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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巴馬的總統任期即將結束，回望奧巴馬執政的八年我們可以發現，奧巴馬所承諾的“改變”（2008年）與“希望”（2012年），壓根沒有實現。且不論這種評述是否足夠公允，美國的財富日益集中和貧困問題事實上日益嚴重是不爭的事實。針對美國的貧困問題，選取了三篇美國人自己寫的報道來進行觀察。這三篇文章分別介紹了美國東部（紐約州）、西部（加利福尼亞州）和中部（伊利諾斯州）三個較富裕州的貧窮狀況和成因。

2015年美國GDP總量（current-dollar GDP） 為17.83萬億美元，其中加利福尼亞州2.46億美元，名列第一，紐約州1.44億美元，位列第三，伊利諾伊州0.78億美元，排名第五。但是，這三個州的經濟的共同特點都是制造業弱，金融業等第三產業或高科技產業發達。隨著美國的經濟結構從以制造業為主向以服務業為主轉型，服務業提供的低收入就業崗位增加，傳統制造業提供的中產階級就業崗位減少，導致美國的中產階級占人口比重在2015年已經低于50%，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標志性事件。正如奧巴馬2016年10月在《經濟學人》所發表的文章中提到的，“1953年，25到54歲的男性中只有3％找不到工作。如今，這一比例是12％。1999年，23%的青壯年女性處于失業狀態。現在，這一比例是26％。” 沒有工作機會就等于喪失了勞動權利，美國是一個工作社會，被剝奪了勞動權利就喪失了個人通過奮斗實現物質豐富和社會價值的唯一途徑。大批量失業帶來的惡果就是社會貧窮，而社會貧窮直接體現在溫飽問題上。

布魯克林的食物短缺

與紐約的秋天同時到來的，是一大批新開張的餐館。因此，每年九月都會有一個美食排行榜，遴選最被看好的20到30個餐館以饗食客。毫不意外的是，相當比例的新晉上榜餐廳選擇落戶在布魯克林區，該區也因此獲得了一個美食界的稱號——NBC（新布魯克林的美味）。但是過后不久紐約食物銀行（food bank）的報告顯示，布魯克林區不僅僅以高達20%的居民身陷“食物不足”（food insecurity）困境而位居紐約各區榜首。這是怎么一回事？

 “三餐不繼”（meal gap）是該報告所研究的關鍵性概念。該概念旨在計算一個家庭一年內，得到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所提供的營養援助計劃和學校提供的免費午餐等多渠道幫助之后，仍然需要挨餓或者吃不飽的次數。該報告的研究結果表明，布魯克林區的居民遭受“三餐不繼”問題的增長速度是全紐約最快的——在過去六年中，該區的居民們有1300萬頓飯是短缺或者填不飽肚子的。

根據布魯克林的社區分布繪制的三餐缺乏地圖會讓人大吃一驚，它展現了富裕和貧窮之間的聯系。貧窮增速最快的街區是那些來自外部的沖動對本地建筑改動和翻新最厲害的區域（貝德福-史岱文森、皇冠高地、普羅斯派克特-萊弗茨花園），以及原來的居民被驅逐的區域（卡納西、東弗萊布許、布朗斯維爾、大洋山），這些因素促使租金飛漲。布魯克林的失業率比布朗克斯要低，而且兩個地區的食品消費額沒有太大差別。因此研究人員認為住房花費是導致食物匱乏的主要原因。

針對食物短缺的情況，布魯克林成立了貝德福-史岱文森反饑餓行動組織，它是最活躍的食品救助站之一。坐落在布魯克林貧困浪潮的中心，即貝德福和史岱文森的交叉口。某天早上我們參觀了此地，排隊等候救助品的隊伍很長。維羅妮卡·朗格蘭德同她的丈夫和獨生子住在一個棚屋里，她定期來這里（因為食品救助站規定每人每月只能領取一次救濟）。她告訴我，家里的總收入、算上各種福利，每月不超過700美元。維羅妮卡喜歡把烤核桃碾碎灑在蜂蜜上給她兒子當零食，但是她自己買不起——對她來說，這些都是奢侈品。每個人在救助站可以領取的食物，以美元計價，但數量多少因個人或家庭的情況而定。

塞繆女士表示，過去三年里相對積極的變化是人們領取救濟的行為模式：現在人們會在每個月月初來領取救濟，而不是拖到月末，因為“補充營養援助計劃”基金花完后，它面臨著幾年內被砍掉的局面。人們先來食品救助站領取魚肉和雞肉，然后用補充營養援助計劃發放的福利金去市場中買更多、更有用的東西。

貝德福-史岱文森反饑餓行動組織還種植著一塊生機勃勃的市區菜園。這塊菜園位于富爾頓街和薩拉托加大道的交叉口，里面種著甘藍、莙荙菜、其他供應給食品救助站的蔬菜，以及出售給當地餐廳的藥草——這也算某種形式的財富再分配了。然而，這塊地不可能種房屋。菜地周圍的街區里是相對較新的、樓層不高的住宅樓，菜地只能是面向低收入家庭提供食物，卻對增加這些家庭所急缺的住房等資源無能為力。

