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網按:馬步芳一事輿情不斷升溫。據日本舊陸軍省秘密檔案《密大日記》記載,馬步芳曾暗中與侵華日軍從事軍火交易,與侵華日軍保持比較密切的聯系。抗戰期間 , 馬步芳屢次興兵屠殺與掠奪果洛藏族各部落,致使百年不遇的瘟疫爆發。農林部劃撥銀幣120萬元用以賑災,絕大部分賑災款和救濟物資都中飽了馬步芳的私囊。與之相比,馬本齋為消滅日寇沖鋒在前,帶著回民義勇隊與敵人殊死搏斗,其母親被日軍抓獲后絕食而死,以身殉國。馬本齋一門英烈,才是中華民族英勇無畏的英雄。】
關于馬步青、馬步芳與日軍進行秘密武器交易的幾條史料
秦永章
《青海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
迄今為止,尚未發現西北馬家軍閥與侵華日軍從事軍火交易的材料。幸運的是,近年筆者在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查詢資料時,發現了四條抗日戰爭爆發前夕青海軍閥馬步芳、馬步青與日軍進行秘密武器交易的史料,為我們研究“二馬”為擴充自己的勢力,暗中與侵華日軍進行秘密接觸的歷史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這里就以上幾條史料進行一下介紹,以供治西北回族史的同人們參考。
涉及二者武器交易的史料,筆者發現的共有四條,題目分別為《馬步青武器購入件》、《對馬步青、馬步芳售出兵器件》、《相關給中國出售兵器件》以及《給中國出售兵器件》,均收錄于日本舊陸軍省大日記類的秘密檔案《密大日記》。(原日軍機密檔案史料,戰敗時多被日軍有意識焚毀或散失,未來及銷毀的部分被美軍沒收,保管在美國國務省公文書部。后經交涉,美國方面于1955年4月將其收管的資料返還給日本,其大部分收藏在防衛研究所。陸軍大日記類是由陸軍省編輯的、從明治元年(1868年)到昭和十七年(1942年)之間的機密文書,有《密大日記》、《陸支省》、《陸滿密》等約20種。)以下按時間順序,諸條予以介紹。
一、《關于馬步青武器購入件》
此條資料收錄在昭和十一年(1936年)《密大日記》第6冊,共6頁。先是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參謀部次官給駐華天津軍參謀長的密碼電報,再是天津軍參謀長給陸軍次官的請示報告。先看一下日本駐天津軍參謀長給陸軍次官的請示密電。
該密電提出的時間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8月25日,標有“密支參庶148”。其中云:“數日前,駐在甘肅省涼州(今甘肅武威)第二師師長馬步青派其駐平(即北京)辦事處長居益三到我軍司令部,說`為了對抗目前正從陜西方面西進的共產軍,馬步青意欲充實軍隊實力,依照以下條件從日本購入武器’。我以為,如果可能的話應在甘肅方面多少扶植我方的勢力,一朝有事,對蘭州平原施策時可助一臂之力,這不無意義。因此,我希望應實現其武器購入計劃。”關于具體購買計劃如下:
(一)數量:三八式步槍一千支、子彈一百萬發。
(二)運輸方法:經由大連在冀東地區卸貨,在天津交貨。此后的運輸方式由他們自己與相關中國地方政權及鐵路聯系后進行。從包頭到涼州之間主要利用駱駝運輸。
(三)付款方式:簽約的同時先支付百分之五十,余款委托合同雙方指定的銀行,貨到后付清。
(四)交易方:泰平組合。
大本營陸軍省參謀部收到以上電報以后,8月27日由參謀次長進行回復,即《次官給天津軍參謀長的電報》,其中沒有新的內容,只是對以上請示的同意批復。另外,該文件首頁標有結了時間,記為9月15日,該時間也應是這宗武器交易結了時間。
二、《關于給馬步青、馬步芳售出兵器件》
此件收錄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密大日記》第7冊,該件的密受編號為第1983號。其中收錄了天津軍參謀長給陸軍次官的兩份密電,以及日本陸軍參謀次官給天津軍參謀長的批復。
第一份密電是1936年12月16日發出的“支參電457號”。該密電云:“甘肅新編第二師團長馬步青、青海省主席馬步芳提出各自追加購買三八式步槍一千支(附帶槍刺及配件)、子彈一百萬發。與前回同樣的條件,由泰平組合經手交易。請求批復。”
陸軍次官于12月21日對上電做了回復,編號為“陸第430號”。該電云:“對12月16日支參電457號所報、給馬步青、馬步芳出售武器沒有異議。但是鑒于內蒙方面發生的事件,對上次出售給二馬武器的用途需要慎重調查,期望沒有遺憾。希望與額濟納機關(即日軍設在內蒙古額濟納的特務機關——筆者)取得聯系,盡量利用他們。”
其次是1937年1月14日天津軍參謀長發給陸軍次官的“支參電24號”,標題為“關于去年12月21日附陸電第430之件”。電文中云:“本日馬步青的代表來訪,所言如下:`第一次(交易的武器)確已抵達我處。第二回的武器目前正在運輸途中,不過也已抵達回教徒勢力范圍。但第三回的武器(12月16日附支參電457號所云部分——原文)購入因發生西安事變之故,從遠地運送羊毛的時間延遲,現立即將羊毛售出,會得到購入兵器的現金,正式的合同直到2月份有效。乞諒承。”對此電,未見陸軍省方面的回復。
三、《相關給中國出售兵器件》
此件是昭和十二年2月23日由中國駐屯軍參謀長寫給大本營陸軍次官的請示密電,編號為“機密支參電第107號”,收錄于昭和十二年《密大日記》第7冊。陸軍的收件番號為密第308號,結了時間記為4月24日。
該電文的前部分是華北宋哲元部出售武器的相關內容,后部分涉及到給西北軍閥出售武器,云:“……我認為把以前通過大倉洋行給甘肅及青海售出的步槍四千支(其中二千支是去年12月21日次官電第420號的認可及正式合同賣出,另外二千支由大倉洋行通過其總店取得中央意見)、輕機槍三百支(正由大倉洋行通過其總店確認中央的意向,大概在今年6月份賣出)及彈藥轉售給冀察地區的宋哲元部更為有利,請盡速答復。另外已給馬步青、馬步芳二人分別提供了步槍一千支、子彈五百萬發。由于最近`蒙古工作’方針的變更等原因,我認為不必再給他們增售武器。……”
1937年3月6日,陸軍次官給上電予以回復,電云:“應賣給甘肅及青海武器中的步槍二千支及子彈二百萬發已經交付。剩下的二千支步槍及將來提供給冀察方面的武器問題,另外再議。……”
四、《關于給中國售出兵器件》
此件收錄于昭和十二年《密大日記》第8冊,陸軍省的收件編號為“密第792號”。這是1937年5月1日中國駐屯軍參謀長給陸軍省參謀次長的電文,電云:“青海馬步芳方面希望購入日本32年式軍刀甲(騎兵用)五千付,請審議。”(支參電243號)
