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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我們受過現代科學訓練的人來說，認為一切技術都是由科學理論來支撐的，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這些古代文明創造出這些技術成就時，并不存在科學理論的支撐，那它們是靠什么來支撐的？或者換一種問法：用非科學的理論，比如陰陽、五行、《易經》、八卦或“氣”，來支撐或指導，能不能產生符合“現代科學”標準的技術成就？

一位德國學者眼中的中國技術文化史江曉原 劉兵 | 對話

江曉原：本書作者現任德國馬普科學史研究所所長，本名Dagmar Schafer，按照西方漢學家的慣例，她有一個中文名字——薛鳳。薛鳳教授前不久剛剛來上海交通大學，和我們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簽署了雙方建立合作關系的正式協議。最近出版社又寄來她的新書《工開萬物——17世紀中國的知識與技術》，感覺甚是有緣。

本書是對明代中國學者宋應星的研究專著。宋應星以《天工開物》這部被譽為17世紀中國的工藝百科全書的著作名世，這也正與馬普科學史研究所重視中國工藝技術史研究的傳統相合。

說來有點奇怪，在“文革”中那種對中國傳統文化極度簡單化的劃分中，宋應星居然被劃入得到肯定的“法家”陣營。所以江西省圖書館發現的四種宋應星佚著，得以在“文革”末期出版，即《野議·論氣·談天·思憐詩》。我手中的版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6月第1版，定價0.47元人民幣。封面上是繁體字，內文卻是簡體，然而又采取直排，顯得不倫不類。

宋應星的文筆，在明代只能算三流。他以《天工開物》名世是恰如其分的。在薛鳳的書中，宋應星的各種著作都涉及了，只有《思憐詩》基本上沒有引起她的注意。這也是完全正常的，因為這些詩（10首“思美”律詩和42首“憐愚”絕句）實在乏善可陳。

《工開萬物——17世紀中國的知識與技術》，[德]薛鳳著，吳秀杰、白嵐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一版，48.00元

劉兵：按照通常的分類，關于宋應星的研究，應該被歸入中國古代技術史的領域吧。你對宋應星的著作及文筆的評價，可能出于不同的關注點，我可能更關心另外一些編史學方面的問題。依我有限的了解和印象，似乎以往國內對宋應星的研究，大多是關注具體的技術方面。但薛鳳這部著作，卻首先給我以一種非常不同的感覺。她顯然不是就技術來說技術，相反，作者有著更宏大的抱負，就如她所說，從跨文化的視角來透視知識的生產，既潛藏著偉大的機遇，同時也是巨大的挑戰，“我們面對的挑戰是：必須將這種日益壯大的意識發展到極致，用它來揭開那些顯而易見的，以及深藏不露的各種成見”。

她將宋應星的著作當作一個檢驗性的個案，并以此來凸顯知識產出的原初過程。在具體研究中，作者又把研究對象置于更大的社會文化背景當中，將晚明時期的宇宙觀等引入，對“天工開物”中的“天工”給予新的分析解釋，并討論“天”與“人”的關系，進而提出在宋應星對工藝知識的探求中，人唯有敬仰宇宙的原則，在行動上與其保持一致，而不是要變成它的“制造者”。基于這樣的視角，在薛鳳構造的宋應星著作圖景中，“天”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權限，是“氣”的另一種展現，而“氣”讓世界具有一體的共性。這樣，“氣”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作者討論的重要主題這一。我覺得，這恰恰是在宋應星案例中引入了一種新的編史觀念，是頗有新意的。你的意見呢？

江曉原：對于我們受過現代科學訓練的人來說，認為一切技術都是由科學理論來支撐的，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于是當我們面對古代文明所創造的技術成就時，我們或者用“現代科學”作為標尺去框限或篩選古人的成就，或者對下面這個問題假裝看不見——這些古代文明創造出這些技術成就時，并不存在科學理論的支撐，那它們是靠什么來支撐的？

