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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社香：毛澤東晚年對中國未來的擔憂

點擊：2732  作者：馬社香    來源：齊睂博客  發布時間:2016-04-27 09:08:29

 　　

　　1965年6月下旬，上海衛生戰線召開了一次巡回醫療隊報告會。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對我國上層建筑整體狀況憂心忡忡，對醫療衛生不為工農兵服務，只為少數人服務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提出批評，對農村缺醫少藥的現狀非常擔心。在這種背景下，有些省以及上海市委派出巡回醫療隊到基層和農村，為工人和貧下中農送醫送藥。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中山醫院、第六人民醫院當年派出了以各科科主任和副主任為主要成員的巡回醫療隊，上海第六醫院婦產科主任胡志遠在農村巡回醫療隊中，還發明了一種比較簡便的方法治療農村婦女多發病，受到當地好評，也成為上海巡回醫療報告會的主要內容。毛澤東了解這些情況后，可能聯想到上個月重上井岡山及紅軍醫院在建設根據地斗爭中的作用。最初紅軍醫院設在茅坪，后來搬到小井，一直堅持免費為老百姓看病。那時候，藥比較少，一點兒阿司匹林都是寶貝。有藥，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為他們治病;其次，才是戰士、黨員;最后是黨的干部。戰士們死不同意，要把藥留給干部，相互謙讓，那種場面讓人流淚。現在，共產黨掌權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農民忘了，怎能把井岡山的傳統忘了?不能忘。6月26日，毛澤東有感而發，說了下面這段話——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院，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么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制?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醫院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符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人是農民。

　　“脫離群眾。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于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

　　“城市里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一兩年本事不大的醫生，其余的都到農村去。“四清”到××年就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是沒有結束的，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這段話一年后被稱為光輝的“六二六指示”。

　　在毛澤東這次講話前一個月，1965年5月27日，劉少奇在北京同衛生部負責人崔義田、史書翰、計蘇華等人談話，說：現在的醫藥衛生工作只是面向一億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國70%的醫務人員集中在城市，占五億多人口的農村中醫務人員和藥品都很少，為了解決衛生工作面向農村，藥品供應要研究，如何把供應點深入農村

　　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回憶，1965年前后，主席身邊的醫務人員都輪流下放到農村工作了一段時間，送醫送藥到貧下中農家里，包括當時的醫生李志綏和護士長吳旭君。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隨后在杭州、上海等地放了上層建筑各個領域需要變革，需要革命的三把火。6月27日離開上海路過南京，毛澤東在專列上接見了江渭清等江蘇省主要負責人。6月28日深夜回到北京。

　　1965年6月29日下午，毛澤東在北京接見了坦桑尼亞第二副總統卡瓦瓦的夫人和由她率領的坦桑尼亞婦女代表團成員，接見時在座的有鄧穎超和曹孟君。這是毛澤東回到北京后第一次外交活動。1965年3月15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前最后一次外交活動是3月14日接見了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和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席希爾等同志。

　　1965年毛澤東的井岡山之行由此有力地畫了一個意味雋永的內圓和外徑。

　　毛澤東生前曾向一同重上井岡山的護士長吳旭君和自己的親屬都說過這樣的話：“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1965年的毛澤東，十分擔憂我們的政權模式缺少一種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那樣的“政治民主”機制，來監督從上到下的各級干部。毛澤東認為，這個問題不解決，黨內可能會滋生特權階層，犧牲了千千萬萬革命先烈乃至幾代人的生死追求，將變相付之東流。1965年，毛澤東反復地將這一點提到全黨面前，提到中央高層議事日程。

　　劉青山張子善案件

　　劉青山、張子善案件是在建國初期“三反”運動中查出的一起黨的領導干部嚴重貪污盜竊國家資財案件。

　　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會議揭露了劉、張的罪行。同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決議，經中央華北局批準，將劉青山、張子善開除出黨。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舉行公審大會，隨后河北省人民法院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判處劉青山、張子善死刑。

　　劉青山、張子善案件

　　時 間：建國初期“三反”運動時期

　　事 件：貪污盜竊國家資財

　　結 果：判死刑

　　目錄：1 經過、2 過程、3 善后

　　經過

　　劉青山，1914年生，河北安國人，雇工出身。1931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被捕前任中共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張子善，1914年生，河北深縣(今深州市)人，學生出身。1933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副書記、天津專區專員，被捕前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他們過去在黨的培養教育下，為黨為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無論是在抗日戰爭還是在解放戰爭中，都曾進行過英勇的斗爭，建立過功績。但在和平環境中，經不起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蝕，逐漸腐化墮落，成為人民的罪人。