5月22日次官的回復電文云:“若購二千副32年式軍刀乙(步炮兵用)的話無妨,如果購買其它的話請向奉天制造所訂購。”(陸密電15號)文末付有陸軍省槍炮科、軍事科的意見,槍炮科指出“32式軍刀乙有二千副,32式軍刀甲無在庫品,可向奉天制造所訂購”;軍事科的批語為:“無異議”。
簡析:從以上四條史料可知,抗戰爆發前夕的1936年底至1937年5月,西北軍閥馬步芳、馬步青與侵華日軍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系。1936年正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一部北上抗日路經青海地區,時任青海省主席、新編第二軍軍長的馬步芳,及其胞弟、駐守涼州(今甘肅武威)的馬步青,秉承蔣介石旨意,積極出兵予以堵截,并在河西走廊與紅四方面軍西路軍隊進行死戰。為了充實自己的勢力,裝備“馬家軍”,馬步芳、馬步青暗中曾多次與侵華日軍接觸,從日軍那里購買步、騎兵用的武器及彈藥。出于打擊愛國抗日武裝,并在我國西北地區扶植親日勢力,侵華日軍及日本大本營陸軍省對馬家軍閥的武器要求是盡力滿足。雖然以上幾條記載不可能是“馬家軍”與日軍之間從事秘密軍火交易的全部,但由此可以窺見其頻繁進行武器交易之一斑。因此,以上史料是研究西北馬家軍閥歷史的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歷史學博士)
馬步芳:人造百年大瘟疫 截留賑災款
楊智友
《中國藏學》 2006年第3期
[摘要:1942年秋 , 青海境內的草原上發生了特大牛瘟病疫。災情發生后, 南京國民政府采取了撥款賑濟、撫恤治災、減免賦役、設置防疫機構等一系列措施。本文依據大量的歷史檔案資料, 在重新回顧、梳理、剖析那段慘絕人寰的歷史同時, 對青海牛瘟案妥為處置的歷史背景及民國政府的賑災狀況進行了評述。】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災害大國。“災害種類之多, 災害頻率之高, 危害程度之重, 世所罕見。” 【李本公、姜力: 《救災救濟》[z], 北京: 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年,第1頁。】 民國年間, 各種自然災害依然嚴重, 呈現出無年不災、無地不災、多災并發的特點。頻繁發作的自然災害使廣大人民深受其苦, 尤其是瘟疫, 具有突發性、流行性和高死亡率等特征。不僅發作兇猛易于蔓延, 而且其流行還往往伴隨著水災、旱災等的發生。
綜觀整個民國時期, 戰亂迭起, 災荒頻仍。而這一切尤以1942年為甚。其時正是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到最艱苦的年份。人民不僅遭受餌兵之禍, 還成為災黎之象。在這一年, 全國爆發了罕見的旱災, 其范圍之廣、時間之長, 為數十年來所僅見。與此同時, 中國大地疫災橫行, 其中最為慘烈的, 當數發生在青海草原上百年未遇的特大牛瘟病疫。
一、青海牛瘟大爆發的原因
青海是我國的天然大牧場, 歷來就是蒙藏等少數民族依靠畜牧業為生的所在。在草原畜牧經濟結構中, 牛作為主畜, 占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是蒙藏牧民賴以生存的主要資源。母牛不僅可以繁殖, 擴大再生產, 還是牧民日常生活的食品生產者; 公牛是草原交通運輸的動力, 被稱為“馱牛” , 牧民的遷移和貿易活動都要依靠“ 馱牛” 來完成。可以說, 牛是除了馬、羊之外最重要的食物來源和交通工具, 所謂“牧而危者… … , 牛次之” 。【《黑韃事略》[Z], 北平: 文殿閣出版社,1936年,第16 頁。】
牛瘟是幾千年來嚴重危害青海草原畜群的一大病疫, 每隔若干年都要周期性地爆發, 從未絕跡。它和羊蹄疫、馬鼻疽一起并稱為三大畜疫病, 給蒙藏牧民帶來深重災難。雖然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也采取過一定的措施, 卻始終拿不出行之有效的防治之策。
自古以來, 青海的畜牧業都是靠天養畜, 自然消長。蒙藏牧民們沿襲的是古老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這是一種粗放的落后的生產方式, 在幾千年來束縛青海草原畜牧經濟發展的同時, 也埋下了隱患。由于純粹是靠天養畜, 因此每當春夏缺雨、牧草無法生長或是冬季大雪牲畜無法吃草時, 都會導致各類牲畜膘瘦體弱, 極易感染牛瘟等病疫, 從而蔓延草原, 造成大面積的死亡。在自然災害面前, 青海草原上的牛、馬、羊等各類牲畜無法擺脫這種“夏壯、秋肥、冬瘦、春死”的周期性循環。面對牛瘟, 蒙藏牧民采用了古老的“ 種牛痘” 之法與之抗爭, 他們將患有牛瘟的牛犢殺死, 將其肉剁成肉漿, 給牛灌食少許, 待其發燒出痘并能生存下來便產生了免疫體。此法雖有一定的效果, 但沒有得到普遍推廣。
明朝末年的中醫名家吳又可在其著名的( 瘟疫論) 中精辟地闡述道: “大約瘟疫之來, 多因人事之相召, 而天時之氣運, 適相感也。故氣機相侵, 而地氣又復相應, 合天地之毒氣, 而瘟疫成焉。” 自清朝雍乾以來, 為了平息所謂的叛亂, 統治者加緊了對青海蒙藏各少數民族部落的征剿, 使草原的畜牧經濟絲毫得不到休養生息的機會。民國以來, 馬步芳家族趁中央政權在青海地區政治與軍事力量薄弱, 為強化對蒙藏諸部落的征服和控制, 動輒四處征討, 以武力殘害玉樹、果洛、環青海湖一帶的蒙藏民族部落, 以達到掠奪財富、擴張勢力的目的。據查“ 馬步芳家族屢次興兵屠殺與掠奪果洛藏族各部落, 自1921 年至1942年的20年間就進行過八次” 。【 劉進: 《中心與邊緣— 國民黨政權與甘寧青社會》[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年, 第231 頁。】其結果是迫使牧民流離失所, 在草原上漂泊, 而那些僥幸生存下來的牲畜, 失去了安定的生存條件, 本就極為虛弱, 再加上無人看管到處流竄, 不僅自身感染疫病的幾率大增, 還威脅到其他部落地區的牲畜安全, 從而禍害草原, 釀成大災。可見“ 瘟疫的流行除了自然災害外,更重要的還是因為腐敗的政治和殘酷的戰爭” 。【余新忠: 《咸同之際江南瘟疫探略》[ J ],第81 頁,《近代史研究》2002年5期。】
青海的畜牧業長期以來就是處于這么一種天災人禍雙管齊下的悲慘境地。原始落后的畜牧方式以及青海馬步芳政權對蒙藏部落的武力鎮壓和掠奪, 是青海牛瘟大爆發的兩個重要因素
二、青海牛瘟的爆發與南京國民政府的賑濟善后
