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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 作為資本主義時代的科研激勵體系，諾貝爾獎曾經為世界科技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但隨著資本主義的衰落，現已逐漸演變成美國霸權借以壟斷世界科研獎勵的價值導向權、規則制定權和最終評判權的重要工具。它在提升美國霸權形象、網羅世界人才、攫取他國財富、扳倒蘇聯、打壓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意識形態軟實力作用。伴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加快推進，站在民族復興的高度科學認識諾貝爾獎及其話語權之爭，構建與民族復興相適應的自主科研激勵體系已刻不容緩。

諾貝爾獎宣稱，其在評選過程中，獲獎人不受任何國籍、民族、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的影響，評選的唯一標準是對世界貢獻的大小。這是諾貝爾本人作為一名自然科學家的善良愿望，但事實證明，僅有善良的愿望只是一種空想，尤其是在非自然科學獎的諾貝爾獎項上，表現出較為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整體衰落，諾貝爾獎被一些勢力利用，已經成為美國霸權借以壟斷世界科研獎勵的價值導向權、規則制定權和最終評判權的重要工具;它在提升美國霸權形象、網羅世界人才、攫取他國財富、扳倒蘇聯、打壓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意識形態軟實力作用。伴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加快推進，站在民族復興的高度科學認識諾貝爾獎及其話語權之爭，構建與民族復興相適應的自主科研激勵體系已刻不容緩。

一、科學認識諾貝爾獎及其意識形態表現

諾貝爾獎創立115年來，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推動了世界科技發展，尤其是在自然科學獎項上較為客觀地評價過一些獲獎者，但一些授獎原則只是適合諾貝爾時代的科技研究原則和西方個人主義的評選原則，如“授予個人而非集體”的評選原則，就把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科研從規則源頭上排除在外。因此，斯大林時代集體取得的成就不給頒獎，而在后斯大林時期頒給個人。中國科學家屠呦呦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在毛澤東時代并沒有獲獎，40年后卻以個人名義獲獎。諾貝爾獎在評選時，對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科技發現、創新的嚴重歧視違背了諾貝爾本人“評價不受任何國籍、民族、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影響”的原意。

1.諾貝爾獎與美國

二戰以來，崛起的美國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代表，在基本制度、教育以及綜合國力等方面優越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為美國本土科學家的成長和吸引外國人才提供了優越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條件，因而獲獎較多;但截至2015年，335人獲獎，約占38%的超大比重與其科研實力遠不匹配。值得一提的是，隨著社會主義蘇聯和中國的崛起，無論是在制度、教育、人口、科技還是綜合國力方面都與美國形成重要競爭關系，諾貝爾獎的頒獎格局理應隨之發生較大改變，但事實并非如此。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僅獲得一次文學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更是連一次獎也未獲得。

196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成立以來，以1974年的特·馮·哈耶克和1976年的米爾頓·弗里德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為標志，開啟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時代。在此后長達40年的時間里，盡管美國有52位(占諾貝爾經濟學獎總數的66.7%)獲獎者，但并沒能促使美國經濟內生增長，而是長期陷入滯脹狀態，且成倍拉大了國內的貧富差距，加重了對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和掠奪，掘開了全世界的經濟鴻溝，造成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不僅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及其塑造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而且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也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應對此次蔓延全球的經濟危機負責。2011年，轟動經濟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家曼昆被哈佛學生罷課事件就是很典型的例證。事實上，西方國家從英國到法國，從大學生到大學教授持續抗議和要求改革新自由經濟學的呼聲和行動從未間斷過。

至于諾貝爾文學獎與和平獎，世人早已公認其為“政治獎”，意識形態色彩最濃。強力輸出西方價值觀，顛覆了利比亞、敘利亞等多國政權，造成了今日敘利亞難民潮的美國總統奧巴馬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摧毀別國，在他國人民流淚流血流亡中獲獎，這是諾貝爾獎的恥辱!26次獲諾貝爾和平獎實際上在反諷著美國霸權。

概括起來，美國獲得諾貝爾獎有四大特點。一是獲獎最多，335人，占獲獎人總數約38%的超大比重與科技發展嚴重不符。二是以52人占667%的超大比重獲獎，用以塑造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權威形象，輸出和實施對外經濟掠奪。三是美國獲文學獎較少，共計獲得10次，不到總數(112次)的9%，且1930年前的30年間美國沒有獲得一次諾貝爾文學獎，不但清晰顯示了美國文學的落后，更反映了瑞典等北歐諸國當時對美國還未處于依附地位的斗爭狀況。四是二戰后，特別是1976年，美國一國包攬了包括文學獎在內的全部諾貝爾獎，標志著諾貝爾獎從此日益成為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重要工具。

