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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幾年里，我們目睹了大量的“Facebook革命”，從“阿拉伯之春”到“占領華爾街”，再到伊斯坦布爾、基輔和香港的廣場上發生的運動。對于這些運動，社交媒體都起到了推動作用。然而，一旦硝煙散盡，這些革命大多未能建立起任何可持續的政治新秩序。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隨著這么多聲音得到放大，達成共識成了不可能的事。

　　那么問題來了：社交媒體更擅長打破原有秩序，而非建立新秩序嗎?

　　最近，一個重要的人物用一個大大的“是”，回答了上述問題。這個人便是谷歌(Google)的埃及雇員瓦埃勒·古尼姆(Wael Ghonim)。他的匿名Facebook頁面幫助發動了2011年初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革命。那場革命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卻未能產生一個真正民主的替代選項。

　　那以后，古尼姆便搬去了硅谷。12月，他發表了一段TED演說，講述的是他過去的錯誤認識。演講值得一看。古尼姆開場便說：“我曾經說，‘如果想解放一個社會，只要有互聯網就夠了’。我錯了。說那些話時，是在2011年，那時我匿名創建的一個Facebook頁面幫助發動了埃及的那場革命。‘阿拉伯之春’顯示了社交媒體的巨大潛力，但也暴露出了它的巨大缺陷。那個把我們聯合在一起，推翻了獨裁者的工具，最終讓我們四分五裂。”

　　本世紀初，阿拉伯人涌向網絡。古尼姆解釋說：“渴求知識和機遇，渴望和全球其他所有人建立聯系的我們，逃避令人沮喪的政治現實，過上了另一種虛擬的生活。”

　　他指出，后來到了2010年6月，“互聯網永遠地改變了我的生活。在瀏覽Facebook時，我看到了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個埃及年輕小伙子的尸體，他身上留下了拷打的痕跡。被警方殺害的這個人叫哈立德·賽義德(Khaled Said)，29歲，亞歷山大人。我在他的照片中看到了自己……我匿名創建了一個叫‘我們都是哈立德·賽義德’的Facebook頁面。僅用了三天時間，這個頁面就吸引了超過10萬人。他們都是有同樣的擔憂的埃及人。”

　　很快，古尼姆和朋友用Facebook集思廣益，“這個頁面成了阿拉伯世界最受關注的頁面……社交媒體在這場行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幫助發起了一場去中心化的運動。它讓人們意識到，他們并不孤單，也讓政權無法阻止運動。”

　　最終，埃及安全機構在開羅追蹤到了古尼姆。他被痛打一頓，后被扣押11天。但他獲釋三天后，在他的Facebook帖子的鼓舞下奮起的那數百萬名抗議者，就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權。

　　唉，這種狂喜很快逝去，古尼姆說，因為“我們沒能建立起共識，而且政治斗爭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他還指出，社交媒體“只會放大”這種兩極分化，因為它讓錯誤信息、謠言和仇恨言論的傳播，讓同類聲音的聚集變得更加容易。這完全是一種有毒的環境。我的網絡世界變成了充斥著煽動文字、謊言和仇恨言論的戰場。”

　　支持軍方和伊斯蘭主義者的人利用社交媒體相互詆毀，而古尼姆和其他很多人所處的民主中心地帶卻被邊緣化了。他們的革命成果先后被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和軍方竊取，兄弟會失敗后，軍方上了臺，然后逮捕了許多最初促成革命的世俗派青年。軍方有自己的Facebook主頁，也在上面為自己的行為辯護。

　　“那是一個令人感到挫敗的時刻，”古尼姆說。“在兩年多的時間里，我一直保持沉默，我用這段時間反思過去發生的一切。”

　　以下是他針對如今的社交媒體得出的結論：“首先，我不知道如何應對謠言。如今，強化人們的偏見的謠言，可以在數以百萬計的人群中被取信和傳播。”

　　第二，“我們傾向于只和與自己觀念一致的人溝通，而且因為有社交媒體的存在，我們可以禁止任何人的消息出現在眼前，取消關注，或屏蔽他們。”

　　第三，“網絡上的討論很容易降格為憤怒暴民的發泄……就好像我們忘記了屏幕背后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一張頭像。”

　　“第四，改變自身的觀念變得極為困難。因為社交媒體傳遞信息迅速而短暫，我們被迫倉促下結論，用140個字就復雜的世界事務發表犀利的觀點。一旦這么做，這些觀點就永遠不會從網絡空間消失。”

　　第五，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他說，“今天，我們的社交媒體體驗被設計為利于傳播而不是參與，利于張貼而不是討論，利于淺薄的觀點而不是深度的討論。 就好像我們認為自己是來這里對著他人說教而不是與他人對話。”

　　古尼姆沒有放棄。他和一些朋友最近創立了一個網站Parlio.com，用以呈現就有爭議和往往是熱點的議題展開的有智慧的公民對話，它的目標是縮小人們在觀念上的差距，而不是擴大它們。(我在Parlio上參與了一場辯論，發現它挺吸引人，而且頗具實質性。)

　　“五年前，”古尼姆總結道，“我會說，‘如果你想要解放社會， 你只需要互聯網就夠了。’現在我認為，如果我們想解放社會，首先要解放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