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陳晉著《獨領風騷:毛澤東心路解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本書從毛澤東詩詞釋讀的全新角度來解讀這位歷史巨人的絕代風華,第一次由心靈深處的聲音來探求毛澤東的內心世界,第一次由情感激越的文字來探尋他和現當代歷史的互動關系。)
毛澤東一向不贊成對他的作品作統一的注解。
1963年《毛主席詩詞》出版后,郭沫若曾經問他:是否要出一本主席詩詞的解釋本?毛澤東回答:沒有必要。唐詩三百首,流傳多少代都沒有統一的解釋,我的詩詞也讓別人去理解吧。
1964年,周世釗打算撰寫評論文章,連寫兩封信向毛澤東請教對詩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
毛澤東回復:“拙作解釋,不盡相同,兄可以意為之。”
1966年,在胡喬木主持下,一些人編了一本《毛主席詩詞》的注釋本,送到毛澤東那里,依然被否定了。
毛澤東的理由是: “詩不宜注,古來注杜詩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
然而,對社會上各式各樣的注解,詩人也并非全不在意。他曾經有過一次主動的注釋。
1958年12月,在廣州的小島賓館翻閱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時,毛澤東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我的幾首歪詩,發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說對了,一部分說得不對,我有說明的責任。……因而寫了下面的一些字,謝注家,兼謝讀者。”
毛澤東為詩集中的12首作品寫了說明性的批注。
這些注解當時沒有公開,實際上成了詩人對自己的創作心境的“個人回憶”。
1973年7月,在中南海游泳池那間臥室兼書房里,毛澤東和來訪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有過一次別有深意的對話——
楊振寧:“我讀到主席的《長征》那首詩,很受鼓舞。”
毛澤東: “長征是我們同蔣介石作斗爭,那首詩是我們長征快結束的時候寫的。”
楊振寧: “毛主席的詩我都念了,起頭不懂,看到注釋后,懂得多一點。”
毛澤東: “有些注釋不大對頭。就像《詩經》,是兩千多年以前的詩歌,后來做注釋,時代已經變了,意義也不一樣。百把年以后,對我們的這些詩都不懂了。”
這是詩人的謝幕詞嗎?或許是的。
這樣的謝幕詞,仿佛有點憂慮。
這種憂慮,不知是屬于詩人的,還是政治家的?
倒是一個外國政治家,覺得自己讀懂了毛澤東詩詞。
兩次和毛澤東見面都談論過詩詞的法國前總理富爾說——
“詩歌不僅僅是毛澤東生平中的一件軼事,我的確相信它是了解毛澤東的性格的關鍵之一。毛澤東和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不一樣,他不是一本書讀到老的人。他在這些簡短詩歌里表達的思想,不受教條詞藻的束縛。他用簡單的形式,表達深刻而生動的革命題材,是國內所有人都能夠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都能夠理解的。……這位革命者帶著人道主義的氣息。單是這點,就足以說明中國共產主義的某些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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