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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金融腐敗，在于金融界與司法界（上至最高法院，下至基層法官）的緊密勾連，比中國狠多了。我轉這個不是要比爛，而是要揭穿公公們的謊言，說什么美國最大的腐敗案才幾萬美元。揭穿公公們的謊言更是要指出：走美國的路解決不了社會爛掉的問題，無論是在中國社會，還是在全人類，人類必須找到一條新路。

　　  正文：我在瑞聯銀任職時，與老板合作愉快。他對我很信任，有問必答。有一次我遠遠看到（瑞聯銀的美國分部有世界最大的銀行交易廳，超過一個足球場大，四層樓高）他和他的執行助手（瑞聯銀美國分部股票銷售交易的主管，HeadofEquitySales-Trading；和我同級，但是較資深）在一起討論一件事，兩人的肢體語言都露出鄙視不屑的態度。我好奇心起，就走過去詢問是怎么回事。原來附近的一家對沖基金，叫做SACCapital（因老板StevenA.Cohen而命名），邀請了我的老板去“談生意”，但是他知道SAC的生意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紙派了他的助手赴約，那人剛回來匯報。

　　  當時我還年輕，對華爾街的內幕所知不多，連SACCapital都沒聽說過，所以就請老板詳細解釋一番。原來SAC是華爾街最賺錢的對沖基金之一，它的專業就在于內線消息。一般搞內線消息是想辦法收買大公司里的中級主管，提早幾天收到財務報表或資產重組的消息；在這方面SAC和同在附近的Galleon都是大戶。但是StevenCohen覺得賺得還不夠，于是把主意打上了另外一種內線消息，就是每天養老基金（PensionFund）和共同基金（MutualFund）通過大銀行向股票市場下的單子。

　　  美國的養老基金和共同基金的資產一般以千億美元計，它們下的單子也通常一筆就上億甚至幾十億，那當然是不可能馬上買賣結束的，至少要一天，有時如果要小心謹慎不驚動市場，會要超過一周才能全部填完。SAC紙要在單子剛下的時候接到消息，就可以跑在前面（這叫Front-Running），搶先買下一大筆股票，然后等著真正的大單子把價錢推上去，穩賺不賠。

　　  但是養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行內叫做“BuySide”，“買方”）的專業就在于避免大單被Front-Run，所以內部的管理很嚴，要收買他們的職員并不容易，于是Cohen想出了一個計策：既然這些單子終究還是要交給銀行的交易部門（行內叫做“SellSide”，“賣方”）來執行，那么從那里著手也是一樣的。

　　  Cohen也不必去收買銀行職員，他直接和各銀行的股票交易主管聯絡，邀請他們“投資入股”到SAC的基金里。這些內綫交易的基金穩賺不賠，年報酬率在100%以上；Cohen拿一半利潤，投資人拿另一半，那還是比存錢到共同基金平均一年不到5%的報酬率高出10倍有馀。大家互相擠擠眼，有大單子進來的時候打電話到SAC去聊聊天，如此一來，Cohen既不須冒著留下證據的危險付錢買消息，而且也不用擔心消息來源會欠缺動力，因為每一通電話都自動代表著幾千萬美元的利潤。

　　  據我所知，我的老板是當時在美國的所有主要銀行中，唯一一個拒絕入股SAC的基金的股票交易主管。SAC在過去20多年，風光得意，平均年入40-50億美元（這些錢最終來自養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背后的小投資人），Cohen的個人財產據稱在200億美元以上，是康州的第一富豪。

　　  SAC和其他搞內線交易的對沖基金風光了這么久，在美國已經形成了一條產業鏈，任何想賺外快的上市公司職員都可以找上專門的“仲介顧問”，拿自己的內線消息待價而沽。專職負責取締內線交易的SEC根本就沒有探員，任職的律師一心紙想巴結上大銀行或基金，希望可以早日由官變商領高薪（參見前文《美元的金融霸權（二）》），怎么可能會浪費時間去辦這種喫力不討好的事？

　　  這個局面一直到2009年才有了轉變：一個有野心、有理想的新人升任紐約南區聯邦檢察長（USAttorneyfortheSouthernDistrictofNewYork，負責紐約市和附近的好幾個縣，所以對金融罪案有管轄權），他的名字叫PreetBharara。

　　  Bharara出生于印度，隨父母移民至新澤西長大，是錫克教徒；在上任前已經當了5年的曼哈頓聯邦助理檢察長，對華爾街的非法勾當十分熟悉，但是他的前任只關心建立人脈（這人后來轉任一個大律師事務所的高管），不放手讓他抓大魚。他一旦獨當一面，馬上就把內線交易做爲辦案的主要方向之一，6年下來，一連起訴了88個案，成功定罪了其中的87個，包括Galleon基金的董事長和一名高盛董事會的成員，驚動了整個美國金融業。

　　  他最重要的失敗就是StevenCohen，這是因為Cohen一直都不留下直接的證據，總是由手下當白手套；Bharara一連定罪了八名SAC的交易員，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愿意當污點證人（Cohen錢太多，付出的封口費太誘人），最后只好跟SAC和解，罰了4億美元了事。這是美國法律史上最高的和解罰金，但是紙占Cohen財產的2%不到。

　　  這樣鐵面無私的官僚，動了幾個大財閥的蛋糕，幾年下來反撲是必然的。不過我本來以爲他們會從Bharara的職位著手，沒想到這些人在商言商（ItisjustBusiness，nothingpersonal.），倒不把它當做私仇，紙是著重在一勞永逸，從根本上杜絕了聯邦司法系統阻擋他們財路的可能。他們的入手點是一個叫AnthonyChiasson的交易員，他原本在SAC任職，后來拿了Cohen的錢開了一家衛星基金，繼續搞內線交易的老勾當。

