋的核心利益線一樣。好鄰居勤打墻，好朋友勤算賬，只有感到背后安全因而是值得依靠的朋友才能“背靠背”地團結在一起。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亞是中俄兩國必須背靠背的地方。為了東海的戰略布局，中國應當對俄羅斯的中亞的利益在上合組織的框架內予以特別尊重，并以此換取俄羅斯對中國在東海利益的特別尊重。我們不能只看到漢唐時代流動在絲綢之路上的巨大的商貿利益——那時沙俄還沒有來到中亞，同樣也要看到當時在獲得巨大商貿利益的同時，漢唐兩朝也不得不單獨承擔抵制覆蓋整個蒙古高原的匈奴、鮮卑、突厥勢力的南犯和直逼整個西陲的大食帝國東擴的壓力——這樣的壓力在16世紀俄國東擴后從西北逐漸移至東北。退一步說，如果今后俄羅斯真的像美國一樣也從中亞抽身——這是日本右翼分子目前最希望看到的前景，那么在今天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中國將因無力填補在中國西陲出現的巨大地緣政治真空而對俄羅斯產生“老九不能走”的迫切需求。如果不是這樣，而只是強行一味財大氣粗式地介入，那結果就更遭。對邊界治理政策有深入研究的拉鐵摩爾在比較羅馬帝國、中華帝國和英帝國后，對邊界政策的制訂提出的意見非常中肯，也值得重視，他寫道：
一個邊疆政策無論其怎樣在兩極之間搖動，其長時間的平均結果卻必然是否定該邊界在包容或隔絕方面的作用。無可避免地，維持邊界的國家必然要干預到邊界以外的本來要隔絕的人們的事務。于是，顯然會出現一個很重要的現象：線狀的邊界概念中的限制或隔絕意義，會漸漸變得緩和中立，而且邊種邊界也會從一條物理邊界本身轉變為邊疆地帶的人群。邊疆政策的發展是要尋求將邊外少數民族中立化的方法，令他們不對邊界產生壓迫，但也不退出這個維持邊界的干涉調節的范圍。
大體說來，羅馬帝國、中國、英印帝國都是一樣，最佳的方法是謀求那些本應被邊界隔絕的民族的幫忙，使他掉轉方向，背向邊界而不是面向邊界。這樣，絕對邊界的概念，在管理上及政治上就變成一個地區體系，它包括邊界的本身與其不同的居民、鄰近邊界的邊疆部落（這些部落的外緣被認為外邊疆邊區）、更外面的不能改良的少數民族社會。這個政策的功效和過去一樣，因為它代表著維持邊界的國家的利益、國內若干特殊團體的利益、邊疆部落團體利益的調和。但是，它又令推行這個政策的帝國感覺不安，因為它形成一柄雙刃劍，在有力者的手里，它可以對外攻擊，而在一雙無力的手中，它會向內砍來。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當年德皇威廉二世曾竭力慫恿俄皇進軍遠東，其真正意圖是將俄國的力量消耗在與日本爭奪東北亞的沖突中并由此使德國在中歐獲得俄國讓出的地緣政治空間。日本——當然也有美國——也常用此種策略對付俄國和中國。1904年2月10日，日本向俄國宣戰；同年2月27日，日本情報機關長明石元二郎接見芬蘭憲法黨主席卡斯特林，“明石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提供金錢和武器彈藥。卡斯特林同意向日本提供俄國情報，并以罷工、罷課、示威游行，以至武裝暴動等手段，來牽制俄國的對日軍事行動”；1904年10月，“在明石的策劃下，俄國境內所有的反對黨團，除民粹黨和民權黨外，在巴黎召開統一戰線的聯合會議，會期5天。會議做出了‘各黨派各顯其能，以示威游行、暗殺等行動打倒政府’的決議”。隨后俄國境內發生了全國性的政治動蕩，接著便是俄國在遠東海上的戰敗。2009年中國新疆發生具有嚴重暴力犯罪性質的“7•5”事件，事件發生不久，日本外務省隨后以罕見的與中國直接對抗的方式同意主張“疆獨”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頭目熱比婭于當年7月28日訪問日本；據日本媒體透露，李登輝、達賴也分別于2009年9月和11月相繼訪日；2010年4月15日，日本再次向熱比婭和達賴發放入境簽證。如果將這些舉動與日本同期開始醞釀的“逐步改變過去在全國各地均衡部署的方針，而把本國軍事力量——自衛隊集中到與中國隔海相望的沖繩等東中國海附近地區，這其中也包括中國堅持擁有主權的釣魚島”的軍事力量調整計劃及2012年日本的“購島”舉動聯系考慮，這其間的政治關聯及其意圖，則不能不讓人與1905年的日俄關系產生聯想，不能不對近現代中國的動蕩與日本的亞洲戰略產生聯想。
目前的日本——部分地還有美國——右翼勢力竭力拉攏中國各式分裂主義特別是“疆獨”分子，其媒體在慫恿中國向南海沖擊并由此離間中國與東盟關系失敗后，又竭力鼓動中國“向西北去”，聲稱中國如“不掌握中亞代價會更高”，這無非是重復當年德皇威廉二世誘俄東進的策略，慫恿中國為了一些局部利益與俄國的核心利益沖突并由此離間中俄關系；這樣中國就不得不放棄對目前中國最為重要的東海的利益并由此減輕日本在此的壓力。2014年1月15日，日本《外交學者》刊登《中國的西進戰略》一文透露出這樣的意思，文章在結尾時說：
當然，在西面和南面擴張影響力的同時，中國仍在向東面海洋拓展。這樣做不完全是出于能源需求，北京的戰略取決于諸多地緣政治和戰略因素，包括美俄印的意圖。指望中國放棄成為海洋強國的目標是不現實的。更合理的希望是，一旦通過西進取得新的能源安全，北京在東面會采取略微放松的姿態。