2.諾貝爾獎與蘇聯

諾貝爾文學獎在蘇聯解體中發揮了文學核彈作用。在英、美、法、日等13個資本主義國家聯手扼殺新生的蘇聯社會主義政權失敗后，只好轉而寄希望于和平演變，諾貝爾文學獎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落戶蘇聯的。1933年，出身沒落貴族、終生反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法籍蘇聯人蒲寧，憑《米佳的愛》一書獲得了蘇聯首個諾貝爾文學獎，這是斯大林時期唯一一次獲獎，從此，蘇聯不幸踏上了差不多每十年一次的獲獎亡國之旅(除1940年代西方忙于二戰沒顧上)。1958年，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憑《日瓦戈醫生》一書獲獎，他在書中借用日瓦戈醫生的悲劇人生，旨在說明“蘇聯十月革命是個錯誤，而對支持革命的那部分知識分子來說，參加革命是場無可挽回的災難，并且以后發生的一切都是罪惡。”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實施去斯大林化政策，西方希望的所謂蘇聯文藝解凍在赫魯曉夫的幫助下終于實現。西方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歷史機遇，迅速調整策略，打造挫敗蘇聯的文學核彈。1965年，諾貝爾獎把原定頒給蘇聯傷痕文學的集大成者——索爾仁尼琴的獎頒給了蘇共中央委員、名著《靜靜的頓河》的作者、擁護當時蘇聯主流意識形態的肖洛霍夫，對于思想已開始混亂的蘇聯人來說，這一招充滿了迷惑性，在內外輿論的強力塑造下，諾貝爾獎的聲譽在蘇聯如日中天，但僅僅5年之后，諾貝爾獎就頒給了蘇聯文學界反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列寧斯大林的代表人物——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索爾仁尼琴把整個蘇聯比作海洋，海洋上皆是監獄和集中營的島嶼，他稱之為古拉格群島，他以種類繁多，五花八門的刑訊;荒謬絕倫的司法;徹底淪喪的社會道德;株連性逮捕，集體流放;超強度的死亡勞改和無端虐殺來控訴列寧和斯大林時期的所謂“專制和暴政”，贏得了西方輿論的一致好評。在美國中央情報局隱秘布局和資助下，其作品在蘇聯大肆出版和流行。經過該書洗腦，一些蘇聯青年人眼里的列寧、斯大林已經不是值得崇拜的偉大英雄，反而幾乎成了魔鬼的代名詞;列寧、斯大林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歷史的反動;列寧、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社會主義除了專制暴政就是人禍災難。可以說，諾貝爾獎在蘇聯的持續核爆，加速了蘇聯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崩潰。1987年，美籍蘇聯詩人布羅斯基獲得了蘇聯第五個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中隱晦地表達了對作者反體制立場的贊譽。4年后，一個可以和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轟然倒塌。這大概就是諾貝爾獎的政治和政治的諾貝爾獎的最好見證吧!

概括起來，蘇聯獲獎有五大特點。一是蘇聯16次獲獎，斯大林時期只獲得過一次，且是旨在瓦解蘇聯的文學獎。二是五次諾貝爾文學獎全部頒給反體制者。三是兩次和平獎均頒給在蘇聯與美國對抗中主張單方面放棄使用武力的人(薩哈羅夫和戈爾巴喬夫)。四是八項自然科學獎全部是在斯大林時期取得的成就而在后斯大林時期獲獎，且大部分是與美國學者分享的。五是唯一的經濟學獎由適應西方開啟經濟學數理模型化需要的數學家康托羅維奇獲得。

3.諾貝爾獎與中國

要警惕諾貝爾獎成為打壓和顛覆中國的重要工具。正如斯大林時期的蘇聯一樣，盡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無論是在科技、教育還是在綜合國力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一次青睞。除了美籍華人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崔琦、錢永健和英籍華裔高錕等8人獲得自然科學獎和法籍華人高行健獲得文學獎外，中國真正的諾貝爾獎之旅是從民族分裂分子達賴獲得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開始的。挪威諾貝爾協會會長毫不隱晦地說：“選中達賴喇嘛既是為了影響中國的局勢，也是為了承認中國學生從事民主運動的努力，人權和政治起了作用，”并坦陳“表彰達賴是對北京政府的一種懲罰”。另外，因犯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入獄的劉曉波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這兩次諾貝爾獎清楚地表明，諾貝爾獎在中國正在發揮著其在蘇聯已經展現的功能。