新鮮的農產品當然是美好的，但是，能夠幫助到布魯克林的窮人的，也就如此了。

加州——美國最富有和最貧窮的州

硅谷。好萊塢。扎克•伯格。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擁有巨額的財富——富裕到足以匹敵世界上許多國家。美國其他州就更沒辦法與之相提并論了。如果加州獨立成國，它將會是世界第九大經濟體。

然而人口普查局最新發布的報告指出加州既是最富裕同時也是最貧困的州，它以高達24%的貧困率位居美國各州之首——這說明大約1/4的加州人生活窮困潦倒。在加州這種人口眾多的大州這個比例極其驚人——約等于九百萬貧困人口——這差不多是紐約市的人口總和。

有些專家把金州（加州的別稱）稱為“傻瓜的黃金”，意即除好萊塢和谷歌的闊綽富豪外，大部分人都生活的異常艱辛。從索諾馬到圣地亞哥的加州沿海地區富得流油，但其他地方，尤其是內陸，人們還在為基本生活需求而苦苦掙扎。

MEND是一家幫助低收入家庭的機構，其接待中心的協調員威爾遜•赫瑞拉告訴《赫芬頓郵報》的記者，他親眼見證了過去幾年里求助者人數的迅猛增加。

“他們來這里都是因為有需求，食物擺上餐桌的需求，”威爾遜說，“即使家中有一人在工作，可仍然養不活全家人。”

許多加州人在經濟大蕭條期間遭遇了失業或收入減少的厄運。赫瑞拉說五年前一名建筑工人每小時可以掙35美元，現在同樣的工作卻只能掙10美元。

加州的一千五百萬拉美移民中有近1/3生活在貧困之中，是貧困的主要受害者。但是根據《經濟學人》的報道，加州現在對移民工人的吸引力大不如從前，因此移民不是導致貧困的主要原因。

因為高昂的生活開銷和健康保險，許多中產階級或者曾經的中產階級的人們都在勉力維持，尤其是較年長和已經退休的人。 凱瑟家族基金會2013年發布的報告指出考慮到高昂的住房花費和健康保險支出，年滿65歲以上的加州居民中有20%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即年收入在1萬6千美元左右。

阿拉米達縣的社區食物銀行的政策和服務總管艾力森•普萊特告訴《對岸時報》的記者，大批的人“掉進了裂縫中”，因為收入處在中產階級水平的人也常常支付不起加州高昂的物價。

即使年收入達到3,5500美元，普萊特說：“他們仍然需要幫助才能吃上飯。因為這些人的收入剛好高過貧困線一點點，所以他們無法獲得救助資格，但是這點收入仍不足以支付家庭開支。”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貧困研究中心的主任安•斯蒂文斯在接受《對岸時報》采訪時提到高昂的生活開支是導致大量加州家庭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她說：“從其他地方搬到加州的人都清楚這里的生活花銷急劇增長。無怪乎加州看起來更貧窮，因為住房開支惡化了這一情況。加州是個住宿極其昂貴的地方。”

貧窮與郊區

郊區貧窮化正在加劇， 一系列獨特的問題 和機遇隨之而來。

現在是上午10:05，一個溫暖的不太合時令的九月清晨，南巴靈頓市柳溪關愛中心陽光燦爛的院子里排起一條長龍一樣的隊伍，隊伍里都是前來尋求幫助的人。

盡管剛剛開門5分鐘，已經有大約200名提前到達的求助者在寬敞的等候區等待了。他們的身份背景各不相同——黑人、白人、拉美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還有帶著孩子來的一家人。前來尋求各種幫助的人們聚集到這個六萬平方英尺、由教堂贊助的食品救助站和社會服務中心。有些人需要兒童衣物或食物，有些人需要住宿幫助、健康服務或法律援助。

隨著求助者越來越多——身著柳溪服務中心T恤衫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志愿者——開始向求助者發放裝有電池的尋呼機（類似客流量很大的餐廳分發給等座位的客人的震動提醒器）。當有志愿者可以幫他們登記和評估他們的請求時，這個尋呼機就會閃爍并發出嗡嗡的聲音。盡管不知不覺就會等上大半個小時，這里還是一派平靜，和美國任何一個地方的醫院候診室或者汽車維修店的等候區沒有什么不同。

但是南巴靈頓市不是美國隨隨便便的一個地方。它距離芝加哥西北40英里遠，面積不大但是漂亮高檔。這里的住宅大都富麗堂皇，幽靜的街道兩旁是枝繁葉茂的樹木，絕不是那種附近就有貧困家庭救助站的地方。然而每天長途跋涉前往柳溪關愛中心的人們，就在這周邊的郊區工作和生活。柳溪關愛中心附屬于柳溪社區教堂，這座擁有2萬4千名教眾的大教堂坐落在南巴靈頓市一片不太平坦的面積90英畝的土地上。