美國哈得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理查德·韋茨（Richard Weitz）在《北京為2014年的阿富汗做準備》一文中認為中國無法在阿富汗繼續“低調”：
目前為止，對于美國在打擊阿富汗和中亞伊斯蘭叛亂分子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以及美國支持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北京一直采取容忍態度，認為美國的這些做法有利于實現這些目標，可以接受。但由于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和經濟勢力下降，北京需要改變自己的考量。中國決策者當然希望在阿富汗保持低調，但這樣的選項正在消失。中國分析人士認識到，中國、巴基斯坦及其中亞鄰國將會更容易受到在歐亞大陸活動的恐怖組織的困擾，因為這些恐怖組織試圖顛覆對華友好的中亞國家政府，并支持維吾爾族好戰分子。新疆的經濟發展與阿富汗和中亞的經濟和安全環境密切相關。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用對中國西陲極具戰略意義的帕米爾高原為誘餌，誘使中國在擴張中扛起中國扛不起從而可能造成東線防務失衡的外交包袱；“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用“西進”的提法誘導中俄關系在中亞出現裂痕，使中國無暇而俄羅斯又無意東顧，造成中國東海出現“薄弱環節”并使日本在對中國的博弈中再現1905年那樣的“輝煌”。此等招數對中國——當然對俄國也是一樣——極為陰毒，如不看穿，對中國和俄國的未來將是災難性的。學者吳征宇對此提出非常中肯的預警：
從宏觀歷史角度看，盡可能地保持和發展與俄國的良好關系，不僅對中國推行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有利，而且對中國避免重蹈戰略上受到陸海兩方夾擊的局面都具有頭等重要的戰略意義；尤其當下中國在海洋方向上面臨重大的戰略壓力和挑戰時，保持和發展與俄國的良好關系對中國而言，則更是具有無可替代的戰略重要性。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推行以高鐵為紐帶的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前提，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以損害中俄關系為代價的；這也意味著，中國為推進歐亞大陸經濟整合而大舉進入中亞，如果不能夠爭取到俄國的支持（或至少默許），則不僅成本與風險極大，而且失敗的可能性也極大。然而，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的角度看，我們都很難想像俄國會聽任中國大舉進軍中亞，因為中國在中亞影響力的上升，客觀上將造成俄國影響力的下降，甚至將減少俄國在能源問題上與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即便俄國可能不具備與中國在中亞展開經濟競爭的實力，但這并不意味著俄國將會對中國進軍中亞聽之任之。客觀上說，中國主導的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對俄羅斯的意義，有點類似于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對中國的意義，這兩種經濟整合都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和政治效應。有鑒于此，我們不難想像，如果中國真的大舉進軍中亞，不僅可能造成中俄關系的復雜化，而且可能造成中俄爭奪中亞的態勢，其結果甚至可能無意中促成俄美兩國在某種程度上的聯合。
（三）警惕“鐵路陸權論”的歷史回潮
俾斯麥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社會輿論通常只有回顧整整人類一代的歷史，才能了解在對外政策中所犯的錯誤，而Achivi qui plectuntur（應當得到報應的希臘人）不總是錯誤舉動的直接的同時代人。政策的任務就在于盡可能正確地預見到別人在現成的狀況下會做些什么。這種遠見的能力，很少是生來就能達到這種程度，以至不需要相當的實際經驗和個人知識，就能發揮作用。”俾斯麥的這句話是說給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人聽的，但對百年后的中國人也許更有意義。
今天我們有些認識似乎再次進入歷史的輪回。有些學者提出雄心勃勃的以交通打通和經營周邊的所謂“國際大通道”構想，有些文章談跨境事務就象在談國內事務，大有當年李立三那種坐在地圖前號令天下的舍我其誰的態度，其口氣很有些像百年前與俾斯麥穩健外交分道揚鑣的德皇威廉二世：