　　  他被定罪之后，上訴到聯邦上訴法庭，理由是Bharara沒有查到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過程，也就是他在Dell和nVidia的“朋友”們只是好意提醒他；上訴法官居然采納了這種荒唐的藉口，創下了新的判例，宣佈紙要沒有找到金錢交易的證據，內綫消息就不算違法。如此一來，Bharara或是其他有心辦案的官員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也不可能再定任何內綫基金的罪了，因爲他們有太多的手段來避免留下金錢直接轉手的痕跡，例如可以“捐錢”給內綫來源創辦并主管的“慈善機構”，或者用現鈔交易，或者是經過CaymanIsland的銀行來匯錢。這還不夠，上訴法官還要求必須能證明內綫消息傳遞的每一個環節都知道消息是非法的，這在實際上根本不可能被滿足，幾個人隨便撒個謊，檢查官就沒轍了。

　　  Bharara當然知道事態之嚴重，所以立刻再上訴到最高法院。上周最高法院決定不予受理，也就是接受上訴法庭的判例。這就是當下美國的法治：法律名義上還在，程序也被嚴格遵守，但是實際上任何敢阻撓財閥的政治力量都被完全閹割了。明明這些財閥就是職業罪犯，紙不過是很成功的罪犯，但是他們錢夠多了，連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也會繞著彎來庇護他們，讓他們能繼續搜刮財富。換句話說，美國的法院就是爲有錢人開的，所謂的正義、平等，都紙是哄人的謊言。

　　  另外一個最近的案子發生在伊利諾州（Illinois）。芝加哥一向與阿拉巴馬州（Alabama）齊名，是美國黑金政治風氣最猖狂的地方。過去的七任伊州州長有四個后來被關進監牢；其中最有名的是RodBlagojevich，他把一切州長的職權都標價出售，包括批準一個兒童醫院所需的資金和指定歐巴馬參議員席位的替補者。在2012年被判14年徒刑之后，他隨即開始一個上訴申訴，要求聯邦上訴法院把他的主要罪名改判無罪。

　　  聯邦上訴法院（FederalAppealCourt）是美國僅次於最高法院（SupremeCourt）的法庭，其法官由總統直接任命，是終身職。這次Blago（Blagojevich的昵稱）申訴的是有關歐巴馬選上總統之后留下的參議員席位，挑選替補人是州長的職權。2008年大選之后，Blago馬上開始拍賣，兜售的對象有好幾個，一般是直接要錢（要價是幾百萬美元），但是歐巴馬自己也想指定人選，於是Blago給了新總統一個大折扣：不拿錢，只要歐巴馬任命他為一個部長。但是Blago的好幾個案子隨即爆發，2009年州長的職位被彈劾罷免，后來代任州長只好挑了一個年紀很大的小角色，暫時為參議員座位保暖。

　　  這次上訴的論點就在於Blago并沒有要錢，他要的只是一個部長的職位，所以他的律師爭論這不算貪污。驚人的是三位法官一致同意，在一周前發布的判決書里做了解釋，這個判決有兩個理由：

　　  1）部長的薪水是勞動的酬勞，在會計上沒有凈價；

　　  2）這樣的交易，自美國建國開始就是政治的常態，人人都這麼做，所以不算犯法。

　　  第一的解釋是這個判決的最大問題：從此政治職位和大學入學這樣很明顯地有高度價值的東西，也可以合法地作為貪污的酬勞。

　　  此前美國的法律界一般是依常識，而不是會計來認定交易的價值。所以有了這個新的判例，美國政商勾結、財閥操縱政權所用的法律漏洞，又被擴大增建了。以前承諾職位，必須是心照不宣；現在可以堂而皇之地簽契約：你若給我兒子當局長，我將來會花大錢雇你為顧問。

　　  至於第二個理由，人人都犯法，所以就不算了，只是點出了當代美國政治的悲哀。18、19世紀，歐美還沒有建立現代的文官體制，對貪腐的定義和現在完全不同。以當時的舊法律和行為準則來為當代的腐化辯解，恰恰只印證了美國政壇近40多年來的快速退化。

　　  19世紀末是所謂的GildedAge（金片時代，意即社會的內部腐朽，但是富者極富，有錢能把一切都披上金片，所以看來金光閃爍），貧富極為懸殊，政權由財閥完全掌握?，F在聯邦上訴法院不但不以其為恥，反而以其為例，把一百多年前的骯臟慣例合法化、正規化和體制化了，難怪現在美國貧富懸殊的程度正在突破19世紀的記錄，向史無前例的高點邁進（參見前文《富豪口袋里的國家》）。

　　  我在前一篇文章已經提過“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恐龍法官是法治的必然結果，必須有外來的糾正力量。今天這個例子指出，當整個社會開始腐化之后，外來的退化影響也會反過來將恐龍法官收為己用。法治系統的背后最終還是人治，不能期望它獨立於政治與社會之外。法治是幫助政府和社會留在公平這條正道的手欄，只有警示的作用；如果人民決心跳崖自殺，如當代的臺灣，一道手欄是擋不住的。

　　  （作者是王孟源，長於臺南，清大學物理系畢業，哈佛大學物理碩士及博士，后轉往金融界，歷任巴黎銀行研究主管，瑞士聯合銀行經理，瑞士信托經理，現已退休。業余興趣在於研究經濟，軍事和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