1942年的大牛瘟之所以爆發, 究其原因, 無外乎天然災害的大發作以及政府的消極無為這兩個因素。其實早在1941年, 青海草原上就出現了氣候反常: 春寒“ 黑霜” 較多, 春夏干旱少雨。到了1942年間,在全國大部地區肆虐的罕見大旱也波及到青海草原, 致使牧草無法正常生長, 而秋后卻多雨陰濕, 霜期早來, 氣候失調, 直接影響到各類牲畜的生存。在這種惡劣的自然氣候條件下, 滋生了大量的病菌, 并迅速蔓延開來。1942年秋季, 青海省貴德縣政府最先報告“在該縣屬魯倉、日安、尖渣各族牧區發現牛瘟,死亡頗多, 傳染迅速, 請予救治” , 【1942年9月28 日馬步芳致行政院、蒙藏委員會等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一四一/1343。】牛瘟浩劫在環海牧區率先發難: “始由海西汪什代克族侵入海北富寧族, 又復轉入海東、海南各地牧場, 環海牧區遍遭其害。有全數死亡百無一存者, 內以毛( 耗) 牛為最多,扁牛較次”【1942年10月3日索諾恩旺濟勒等致蔣介石、蒙藏委員會等電, 一四一/ 1343。】。青海當地政府卻拿不出任何防治措施和辦法, 只是聽天由命, 致使瘟疫流行, “勢甚猛烈” , “民情惶恐倍增, 焦灼萬狀” 。【1942年10月10日馬步芳致蔣介石、吳忠信等電, 一四一/ 1343。】進入10 月, 局面愈加失控, 青海蒙古左翼盟長索諾恩旺濟勒稱: “統計各地死亡數字駭人聽聞, 截至現在已逾卅萬頭。竊以蒙藏人民以畜牧謀生, 牛只所需甚大, 今遭此百年未有之慘劇, 群情極形恐惶, 男女老少感苦要死, 圍而哭涕, 痛苦萬分, 莫知所措” 。【1942年9月28 日馬步芳致行政院、蒙藏委員會等電, 一四一/ 1343。】面對如此慘烈的災情, 難辭其咎的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在致蔣介石及各部委的電文中闡明災害緣起, 稱: “本省牛瘟原因系先催入夏之黑霜, 繼遭初秋之雨雹, 天災頻仍, 以致燥濕不勻, 氣候失調。因而草中滋生一種細微之病菌, 牛只食草后頓時口內生瘡, 兼患蹄黃病癥。正值食草嚴重之會, 適又猛降急性之傳染時疫, 流行疾勢遂轉劇烈, 無法挽救。遂致旬日之內竟斃牛五十余萬頭, 現仍在蔓延中” 。【1942年10月19日馬步芳致蔣介石、吳忠信等電, 一四一/ 1343。】馬步芳片面地強調了客觀原因, 卻只字未提人為因素。他同時迭電蔣介石、吳忠信等, “ 懇祈派員往青視察并賜有效救治, 免再蔓延, 以救民命” 。【1942年10月3日索諾恩旺濟勒等致蔣介石、蒙藏委員會等電, 一四一/ 1343。】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當即分電農林部和賑濟委員會, 請設法防止及撥發急賑。電文往來間, 牛瘟己由環海牧區侵入黃河以南一帶, 旋又轉入農業區域, 波及羊群, 蔓延到阿壩、黑河、甘南等地。
青海農區其實早已遭災, “查本年五月十八及十九兩日午夜氣候乍寒, 猛降黑霜, 年谷、青苗、蔬果均被殺傷。其幸而復得生長者, 繼于七、八兩月間迭遭冰雹之摧殘。入秋以來氣候逆轉, 于九月間降落大雪。在高寒地帶其厚盈尺, 禾稼全被凍壓, … … 總其收成平均僅有十分之三四耳” 。【1942年11月18 日馬步芳致吳忠信箋函, 一四一/ 1343。】 如今牧區牛瘟蔓延, 并殃及農區, 正所謂禍不單行。
由于“農區之霜雹雪災, 牧區之牛瘟疫災情形嚴重, 元氣大傷” , 【1942年10月31日馬步芳致何應欽、吳忠信電, 一四一/ 1343。】在要求救濟賑災的同時, 馬步芳致電參謀總長何應欽, 請求暫準免征本省冊一年( 1942) 度開征在即的代丁軍馬或以牛皮頂繳, 以安人心。
國民政府農林部于是火速電令屬下西北獸疫防治處派員馳往防治。疫情發作伊始, 該處已經“調派防治人員組織第五防治大隊攜帶生物藥品八五四八二西西, 于本年九月二十五日分四組向東海一帶及貴德各地出發防治” 。【1942年11月3 日農林部致蒙藏委員會代電, 一四一/ 1343。】并于十月三日到達青海, 會同該地原有工作站全體人員開始積極防治, 為爭得寶貴時間, 不分晝夜趕制菌苗血清, 以供防疫之用。由于疫情愈演愈烈, 農林部追加撥款10萬元, “傷本部中央畜牧實驗所榮昌血清廠趕造生物藥品, 運往青海應用”【1942年11月18日農林部致蒙藏委員會代電, 一四一/ 1343。】。并加調人員前往, 以迅速撲滅疫勢。
10 月12 日, 農林部部長沈鴻烈“ 蒼青實地視察, 以明真相” , 親自督戰, 指導救災防疫。他四處奔走,親往牛瘟現場查勘, 認為災情的慘重超過了想象。沈鴻烈為此在青海省政府會議上自我檢討: “ 青海這次遭受的牛瘟慘重, 不僅遍及西北, 還蔓延到西南, 身為農林部長, 深感慚愧” 。【《青海文史資料選輯》[c]第8輯, 西寧: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 第60 頁。】他向馬步芳提議除救濟治療外, 還應該重視防治之策。強調應重視獸醫工作, 設置專門的獸疫防治機構。這一建議的提出,表明沈鴻烈已充分認識到政府只被動救災而忽視減災所帶來的嚴重后果。沈鴻烈深入災區, 視察災情,宣慰災民, 協助地方開展抗災救災工作, 讓“ 全青人民感激同深” 。【1942年11月18 日馬步芳致吳忠信箋函, 一四一/ 1343。】 而賑濟委員會也沒有讓青海人民失望, “ 查青海省牛瘟一案, 業經本會呈奉行政院撥發六十萬元交由青省府統籌辦理急賑” 。不久, “ 又奉院令增撥四十萬元, 傷由財政部逞匯青海省政府配放” 。【 1942年1 月24 日、1943年1月4 日賑濟委員會致蒙藏委員會代電, 一四一/ 1343。】 與此同時, 軍令部也給災民們減輕了負擔, “ 經本部簽奉委座準以牛皮代替軍馬一千匹, 其余一千匹, 仍以馬匹繳納。以示體恤邊情、符合軍用均能兼顧” 。【1942年12 月31 日軍政部致蒙藏委員會代電, 一四一/ 1343。】在沈鴻烈的提議下青海獸疫防治大隊應運而生。這只火線成立的突擊治療隊除積極進行醫療防治外, 還著手進行調查研究, 不僅解了燃眉之急, 還為青海獸疫防治處的籌建打下了良好基礎。
三、青海牛瘟案得以妥置的歷史背景
1942年, 在災荒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年, 就戰爭史而言, 也值得大書特書。由于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使中國的抗戰局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抗日戰爭已不僅僅是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 也成為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重要一環。而日本侵略者為了建立太平洋戰場的后方基地, 加緊了軍事攻勢, 無論是在正面戰場還是敵后根據地, 中國軍民都與日軍展開了浴血奮戰, 抗日戰爭進入到最艱苦的階段。國民政府忙于在前方對日作戰, 本己自顧不暇, 卻硬是在物資匾乏、財政困難的情況下騰出手來, 對青海瘟區施以援手, 自有其考慮。
