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我們在國際社會中展現出的對話、友好姿態絕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一種大國自信的體現，特別是背后有著強大國力的支持，這種對話、友好的姿態更說明了我們的理性和知性。

　　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與互聯網應用的廣泛普及，使社會運轉、信息流通、人類生產生活變得更加高效、快捷，讓世界變成了“雞犬之聲相聞”的地球村。但與此同時，網絡安全問題所帶來的挑戰，從虛擬空間迅速延伸至實體空間，發展之快、涉及之廣令各國猝不及防。不知不覺間，網絡戰成了一種全新的戰爭形式，網絡刺探成了一種主流的獲情手段，網絡犯罪的受害者更是不計其數。一個前所未有的課題擺在各國政府和領導者面前，既要充分利用網絡平臺推進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也要充分認清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所面臨的來自網絡空間的威脅，以及這種威脅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制定、實施有效的應對方案。

　　在互聯網技術和應用方面擁有絕對優勢的美國早已意識到維護網絡安全的重要性，奧巴馬上任伊始就明確指出網絡安全是國家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之一。在國內，奧巴馬政府已推出多部與網絡安全相關的法律法規，如《2012年網絡安全法案》、《確保IT安全法案》等。在國際上，美國積極主導網絡空間“游戲規則”的制定，比如推出類似網絡空間“戰爭法則”的《塔林手冊》，并于2010年成立網絡司令部，將網絡戰部隊投入實戰應用。2016年2月，奧巴馬政府推出了《網絡空間安全國家行動計劃》，規劃了短期行動措施與長期戰略發展目標。但是，即使如此，美國也深感當前對網絡安全的認識、理解和對策研究水平遠遠滯后于互聯網技術發展速度。

　　那么，作為在使用規模、發展潛力上幾乎可以比肩美國的另一個互聯網大國，中國又該如何認識網絡安全問題，怎樣處理在相關領域的國際關系特別是對美關系呢?

　　更新網絡安全觀念需要掌握的常識

　　發達國家正加緊研究網絡安全問題——三份關鍵報告

　　在瞬息萬變、充滿未知的網絡空間，面對各種有形無形的威脅和挑戰，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現代文明國家，如何才能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如何才能有效的維護國家安全、消除或降低來自網絡空間的安全威脅?各國智庫，特別是美國和西方國家智庫展開了大量研究，試圖找到最佳答案。自2015年下半年至今，國際上有三份與該問題直接相關的智庫報告值得關注和思考。

　　一是美國蘭德公司2015年9月發表的《美中軍事記分卡：武力、地理和力量平衡的變遷》。這份報告承襲了蘭德在定量分析上的一貫扎實作風，以389頁的文件長度及113張圖表，詳細分析了中美一旦在臺海、南海發生軍事沖突時，兩國海、空、天、網、核的作戰力量運用、打擊效果及優勢弱勢，并為每一項內容制作記分卡，以直觀的方式體現兩國軍力對比。其中網絡戰能力分析部分約23頁，雖然占全文內容比重并不大，但其一方面對網絡戰進行了定義，試圖摸索網絡戰的特性和規律;另一方面對中美網絡戰力量進行了較為客觀的分析判斷，具有很強的參考價值。

　　二是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2015年11月發布的《2016全球展望》。這份報告更像是一本論文集，圍繞2016年美國國內外一些熱點問題，收錄了該中心麾下一些專家的分析文章。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以研究戰略層面的問題為專長，報告中雖然只有一篇短短3頁紙的網絡安全文章，但卻一針見血指出，美國政府沒能抓住解決網絡安全問題的關鍵。

　　三是英國國際事務皇家研究所2015年10月發表的《民用核設施的網絡安全》報告。該報告雖然聚焦在核設施網絡安全的這個點上，但將網與核聯系到一起，讓人直觀地感受到虛擬威脅現實化的沖擊。特別是聯想到日本福島核泄漏的可怖景象，提醒了我們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安全隱患將會帶來多么嚴重的后果。

　　網絡戰對實體空間戰場態勢的影響不可低估——中美戰爭假想

　　互聯網技術的誕生源自軍用，對傳統的戰爭形態產生了結構性的影響。未來戰爭是否真的會像美國電影《駭客帝國》描繪的那樣完全在虛擬空間展開，我們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認的是，網絡戰已經成為現代戰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只有看清網絡戰對實體空間戰爭的作用，才能把握訣竅，靈活高效地運用好這種作戰手段。