西南建設國際大通道的基本思路或建設的優先排序應該是：空運→公路→鐵路→水運→管道→三網（電力網、通信網、因特網）。具體來講，國際大通道主要開辟：一是優先聯結東南亞、南亞的航空運輸網體系，以航空運輸網的發展，帶動西南旅游業的發展；二是加快發展出省、出國的高等級公路，開辟緬甸、越南和老撾的跨國公路，進而聯通東南亞、南亞的公路運輸網體系，以帶動公路沿線經濟的迅速發展；三是修建泛亞鐵路西南段，形成“東中西三路出國一路出滇”的鐵路運輸網體系，即西線跨國鐵路由廣大鐵路向西延伸達緬甸密支那，再達仰光出海；中線跨國鐵路由昆玉鐵路向南延伸經老撾達泰國清邁，再達曼谷出海；東線鐵路由改擴建的滇越鐵路，從海口出境進入越南，再達胡志明市出海；國內鐵路由西南經南昆鐵路達廣西北海市出海，以形成“南方陸上大陸橋”；四是開通和改善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運通道，使之水陸聯運，連通中國、越南、老撾和泰國等國家和地區，形成亞洲“東方多瑙河”式的跨國航運體系；五是形成西南與周邊國家相互聯通的三網通道，即電力網、通信網及因特網，以互惠互利的原則共同開發三網市場（電力網、通信網及因特網）；六是可考慮充分利用中東豐富的油氣資源，在仰光等港口建立大型石油碼頭、儲油庫以及合資興辦大型煉制廠，通過建設西南國際油氣管道，將油氣資源特別是成品油從國際市場引入西南再轉運西南各省和東部地區，國家必須高度重視利用印度洋油氣通道以及中東油氣資源，建設開辟距離西南、東部缺油地區最近的能源供給線路建設，使其成為中國未來最為重要的能源供給線。
更有學者推動這樣的認識即認為高鐵可迅速加強中國的“陸權”以彌補海權的不足。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明治大學客座教授高柏在《高鐵與中國21世紀大戰略》一書中堅信：“高鐵可以推動歐亞大陸的經濟整合”，認為“當中國高鐵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開始顛覆人們關于空間和距離的觀念時，陸權時代的回歸變成一種現實可能性”，而“陸權時代的回歸將凸顯中國的地緣戰略優勢”。“既然中國緊靠世界島中樞（即中東地區——筆者），它可以靠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建立陸權。以中國目前具備的資本與制造業的優勢，這種整合將使中國經濟受益無窮。這種陸權地緣經濟將會化解中國在海權地緣政治上面臨的壓力。”“利用建設高鐵來推動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將幫助中國利用其獨特的地理優勢建立一個與環太平洋經濟整合的對沖，這將使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的大格局中處于十分有利的戰略地位。”“中國在歐洲大陸高鐵制式的制定、跨國高鐵管理體制的建立和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確立自己在未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地位。陸權時代歐亞大陸高鐵管理體制的重要性類似于世界上的海洋法，制定這個管理體制就是在為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制定新的游戲規則。”高柏先生樂觀地預言：
一條貫通歐亞大陸的高鐵帶來的將不僅僅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復興，它也將使伊朗、土耳其甚至埃及這樣的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輝煌的古代文明大國有機會再現當年的繁榮。
但是，有點歷史經驗并能由此“正確地預見到別人在現成的狀況下會做些什么的”的人都會明白，跨境物流關系的后面并不是簡單的物與物而是復雜的人與人、國與國的關系——這是馬克思《資本論》告訴我們的基本道理，地緣政治后面自然也是人緣政治。國際陸運與海運不同，前者經過的是一個個主權國家，而后者則是一望無際的公海。經過主權國即使做哪怕白送這樣的好事也要與人家商量，而在后者則較少有這方面的顧慮。
殷鑒不遠，19世紀末，大陸國家尤其是歐亞大陸最大的陸權國家沙皇俄國也曾熱衷過以鐵路強化其陸權擴張并由此彌補其海權不足的理論和實踐。俄國加快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并使清政府同意俄國修經中國東北境內東進太平洋的鐵路。為了共同對付日本在東北亞的擴張， 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清政府特使李鴻章赴俄與沙俄簽達成有關在中國境內修建“東清鐵路”的協議。陸權論的開山人物麥金德看出了這條鐵路的地緣政治意義，他不無羨慕地說：