　　1950年至1951年他們在擔任天津地區領導期間，盜竊地方糧款289151萬元(注舊幣1萬元合新幣1元)、防汛水利專款30億元(還10億元)、救災糧款4億元、干部家屬救濟糧款14000萬元，克扣修理機場民工供應補助糧款54330萬元，賺取治河民工供應糧款37473萬元，倒賣治河民工食糧從中漁利22億元;此外還以修建為名騙取銀行貸款60億元，從事非法經營。以上共計1554954萬元。他們還借給機關生產名義，進行非法經營，送49億巨款給奸商倒賣鋼材，使人民資產損失14億元。還派人員冒充解放軍，用救災款從東北套購木材4000立方米，嚴重影響了災民的生產和生活。在獲非法暴利、大量貪污之后，任意揮霍，過著極度腐化的生活。劉青山甚至吸食毒品成癮。經調查，劉青山貪污達1.84億元(舊幣)，張子善貪污達1.94億元(舊幣)。

　　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會議揭露了劉、張的罪行。同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決議，經中央華北局批準，將劉青山、張子善開除出黨。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舉行公審大會，隨后河北省人民法院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判處劉青山、張子善死刑。

　　過程 1951年夏季，劉、張二人因調動之事鬧內訌，暴露了“機關生產”的秘密，引起警覺。而劉、張問題得以“正式列入議程”，則始于天津地委機關干部李克才最后向省委組織部、省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揭發。11月間，省委向天津地委派出檢查組。 11月11日，華北局在京召開了省、市委書記會議，傳達中共中央《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及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對有關上術問題的指示，學習《人民日報》社論《向貪污行為堅決做斗爭》，準備在全區大張旗鼓地開展“三反”運動。

　　正是這股強勁的東風，推動著河北省委省政府迅速解決劉、張的問題。

　　1951年11月12日至12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會議在省會保定舉行。劉青山、

　　張子善的貪污行為，在省委領導下被全部公開揭發出來的，省委建議省政府，立即將主犯劉青山、張子善予以逮捕。

　　12月4日，河北省委通過了關于開除劉青山、張子善黨籍的決定，并經報中共中央華北局批準。省政府于11月29日、12月2日別逮捕劉、張二犯后，又決定組成以省長楊秀峰為主任，以省委組織部長薛迅為副主任的“劉青山、張子善大貪污案調查處理委員會”，赴天津專區徹查此案。

　　12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將關于劉、張大貪污案的情況，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提出報告。報告中檢查了省政府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并請求予以處分。

　　在披露劉、張案件的當天，河北省委即給全省各級黨組織發出通知：“根據省黨代表會議的提議，茲特決定：所有接受劉青山、張子善賄賂禮物的干部，均應無例外無保留地進行深刻檢討，向黨寫出申請書，聽候黨的審查處理。”

　　1952年1月份，河北省直機關和團體兩次召反貪污坦白檢舉大會和反貪污斗爭大會，一次6000多人，一次近萬人。當場坦白者得到減免其罪，拒不坦白的大貪污分子被當場依法逮捕，予以嚴懲。

　　河北省委、省政府在揭發處理劉青山、張子善案件上，態度是堅決的，積極的;措施是果斷的，有力的。

　　1951年11月29日，即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會議進行的第9天，下午5時，省公安廳依法將張子善逮捕。張作為天津地區出席省黨代會的代表及負責人，正在下榻的保定市西關一家飯店里吃飯。用他自己的話說：“一看到公安人員亮出逮捕證，一下子全懵了。”

　　逮捕劉、張的命令同時發下時，劉不在國內，而是作為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青年友好代表團的正式成員，出席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會去了。參觀、訪問、聯歡，到處受到歡迎和款待，年僅35歲的劉青山，能以一國代表的身份置臨這種場合，真是一種莫大的榮耀。

　　代表團乘火車回國。12月2日，列車在天津站停下，兩個穿便衣的陌生人，走進代表團的軟臥車廂。劉青山一瞥見來人走向自己，立刻警覺到不對頭。

　　“劉青山同志，請您下車。”

　　“不，我要隨代表團一塊兒進京。”劉青山看上去鎮定自信，內心卻非常緊張。

　　來人嚴肅地盯著他，話音不高，但異常威嚴堅定：“你必須下車，這是組織的決定。”

