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2月7日開始,截至2005年6月27日,毛澤東先后12次登上美國《時代》封面。
1949年,這年的2月7日,在蔣介石10次登上《時代》封面之后,毛澤東第一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一個星期前,平津戰役剛剛結束,古都北平和平解放。
(摘自路克利《實踐形態與學術形態的國際毛主義:對話理查德·沃林》。載《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第8期。沃林,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歷史學和政治思想史教授,著有《東方之風:法國知識分子、中國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遺產》等。文中所摘為沃林的論述)
毛澤東的方法和理論,非常適合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情形,適合與日本軍國主義和國民黨勢力斗爭的情形。這種情形在西方很少出現。當然,如果出現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解放斗爭的形勢就會大不相同。如果出現這樣的情形,毛澤東的主張可能會適用。
眾所周知,毛澤東挽救了中國,使中國走出自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來遭受列強侵略的百年屈辱。毛主義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如何把一個革命運動轉變為穩定有序的政府治理,就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毛主義面臨的重大難題。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都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嘗試。
要了解毛主義在60年代的興起,一定要考慮兩個背景因素。一是蘇聯共產主義體制的僵化和官僚化。這可以通過它在二戰后推行的對東歐國家的霸權和侵略政策反映出來。還有一個嚴重問題就是蘇聯的老人政治缺乏活力。二是要認識到,毛澤東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些外國人眼里,是給中國共產黨戴上了一個新的光環,使中國充滿了革命活力。這種活力正是蘇聯共產主義所缺乏的。
當時,在西方,毛主義不再被看作僅僅是中國特有的現象。相反,在60年代的革命風潮里,革命組織力圖把毛主義應用到他們自己的形勢中。當時,蘇聯共產主義轉向保守,而毛主義面向未來,尤其是在那些正在反對本國專制和外國壓迫與侵略的爭取解放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看來,毛主義代表著未來。
毛澤東對革命理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遺產的獨特貢獻是其農民革命理論。這種農民革命理論曾被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在非殖民化(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時代,這種思想具有巨大的影響,在發達世界和發展中世界都獲得了不可估量的響應。
在本質上,把適用于發展中世界的革命戰略轉接到發達世界,已經不可能了。發達世界的普通老百姓已經不具有革命性。這些人已經深陷消費主義陷阱。
今天,國際學界的毛主義研究大大發展了。這不僅因為學術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對全球政治問題即經濟不平等問題的反應和關切。
近年來,主要的抗議運動都有針對這一問題的趨向。從美國的占領運動,到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到最近的巴西的千百萬的抗議運動,所有這些運動都不是毛主義運動,但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診治方式,仍然與毛主義存在關聯性。
毛澤東思想在不同方面影響了巴迪烏和薩特。薩特代表了70年代西方左翼的普遍態度,即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教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代表著左翼激進主義新的開始。巴迪烏的學術作品聲名鵲起。他在他的同志當中是唯一一個忠誠于毛主義遺產的人。他主張并支持他所謂的共產主義假設,這種假設強調嚴格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平等。當然,問題仍然在于,誰來實現這種“平均主義”?
現在,國際社會對毛澤東和毛主義的興趣正在增長。今天,在全球范圍,都存在社會不平等的緊要問題。正因為如此,西方學界才重新考察毛主義,希望從他那里獲得啟發和解決方案。如果不考慮人們對全球化邏輯的失望和與全球化相伴而生的社會不公,我們就無法理解西方為什么對巴迪烏的作品如此者迷。
我認為,到“文革”50周年和毛澤東逝世40周年(都在2016年)的時候,還會出現又一次毛主義熱。由于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上升,國際學界也不得不思考和評估中國的歷史和事件,例如毛主義和“文革”。
毛澤東是經濟平等的直接倡導者。經濟不平等、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要關切。這個事實說明了,為什么今天的人們對他的思想有興趣。無論是在發達世界還是在發展中世界,毛澤東的遺產已經有了一種新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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