俄國的鐵路從西端維爾巴倫（Wirballen）到東端符拉迪沃斯托克，整整長達6 000英里。正如過去英國在南非的駐軍證明它是海上強國一樣，俄國目前在滿洲的軍隊也證明它是機動的陸上強國。誠然，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仍然是一條單一的和不安全的交通線，但是在本世紀結束以前，整個亞洲將會布滿鐵路。
“風云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事后的結果讓當時那些熱捧以鐵路擴張陸權理論的“奇兒”們感到尷尬：東清鐵路修成后，中俄關系嚴重惡化。這里的悖論是，修鐵路就得管鐵路，跨國管理境外資產特別是巨額資產——比如中國在伊拉克、利比亞、蘇丹、甚至烏克蘭等國的資產，若無自衛能力，基本就是空談。但若有自衛能力，那“經濟整合”就必然要轉化為“政治整合（其實就是干預）”；共管必然轉化為主管。當年在東清鐵路上，俄國人沒有逃脫這一悖論：為了維護這條鐵路的管理權，俄國與中國產生的糾葛竟持續了半個世紀。在朝鮮戰爭即將結束的1952年年底，臨終前的斯大林算是看明白了這個道理，為了改善與中國的關系，他將鐵路完全移交中國。即使如此，蘇聯人的大國沙文主義對中國人的感情傷害仍未結束。1958年7月22日，赫魯曉夫又提議中蘇在中國南方建設“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蘇聯提供大部分資金，所有權對半。正是有了中東鐵路和抵制斯大林大國沙文主義的經驗，毛澤東堅持拒絕了蘇聯的建議。毛澤東對尤金說：這次提所有權問題，使我想起了斯大林的東西又來的。為什么要提出所有權各半的問題？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你可以告訴赫魯曉夫同志，如果講條件，我們雙方都不必談。如果他同意，他就來，不同意，就不要來，沒有什么好談的，有半個小指頭的條件也不成。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
無獨有偶，1888年，德國從土耳其取得建造由博斯普魯斯海峽至安卡拉鐵路的租讓權，并成立德國小亞細亞公司從事修建工作。1889年，該公司根據德皇指示，于1893年1月又從土耳其取得延展鐵路至科尼亞的租讓權。盡管遭到英法列強的激烈反對，這條鐵路還是于1896年建成。但德國并未就此止步：1903年，德國又獲得從科尼亞向前延展經巴格達至波斯灣的修建鐵路租讓權。令德國人沒有想到的是，這條被稱為“巴格達鐵路”的工程嚴重惡化了德英關系，最終竟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重要誘因。生活在那個時代的美國著名的東方學專家，太平洋戰爭期間任羅斯福總統并兼任蔣介石政府政治顧問的拉鐵摩爾說：
在這一點上，抽象的觀念應當讓位給實事求是的認識。邊疆這邊的社會和國家必須考慮到邊疆那邊的民族的社會和國家。界線的劃分就是承認在外面的民族不受控制，對他們不能以命令的辦法來管理，而只能以外交的方式去交涉。這種交涉談判不完全依據于帝國的利益，雖然它是劃定邊界的主角，它也要依據于界外人們的要求，雖然在名義上這些人被消極地定位為被摒棄的對象。
盡管老淚縱橫，但燈前鼓者畢竟還是在催人奮進。筆者指出上述歷史經驗并不是不要通過境外貿易促進對外開放，而是要實事求是和極為謹慎地對待高鐵跨境及所謂地區“經濟整合”問題。“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繆以千里。”當年俄國在中東鐵路上也是以“經濟整合”為開始，但最終卻演化為政治整合并由此導致中俄關系在相當的一段時期出現的不信任甚至惡化。只要看看俄國人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整合”并使之加入蘇聯的中亞諸國、及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與東歐國家“整合”出的“經濟互助委員會”（即“經互會”）在20世紀90年代初瞬間就與俄羅斯分離迄今的事實，我們就會知道，中國目前在周邊只有進行地區合作的能力，而沒有進行地區“整合”的能力。1964年10月8日，毛澤東對羅馬尼亞同志說：
“經濟合作委員會，我看有兩個前途：一個就是垮臺或者解散。根本不需要什么經互會，而由雙邊的或者多邊的會談來搞經濟合作。這是一個前途。”
但是國際合作尤其是在“中間地帶”的國際合作，也要走“群眾路線”，它不應當只是單方面發出的“邀請”，而應當是在雙邊或多邊共同倡議并在公約規則中平等參與的行為。這樣的合作盡管緩慢且曲折得多，但做起來比較踏實，也比較實際。