　　蘭德公司的報告在這方面做了較為詳細的闡述。報告將網絡戰分為戰略網絡戰與戰術網絡戰。戰略網絡戰的打擊目標包括政府甚至民間設施，目的在于有效遏制敵方的進攻意圖。戰術網絡戰的打擊目標為軍事系統，目的在于有效削弱敵方的戰斗力。

　　蘭德公司的報告認為，網絡戰有四方面的特性。首先，雖然網絡戰行動是對實體空間作戰行動的配合支援，但成功的網絡打擊可能會使戰爭局面產生逆轉，可以起到物理打擊達不到的效果，且網絡戰成本低、收益大，因而是一種“性價比”很高的作戰行動。其次，網絡戰往往不是軍隊與軍隊之間的對抗，而是技術人員、工程師之間的對抗，因此難以像傳統作戰力量那樣，根據兵力人數、武器性能參數等進行量化評估。第三，網絡戰的形式、方法、能力隨著網絡技術的更新而迅速變化。第四，由于網絡進攻溯源的復雜性，對進攻意圖、目的產生誤判的可能性較大，網絡戰特別是戰略網絡戰由于誤判而導致戰爭升級的可能性也較大。

　　通過蘭德公司報告對中美網絡作戰行動的設想，可以清晰地看到網絡戰作用于實體戰場的方法、路徑和效果。這份報告預想，一旦戰爭爆發，中國的網絡戰力量將首選進攻美軍的后勤補給系統，因為它建立在五角大樓的非保密網絡之上，安全性較低，不難攻破。中國網絡戰部隊可以通過入侵、破壞后勤補給系統達到以下效果：竊取情報，通過對后勤物資數量、投送地點等信息的掌握，分析作戰部隊的關鍵信息;通過“洪流攻擊”等簡單易行的方式，堵塞后勤補給系統的對外通道，阻斷國防部與后勤補給供應商之間的聯系，滯遲相關信息傳輸，降低后勤補給效率;入侵網絡并采取欺騙、篡改等方式，使后勤補給供應商接受假指令而導致混亂。

　　蘭德公司報告認為，中方對美軍后勤補給系統的打擊能對戰場態勢帶來多大影響，與這場戰爭的性質緊密相關。美軍前線作戰實行的是“鐵山”政策，也就是說部隊會攜帶大量、甚至是過量的武器裝備、后勤物資前往前線。在戰爭的頭一個星期，即使來自國內的補給被完全切斷，也不會造成決定性的傷害。因此，如果中美之間發生的是一場小規模、速戰速決式的戰爭，那么中國網絡戰力量對美軍后勤補給系統的打擊即使在戰術上取得巨大勝利，在戰略上也意義有限。

　　反之，如果發生的是一場持久戰，那么后勤系統的癱瘓肯定會削弱美軍部隊的戰斗力。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美軍的后勤補給正在向“精確后勤”和“實時后勤”轉型，以降低物資堆積戰場帶來的損失。如果實現了這樣的轉型，中國網絡戰力量對美軍后勤補給系統的打擊，將會對戰爭的勝負起到更加關鍵的作用。

　　蘭德公司報告指出，對于美國網軍來說，對中國進行網絡作戰最大的苦惱，不是“攻不進”，也不是“防不住”，而是“中國軍隊作戰對網絡的依賴程度太低”。這使其不得不采取“進攻軍民共用基礎設施”等方式。報告指出，隨著中國軍隊信息化建設的推進，美國的網絡戰力量將會有更大的施展空間，比如破壞綜合防空系統和海上情報、監視與偵察系統，這會給中國在實體戰場的作戰行動造成傷害。

　　通過上述蘭德公司報告關于中美網絡戰的假想不難看出，網絡戰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需要將它作為立體作戰中的一環，與其他作戰手段綜合運用，進行有效的協同、配合，才能最大化地發揮作用。

　　互聯網產業對國家安全的支撐不容忽視——美國經驗談

　　通常來講，非軍工產業多是從經濟、科技等層面間接地作用于國家安全，但互聯網產業卻是個特例，它異乎尋常地靠近國家安全的核心。虛擬世界里的攻防，用的不是刀劍槍炮，而是一行行的代碼，網絡安全博弈的根本在于技術，而技術發展與提升源自互聯網產業。