2000年法籍華人高行健因小說《靈山》獲獎，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瑞典文學院的頒獎理由是：“作者從各個角度切入，體現一個向靈山朝圣的心路歷程，并藉此撥開中國文化的多樣神秘面紗。”寥寥數語，刻畫了一個精神臣服于西方的中國人向西方“普世價值”的靈山朝圣膜拜的形象。有著長期旅法經歷，且應邀參與過戛納電影節評選的我國女作家邊芹，在《伸進文明心臟的手》一文中說：“包括諾貝爾獎在內的許多我們以為的‘國際獎’或‘某國獎’都是由國際征服集團操縱，以西方列強或國際社會的名義影響世界甚至發號施令，這才是今天世界被隱藏的現實。”而有些國人還在因獲得這樣的獎而沾沾自喜，無視西方正在通過國際評獎操縱、影響媒體輿論導向等種種手段，在潛移默化中顛覆社會主義文明，已然扳倒了蘇聯，正欲閹割“中國夢”，最終在精神、文化上殖民全世界的戰略企圖。

這次屠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掀起了中國輿論對諾貝爾獎的持續關注和贊美大潮。諾貝爾獎在中國被一些人、一些媒體成功地塑造成了“公平公正”的國際性權威大獎的形象，而很少有媒體提醒或揭示諾貝爾獎的意識形態性的另一面。作為青蒿素這項發明的主要科研力量——屠呦呦及其團隊對世界的貢獻有目共睹，理應受到中國科技界和世界科技界的重視與獎勵，從這個意義上講，屠呦呦獲獎是實至名歸，是世界科技界遲來的對毛澤東時代科技發展對世界貢獻的一種補償、一種正名。但也要看到屠呦呦獲獎帶來的一些負面因素，如一些國內媒體評論所表現出來的：有力挑戰和打壓了目前我國的科技評價體系;顯示了諾貝爾獎的公正;同時避重就輕，以西醫物質提取這一技術手段遮蔽了中醫中藥的內在耀眼的本質光芒，維護了西醫的所謂權威性，壟斷了專利權和收益權;等等。

概括起來，中國獲獎有五大特點。一是獲獎數量之少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科技發展極不相稱。二是整個毛澤東時代沒有獲得過一次諾貝爾獎。三是兩次和平獎均頒給了違背中國憲法、顛覆中國的分裂分子。四是文學獎頒給了或明或暗反體制的人。五是僅有的一次自然科學獎發給了個人，摒棄了中國科技發展的集體主義原則。

二、顛覆勢力通過強力塑造諾貝爾獎話語權對我國進行輿論影響和誤導

1.將諾貝爾獎塑造成壟斷世界科研獎勵最高價值導向權、標準制定權和成果評判權的工具

創新是一個國家民族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國家科研獎勵體系指引著國家的創造性方向，科研成果最高評判權交給諾貝爾獎，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人力、物力資源會順著諾貝爾獎指引的方向涌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于有著五千年璀璨文明且正走在復興路上，離偉大復興只有一步之遙的中華民族而言，順從諾貝爾獎標準可能導致文明的解體，蘇聯解體就是最好的證明。在國際資本和西方意識的支持和操控下，諾貝爾獎被塑造成利于資本統治世界的權威形象，由此潛移默化地演變其他國家的價值觀、歷史觀，藝術觀、審美觀，壟斷解釋權、標準權、評判權、專利權直至資本收益權，引導科研人才的流向，往往不經意間致對手不戰而敗。達賴、劉曉波等人的獲獎就是明證，包括中國科技界在內的社會各界必須引起高度警惕。

2.塑造諾貝爾獎情結，為諾貝爾獎造勢

資本操控的世界媒體為塑造諾貝爾獎的權威形象可謂費盡心機。一方面，頒獎報道中每每以東方裁判者的面目出現，動輒表現出居高臨下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我們周圍經常能夠聽到諸如，在某某領域中國何時能獲諾獎，中國數千億的自然科學科研經費為什么培養不出一個獲獎者，為什么美國有那么多科學家獲獎，我國某某科學家有可能沖擊諾獎等，包括中國部分媒體在內的世界媒體為諾獎可謂造足了勢。另一方面，頒獎報道又精心掩蓋著諾貝爾獎的意識形態色彩，誤導輿論。

3.以精心塑造的諾獎話語權和誤導性輿論打壓他國，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

譬如，一些媒體無視諾貝爾獎被西方主導的事實，將所有問題集中到教育、科研體制等客觀的原因，大肆提出“為什么中國培養不出諾貝爾獎獲得者”;一些外籍華裔科學家獲獎，一些中國媒體卻挖空心思提出“獲獎者為什么都是國民黨時期接受教育”的輿論打壓新中國;“為什么毛澤東時代出不了一個諾獎”的輿論打壓毛澤東時代;等等。在以諾貝爾獎作為評判世界科研成就的最高標準和衡量尺度的情況下，包括部分中國媒體在內的世界媒體充斥著“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專制出不了人才”，“新中國教育不行出不了人才”，“毛澤東時代的集體主義阻礙科技發展”，“民國時期的教育最好，出大家”的輿論偏見和誤導。耶魯大學校長施密德特以“新中國沒有一個教育家，而民國時期的教育家燦若星海”，并以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李遠哲、崔琦、高錕等外籍華裔諾獎者青少年時期接受的都是民國時期“舊社會”教育，“新中國”培養的學生中沒有一人獲獎加以佐證，極其露骨地揭示了這種輿論的源頭和塑造過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巨大科技進步——以“雜交水稻”、“漢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兩彈一星”等為代表的重大獨創性科研成果被完全無視;對我國在文學、和平領域燦若星河的眾多大家和作出的巨大貢獻也視而不見。