　　劉青山仿佛受雷擊一樣，一切都明白了。

　　當晚，劉青山和張子善一起，被分別關押在保定河北省公安機關后面一排灰磚平房里。這地方還在，即現今保定直隸總督衙門舊址最后部，可惜導游員不清楚這段歷史，也不向游人參觀者介紹。

　　1951年11月29日，即逮捕張子善那一天，華北局將河北省委的請示討論后，向黨中央、毛主席作了書面報告。

　　11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起草的轉發這一報告的批評中指出：“華北天津地委前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并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

　　據有關資料披露，周恩來拿著華北局上報中央的報告，氣憤地說：“更不能容忍的是，全國人民在轟轟烈烈地開展禁毒、反對嫖娼的運動，我們這些所謂功臣們，卻吸毒成癮，濫搞男女關系!我們怎么向全國人民交待啊!”

　　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華北局提出了對劉、張二人的處理意見：“我們一致意見處以死刑。”12月20日，華北局經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對劉、張的處理意見：“為了維護國家法紀，教育黨和人民，我們原則上同意將劉青山、張子善二貪污犯處以死刑(或緩期兩年執行)，由省人民政府請示政務院批準后執行。”之所以加“或緩期兩年執行”，是考慮到中央決策時有回旋的余地。

　　據有關資料記載，周恩來將這些報告送交毛澤東，見毛澤東看后許久不語，就問：“主席的意見呢?”

　　毛澤東說出兩個字：“死刑”

　　周恩來說：“萬一有人出面講情呢?”

　　毛澤東又是兩個字：“不準”。

　　當時擔任天津市委書記的黃敬，曾在冀中擔任過區黨委書記，是看著劉、張成長起來的。在公審大會召開之前，他找到當時兼華北局第一書記的薄一波，說：劉、張錯誤嚴重，罪有應得，當判重刑。但考慮到他們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有過功勞，在干部中影響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說說，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過的機會。

　　薄一波說，中央已經決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黃敬堅持要薄一波反映反映。薄一波說，如果一定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說，黃敬堅持不去，只是要薄一波把他的意見轉報毛澤東。薄一波如實地向毛澤東轉達了黃敬的意見，毛澤東聽后說，是黃敬叫你來的吧?薄一波只好說是。毛澤東說;人家不來，叫你來，你就那么老實。薄一波不好說什么，只好笑笑。毛澤東一臉嚴肅，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兩千個，兩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黃敬同志應該懂得這個道理。

　　而后，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下了命令：“凡是為劉青山、張子善講情的人，我一律不見!”

　　電影《新中國第一大案》中，沒有出現毛澤東、周恩來、簿一波等人的的鏡頭，一來是1992年時銀幕上出現領袖形象還很少，動靜太大，不好通過;二是因為當時有些史料還未問世，如薄一波回憶錄等，我們只是聽說了一些如主席曾說“人民要我斬馬謖”等等，無處核實。檔案館有檔案，但未解密，不讓查;我們又不敢杜撰，所以就虛寫了這一部分，現在看來是個遺憾。電影本身就是遺憾藝術。

　　據不完全統計，到1952年1月，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參加“三反”運動中的總人數為383萬多人(未包括軍隊數字)，全國共查出貪污舊幣1000萬元以上的貪污犯10萬余人，貪污的總金額達6萬億元，對有嚴重貪污行為的罪犯，判處有期徒刑9942人，判處無期徒刑的67人，判處死刑的42人，判處死緩的9人。而這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劉青山、張子善的被處決。

　　嚴懲劉青山、張子善的果斷決定，是再一次用行動向全社會表明：我們黨決不會做李自成!決不會放任腐敗現象滋長下去!決不讓千千萬萬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江山改變顏色。

　　“三反”運動的勝利，純潔了國家機關，對廣大干部進行了一次廉潔奉公的教育，對防止干部的貪污腐敗、保持干部隊伍的清正廉潔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同時，它也保證了我們黨的干部十幾年的清正廉潔，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無政府狀態中，雖然缺少監察和監督，領導干部的貪污腐敗現象也極為少見。毫不夸張地說，這個案件教育了整整一代共產黨人。有位歷經滄桑的老干部感慨：“斃了兩個人，黨風好了20年。”

　　據當年看守審訊劉青山的人講，劉自被逮捕關押，直到最后被槍斃，總的表現是比較沉悶，不愛講話，常常一個人坐在灰房子里，面壁發呆。被審訊時倒不怎么隱瞞逃避，但需有嗎啡針注入提神，否則便無精打采。他自知罪孽深重，獨處時間發長嘆，總是翻來覆去地這樣幾句話：“以我做個典型吧，以我做個典型吧······”