　　蘭德公司報告認為，中國在網絡空間“并沒有想像中的那樣可怕”。蘭德公司得出這一結論，其自信主要源自美國在互聯網技術上的絕對優勢。支撐這種技術優勢的不是美國國防部、也不是白宮，而是像“八大金剛”(思科、IBM、谷歌、高通、英特爾、蘋果、甲骨文、微軟)、賽門鐵克、火眼這樣的互聯網技術公司。根據蘭德公司報告的判斷，中國在未來五年甚至更長時間內都不具備與美國“八大金剛”抗衡的能力。

　　在美國看似自由的市場環境里，互聯網技術公司并非“野生”。政府通過制訂法律、合同采購、委托研發甚至直接注資等方式，引導、助力互聯網產業按自身希望的形態和速度生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網絡安全是個新興的行業，從殺毒、加密到監控系統安全、威脅情報分析，新的網絡安全需求層出不窮，新的技術、新的公司也層出不窮。但是網絡安全公司資金規模小、服務內容單一，公司創始人多為技術發明者，資本運作經驗不足，“自生”的速度快，“自滅”的機率也很高。而一些涉及國家安全的、前瞻性的技術公司，由于缺少市場回報而更難生存。為了合理布局網絡安全產業結構，培育、扶助優秀的網絡安全技術公司，美國政府往往伸出“無形的手”，扶持他們的經營運作。

　　在美國，有一家唯一的政府直接資助的風投公司“In-Q-Tel”(IQT)。該公司平均每年從政府獲得3700萬美元資助，已投資超過200家初創公司，重點關注新興科學技術領域，網絡安全技術相關的創新公司首當其沖。縱觀IQT的投資名單，不乏火眼、Keyhole(谷歌地球的前身)這樣引領技術革命的優質公司。IQT投資不以短期回報為目的，在它的資助下，許多優質公司得以緩解生存危機，將目光投向更長遠的未來，從而支撐美國始終占領互聯網技術的尖端位置。

　　此外，美國聯邦采辦條例(FAR)中要求政府采購合同除要考慮價格、成本、質量等因素外，還要“滿足國家安全戰略需要”，據此國家安全、情報等部門可以通過技術、服務采購的方式，彌補網絡安全技術“供”(技術供應多在民間企業)與“需”(技術需求多在政府官方)的斷層，為安全技術公司提供更豐厚的土壤。美政府或軍方還將一些網絡安全核心技術需求進行拆分，交付給大學實驗室、智庫或其他科研機構完成，在防止泄密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有效汲取技術養分。

　　美國在對互聯網產業的扶植、塑造方面成效顯著，但是在管理監控方面卻暴露出短板。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2016全球展望》報告就指出，美國在處理網絡安全問題上采取了“舍本逐末”的方式，過于關注終端用戶的安全而忽視了對IT產品供應商監管，一些不合理的免責條款、協議，使IT企業可以放心大膽地銷售、傳播帶有明顯安全隱患、漏洞、后門的產品，有些企業為謀私利甚至還向自己的產品中植入惡意程序。這就像治療傳染病，傳上一個治一個只會越來越被動，關鍵是要從根本上掐斷傳染源。報告認為，美國之所以沒有把握住解決網絡安全問題的根本，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對網絡安全問題的認識不夠深入;二是缺少對企業監管的技術手段;三是不敢招惹業界大佬。

　　關鍵基礎設施是網絡攻擊的“裸靶”——絕非聳人聽聞

　　2015年12月，烏克蘭國家電網因受木馬病毒攻擊發生電力中斷。2016年1月，以色列能源與水力基礎設施部部長證實該國電力供應系統遭受重大網絡攻擊侵襲。此類事件還有不少，表明關鍵基礎設施網絡安全防護薄弱易于進攻，而一旦破壞成功，其對國家安全的直接或間接損害不可估量。這種低成本、高回報的打擊是來自網絡空間的“不對稱”威脅。

　　蘭德公司報告指出，美軍如果對中國發起網絡進攻，首選目標很可能就是軍民共用關鍵基礎設施(如交通運輸、導航、醫療、電力等相關領域的基礎設施，和平時期為民用，戰爭時期為軍隊提供保障)。報告推測中美最有可能發生軍事沖突的戰場在臺海和南海，對于中國來說，這樣的周邊作戰使境內的軍民共用關鍵基礎設施顯得更為重要。這些設施多由民間企業運營，網絡應用與網絡安全建設出現嚴重失衡。