三、科學應對諾獎中國戰略，加快構建與民族復興相適應的自主科研激勵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諾貝爾文學獎在解體蘇聯中正是起到了“把思想搞亂了”的作用，對此，我們要增強辨別力，高度警惕并科學應對西方勢力通過諾貝爾獎影響、演變、瓦解中國的戰略。

1.以蘇為鑒，清醒認識諾貝爾獎的意識形態屬性，堅持實事求是、獨立自主評判，正確引導輿論，逐步降溫和施行去諾貝爾獎化，切忌高層和官方為其背書

既然科研獎勵權關乎大國興衰，承載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那么諾貝爾獎標準就絕不應成為評判我國科研優劣的最高和最終標準。諾貝爾獎雖然是頒給個人的，實際也是頒給國家的，所以要從兩個層面認識并采取正確的應對之策。在國家層面，要堅持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的原則，按照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來評判。要正確而有力地引導輿論，逐步降溫和施行去諾貝爾獎化，萬不可一味順從，為諾貝爾獎造勢，即使在諾貝爾獎表現出較客觀的態度時，也要以蘇為鑒，增強定力，始終堅持以我為準，為我所用，切忌高層和官方為其背書。在個人層面，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作為黨的干部，不要去想博得社會各種人的喝彩，贏得海外各種輿論的好評，只要站在黨和人民立場上，堅持原則，就不可能取得這樣的結果”，不但給我們提供了量事度人的一把標尺，而且為獲獎者正確對待諾貝爾獎定下了標準。對于普通群眾而言，要從達賴、劉曉波這些顛覆分子獲獎中得到啟示，增強辨別力，對自然科學獎也要多問一個為什么。從獲獎者個人而言，要提高認識，正確面對和處理獲獎事宜。獲不獲獎無法選擇，憑什么獲獎和獲獎后的態度和行為可以選擇，相信中國后來的獲獎者能夠有智慧正確面對這一獎項。

2.以屠呦呦獲獎為契機，在反思的基礎上切實改進我國科研激勵體系，發揮更好更大作用

在中國科協年會上，中國科協名譽主席韓啟德曾直言，青蒿素的發明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表彰和獎勵，其中折射出的不少問題值得深思。面對嘲笑毛澤東時代的科研輿論，我們反倒要問，為什么毛澤東時代能夠取得包括屠呦呦的青蒿素在內的一大批優秀科研成果，而今天我國學者在所謂國際著名的學術期刊《科學》、《自然》雜志上的論文并不少，卻出不了大成果?弱化集體主義、崇尚個人主義的科研導向、以在外刊上發表多少篇高影響因子的論文論英雄的評價標準，正是失去獨立自主，順從西方科研評價體系的具體表現，也是被西方標準誤導的根本原因所在。只有在整合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科研激勵體系優點的基礎上，借鑒改革開放前集體主義大協作的科研導向和注重科研應用性實效的評價標準，逐步創新完善并形成與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大生產相適應的獨立自主的科研導向和評價體系，才能推動我國科技事業大發展。

3.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要多措并舉，加快構建與民族復興相適應的自主科研激勵體系，逐步改變科技激勵話語權“敵強我弱”的態勢，推動我國科研獎項功能的國際化，為推動世界科技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正確價值引導和充足智力支持

“諾貝爾獎獎金還不夠買半個客廳”，屠呦呦的這句笑談再好不過地說明了諾貝爾獎的作用——花很少的錢辦很大的事。奧巴馬在解釋為什么拒絕中國參與TPP時的重要理由，就是不想讓中國參與制定規則。在這個價值觀、規則權、評判權為王的時代，我們要用些心、花些錢打造推動我國科研獎勵標準的世界化，造福中國和世界人民。只有這樣，才能既立足國內，發現培養人才，創新科技，又可樹立中國的世界性科研風向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推動世界科技發展、造福中國和世界人民，提供正確的價值觀引導和充足的智力支持。

原標題：作為資本主義時代的科研激勵體系的諾貝爾獎已淪為美國霸權工具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中共山東省委黨校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