此時的國民政府雖然和日軍處于戰略相持的局面, 但已“ 喪失中原, 逃竄內地, 失去主要水陸交通線及豐富資源和居民之大半” , 【 (日) 防衛廳戰史室: (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 [M ],第二卷,第二分冊, 北京: 中華書局1981年中譯本, 第56 頁。】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達省份均成為淪陷區, 余下的半壁江山是遠離海岸線的西南、西北內地省份, 成為國民政府最后的依靠, 是支撐中國抗戰的后方基地。這些地區雖疆土遼闊, 卻是中國經濟最落后的貧困地區。盡管如此, 這些地區卻蘊涵著巨大的潛力, “ 查甘新寧青等省, 土宇廣大, 物產豐饒, 凡農林畜牧礦產石油皆有開發之價值” 。【1942年10月10日周鐘岳關于移電西北開發西北意見致孔祥熙函,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行政院檔案, 二(2) / 2698。】
由于外國勢力的介入, 西部地區的政治局勢自民國初期以來就趨于復雜。為確保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 當然也出于伸張權力于邊疆的需要, 南京國民政府還是比較重視西部問題的。特別是蔣介石一直將蘇聯視作心腹大患, 對西北的國防一直予以關注。而抗戰以來蘇聯又成為中國抗日的最主要援助國, 因此西北地區的國際運輸通道地位尤顯重要。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西北與外蒙、蘇聯接壤, 為通蘇之國際要道; 俯瞰力!滇, 為川、滇諸省之屏障。”【 (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密陳擬調整西北黨政軍辦法) [z],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行政院檔案, 二/ 1391。】 蔣介石雖然將西南作為抗戰的大本營, 但也充分認識到西北地區關系抗戰大局甚重, 戰略地位非常重要。認為“今日之西北實為中國存亡之惟一關鍵”【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Z 第5輯第2編政治分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155 頁。】。
位于西北腹地的青海地區“ 西鄰藏衛, 北通新疆, 天產蘊蓄, 亙古未辟, 有高屋建瓶之勢。… … 俄人既進窺伊犁, 襟帶新疆, 囊括西北; 英人亦占據西藏, 駐兵開礦, 凱覷青海” 。當時, “ 歐美及日本各國人士以游歷青海為名, 終年絡繹不絕, 率皆繪測地圖, 調查物產, 其處心積慮狡焉思啟。故青海在國防地位關系西北大局至為重要, 積極經營實為刻不容緩之舉”【1932年6月24 日寧夏省政府參事馬保成呈送“ 開創西北鞏固國防條陳”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行政院檔案, 二( 2)/ 3 4.】。但長期以來, 青海地區處于馬步芳擁兵自重的半獨立割據狀態, 其實行的封建統治是根深蒂固的。國民政府無力對其實施直接統治, 因此不得不認可這股青海的地方統治勢力。抗戰以來, 西北地區亦成為日本的凱覷目標, 大批的日本特務人員“ 潛入甘寧青等省, 大肆活動… … ”【《日寇企圖進犯西北及西北現狀》[z],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國防部史政局戰史編撰委員會檔案, 七八七/ 12781.】 , 馬步芳家族成為日本侵略軍的爭取對象。在這種背景下, 馬步芳的對日立場事關抗戰全局。好在馬步芳在抗日民族大義的感召下, 服從中央, 沒有背叛民族和國家, 這和蔣介石的拉攏、團結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此外,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以后, 國民黨中央政權及其領袖蔣介石的威望達到了空前的高度, 被包括馬步芳在內的西北各地方勢力所認同, 但中央政權對青馬地方勢力的約束仍然極為有限。因此這次慘絕人寰的大牛瘟雖然損失慘重, 卻也給南京國民政府提供了一個樹立中央權威、滲透統治勢力的契機。
青海牛瘟案妥為處置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就在大面積牛瘟疫情爆發前夕, 蔣介石于8 月巧日至9月14 日巡視了甘肅、青海、寧夏、陜西四省, 其后就“ 開發西北” 問題發布數道手令, 決定利用抗戰的有利時機, 促進西北建設。在蔣介石的推動下, 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于19 4 2年11月通過了( 積極建設西北以增強抗戰力量奠定建設基礎案》, 在經濟方面確立了建設、開發西北的基本原則。幾乎與此同時, 農林部劃撥銀幣1 20 萬元用以青海獸疫防治處的籌建, 并準備在防治處下設血清制造廠和防疫治療隊。該處在行政上直轄于農林部, 工作人員皆由農林部派任, 而這恰恰是馬步芳所不能容忍的。在抗戰時期,青馬政權以保存實力為第一要義, 因為擔心中央政權力量的滲透, 馬步芳對中央在其轄境內舉辦的任何項目都抱警惕與排斥態度。因此他表面上表態要積極協助, 但青海獸疫防治處的籌建工作真正開始時,卻處心積慮地設置障礙, 使這一工作遲遲無法進展。馬步芳借民之災以肥己的目的達到后, 又凱覷起籌建防治處的啟動經費, 存心想要侵吞, 致使籌建工作受到很大的阻撓。還是在沈鴻烈部長蒼青視察時,就己勘察選定了西寧近郊的一塊地皮作為青海獸疫防治處處址, 但其離去后, 馬步芳就從中作梗, 使征購地皮的工作難以為繼。甚至直到19 4 3年春末, 所有有關防治處的地皮征購、房屋修建、防疫治療等事項, 均毫無頭緒。凡此種種, 讓沈鴻烈“ 感到在青海處事困難, 必須親自出馬, 再作青海之行” 。【《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第61 頁。】1943年6月中旬, 沈鴻烈乘專機飛抵西寧, 與馬步芳再次進行協商, 總算落實了征購地皮事宜, 隨后籌建房屋、購置藥械, 農林部又另外調撥了一批經費, 方使籌建工作順利恢復。之后, 盡管馬步芳在建筑材料的購置等方面極盡刁難, 但終于沒有能夠阻止青海獸疫防治處于1944年的最終正式成立。