1950年10月6日，毛澤東電告正在支援北越的陳賡：“發表戰報要說老實話，殲敵一個人繳敵一支槍，即說一個人一支槍，不要說兩個人兩支槍，養成樸實作風。”同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志愿軍入朝前夕電告彭德懷等：“我們應當從穩當的基點出發，不做辦不到的事。”1965年2月21日，毛澤東在聽取薄一波匯報工作時說：我自己也犯錯誤，北戴河主張大煉鋼鐵，提出鋼鐵翻一番的要求，鬧人海戰術。我到新鄉，耿起昌對我說，可不得了，這么多人上山大煉鋼鐵，沒有飯吃怎么辦？我一看形勢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覺得不好。說泄氣話了。這些教訓都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永遠不要忘記。現在想想過去那幾年鬧了多少笑話！當薄一波匯報到如何緊跟主席思想時，毛澤東說：什么緊緊跟上我的思想？是緊緊跟上客觀情況，掌握客觀規律，按客觀可能辦到的就辦，不可能辦到的就不辦。
毛澤東用同樣的認識觀察國際事務，注意到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為美國設計的“遏制”戰略邊界過于龐大并拖垮美國的現象，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訪華后不久，他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有多少干糧走多少路是制定決策的正確態度。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指示對我們今天外交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四）中國近似“大滿貫”式的海外貿易贏利已近極限
辦事之難，難在事后人際關系的消化而不難在戰果的獲得。不難預料，這些被命名為各式“大陸橋”“國際大通道”的跨境鐵路及其物流一旦成勢，我們面臨的真正困難可以說也就真正開始。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何嘗不是磨合乃至沖突之路。且不說歐洲人對當時奔馳在絲綢之路上的“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是怎樣的印象，只要看看1998年的“印尼排華事件”及中國曾在伊拉克、利比亞和今天南蘇丹、烏克蘭等的一些投資項目乃至與泰國達成了“大米換高鐵”、與緬甸達成的昆明-皎漂鐵路計劃可能或已經擱淺的結局，就會明了沒有以相當的自衛手段為依托的經濟“紅利”，其增長是有極限因而是不可持續甚至還會發生逆轉的。
那么，中國國際貿易增長的極限何在呢？我們知道，生意也是政治的繼續。國家外貿的國際份額是其在世界中所據有的政治份額決定的，而中國能在大國“中間地帶”獲得廣大市場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由于中國產品的物美價廉，而更多的是由于這些處于中間地帶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政治的需要。它們需要中國因素以打破歐美的控制；出于同樣的理由，這些國家也不會完全排斥歐美并以此獲得政治平衡。這樣的哲學考慮在客觀上規定了中國國際貿易增長的極限和底線。至于兩者即極限和底線之間的空間容量，不完全取決于中國商品質量、價格等經濟因素，而主要取決于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政治需求程度。毛澤東明白這個道理，1956年2月10日，他在會見泰國友人時說：“美國提出了口號，要反共、反中國，在這里造了一道墻，但實際上是為了控制墻南各國，損害這些國家的利益，使得各國的大米、橡膠賣不出去。亞洲各國可以相互幫助，泰國的大米、橡膠可以在亞洲找到市場，我們愿意同你們進行貿易。”[1965年3月，毛澤東指示外事部門：“不能靠多送禮的辦法拉友誼，友誼要靠政治。”毛澤東從政治上楔入和開拓中國外貿空間的思路在今天仍需我們認真領會和深入學習。
西方人更懂得“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的道理，國際壟斷資本在世界其他地區屢試不爽后轉用于對付中國的“茉莉花”式的“武器的批判”，目前看已近乎失敗，那剩下的可能選擇如果不是“批判的武器”，又可能是什么呢？歷史上，市場經濟活動也不是請客吃飯，更不是繪畫繡花，市場歷來是與政治暴力相伴而行的文明形式，而文明與野蠻只有一步之遙：當你錢賺得勢不可擋的時候，野蠻就接踵而至。
今天的中國人對其近似“大滿貫”式的海外贏利有些突如其來的驚喜。否極泰來，然泰極亦可生否，天下既沒有一直吃虧也沒有一賺到底的買賣。2002年的伊拉克戰爭、2011年的利比亞內戰，再到今天南蘇丹動蕩時中資企業大批撤回及中泰“大米換高鐵”計劃擱淺的事實預示，中國軟實力在國際市場開拓中的有效性——如無硬實力迅速彌補——已近極限，由此引起的帶有強力乃至暴力色彩的政治反彈及由此造成的中國海外市場份額的巨大收縮已“風起于青蘋之末”。對此，特別是對中國有能力保障的國際市場范圍我們當有充分的評估并將我們以外向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及時調整到“要靠實體經濟，不能泡沫化。自力更生任何時候都不能少，我們自己的飯碗主要要裝自己生產的糧食”的思路上來。