　　而張子善則不同了，自被捕關押那天起，就一直在講，在寫，在坦白交待，為今日留下為數可觀的書面材料。雖然其中有的地方或避重就輕，或推脫責任，但畢竟是親口所言，親筆所記，仍可視作一個蛻化變質分子的懺悔錄，一面警示后人的歷史之鏡。

　　我曾仔細翻閱過張子善的交代材料，鋼筆字寫得流利漂亮，畢竟是文化人。我曾想，這人知不知道他寫的這些字將成為歷史，他寫時抽不抽煙，喝不喝茶，掉沒掉眼淚。我甚至想仔細地從頁面上辯認一下有沒有淚水的痕跡。

　　據人介紹，二犯被捕關押后，監審人員沒動他們一指頭，審訊是異常嚴肅認真的，在生活上遠比通常的囚犯優待。元旦和春節時，伙食更好一些，但不給酒。二犯吃、住均實行隔離。臨刑前一天，即1952年2月9日，二犯被引到一處共用晚餐，菜肴較豐盛，還有一瓶酒。

　　這意味著什么?不用我說，大家都明白。所以二犯一見這場合，臉就變了。

　　監管人員，也是省委一位負責人，說：“明天省里開公審大會，對你們進行宣判。組織上希望你們能表現好一點，不要再給共產黨丟臉。”

　　劉青山問了聲這是什么意思，監管人員沒正面回答，只是說：你們還有什么話，有什么要求，盡管講。

　　二犯一聽，全愣了。過了一會兒，劉青山提出要見一見中央來的人;張子善也說有此要求，并說要見省委領導。劉、張畢竟是多年的“高級干部”，了解黨內情況，斷定這等大案會驚動中央。確實，有中央領導人來到保定，但沒有見他們的意思。劉青山見監管人員不應聲，又催促轉達。監管人員令二犯坐下，然后沉穩地說：“這是中央的決定，是毛主席親自批示的，你們應該向人民低頭認罪。”

　　“什么決定?”張子善要問個明白。

　　“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二犯驚呆了，在令人窒息的、可怕的沉寂中，二犯流下眼淚。

　　在神態正常后，張子善對監管人員留下遺言：我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沒有意見。這對黨有好處，只有這樣做，才能教育全黨。因為我罪惡深重。我沒什么掛念。我XX在村里任支部副書記，和區委宣傳委員關系不好，這點請黨注意。我毫無意見，請轉告省委、華北局、中央，這樣處理我很感激。上刑場我會做到，第一不罵黨，第二不喊“共產黨萬歲”。和省委說一下，處決我自己吧，留下青山。

　　劉青山是個工農干部，高大粗實，說話辦事大大咧咧，罵人訓人時而有之，但又是豪爽直率的性情中人。在審訊他時他就說過：“反正我錯了，省委趕快把材料整理整理算了。在反貪污浪費的今天，拿我當典型，處理我來教育全黨。南方北方的干部認識我的不少，把干部教育一番，在歷史上說也有用。”最后一旦知錯知罪，認賬也就不再含糊。他表示伏法后，只提出一條：“我還有一句話，我的孩子上學問題。”

　　“這你不用管，孩子是國家的。你想的還不如組織想的周到。你放心，你犯了法，孩子沒有犯法。”

　　劉青山抹了一把淚，說：“我不求饒，死了比活著有價值。”“告訴我弟弟，把尸首取走。還有津市局(劉在天津住所)有大小皮包，那是黨的財產，交給黨”。

　　劉青山、張子善是大貪污犯，罪有應得。但他們最后的表現，說實在的，我覺得是條漢子，用小品中高秀敏說的話：爺們兒，純爺們兒。電影中這一段是用老房東送一碗餃子來表現的，非常感人。看看現在一幫貪官，平日花天酒地，作威作福，欺男霸女，不可一世。一但淪為階下囚，哭得鬧的，軟磨硬抗的，裝孫子的;聽到最后審判，嚇得尿褲子，裝死狗，這都算什么玩意兒!