四、結語
青海大牛瘟病疫爆發以后, 南京國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撥款賑濟、撫恤治災、減免賦役等措施。這似乎表明民國時期的賑災運作功能齊備、效率良好。其實并不盡然, 青海牛瘟個案的妥善處置并不能掩蓋整個民國時期國庫艱窘、賑災乏力的現實。由于不重視預防, 致使瘟疫流行, 這是青海大牛瘟帶來的慘痛教訓。在中國, 雖說積極預防的救災思想古已有之, 卻沒有真正將其付諸實行。歷朝歷代當政者實行的大都是消極的救災措施, 即被動的災后臨災救災措施和災后補救措施, 民國政府也概莫能外。民國連年災荒連年賑災, 但政府的救災能力和效果都是非常低微有限的。
但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 直接影響到政權的穩固, 因此哪怕是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 也要實行“仁政” , 采取一些救災措施, 以緩和階級沖突和社會矛盾。和前朝相比, 民國政府最大的成就莫過于初步建立了以總統制為核心的中央一級專職救災體制, 雖然這種救災體制有時并不能有效運轉。
民國時期的歷屆政府, 都將賑災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來抓, 都設有相應的各級救災部門, 如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內務部下設的民政司; 北洋政府時期附設的販務處;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更是在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下設內政部(前身為內務部), 其中的民政司掌管地方行政及經費、賑災、救貧、慈善等事業; 地方各省設民政廳, 市設民政局, 監理各地方慈善團體及地方救濟院事務。` , 還設置賑濟委員會, 用來掌理全國賑濟行政事務, 從而在中央一級機構中首次有了明確的專職救災機構” ; 【 李本公、姜力: 《救災救濟》 , 第11 頁。】之后又陸續成立了中央救災準備金保管委員會、社會部等機構, 進行工賑、農賑、急賑、防疫、減賦等事。但看似完善的救災體制卻沒能起到實際的救災作用, 或曰完全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民國30 多年, 社會總是處于刀兵之禍,鮮有寧日, 各屆政府實際上將主要的精力都耗在了爭權奪利之中, 很少能將注意力集中到處于水深火熱中的災民身上。而且民國的歷屆政府幾乎都受財政問題的困擾, 龐大臃腫的政治集團盡管不遺余力地搜刮, 也只能勉強支撐, 赤字運轉。這樣, 直接導致貌似完善的各級賑災機構形同虛設, 而留給賑災的款項也就是杯水車薪了。此外, 官員們侵占賑濟款的行為也非常普遍, 使本來就微不足道的救災款愈加捉襟見肘。但也不能完全說政府就無動于衷, 畢竟南京國民政府已經明確救災工作為重要的政府行為,“在災荒面前, 民國時期各界政府均與之搏斗過, 但全都敗下陣來” 。【趙英蘭: ( 民國生活掠影) [M ],沈陽: 沈陽出版社2001 年,第14 9頁。】他們所做的救濟工作, 實在是力不從心。尤其當戰爭和災害同時出現時, 更是窮于應付戰爭, 而無暇顧及災荒、災民以及災情了。此外,民國各屆政府在賑災問題上標本皆不能治也是一大頑癥。所謂“ 治標” , 即在災害出現以后進行賑災救濟、安撫難民, 幫助其重建家園, 恢復生產。而“治本” 則是指在災害發生之前就予以充分重視、積極預防, 做到未雨綢繆, 如此這般方能將災害所帶來的損失降到最低。“ 治標” 尚力有不逮, 又還能侈談什么“ 治本” 呢! 難怪蔣介石會發出“ 天然災浸, 非人力所能捍御”【1931年9月3 日《大公報》 。】 的哀嘆。
總而言之, 盡管青海牛瘟一案得到及時、到位的賑濟和善后, 在災后也設置了科研機構, 并開展了一系列的防疫治療工作, 但如此“ 厚遇” 并不是每一個受災地區都能“ 享受” 到的。青海牛瘟案得以妥置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既是蔣介石“ 宣慰邊睡” 的結果, 也是國民政府綏靖政策的需要。蔣介石的最終目的, 不過是以羈糜籠絡的手段安邊固圍而己。同時也應該看到, 賑濟青海牛瘟一案雖說體現了較好的辦事效率, 但充其量是“ 治標不治本” , 更何況絕大部分賑災款和救濟物資都中飽了馬步芳的私囊, 廣大蒙藏災民所受到的救濟是非常有限的。
(楊智友,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研究館員。)
惡魔馬步芳
鳴白
《奸接劣跡》
馬步芳(1902一1973),回族,出身于軍閥世家,受回民式教育,歷任青海本家族軍隊副營長、營長、團長,1929年接受馮玉祥改編,成為西北軍—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獨立第九混成旅旅長。1936年,代理青海省主席、西北剿匪第二防區司令,10月,率部在甘肅河西對北上紅軍進行瘋狂堵擊,歷時7個月,予紅軍西路軍重大殺傷,殘酷殺害紅軍俘虜。1938年,正式就任青海省主席、國民黨青海省黨部主任委員。至此,登上“青海王”寶座……
跨國奸情案
1961年秋,一位叫馬月蘭的妙齡少女從沙特阿拉伯跑到臺北,找到一些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和政府官員聲淚俱下地控訴說:她的58歲的伯父馬步芳,在沙特強迫18歲的她做了七房姨太太,上月又將她15歲的三妹馬月蓮綁架、強奸,并收為第八房姨太太…
一時憤慨的立委、監委們正欲動議發起調查“中華民國駐沙特大使”馬步芳的“禽獸行為”,臺北高等法院卻接到了馬步芳寄來的控告書,指控“中華民國駐沙特大使館參事”宋選銓拐走了他的側室馬月蘭;與此同時,數十名旅沙華僑的聯名“請愿書”也寄到了臺北,揭發“奸夫”、“淫婦”宋選銓、馬月蘭在沙特勾搭成奸后私奔臺灣,要求臺北司法機關將其“判處死刑”……這封“請愿書”中的簽名竟有馬月蘭的生父馬步隆—馬步芳的同祖父堂弟!