　　蘭德公司報告的分析提醒我們，對于很多關鍵基礎設施的管理者來說，加強網絡安全建設不僅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財力，而且不會產生任何經濟效益。在和平時期他們遭受的網絡攻擊強度、頻率有限，所造成的損失也都在可控的范圍。因此，他們對加強網絡安全的需求和迫切程度不高，多采取放任的態度。但是，一旦戰爭爆發，這些設施的網絡安全問題就會凸顯，所遭受的攻擊不可與和平時期同日而語，除非技術人員擁有驚人的快速反應能力，否則這些關鍵基礎設施就會成為網絡戰場上的一塊“裸靶”。

　　英國國際事務皇家研究所《民用核設施的網絡安全》報告特別研究了核設施的網絡安全隱患，指出世界上的核設施越來越依賴數字控制系統，大量使用“現成”的商業軟件，這雖可大幅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也為可能的網絡攻擊提供了便利。更為嚴重的是，核電廠的管理、技術人員缺乏應有的網絡安全意識，沒有應急預案和準備，面對突如其來的網絡攻擊束手無策。

　　《民用核設施的網絡安全》報告將核設施的網絡安全隱患歸納為三點：一是許多工業控制系統本身就是“不安全設計”，因為在設計之初并未考慮到網絡安全因素;二是現有的標準化解決方案，主要是出于商業目的，不完全適用于關鍵基礎設施;三是核設施工作人員網絡安全培訓不足，不具備應對大規模網絡安全事件的能力。

　　另一個值得發出提醒的是對“物理隔離法”的認識。很多人認為，將關鍵基礎設施的控制系統與互聯網進行物理隔離就萬事大吉了。但是，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物理隔離的神話已經破碎。早在2014年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學的研究人員就向外界展示了一款名為AirHopper的軟件，該軟件可以在沒有網絡、SIM卡或WIFI的環境下，強制計算機將信息以鍵盤敲擊的形式，通過無線電波傳送給無線接收器。而大名鼎鼎的“震網”病毒可以利用操作系統漏洞，完全突破工業專用局域網的物理限制，直接對基礎設施進行攻擊，其對伊朗核設施的成功破壞便證明了這一點。

　　不管我們接不接受，愿不愿意，用“阻斷互聯”換取絕對安全的想法已經過時。無論是關鍵基礎設施的控制系統還是政府、軍隊的保密內網，甚至是武器操控系統都不能再把物理隔離作為一勞永逸的“殺手锏”，而是要直面網絡安全威脅的現實，盡早投入到網絡對抗能力建設中去。

　　從國家層面來看，要對關健基礎設施的網絡安全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改變當前相關企業對網絡安全問題視而不見甚至瞞天過海的局面，采取法律約束或者專項資金注入等方式，引導、助力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安全能力建設。

　　處理網絡空間的安全問題要加強國際合作

　　與十年前相比，今天的網絡犯罪愈發簡單便捷，即使罪犯不是黑客高手，也可以用“合理”的價格購買現成的網絡攻擊程序或者服務。一個新詞“威脅即服務”(Threat-as-a-Service)正在悄然流行。根據殺毒軟件制造商卡巴斯基近日發布的數據，在2015年8月至2016年1月的半年時間里，利用一種名為“Adwind”的軟件進行釣魚攻擊影響了全球超過68萬用戶。這種遠程控制軟件就屬于“威脅即服務”，它作為一種商業服務開放給用戶，只要付費即可使用。由此可見，網絡攻擊武器市場化、黑客服務貨幣化，以及網絡地下黑市的繁榮是當前打擊網絡犯罪面臨的重大挑戰。要想應對這種挑戰，僅靠一國一已之力不可能完成，網絡犯罪無國界，打擊網絡犯罪也必然要跨越國界。

　　在2014年的索尼黑客攻擊事件中，攻擊者利用中國境內的服務器，進攻美國索尼影業。這個例子讓我們親身體會到了網絡攻擊溯源的復雜性和重要性。試想，當國家遭受攻擊，無論是物理的還是網絡的，首要任務就是辯明攻擊來源和意圖。這在虛擬空間實現的難度遠遠高于實體空間。網絡進攻者可以在一個或者多個國家的服務器間進行跳躍，就像披上了隱身衣，令受害者失去判斷，無法正確還擊，甚至錯誤還擊。即使通過綜合分析確認了攻擊源，也難以掌握確鑿證據為其定罪。攻擊溯源經常會牽扯到第三國，就像順藤摸瓜，藤斷了又如何能摸到瓜呢?

