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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哈佛大學教授羅斯·特里爾認為，在中國歷史上，毛澤東比秦始皇、孔子和成吉思汗更偉大;在世界上，毛澤東是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集合體，超過了拿破侖、丘吉爾、羅斯福、尼赫魯、蘇加諾、納賽爾等20世紀的偉人。

　　關鍵詞：毛澤東 中國 秦始皇 孔子 馬克思 列寧 斯大林 領袖

　　毛澤東是20世紀富有魅力的政治家。

　　當然，如果毛澤東不在20世紀30年代成為領袖，那么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就不可能掌權。一場沒有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運動肯定會遜色不少，它將失去其應有的、區別于其他國家共產主義運動的特色。

　　毛澤東生長于動亂年代，那時人們呼喚一只可以拯救他們的強有力的手。在那個激烈動蕩的年代，那些像毛澤東這樣的決意反傳統者遍地皆是，可謂空前絕后。

　　那也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年代，中國像是準備了百場節目的狂歡場地，待演的節目都在謀求公眾的允諾以便隨時登場。共產黨人、國民黨人、軍閥、土匪、教徒、外國探險家以及冠以其他名稱的人物，全都旋轉著擁擠在一起。興起、敗落、曇花一現的聯盟，方生方死的新行動計劃。在這種環境中，一個意志堅決的人，有著千載難逢的良機與世爭雄，變革社會。

　　與這狂歡場地上的其他人物一樣，毛澤東也以身相搏，并且氣運亨通。有三四次，毛澤東以毫發之差避過了滅頂之災。

　　在諸多混亂的大事件中，日本進攻中國的時間選擇對毛澤東大為有利——這挫敗了蔣介石的計劃。在一群身居中國共產黨領導者地位的冷靜而又富有謀略的人中，毛澤東因與莫斯科及第三國際保持一定距離而免遭毀滅。然而，幾乎每一位贊同蘇聯拙劣建議的中國領導人，都因此在中國共產黨內失去了立足之地。毛澤東是在巧妙消除不適應中國的克里姆林宮策略過程中幸存下來的。

　　毛澤東的秘訣在于他深知暴力的必要性，實際上他也樂于此道。毛澤東拿起槍走向農村，走在了別人的前面，他離開了那些待在上海的人。

　　在戰爭中，毛澤東憑借兩個長人之處而得心應手：靈活機動的策略和使下屬領會其策略的能力。

　　毛澤東曾自稱為中間偏“左”派。這也是他的方法。他確實在農村對父親發出過絕妙的最后通碟，確實經常靈活地利用“統一戰線”孤立過主要敵手;確實有意放縱過“左”派的那些好斗的家伙，并在他們能量耗盡、成為多余之物時制服他們。

　　他的共產主義目標和對右派的嫉恨每每使他躍向左邊，但極左不是他精神上的迷戀之處。他喜歡這種騎墻的姿勢。當他愿意的時候，用一支諷刺的利箭或一劑現實主義的苦藥，他就可以反駁右傾，而且又抑制“左”傾。

　　他博覽群書，足智多謀，而且他來自中國的內地。這兩個因素都同樣重要。在革命的熱潮中，他能冷靜明智地駕馭群眾的激情。

　　毛澤東也曾為一些過激行為興奮激昂——如許多人在行將滅亡的舊中國面前所表現的那樣——然而他又能持超然之態分析自己所獲的經驗。

　　最后，不能撇開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特點來解釋毛澤東的品格。索馬里能產生一位毛澤東這樣的人物嗎?新西蘭能嗎?我們不能僅僅從其個體心理特質來說明毛澤東的成功。舊中國產生了堅定的、反叛的、神奇的毛澤東，正像毛澤東締造了新中國一樣真實而合乎邏輯。

　　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毛澤東都占有重要地位。毛澤東領導了一場摧毀舊中國的革命，與其他任何主要國家急劇的社會變遷相比，他推動中國進人改革的運動可能更加劇烈。他為世界上這一最古老又最龐大的政體恢復了獨立，贏得了地位。

　　就20世紀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會而言，志在成為主宰人物的必定是位巨人。在有記載的中國三千年的整個歷史中，毛澤東可以列人十多位最主要的統治者之中。