事實上目前中國有能力保障且可持續開拓的國際市場范圍基本不出亞洲。至于亞洲之外的利益，我們要學會在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換中保持其穩定性增長。可以肯定，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加，中國與其他國家進行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換的籌碼將會越來越多。
五、東海是當前中國安全主要矛盾
在西陸和東海兩個方面，中國同期只能在一面取得突破且不能走得太遠，這是中國歷代尤其是漢朝、唐朝特別是清朝治邊的有效經驗，在這方面矛盾處理得比較好的是新中國外交。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面臨東部需要解放臺灣、西部需要解決藏疆問題的雙向任務。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三中全會上向全黨作了題為《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他強調：
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
當時美國明確幫助蔣介石集團并且介入朝鮮和越南的南北內戰，對此，中國選擇了以基本建設為牽引的依陸向海、在雅爾塔框架中聯蘇抗美的策略；20世紀70年代初，蘇聯對中國北方的安全壓力日增，蘇聯入侵阿富汗后，中國又果斷地做出以改革開放為牽引的依海向陸、在雅爾塔框架中聯美抗蘇的策略選擇。為此毛澤東與尼克松握手，這為鄧小平時期的中美建交做了很好的鋪墊。不僅如此，戰略上，中國也由此擺脫了自20世紀60年代以后日益加重的中國不得不兩線作戰的困境。這一點毛澤東說得非常明白。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其實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面作戰。”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國際問題時，再次叮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
當代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已獲得了快速發展，海外利益已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重要動力，而臺海統一尚未完成，日本軍國主義又急速膨脹、其突破憲法第九條非戰條款的危險在即。這使歷史又回到類似中國五六十年代的安全形勢之中，東急西重又成了目前中國安全環境的主要特點：在東部地區，臺海兩岸尚未統一而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又在新世紀迅速膨脹；在西部地區，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受到重創并被迫撤出，這將在中亞留下戰略真空并引發新的戰略力量的崛起，并對中國西陲產生新的安全壓力。筆者在此再次強調，如果此時俄羅斯再從這里抽身，那這種壓力在東海問題日增的當下，對中國而言就是不可承受的。在東西兩向的安全壓力下，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不要四面出擊”和“兩面作戰”的策略對我們認識今天的安全形勢及其解決方法仍是有效的。不言而喻，中國也必須再次做出相應的依陸向海的策略調整。
如果說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安全問題是生存問題，那么，80年代之后中國的安全問題就是發展問題。發展安全是這一時期中國安全哲學的核心概念；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時期的發展問題就是生存問題。中國西域是中國整個發展的托底和大后方，但“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侵略我們都是從海上來的，不要忘記這一歷史教訓。”今天以臺海統一為總牽引的東海安全已成為中國發展必須突破的瓶頸所在，這使東海再次成為中國安全問題的主要矛盾。我們只有認識和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才能全盤統籌，確保中國未來發展在根本問題不出現“顛覆性”的錯誤，為中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打下穩定的國基。（全文完）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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