　　美國以建立網絡同盟關系的方式，不但保住了“藤”，而且搭起了“網”。這里以“五眼聯盟”為例。1948年，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五個英語國家簽署了電子間諜網絡協議，彼此進行情報分享與聯合攔截敵國情報。每份聯盟情報不僅標有秘密等級，還標明了哪個國家具備閱讀權限，如“絕密——僅限加拿大的眼睛”。此后，業界便用“五眼聯盟”指代“澳加新英美情報聯盟”。目前，“五眼聯盟”的視線已經深入網絡空間，美國與盟友之間的涉網安全信息共享為溯源取證提供了有力支持。

　　除“五眼”之外，美國與其它傳統盟友間的安全合作也隨著形勢的變化增加了網絡安全合作的內容。2015年11月CSIS發布的《美日網絡安全合作》報告中提出，要把應對網絡安全威脅作為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優先事項，美日同盟要構建共同的網絡防衛框架和聯合網絡防衛能力。

　　無論是消滅網絡黑市還是對網絡攻擊溯源取證，都需要國際間的信任與合作。面對網絡安全問題，合作優于對抗。即使是在網絡技術方面一家獨大的美國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蘭德公司報告指出，涉及國家整體安全的戰略網絡戰不確定因素多，易升級，后果不可預見，美國不會輕易實施。特別是中美兩國間不斷增長的經濟依存度，使得雙方發動戰略網絡戰的代價過高。不僅是中美之間，在世界范圍也是如此。美國在積極發展自身網絡攻擊的技術、能力優勢的同時，也在謀求加強國際合作、建立國際準則、規制相關行為。

　　2014年3月，美國政府宣布有意將互聯網數字分配機構(IANA，承擔全球互聯網的最核心基礎設施——域名根服務器文件管理的關鍵職能)管理權移交至全球多利益相關方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IANA管理權的移交，是實現全球互聯網共治的重要步驟，如果完成，將會有更多的國家與地區組織參與到全球互聯網的管理當中。雖然管理權移交不會改變13個根服務器中的10個在美國的事實，但多少展現出了美國對網絡空間全球共治趨勢的妥協。美國希望以這種妥協贏得更多的網絡安全盟友。

　　毋容置疑，大國間的博弈不會停止，必然會延伸至網絡空間，我們應該將網絡問題放在國家安全的大范疇里進行綜合考量。在面對是合作還是斗爭的路徑選擇時，要分清輕重緩急，主次矛盾，明確戰略目標和路徑，然后決定哪些該爭、哪些該讓。同時也要對自身的能力、需求、發展前景有正確的認識，進而有所為，有所不為。我們也要積極倡導和平利用網絡空間，參與網絡空間規則制訂，推動共享共治進程，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在對外關系、友好合作中注入網絡安全合作內容，特別是結合“一帶一路”建設，構筑一條高效、安全、互惠的“數字絲綢之路”。

　　中美要爭取走上雙贏的網絡發展道路

　　中美之間的大國博弈已經延伸至網絡空間，這種博弈正隨網絡技術和應用的快速發展變得異常敏感、激烈。我們需要思考，互聯網覆蓋全球，為什么偏偏是中美這兩個在網絡技術、應用和能力方面有著巨大差距的國家會成為斗爭的焦點?美國為什么一面強調自己在網絡攻防能力上的對華絕對優勢，一面又將中國視為網絡安全的最大威脅;一面抹黑中國，一面又向中國揮動網絡對話合作的橄欖枝?在網絡空間能否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中美能否走上一條“雙贏”的網絡發展道路?

　　中美網絡空間博弈的態勢變化

　　進入21世紀以來，中美兩國圍繞網絡安全問題齟齬不斷，爭斗逐漸升級。先是《紐約時報》等媒體大肆炒作“中國網絡黑客對美國的攻擊”，臆斷中國政府是“幕后黑手”。接著2013年3月美國曼迪昂特網絡公司(后被美國政府背景的火眼公司收購)“歷時六年追蹤分析”發布“可持續性威脅報告”(APT報告)，矛頭直指中國。此間還穿插著各種美政府高官、政客、軍人在公開或非公開場合發表針對中國網絡威脅的各種言論。2013年6月發生了“棱鏡門”事件，此后美國忙于應付而一度暫停對華輿論攻詰，但時隔不久，當美國確認自己仍舊站在網絡安全問題的“道德制高點”后，又重新開始向中國發難。