　　1952年2月10日，農歷正月十五，是個星期天。

　　保定市體育場坐滿了21800多人，主席臺上拉起巨幅，“河北省人民公審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大會”。北京電影制片廠新聞攝影隊架起兩臺攝影機，記錄了歷史一幕，與此同時，唐山市組織了6.7萬人,石家莊市組織了5.5萬多人，全省各地近20萬人有組織地收聽大會實況。

　　中午12點大會開始，劉青山、張子善由民警押入會場。劉青山頭戴水獺皮帽，身穿藏青色呢子大衣，足蹬皮鞋;張子善穿一身板挺的深藍色呢子制服，腳下也是一雙新皮鞋。二人從頭到腳都是當地委書記，當專員時去開會或赴宴時的穿戴，只是手腳多一幅手銬，胸前多一塊白布，上面分別用毛筆書寫;“大貪污犯劉青山”、“大貪污犯張子善。” 這有照片為證。

　　張子善此時口中還喃喃自語：“照吧!照個相吧，最后一張了，讓后人受受教育······”劉青山則始至終緊繃著嘴角，一言不發。

　　會議議程為由省委組織部長薛迅代表“劉青山、張子善案件調查處理委員會”控告二犯罪行，由寶抵縣農民孫樹林代表災民進行控訴，由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長、臨時法庭審判長宋志毅宣判判決主文。而后，4名警察將劉、張用繩綁起，押赴保定市東關大校場執行槍決，劉青山自己走，走得挺穩;張子善則腳脖子發軟，只能由民警架著走了。

　　刑場上兩口通體紫紅的松木大棺材，格外刺目。

　　河北省委根據中央領導的指示，做出四項決定，交待行刑人員及善后單位執行：

　　一、子彈不打腦袋，打后心;

　　二、 斂尸安葬，棺木由公費購置;

　　三、 二犯之親屬不按反革命家屬對待;

　　四、 二犯之子女由國家撫養成人。

　　這些決議事先也對劉青山、張子善講明。二犯聽后，放聲大哭。

　　兩聲槍響同時爆出，震徹長空大地。全保定市、全河北省、全中國都聽到了。

　　善后 共產黨說話歷來是算數的，履行了對劉青山、張子善的四條承諾。

　　張子善無后，劉青山則有三個孩子，孩子的撫養和上學問題是他最關心的。在劉青山被處決后，中共中央、華北局、河北省委三級領導研究后作出決定：劉青山長子和次子由國家供給，每人每月15元生活費，老三由劉青山的妻子范勇撫養。當時的15元，折合150斤小米，是基本能滿足一個月生活所需要的。1954年范勇改嫁后，兩個孩子的生活費一度被取消，后在省委的干預下又恢復了供給。1961年劉青山之弟向石家莊地委反映劉青山的孩子生活困難，又領到了補助款幾十元。1962年老大劉鐵騎上高中后開支加大，省委決定將其生活費提高為20元，老二劉鐵甲的生活費仍為15元，并給老三劉鐵兵補為每月15元。兄弟三人每月共50元，維持到1970年劉鐵騎大學畢業參加工作之時。“文化大革命”期間曾欠發998元，1981年省紀委查明后也予以補發。

　　在三個孩子中，劉鐵騎學習刻苦，成績優秀，1965年考入北京石油學院，1970年被分配到撫順石油一廠，1975年調到廊坊中國石油天然氣管道局供應處。劉鐵甲吃苦最大，“文革”開始時已上到了高中二年級，“文革”后期便回農村務農，曾到東北編籮筐賣錢。1976年在哥哥劉鐵騎的幫助下，成了一名石油管道工人，后在內蒙古二連輸油公司工作。劉鐵兵高中畢業后回家務農，因父親的問題未能參軍。他曾在曲陽煤礦下礦井，解決了農轉非問題，后又調回安國縣工作。

　　在劉青山被處決時，老大劉鐵騎七歲，老二劉鐵甲四歲，老三劉鐵兵剛幾個月大。后來，三弟兄先后跟叔叔劉恒山在老家安國縣南章村生活、長大。劉恒山后來告訴記者：“我哥死后，那一家是爹死娘嫁人啊!我無兒無女，就把我哥的那幾個孩子接了過來，是我給帶大的。當然政府也沒忘了劉家的后代，劉青山被槍斃之后，這幾個孩子一直拿政府的撫養金，‘文革’期間由于受左的路線的干擾，孩子的撫養金一度被中斷，后來我找有關方面申訴此事，引起了有關方面重視，后來也都補發了。現在他們都在忙自己的那份工作，干得都挺好的。”

　　劉青山給他的兒子們帶來過榮耀，但他留給兒子們更多的是心靈上永遠無法抹去的陰影!

　　作為共和國第一反腐大案，毛澤東親批斬殺有功之臣，又要求當地政府撫慰其后代，如此決策，在新中國歷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