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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菲達·哈姆迪（Faida Hamdy）成為了引發“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索，時至今日她在想是不是該為此后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

五年前的今天，身為執法官的哈姆迪在突尼斯中部名不經傳的小鎮斯蒂博茲德（Sidibouzi）與街頭蔬果攤販發生口角，沒收了他的攤子。

年輕的攤販絕望之余在小鎮的政府辦公室廳前自焚抗議，在幾周后，因傷重不治身亡。數十個阿拉伯青年效仿抗議，各種暴力活動越演越烈，致使突尼斯總統下臺。“阿拉伯之春”由此開始。

當全世界紀念在“阿拉伯之春”周年之際，敘利亞和伊拉克戰火紛飛，利比亞政府倒臺，在整個阿拉伯地區充斥著武裝恐怖活動和鎮壓。

“有時候，我真希望自己當時沒有這么做”，哈姆迪告訴《每日電訊》。這是她就此唯一接受的采訪。

她的聲音低不可聞。自焚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med Bouazizi）經醫治無效去世后，他的家人無奈成為媒體焦點，而抗議活動開始時，當局倍感壓力，逮捕了哈姆迪。

等到她無罪釋放后，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edine Ben Ali ）總統垮臺了，媒體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埃及、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國家。

"我覺得要對這一切都負有責任，“哈姆迪接著說道。談及此事件造成的創傷時，她的聲音有些顫抖。這五年徹底改變了中東，卻沒有給像西迪·布濟德（Sidi Bouzeid）一樣貧窮的城鎮帶來變化。

"有時，我會責備自己，說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我制造了這段歷史，因為當時我就在那，我的行為導致了事件的發生。但看看現在的我們，突尼斯人民依然深陷水深火熱之中。"

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死亡事件深深觸動了阿拉伯國家的神經。關于他和哈姆迪的事有很多傳言，因為這些都可以作為之后舉行起義和推翻政府的根源，但傳言還是保留了他們經歷中最基本的事實。

腐敗、僵化的官僚體制以及殘暴警察國家讓這個年輕人居多的地區舉步為艱，也讓因此受罪的人無處宣泄，只能采取這種極端行為。

此后的研究發現，自焚成為突尼斯的常見行為，在突尼斯醫院燒傷比例中達到15%的比例。在六個月里，有100多名突尼斯人紛紛效仿，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等阿拉伯世界國家也多人自焚。

同樣，突尼斯總統本·阿里也不得不連續數周的抗議活動而辭職，帶著國家金庫的多數財物攜妻子飛往沙特。即使在這個時候，也沒有多少觀察人士能夠想象到接下來發生怎樣的混亂。

在埃及，電視臺連續18天播放了開羅解放廣場的游行示威后，霍斯尼·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下臺。在利比亞，抗議轉變為內戰，并西方空軍勢力的加入下又演變為一場國際戰爭，穆阿邁爾·卡扎菲上校 （Col Muammar Gaddafi ）被趕下了臺。

卡扎菲在2011年10月被擊斃之際，敘利亞的戰火熊熊燃燒，而西方勢力對其作用的態度搖擺不定，至今任未有定奪。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拉克都淪為失敗國家，埃及也岌岌可危。

在這過程中，一場社會起義轉變成了伊斯蘭主義——既有和平的，也有武力的——與政府和政客們之間的沖突；之后是不同宗教派別——如同遜尼派與葉什派反目之間——的沖突。

盡管哈姆迪對突尼斯依舊貧困現狀感到絕望，而這個國家依然還是被視作為僅存的成功的典范。突尼斯舉行了兩次大選，而溫和派伊斯蘭政黨復興運動（Ennahda）贏得了第一次大選，但在2014年敗在有前政權組成人員參加的世俗政黨聯盟手下，成為反對黨。

盡管復興運動有選舉實力，首領拉希德·加努希（Rached Ghannouchi）經過談判，同意放棄權力，使得突尼斯局勢有所緩解。

他對《每日電訊報》稱，在思考民主真正內涵后，自己與同事決定做出妥協。

他說道：“多數人的規則（即50%的選票）是不夠的。”他認為，他一直知道“從突尼斯政治轉型一開始”，就應該尋求聯盟，在復興運動的第一任執政期就應該與中左翼世俗政黨合作。

“我們以前認為只要實現一個多數人支持的政府就足夠了，”他說道。“之后，我們意識到我們需要更多：我們需要的是達成共識。"

突尼斯與埃及的情況大不相同。他指出，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這些國家要比突尼斯更為錯綜復雜。當突尼斯起草憲法時，獲得了制憲國會94% 票的支持，事實上，復興運動低估了伊斯蘭教主義的要求。

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以52%比48%優勢贏得總統選舉，試圖用頒布法令的方式強制通過伊斯蘭憲法，但七個月后因政變被推翻。

與此同時，敘利亞和利比亞似乎也沒有理解達成共識的重要意義。

奇怪的是，加努希仍對阿拉伯世界民主政治的將來表示樂觀。“2011年是阿拉伯國家暴政結束的一年，”他說道。“歷史表明，向民主政體的過度并不都像100年前的英法一樣直線式地發展。”

阿拉伯世界的運動是否能持續很久則另當別論。布瓦吉吉的家人由最初的怒火轉變成了對社區的仇恨，卻無能為力：他的母親和一個妹妹移居到加拿大，另一個妹妹薩米婭現在在突尼斯工作。薩米婭是家族里第一個稱自己哥哥的死一直受到遭到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劫持。

在一家咖啡店里，薩米婭表示，她哥哥的死是“不可挽回的，我接受這個事實”。但是，如果他還活著，他一定會第一個上街抗議，爭取更多的尊嚴。

“哥哥的死創造了一些令貪婪者想要毀滅的東西。我的哥哥對生活充滿熱愛，他本可以拒絕這些愚蠢的政客和熱衷于死亡的極端分子。他是為尊嚴而死，而不是為財富或意識形態而死。”

在所有戰爭結束后，幾乎沒有人再會記起他或哈姆迪。他們本是對立方，但現在看起來都被面目全非的歷史所遺忘。

“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和我都是受害者，”哈姆迪說。“他失去了性命，而我的生活再也不會像從前一般。”

“當我看到地區和國家如此不堪，我后悔不已。死亡遍地，極端主義盛行，殺死了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