　　2014年美國司法部起訴5名中國軍人，指控他們通過網絡竊取美國公司的商業機密。這標志著美國對中國的發難出現質的變化，也成為中美網絡對話與合作中斷的直接導火索。雖然此后美方多次表示希望與中國就網絡問題恢復進行對話，但在撤銷對中國軍人訴訟的問題上仍不留回旋余地。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美前夕，美媒突然曝料“中國從人事管理局數據庫竊取2000多萬美國人個人信息”并披露奧巴馬政府正研究如何就此事對中國進行制裁。雖然此后白宮出面澄清不會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但也充分體現出了美國在網絡問題上的強硬姿態。縱觀這一時期中美網絡安全博弈的狀況，可以發現幾乎每次波折都是“美國發難，中國回應”，中國一直處于守勢。

　　2014年初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著眼國家安全和長遠發展，統籌協調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及軍事等各個領域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重大問題。由于中國確立了“網絡強國”戰略，加大了頂層設計的力度，國家在宏觀規劃、政策引導和法治建設等方面都初見成效，自2015年起，中美網絡安全博弈的態勢出現了微妙的變化。隨著自身體魄的逐漸強健，中國在應對中美網絡安全問題時顯得更有章法和思路，處置突發事件也更加從容、自信。同時，中國在國際上提出“和平利用網絡”、“共享共治”等“中國方案”，展現出了解決網絡安全問題的誠意以及“負責任”的大國姿態，得到了許多國家的積極響應，它們不再一味跟著美國起舞。這些都促使美國重新評估對中國一味示強的“戰略代價”，促使其在對華網絡安全博弈問題上做出調整。

　　2015年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兩國就共同打擊網絡犯罪達成重要共識，商定互不進行和支持網絡商業竊密行動、建立打擊網絡犯罪高級對話機制。同年12月首次中美打擊網絡犯罪及相關事項高級別聯合對話在華盛頓舉行，達成《中美打擊網絡犯罪及相關事項指導原則》并建立打擊網絡犯罪及相關事項的熱線。打擊網絡犯罪符合兩國利益，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合作切入點，通過在這方面的合作，可以進一步加強兩國在網絡問題上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賴，進而將合作延伸至其他領域。

　　今后，中美兩國在網絡安全問題上的博弈可能出現新的局面，雖然美國不會從根本上停止對中國的發難，但對話和合作的因素可能逐漸上升。進入執政尾聲的奧巴馬會把更多注意力放在鞏固“外交遺產”上，不排除試圖在中美網絡安全問題上作出新的嘗試。當然，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以及新一任總統的對華戰略考慮，是未來中美網絡安全博弈中的不確定因素。

　　揭開“中國網絡威脅”的面紗

　　在美國，中國的網絡威脅可不僅僅是嘴上說說、媒體炒炒，而是真真切切寫入各類國家安全戰略的綱領性文件中。2015年美出臺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家軍事戰略報告》、《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報告》、《網絡戰略報告》和首份《亞太海上安全戰略報告》都指稱，中國通過網絡攻擊試圖改變美主導的國際秩序，是美國家安全面臨的“主要威脅”之一。

　　中國真的擁有了能令美國感到威脅的網絡技術么?讓我們先看看發展歷史，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能說明兩國的差距：美國的“互聯網之父”溫頓·瑟夫博士上世紀70年代參與了互聯網基礎協議(TCP/IP協議)和互聯網架構的設計;中國的“互聯網之父”錢天白教授上世紀80年代發出中國第一封電子郵件。不僅時間相差10年，而且一個是在做互聯網的開發和設計，另一個則是首次使用互聯網，兩國的網絡技術發展建設本來就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再來看看現狀。目前，中國的電腦電戶90%以上都在使用WINDOWS操作系統，在網絡技術滯后的情況下，龐大的互聯網應用群(6.7億網民、413萬多家網站)令中國更容易成為網絡安全的受害者。前面也提到，蘭德公司報告不認為中國能在互聯網技術方面立即挑戰美國的領先地位。那么，中國這樣一個網絡空間的“發展中國家”到底有什么足以令美國這樣一個網絡強國感到害怕呢?現在就讓我們來一層層揭開“中國網絡威脅”的面紗。