　　作為一位統一者，他可與漢朝(漢高祖)、隋朝(隋文帝)、唐朝(唐太宗)和明朝(朱洪武)的開國皇帝并駕齊驅。甚至可與他眼中的英雄、氣掃六合的秦始皇相提并論——秦始皇在耶穌降生前221年就統一了中國。

　　作為中國社會的改造者，他要勝過隋朝和明朝的兩位開國皇帝——因為他們幾乎未改變社會體制——并且，這一點只有反傳統的秦始皇才能與他匹敵。或許還有王莽(公元8-23年在位)——他是在封建主義寒冬中提前報春的社會主義之鳥。

　　作為一種學說的創始人，毛澤東超過了包括秦始皇在內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國執政者。也許，堪與他并列的是建構了中國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他圣哲。在某些方面，毛澤東又超過他們，因為他生前就聲名遠揚;而中國大多數圣賢則是死后流芳。他類似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秀全，但他在奪取和掌握中國的政權上比洪秀全更勝一籌。

　　毛澤東之所以顯得如此偉大，在于他的影響持續不斷地支撐著現代中國劇變的各個不同時期。他的生活經歷足以使他成為將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合為一體的中國革命的化身。

　　50多年前，毛澤東是中國的馬克思，因為他分析了被外國列強瓜分了的封建中國的諸種弊端。他成為中國的列寧是因為他領導造反者從農村包圍城市奪取了政權。1949年后，他又戴上了中國的斯大林這第三頂帽子，因為他要用泥刀和磚頭來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

　　毛澤東不止是一種而至少是集五種角色于一身的人。他是點燃全國反抗烈火的農民運動組織者、軍事統帥、豪放不羈的浪漫主義詩人、賦予馬克思主義一種新的東方倫理的哲學家、全球最龐大的行政機構的政府領袖。

　　他是社會活動家，也是夢想家，是半知識分子，類似于拿破侖、戴高樂和丘吉爾。這類思想、行動一致的人物在動亂年代總是具有影響力。人們發現，歷史由于競爭才顯得活生生。毛澤東堅信過去的美景可以再現于未來，這激起了他最初的政治雄心。他的獨特興趣在于歷史是如何演進的。他認為理想和非凡人物的堅強意志是歷史的關鍵所在。

　　這類集活動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與空想知識分子不同。他具有軍人的心智，兵權之劍倚掛在史籍之旁。他熱愛自己的國家甚于最為閃光的邏輯真理模式。

　　毛澤東、拿破侖、丘吉爾和戴高樂都是這類集思想和行動于一身的人，這類志存高遠者頗難博得“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贊許。走出書齋拯救自己國家的特立獨行者終會成為傳奇人物，而且很難把他們與那些曾激勵過他們去行動的圣賢英雄區別開來。不是毛澤東的思想對歷史有巨大貢獻，而是他的行動實現了他的思想。

　　對于20世紀中葉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毛澤東的主要功績在于統一了中國。這個國家的幅員和多樣性與整個歐洲相當，但常常缺乏政治上的統一。在20年代，中國變得如此衰敗和混亂——像一盤散沙，如孫中山哀嘆的——以致許多中外人士本能地認為，不可能把中國合而為一了。

　　毛澤東領導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統一的時代之一，方言在逐漸消失。學校教育使孩子們易于辨認打上了“新中國”印記的喜馬拉雅山脈和東鄰朝鮮的森林。共產黨組織的網絡使當時中國28個省的相互依賴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一本書能像“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毛主席語錄》那樣被億萬人誦讀。人們甚至一邊哀嘆這本語錄成了知識分子的緊箍咒，一邊還是把它作為一種統一的力量頂禮膜拜。

　　中國由毛澤東領導在世界上站起來了，這在中國人的眼中尤為重要。這恢復了中國人崇高的自我形象。“東亞病夫”的崛起足以使亞洲的其他國家對其新產生的能量感到緊張。毛澤東年輕時心憂天下，所擔心的莫過于中國遭外敵人侵而覆亡。

　　自1949年宜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以來，正當壯年的毛澤東意之所欲已得到時間證實。當北京宣布核試驗時，中國年輕人便神情激動起來。政府同人民之間的默契使外國軍隊——不管是蘇聯、美國，還是日本的——都不可能“威嚇中國”。