或者換一種問法：用非科學的理論，比如陰陽、五行、《易經》、八卦或“氣”，來支撐或指導，能不能產生符合“現代科學”標準的技術成就？從歷史事實看，答案當然應該是肯定的。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宋應星《天工開物》中所記載的種種技術成就，它們幾乎都沒有任何“現代科學”的理論支撐。顯然，薛鳳在這部專門研究宋應星的書中，無法回避這個問題，或者說無法對這個問題假裝看不見。這樣，她就不得不認真對待宋應星的《論氣》和《談天》。

說實在的，在我購買《野議·論氣·談天·思憐詩》的時候，以及在此后很長的時間里，我都對宋應星《論氣》和《談天》中的論述嗤之以鼻，不屑一顧，認為那不過是古人在沒有“科學理論”的情況下的幼稚猜想或胡扯。我相信今天許多人也是這樣認為的。只有當我們研究了科學技術史，并且不再假裝看不見上面那個問題時，宋應星的《論氣》和《談天》之類的著作才有可能獲得某種“應該被關注”的地位。當然，關注是一回事，分析和論證是另一回事。要想令人信服地給出對上面那個問題的闡釋或解答，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

劉兵：其實對于不同背景的學者，其“信服”的依據也是不同的。如果仍然站在傳統的只就技術關心技術的立場上，那么，無論是什么樣“外在”的解釋，都很難令其“信服”。所謂信服者，只是在前提上認為超出傳統框架的解釋仍有合理性的人。

可以說，薛風的著作，恰恰是將這種在傳統的研究中被視為“外在”的因素自始至終地置于其研究之中。正如她所說的：“在宋應星和他同時代的人那里，‘筆記’中蘊含的‘并非無關輕重的社會性訊息以及倫理說教’比‘那些精細的觀察’更為重要。”她除了將“氣”“理”“天”“人”“陰”“陽”“五行”等等概念作為分析的重要線索，更將宇宙觀和社會性的要素作為重點來討論。這顯然大大地超越了我們過去國內研究中常見的技術史研究范式。

我想問你的是：從你的閱讀感覺來判斷，從學理、邏輯和解釋性來說，薛風這種研究（比如可以集中在她對“氣”與宋應星的技術描述的關系上），你會如何評價呢？

江曉原：薛鳳顯然已經注意到了前賢關于“氣”與中國古代技術成就之間關系的研究。她相當重視席文（N. Sivin）的意見，在書中多有引述。例如席文認為，“氣這一概念保持著讓自己在人類思想的所有領域都可堪使用”，席文還認為：“作為科學概念和醫學概念，‘陽’和‘陰’正如x和y一樣。它們是進行抽象提煉的基礎，在其上可以從‘形而下’情形的多元性當中蒸餾出一種‘形而上’原則，一種仍然可以用在一切‘形而下’情形中的‘形而上’原則。”席文的這類意見，基本上還是將“氣”和“陰陽”視為某種表達系統。也許他并未試圖闡明，這樣的系統是否能夠對中國古代的技術成就提供有效的支撐。當然，由于這個問題是我“強加于人”的，薛鳳同樣沒有義務在她的書中正面回答。

在解答這類難以獲得確切答案的問題時，類比經常是一個不失為有用的手段。這里我又想到一個類比：中國古代的“渾天說”宇宙模型中，雖然也有著與古希臘類似的“地圓”概念，但是卻無法從這種模型中引導出任何具體的數理天文學，例如甚至無法用這種模型計算出某一時刻太陽的地平高度。換句話說，中國古代的數理天文學不是靠“渾天”宇宙模型來提供理論支撐的。那么類似地，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天工開物》中的技術成就，也不是靠“氣”或“陰陽”理論來支撐的？