　　美國的“國家網絡靶場”(2008年5月美國政府宣布開展“國家網絡靶場”項目研發工作，旨在為美國防部模擬真實的網絡攻防作戰提供虛擬環境，針對敵對電子攻擊和網絡攻擊等電子作戰手段進行試驗)也被稱作網絡空間的“曼哈頓計劃”(美國陸軍部1942年6月開始實施利用核裂變反應來研制原子彈的計劃，歷時3年耗資20億美元，于1945年7月成功進行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按計劃制造出兩顆實用的原子彈)。原子彈的產生不僅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且對戰后的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美國在核武器技術方面的絕對優勢，助其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冷戰期間，美國又憑借核優勢來抵消蘇聯常規地面部隊的數量優勢，從而改變蘇聯希望在戰場上實現“以兵換兵”的游戲規則，并以可承受的成本達到遏制蘇聯的目的，這也就是所謂的“抵消戰略”。

　　但是，進入后冷戰時代，擁核國家或行為體不斷增多，且種類、情況復雜，美國的核優勢漸衰，令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懾乏力”。無奈之下，美國只能一方面對外宣揚核裁軍，極力描繪“無核世界”，試圖使其他國家棄核減核。另一方面，加緊自身的核武器現代化建設，爭取創造質量優勢。發生在核領域的“故事”很有可能在網絡空間重演，而這也是美國最不想看到的。因此，對于美國來說，必須趁他國“羽翼”不豐的時候預先采取措施，在自身發展網絡技術和能力的同時，通過各種手段，滯遲、阻撓他國發展，才能保證其在網絡空間的絕對優勢和霸主地位。

　　現在，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蘭德公司報告中，為中美網絡戰力量應用于臺海、南海問題上的力量對比制作的“記分卡”： 

　　圖中深綠色代表“美國占有絕對優勢”，淺綠色代表“美國占有一定優勢”，說來說去優勢都在美國一方，那么威脅又從何談起呢?這份報告中看似不經意的一句話點出了真相：“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網絡攻防技術發展很快”。也就是說，這張表上，綠色不是關鍵，關鍵的是顏色隨時間軸的推進發生著從深綠到淺綠的轉變，也就是從絕對優勢到一定優勢的變化，這代表了一種令美國擔憂的趨勢。在經濟領域創造了奇跡的中國，是不是也會在網絡空間創造奇跡，后來者居上，迅速縮小與美國的技術差距甚至超越美國呢?由此可見，對美國而言，中國在網絡空間的威脅并非當前的網絡實力，而是不可預測的未來發展態勢。

　　當然，當我們揭開“中國網絡威脅”的最后一道面紗，看到的是兩國間基于國家利益矛盾而產生的政治博弈。雖然美國仍是當今世界的“超級大國”，但其霸主地位有所衰微是個不爭的事實。在篤信“零和”理論的美國眼里，自已的“減”與對手的“加”有著必然的因果。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和國際影響的擴大，中美之間的政治分歧問題也趨向復雜、尖銳。如果我們將網絡空間的博弈放到兩國戰略互動的大環境下來看，從某種程度上講，美國是將網絡問題作為一張遏制、打壓中國的“政治牌”。顯然，和炒“人權”“民主”之類的“冷飯”相比，網絡安全這個問題更能夠吸引國際社會的眼球，也更容易拿來與中國進行利益置換。

　　在網絡空間構建新型大國關系

　　“博弈”這個詞原本來自于棋局，它不是單純的對抗或妥協，也不是通過將死對方而達到完勝。“博弈”是投棋布子，權衡利弊，有奪有讓，亦實亦虛，在全局性的力量平衡中尋找突破口，取得戰略性的優勢。當今世界的大國博弈更是如此，在如此復雜多變的環境下，即使一次壓倒性的勝利也會牽扯出意想不到的“后患”，美國在中東、反恐問題上的教訓就是很好的證明。

　　在中美大國博弈中，“斗而不破”是條基本的底線，雙方也都認識到中美對抗的高昂代價，而不會輕易突破底線。在網絡空間亦是如此，同時，面對網絡應用的不斷擴大，網絡安全問題已滲透進社會、經濟、安全等各個領域，基于網絡的有主權、無國界特性，反恐、打擊犯罪等重要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國際間、特別是大國間的合作。無論是從中國還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美在網絡安全方面的合作都是利大于弊的。但是，如同在實體空間一樣，兩國在網絡空間里如何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構建起真正的“新型大國關系”，仍舊需要雙方的智慧和努力。

　　從中美兩國在網絡空間的博弈形勢來看，當前想要在網絡空間建立“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最關鍵的一點就是“管控分歧”，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兩國關系的動態穩定。分歧的原因有很多，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現實利益矛盾，兩國力量消長引起的戰略猜疑都有可能導致分歧。不管源自什么樣的碰撞，網絡空間里的任何分歧所引起的漣漪都會波及兩國政治關系，甚至會對地區、世界形勢產生連帶影響，因此在處理這些分歧時需要謹慎應對。