宋選銓在臺北聲稱:他沒有與馬月蘭通奸,即使通奸,法律也不用死刑。如果通奸要判死罪的話,那么,強奸該判何罪?曾在大陸解放前擔任過西北軍政長官的馬步芳,離開大陸前便已強奸婦女千名以上,那他早該處死上千次了!
為弄清事情真相,臺北立法院派出一個三人小組,對這起涉及“駐外大使”及職員毀綱亂倫的“要案”進行調查。
小侄女落入魔爪
馬步芳,這個青海軍閥世家的子弟,1936年作為蔣介石在青海的政治代理人,登上了青海省的最高權力巔峰。之后被南京政府授予陸軍上將,直至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全面崩潰前夕,他出任了最后一任西北軍政長官。然而,不到兩月,王震所部解放軍揮師西進,攻克蘭州、西寧,馬步芳只得攜妻妾和大量美鈔、金銀珠寶倉皇逃至重慶。此后,馬步芳經香港輾轉到埃及首都開羅,最后到達沙特阿拉伯的最大港口城市吉達,在那里購置產業,讀經做“寓公”。
1957年蔣介石壽辰將至,馬步芳以私人積蓄的黃金1萬兩為蔣介石祝壽,蔣介石大喜之下,一紙命令,即讓馬步芳擔任了“中華民國駐沙特阿拉伯大使”。
達,是中東富饒的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輸出樞紐站,各國大使都住在此地,當時,沙特阿拉伯的華僑約有8000人,華僑商戶200家。馬步芳一到沙特,就利用他的巨額財富和權勢控制了其中的1000余人、40多商戶。這些華僑的護照全被馬步芳扣留,他們當中的姑娘,不少人被強行接入馬步芳的大廈之中,遭受他的蹂躪。
那么,馬月蘭又是怎樣落入馬步芳魔掌的呢?
來,馬月蘭的父親馬步隆與馬步芳是同一祖父的堂兄弟。馬步隆曾在馬步芳摩下當過軍械處長,他于1949年跟隨馬步芳逃離大陸,1951年全家隨馬步芳到了埃及首都開羅。那時,馬步隆的大女兒馬月蘭年僅8歲。
一到開羅,馬步芳就利用手頭上的積蓄購置了一座高達40層的大廈。他將其中的13層出租給商人作“公寓”,而把頂樓布置成他的“長官府”和“中東貿易公司“。
馬步隆是馬步芳“中東貿易公司”中的伙計,每月的薪水只有15美金。馬步隆一家生活舉步維艱,但他怎么也不會料到這是他的堂兄馬步芳精心設下的陷阱!
馬步芳看中了堂弟膝下正在成長著的4個不足10歲的小千金!
馬月蘭后來控訴說:“我14歲那年,馬步芳向我父母提出,要我搬入大廈的頂樓(長官府)居住,幫做家務。我父母為減輕家庭的負擔,增加收人,就同意了。但我進去之后,馬步芳要我陪他跳舞,給他唱歌,他還要我與其他的女仆、侍從每天給他搓腿、搓肚子、捏腳、抓頭發、捶背,說這些是他嗜好。“
這時的馬月蘭,已是一天天長得標致起來。
夏天的一個下午,馬步芳帶上馬月蘭和他的外孫女馬香嬌及另一侄女阿西亞,驅車來到開羅香波亭公園俱樂部。
當他們一起走進一家冷飲店后,馬步芳便對馬香嬌、阿西亞說:“你倆到外邊去玩,讓月蘭一個人在這里陪我就行了。“
馬步芳向侍者要了一杯冷飲給馬月蘭。馬月蘭嗅出杯中有一股怪味,但她還是喝了。不一會,她感到天旋地轉,竟“啪”一聲伏在餐桌上……
當她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一張軟綿綿的床上,而身邊坐的正是她的伯父馬步芳。
馬月蘭一下明白了“什么”,大聲說:“你……你怎能這……樣!“
馬步芳微微一笑,親切地說:“月蘭,伯伯是看著你長大的,今天心情特別高興,就跟你做了那回事……你不必擔心,伯伯以后一定給你最好的,疼你一輩子。“
“我不要!你這……你不是人!你還是人家的伯父呢…”馬月蘭悲從中來,嗚嗚地哭叫不停。
4年后,馬步芳向堂弟夫婦提出:收馬月蘭為第七房姨太太。
馬步隆、蔣云梅夫婦能不答應么?不能!一家子的生計離不開馬步芳,得罪了他,不僅馬月蘭沒有好日子過,全家人都要遭殃。迫于壓力,馬步降只得含淚認了,蔣云梅傷心不已。
跟馬月蘭結婚后,他那雙滴溜溜的老色眼又不安分了—馬月蘭的妹妹一個個如花似玉的,能眼巴巴看著她們“流向別人的田”么?