《天工開物》內頁

劉兵：現在我倒有點不同意你剛講的這個觀點了。當然，這里還涉及對于“支撐”的理解的問題。因為，《天工開物》中所言的技術成就，與古希臘的數理天文學恰恰是非常不同的東西，因而這樣的類比也許并不十分恰當。不過，倒是可以舉出另一個類比：中醫，難道不是由像“陰”“陽”“五行”“寒”“熱”及“氣”等等理論來“支撐”的嗎？當一位中醫大夫，以中醫典型的方式來診斷，并進行治療時，其依據的理論，不正是這些東西嗎？如果是站在當代西方科學的思維模式中，固然可以把這些看作是“類比”，甚至“附會”，但如果換一種立場，其實完全也可以將這些在中國哲學的意義上非常獨特而且有別于西方思維的“理論”看作是在邏輯上非常自洽的支撐！

或者，我們可以再設想一個例子。當今，設計建造高樓大廈，當然可以認為是像牛頓力學之類的理論成為其“支撐”，然而，當年在設計建造著名的趙州橋時，那些工匠并無牛頓力學可用，他們就是在無支撐的情況下建造成功的嗎？所以說，我覺得，當我們談到所謂“支撐”時，經常會不自覺地受到當代觀念的影響，而實質上，說支撐，或理論支撐，其實就是提供了一種自洽的解釋系統（這不同于你對席文的說法總結的“表達系統”）。在科學史上，燃素說，以太說，不也都是為當時人們解釋自然現象提供了“理論支撐”嗎？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像薛鳳這樣將宋應星及他那個時代對技術的理解納入到更為哲學化的涉及對自然之理解的像“氣”這樣的解釋中，我覺得確實是有其道理的，避免了我們再用后來的隱含的理解去看當時的技術問題。

江曉原：我們之間的分歧其實并沒有表面上看起來的那么大，主要是我們對于“支撐”這個詞匯的理解有所差異造成的。你舉的趙州橋的例子很好，這和我以前用過的弓箭的例子堪稱異曲同工：我們在先秦時代就能制造強弓硬弩，而這顯然不是靠關于彈性材料的“胡克定律”來支撐的。我的意思是，我們當然同意古代中國的各項技術成就都是有理論支撐的，只不過這些理論不是現代科學的理論。

其實更直白一些來說，我想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表達或解釋，就是支撐，或者至少提供了一部分支撐？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在原則上就沒有分歧了，因為我可以同意這樣的想法。只不過在這樣的意義上，這種支撐和西方的典型例子——比如托勒密宇宙體系對數理天文學提供的支撐——相比而言，沒有那么直接和顯而易見。

如果我們在這一點上能夠達成共識，那我相信我們對薛鳳教授《工開萬物》一書的評價就更能達成共識了。她的書不僅深入討論了我們感興趣的問題，而且是非常富于啟發性的。

劉兵：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思，但還需要一點不是作為“支撐”的解釋：其實這個問題還是比較復雜的，在有些情況下也許是這樣，但在另一些情況下，例如像在前面提到的中醫例子里，那些基于像“陰”“陽”“五行”“寒”“熱”及“氣”等概念范疇的理論，已經是很系統、很完整的理論了，并且指導著實踐，那就不僅僅只是表達或解釋的問題了，而是真正意義上的“支撐”，而不只是“一部分支撐”。

中醫以“陰陽”“五行”等理論為指導，故被一些人指為“偽科學”，近年來爭論不息

在這個問題上，有兩點似乎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人們在受到當代教育而形成“缺省配制”的背景下，會不自覺地持一種一元論的觀點，總認為對于某個對象、某種事物的認識，只能有一種“正確”的理論，因而會把那些與自己接受的理論不同的理論當作是錯誤的理論。但對于“為什么只有一種理論正確”的道理，卻并未有更深入的思考和論證；其次，是經常會忽視在不同的理論之間，并不一定有完全的可通約性，即不一定在所有的情況下都可以用一種理論去說明和解釋另一種理論。

總之，薛鳳教授這部著作，不管是不是能讓所有研究中國古代技術史的人都信服地接受其觀點（這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但它確實在對宋應星和中國古代技術史的研究領域開辟了另一種路徑，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的新思路。

（江曉原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劉兵為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