　　什么是毛澤東思想呢?他第一次把農民置于馬克思主義革命計劃的中心;他把帝國主義當作他所處時代的世界政治的關鍵，這甚至超過了列寧。這些都是他學說中的孿生支柱。

　　毛澤東的優點在于他永不自滿，總在追求一種更具人性并能深深感覺到的社會主義。如果說，德國人發明了作為科學的社會主義，那么可以說，毛澤東盡其努力使社會主義柔化成一種社會道德。他不僅需要一個新國家，而且需要一種追隨他的新公民。

　　毛澤東在他自己的有生之年聞名于中國以外的世界。在中國3000年歷史上絕無毛澤東這樣的人物。

　　身為偉大而不屈不撓的中國人，毛澤東的精神銳氣也注入了世界意識。在許多國家，“毛主席”這一有助于跨越文化障礙的親切的尊名，已成為大多數國家家喻戶曉的用語。在20世紀60年代，《毛主席語錄》譯本的數量之多使《圣經》也黯然失色。即使是孔夫子，他的學說也從未傳播到如此之多的國家。成吉思汗以其影響名揚歐洲，然而他沒有學說。毛澤東是“第一位以樸素而直率的語言同世界談論我們的切身利益的中國人……”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中，毛澤東是各種各樣的反殖民主義形式中的主要的人格象征，他比蘇加諾、尼赫魯、納賽爾更具魅力。因為他知道，要在落后的民眾中實施新政，不僅是詛咒西方，而且需要在本土有一個依靠自力更生的整體變革。

　　在西方，我們不習慣接受在遠東崛起的、有巨大影響的政界人物。一位中國人站在世界歷史的界岸上向我們招手——這就是毛澤東的新奇之處。盡管他是大地的兒子，一位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但他已作為20世紀世界政治巨人之一而走完自己的人生歷程。我想，就他的蓋世影響看，只有羅斯福、列寧，或許還有丘吉爾和戈爾巴喬夫才能與之相提并論。

　　正是這位中國圣人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其民族主義傾向是如此之強以致準備將社會主義束之高閣，如果它不能拯救和繁榮中國的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政治中發射出兩顆最具反響的子彈。1960年他與蘇聯的聯盟破裂使國際共產主義聯盟壽終正寢;10年后他向美國敞開大門，把一個兩極世界改變成三角關系的世界。

　　他所施展的技巧令全世界驚訝，全世界由此領略了中國人的謀略之深。

　　毛澤東在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分之一世紀之久的時間內再造了中國社會。毛澤東的一些改革已迅速消除。然而毛澤東主義時代社會變遷的另一些影響將持續到未來——持續到這位神話般的人物因歲月不饒而逝去之后人民生活較自由的時期，并持續到中國實現現代化以后。

　　毛澤東的政府使新中國比舊中國在三種方式上有更多的社會正義。酬勞主要取決于工作而不再是出身或者土地和資本的占有。因此，中國的產品分配成為世界上最為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絕對貧困和死于身無分文的人極少。并且，進步的基本手段——首先是衛生保健和初級教育——不再是少數人才可購買的商品。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向社會現代化——現代化的最有效形式——邁出了一大步。雖然這一過程使年輕人得以轉變而與毛澤東的世界觀背道而馳，但這些現代人是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言的產物。

　　在他臨終時，毛澤東能夠宣稱中國已經向繁榮邁出了幾步。經濟發展出于多種原因雖不如日本給人以深刻印象，但要勝過印度。盡管毛澤東偏好拔苗助長而有損其正常生長速度，但實質上的所獲是基本的。

　　總之，毛澤東留給中國的是很大程度上的自給自足和世界第六經濟大國的地位。

　　毛澤東14歲違心地以封建方式結婚時，中國的末代王朝依然存在。半個多世紀以后，幾十位國家領導人踏上了通往北京之路，幾乎像朝圣者，對紋絲不動的、向來不會去瞧他們一眼的“如來佛”頂禮膜拜。

　　“不要總認為只有自己行，”毛澤東有一次對他的聽眾提出忠告，“別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黨就沒有了。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什么人死了也不怕，什么人死了就有很大損失嗎?馬、恩、列、斯不是都死了嗎?還是要繼續革命。不過，沒有了毛澤東，毛澤東的革命實際上不可能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