十惡不赦的歷史
或許有人說,虎毒不吃子。馬步芳為何老盯著幾個侄女不放?答案很簡單,且看看老馬過去的歷史:
馬步芳7歲時就進一座大寺當了滿拉,開始學習穆罕默德的經典。11歲隨父親來到西寧,進了上五莊清真寺繼續接受經堂教育并學習阿拉伯文字。那時中國思想文化界正處在新舊交替的大變革之中,新式學堂和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正方興未艾,猛烈地沖擊著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觀念和孔孟之學。可是幼小的馬步芳,既不像漢族士紳子弟那樣受過系統的嚴格的封建教育,也沒有接觸任何西方文明和維新變法的東西,所以他對于這種時代思潮的沖擊幾乎一無所知。伊斯蘭教堂中灌輸給他的只是胡大的旨意,而與世隔絕的家庭生活使他只知道崇信武力,如何保護自己家族的榮譽和財富。17歲那年,馬步芳離開了那冷清的清真寺,不再做滿拉了。他父親馬麒把他安置到寧海巡防軍第一營做了一名小幫辦。從此,馬步芳邁入軍旅生涯。他父親主政青海,他的親叔父、堂叔父、親哥哥、堂哥哥,全是青海和寧夏兩省的頭面或握有兵權的人物,這種軍閥世家的蔭護,使得馬步芳官小權大,漸漸形成獨斷專橫的個性。
1931年,馬麒病死后,弟弟馬麟順理成章繼任青海省主席。起初,馬步芳沒有表示出什么不滿。但是他內心卻是從這一刻起,就盤算著要把叔父趕下臺去了。
馬麟主政青海,暗無天日,其人以貪錢著稱。官一貪,民遭殃。馬步芳雖然沒有立過什么戰功,卻憑著父、叔的提拔,當了師長。手上有兵有槍,什么事情不敢弄?幾個暗招下來,馬麟一敗涂地,東赴南京告狀。哪知蔣介石絲毫不表同情,還當面責備馬麟:“自清末以來,青海就是你們馬家的天下了。據我所知,還沒有哪一個姓馬的給青海人民留下一功半德,包括你在內!現在你給馬步芳拆了臺,你就說他如何如何不仁不義。我問你一句:假如你在青海真有那么一點政績,馬步芳上臺有這么容易嗎?他不過是一個師長,青海、寧夏還有好幾個師長呢,這些人容得了他?就全國來說,東北被日本占了,那里的人民成了亡國奴,可我敢肯定,青海人民的日子也不見得比東北的好。這是你們家里的事,我暫時不便插手。“
馬步芳為了緩和本族兄弟間的矛盾,暫將馬麟接回西寧,名義上繼續讓他做省主席—傀儡一個。
步芳上臺后,同樣無德政可言。1937年,魯倉官人巴巴家中發生奸情案件,巴巴殺死奸夫,馬步芳小題大做,一面處決巴巴于貴德,一面處罰該部落軍馬1000匹,銀元6萬塊。后事主央人幾經請求,減罰軍馬100匹,銀元2萬塊,才行結案。
1940年春,馬步芳嚴令各縣將麻風病人一律槍決。因此,化隆死12人,貴德死35人,民和死17人,循化死18人,樂都死11人,共和死9人,西寧死37人,全省先后遭屠殺的不下200人。
1945年7月,樂家灣軍營發生兵變后,馬步芳下令,將所有“嫌疑分子”一律捕獲槍殺,號稱“洗獄”。這次遭殺的人約40人。
……
馬步芳對待紅軍更是狠毒殘忍。據不完全統計,馬步芳在張掖就殺害西路紅軍俘虜3267人,其中活埋2609人,槍殺575人,用火燒死56人,其他扒心、割舌、鞭死27人。他的兄弟馬步贏,還把30多個紅軍的膽挖出來做了眼藥。馬步芳對西路軍中的女紅軍老弱病殘者槍殺、活埋、充做奴隸;年輕稍有姿色者,馬步芳第一個實施強奸,然后分給部下做妻妾丫環,甚至轉賣多處,使她們受盡百般凌辱。
一次,馬步芳邀他的軍政大員和地方士紳看戲。這戲班的女演員全是清一色的被俘女紅軍。在戲開演前,讓戲班的女演員先跳幾個舞,馬步芳就在前面坐著。女演員黨文秀在跳舞時,突然將自己穿的一雙鞋摔到臺下那些大人物吃喝的茶幾上。黨文秀還說:“鞋那么大,底那么重,還沒有鞋帶,舞曲又是那么快,跳起來不由自主就掉出來了,我有什么辦法呢?“
黨文秀本想戲弄一下那些大員,殊不知,馬步芳一見她長得清秀,立起歹念,讓她單獨去給他跳舞。黨文秀明知馬步芳乃色中之狼,斷然拒絕,并借解手之機躲進了一個山窖里。
馬步芳氣極了,派親兵到處搜查,黨文秀不幸被搜出,遭到毒打后,又被強奸、槍殺。
奸淫幼女,是馬步芳又一禽獸本性。馬步芳在西寧兵部街和周家泉東塔院,設有兩處密室,周圍軍警戒備,一般人莫知其內幕。其實這是馬步芳施行淫亂之處。1945年,行政院曾將河南難童270多人,撥送青海,并撥有專款,以資救濟撫養。馬步芳卻對這些難童中的部分幼女進行摧殘,他每月到這里來二三次,每次挑選三四名幼女施行“性啟蒙”,直至盡興方罷。有兩名管教幼童的職員看不過眼,背后咒罵馬步芳滅絕人性,禽獸不如,不料為馬所悉,竟將二人毒打一頓,活埋。到青海解放前夕,這些幼女十有七八已遭摧殘,有些患上了精神病…
錫榮是青海省政府的一名處長,年輕有為,妻子賀月嬌是蘭州出名的美人兒。胡宗南主政西北之初,為了解青海政務,要求馬步芳派幾名省政府官員駐西安協調,周錫榮是被派官員之一。一天下午,賀月嬌來到省政府辦公大樓,本想找丈夫的好友、組織部秘書科長伍明憲,不料遇著馬步芳下樓。賀月嬌避之不及,只好站在走廊里恭敬地問好。她雖然年屆30,已育一男一女,但身材勻稱,風韻動人。馬步芳不禁色眼放光,喉嚨起饞,問:“你是哪個部門的?”身邊侍衛告知,她是省府牧業管理處周錫榮的妻子。
“哦,周錫榮不是去了西安嗎?放著這樣一個美人兒老婆不帶去,錫榮也真夠放心的。“
月嬌素聞他的惡名,小心地說:“外子出差已數月,不用很久就回家了。“
那也是,周太太保重。”馬步芳的目光漸漸離開她的胸脯,轉身走了。
二天,賀月嬌在家中莫名其妙地接到馬步芳秘書的電話,說是周錫榮托人帶回了兩包東西,請她去省府一趟。賀月嬌到了牧管處,丈夫的同事否認有此事,又來到省府辦,一姓黃的秘書將她領至馬步芳的辦公室。從這一刻起,賀月嬌便成了馬步芳的縱欲工具。
起初,賀月嬌以為馬步芳逼奸她后會放人,哪知馬某人得寸進尺,將她挾到一間小洋樓里,實行“洋樓養嬌”。
周家不見了媳婦,趕至省府求助,同時向警報案。其間,馬步芳見到周錫榮的小妹、年僅14歲的周錫瀅,驚其清艷,遂命手下綁架至一旅舍,強奸及霸占了4天后,才放她回家。不久,周錫瀅肚中有料,不得不吐出被“強盜綁架奸污”,全家上下無不悲痛欲絕!