　　對于管控分歧來說，保持順暢的溝通渠道，避免“隔空喊話”帶來的誤讀誤判是重要支撐;通過交流加深了解，建立互信，是有力保障;而尋找、導入共同利益因素，則是一種不可小覷的內生動力。我們常說要“求同存異”，如果“同”的重要性大于“異”，在處理分歧時就必然會更加冷靜客觀。雖然中美在網絡空間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訴求，但是在和平利用網絡、規范網絡行為以及讓網絡更好地造福人類等方面有基本共識和共同利益。如果沿著這個思路，引入更多的共同利益因素，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將有助于弱化兩國矛盾的對抗性，增加分歧的可控性。

　　多用巧力化解國際規則制定中的矛盾

　　網絡空間“游戲規則”的制定是觸及未來大國博弈根本態勢的復雜而又敏感的問題。科學合理的規則可以成為公平、公正處理網絡安全問題，促進網絡空間和平繁榮發展的保證，但隱含利益偏袒甚至預制“灰色地帶”的規則，則會變成在網絡空間推行霸權的工具。

　　2009年至2013年，來自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的47位法律和技術專家、學者，應北約卓越合作網絡防御中心(NATO CCDCOE)邀請，組成國際專家組，編纂完成了被稱為“第一部網絡戰爭規范法典”的《塔林手冊》(Tallinn Manual)，雖然手冊中強調國際專家組是一個獨立的學術組織，但根據其成員組成、機構背景以及內容設置來看，明顯是貫徹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意圖。

　　《塔林手冊》一經推出即引起了中國等國家的強烈反對，最大的矛盾點在于其對“動網即可動武”的認定。手冊規定以“后果”標準來判斷網絡攻擊，如果使用網絡進行經濟或政治的威脅或強迫達到和使用武力一樣的“后果”，造成一國的關鍵基礎網絡設施的嚴重損害，那么受害國有權對攻擊方行使武力自衛。基于這樣的前提，現有的“武裝沖突法”同樣適用于網絡空間。中國認為網絡戰具有傳統戰爭不具備的復雜性、不確定性，不能簡單粗暴的套用傳統戰爭法。同時，過于強調網絡空間的戰爭因素，極易引起網絡空間的軍備競賽。

　　2011年9月，中、俄、塔、烏等上合組織成員國向聯合國提交共同起草的“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草案，2015年1月又向聯合國提交了更新草案，這同樣也引起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強烈反對，關鍵矛盾點在于對“網絡主權”的認定。準則認為與互聯網有關的公共政策問題的決策權屬于各國主權范疇，應尊重各國在網絡空間的主權。而美國認為網絡空間是“全球公域”，網絡空間的治理主體應該是“多利益攸關方”，國家政府應將同等重要的責任和權利分享給其他行為體。

　　由于網絡空間相關概念、理論、共識都還處于摸索階段，國際規則的制定必將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這其中，如何運用巧力，化解、稀釋中美兩國矛盾值得我們思考。

　　首先，要“以柔克剛”。既然手冊一直強調自身的“學術性”，那么我們是否也可以從學術的角度和美國一起來研究、探討，深入了解對方考慮、科學闡述我方主張，對外公開各自的觀點，把圍繞手冊展開的討論、爭論轉化成倡導網絡空間“共享共治”的助推力量。

　　其次，要“以內養外”。“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更象是一部“軟法”，以倡導理念、發展思路等框架性內容為主，這不失為一種當“硬法”矛盾過于復雜時的解決方案，但卻對方案的可操作性產生了影響。在國際舞臺，法律語言是一種有效的溝通手段，我們應該學會運用這種語言，傳達我們的主張和觀點。因此，要想在“外”獲得認同，必須要在“內”修煉過硬本領。集中法律、技術、安全戰略等方面的專家，在行為準則的指導思想之下，發展出一部比《塔林手冊》更切實可行的網絡空間行為“法典”。

　　三是要“以時間換空間”。我們在國際社會中展現出的對話、友好姿態絕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一種大國自信的體現，特別是背后有著強大國力的支持，這種對話、友好的姿態更說明了我們的理性和知性。在中美圍繞網絡空間的博弈之中也是如此，要營造良好氛圍，拉長我發展建設的機遇期，換取增強實力、提高國際認同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