前來柳溪關愛中心的求助者可以讓我們一窺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貧窮的真面目。我們必須先拋棄貧窮主要存在于城市或鄉村的老觀念。在過去的20年中，從美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到新移民模式的出現，各種綜合因素共同呈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和城市相比，郊區有更多的人生活在窮困之中。這一事實似乎有悖于過去我們對于美國社會運行的最基本的理解。律師、柳溪關愛中心的志愿者主管和長期服務項目經理凱利•法比恩說，僅僅五年時間，前來柳溪關愛中心的求助者數量已經增加了300%。

沒有人比斯考特•W•阿拉德更了解郊區的貧困問題了。作為芝加哥大學社會服務管理學院的一名副教授，過去的幾年他都在研究郊區的貧困增長情況以及其破壞性的影響。

阿拉德提出四條導致郊區貧困的重要原因。最顯而易見的原因是1960年代至1970年代期間人口向郊區轉移。他解釋道：“郊區貧困增長的部分原因在于郊區人口的增長”，“我們已經變成了郊區人口數量龐大的國家。郊區人口數量已經超過了城市或農村人口。因此貧困人口的數量也隨之增加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簡單的人口流動問題。”

經濟變化是導致郊區貧困的第二個要素。過去的十年里發生了兩次經濟蕭條，而之后的兩次經濟復蘇都非常緩慢。這一期間的失業問題和收入減少尤其重創了低技能工人，對于他們而言，居住在郊區還是城市， 生活水平沒什么差別。“從根本上說，經濟蕭條和復蘇遲緩對于低技能求職者不是什么好事情。”阿拉德說。“只有高中學歷的人，70年代或80年代能夠在郊區找到一份好工作，現在卻非常困難。”

已經露出苗頭的郊區社會經濟問題因為房地產市場的崩潰和隨后的經濟蕭條而愈加惡化。阿蘭德指出“房地產市場的崩塌狠狠沖擊了城郊地區，它放大并加速了經濟的發展趨勢和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從基于制造業轉為面向服務業 。”

阿蘭德還表示移民模式的改變是導致郊區貧困的最后一個因素。與20世紀不同，城市已不再是現代移民的首選目的地了。如今許多郊區成了新移民的首選，因為他們的朋友和親戚早已在此站穩腳跟。初來乍到的移民往往也會在此定居，因為他們相信自己能夠在這里找到工作。“甚至是有些學者也強調郊區有更多的工作機會。但是對于許多低技能和教育程度不高的人而言，郊區的工作機會并不一定高于城市。”

郊區貧困模式在萊克縣極其明顯。萊克縣是芝加哥北郊的一座城市，占地面積444平方英里，擁有52個自治市和18個鎮。許多芝加哥地區的居民一直認為這里是財富的聚積地，在諸如森林湖小鎮的地方，收入豐厚的職業運動員和商業巨頭們常常隱居在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大門森嚴的豪宅之內。但萊克縣還有另外一面，救助需求驚人的一面。

阿蘭德表示“萊克縣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富可敵國和窮困潦倒并存于此。這里既有腰纏萬貫的富豪，也有徘徊在貧困線邊緣或貧困線以下的窮人。然而人們往往看不到這一點。”

萊克縣社區基金會是本地一家募款資助救助中心的機構。該基金會2012年發布的報告指出萊克縣大約有40%的居民租房或按揭貸款買房，每十人中就有一人無法獲得充足的食物。“萊克縣的窮困遠遠超過許多人的認識，”基金會的執行董事西爾維婭•薩爾迪瓦-賽克斯說，“如今大部分郊區的住房都類似于過去大城市建造的緩解住房壓力的高樓大廈。”

也就是說我們傳統印象中的富裕郊區也開始變得貧窮了。無論何時，很多家庭都會努力保住自己的中產階級地位。阿蘭德說：“但是現在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使得許多中產階級家庭徘徊在貧困線邊緣或者些微高過貧困線。任何沖擊——失業、工作時長縮短、或者生病等——都將是一場災難” 。萊克縣社區基金會證實在很大范圍上各種各樣的家庭都需要幫助。薩爾迪瓦-賽克斯稱“85%以上前往本地食品救助站的求助者都有工作。” 阿蘭德認為“即使越來越多的基金參與救助，短期內郊區貧困問題很可能仍將繼續保持在一個歷史較高水平，”

美國的月亮不一定比國內的圓。贊美美國自由的時候，應該想想它是不是國富民強的“自由”；歌頌美國平等的時候，應該想想它是不是豐衣足食的“平等”。高度發達的美國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貧富差距過大、貧窮難以克服等種種負面問題，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在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條件下，中國在保持發展的同時不要重復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不走彎路或少走彎路才是王道。

（本文摘編自經略 譯/李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