概過了兩個月,馬步芳玩膩了,便送了300元銀票與賀月嬌,放她回家。這時周錫榮已返西寧,見妻失蹤復還,驚喜之余查訊究竟。賀月嬌愧恨交加,又不敢說是馬步芳做的孽,遮掩不過,便胡說“去了西安一趟”。周錫榮信以為真,認定是妻子想他心切獨自去西安尋他,不禁生出萬分感激……
在沙特“馬大使”當眾出丑
馬月蘭做了馬步芳的七姨太之后,生活并沒有多大改善,馬步芳的獸性何時發作,她就得隨時“服務”,直至其滿意為止。也許是“一樣菜老吃不香”的緣故,馬步芳漸漸轉移目標了。
首先,馬步芳將馬月蘭的母親和三個妹妹強行搬入他在吉達城的大廈,名為改善居住條件,實是另有圖謀。
蔣云梅吸取大女兒月蘭失身的教訓,對馬步芳加以提防,凡覺得“不妥的事”,一概謝絕,禁止家中三個閨女17歲的月荷、16歲的月華、15歲的月蓮,單獨接受馬步芳的“邀請”,除保持應有的禮節外,視馬步芳為“危險的主人”。
兩個月過去了,馬步芳幾次設下陷阱企圖把月蘭的三個妹妹弄到手,均告失敗。
為此,馬步芳索性向蔣云梅提出:月荷、月華、月蓮三人,必須收一個做妾,月蓮最適合。
蔣云梅不置可否,暗地里舉家搬出大廈,躲到伊斯蘭教圣地麥加城居住。
馬步隆、蔣云梅夫婦的護照都在馬步芳手中,怎么跑也跑不出他的手心。
馬步芳大意失“荊州”,懊悔不已,竟厚顏無恥地對馬月蘭說:“我喜歡你家小妹,就像當年喜歡你一樣。你告訴你父母,就說我一定要娶月蓮做八房太太,叫她們都趕快搬回來住。“
她們要上哪住,我怎么能管得著?!”馬月蘭頂撞道。
“我操你xx,你是我的太太,為什么一點也不懂得服侍丈夫?!丈夫想要的,你就必須幫要過來,不然,這還算什么太太!”馬步芳說完,一拳將馬月蘭打倒在地,復踢上一腳,又罵:“看以后還敢頂撞我么!“
此,馬步芳便將馬月蘭幽禁在大廈中,動輒施以拳腳。
馬月蘭再也忍受不了馬步芳的百般摧殘,她要想辦法脫離虎口。
她的悲慘遭遇得到了大廈中一位老年女仆的同情和幫助。于是,她在幽禁的大廈中寫了一封信給“大使館”參事宋選銓的夫人請求援救。宋夫人接信后對馬月蘭深表同情,最后乘馬步芳不注意時,幫助馬月蘭逃出了大廈,匿居于宋宅。
宋選銓的兩個女兒聽了馬月蘭的血淚史后,由于年齡相近,異常憤怒,多次要求她父母為馬月蘭抱打不平。
于是,由馬月蘭口述,宋選銓起草的幾封控訴信先后寄到臺北當局、報館。
但他們沒想到,這一控訴,臺灣報紙以花邊新聞刊載出來,卻因此而暴露了馬月蘭的匿居點。
馬步芳經過一番明查暗訪,斷定馬月蘭匿居在宋選銓家中。論官職,他是宋的上司。在一次“大使館”官員會議上,馬步芳別有用心地說:“現在,我們當中有人私藏了我的七太太,奪人之妻,莫說是外交官,就是尋常百姓家也不能忍受!我奉勸此人莫多管閑事,老老實實地把她送回來。如果不肯合作,誠心反對我,想叫我活不,好,那我就讓他全家活不成!“
為了弄到馬月蘭藏在宋家的確證,馬步芳親自帶領幾名隨從來到宋宅大門口。他們先是大聲叫門,進而拿起石頭敲、砸,一邊砸一邊恐嚇。
這時,宋選銓走到樓上自家陽臺上觀察馬路上的情況,馬月蘭也來到陽臺上。宋選銓向斜對面的沙特外交部門口的憲警招手求援,憲警卻無動于衷。
情急之下,馬月蘭用阿拉伯語大聲喊道:知“快來人哪,這里有強盜來殺人了!“
沙特外交部門口的憲警一聽到陽臺上的小姐呼喚,急忙攔住一輛出租車到警察總局報案。
10分鐘后、街道上警笛長鳴,兩輛滿載憲警的大卡車馳抵現場,立即將正在砸門的人銬拿。馬步芳抗議:“我是`中華民國’駐貴國大使,你們不能逮捕我,包括我的隨員。”
警察放開了馬步芳,但還是把他的隨員押走了。
警車開走后,馬步芳還不死心,他抬頭朝宋宅的樓上觀望,一眼就看到馬月蘭站在陽臺上。
馬步芳頓時怒從心頭起,指著陽臺大罵:“賤貨,你給我快滾下來!”
馬月蘭針鋒相對,毫不示弱地對罵道:“你這不要臉的老淫棍,50多歲了卻強迫18歲的侄女做妾,還要我巧歲的小妹做小,你真是禽獸不如!你當大使,把中國人的臉都丟光了!“
她用漢語罵一通之后,又用阿拉伯語重罵。馬步芳不會阿拉伯語,自然吃虧了。結果,宋宅前前后后圍了七八百號人,這里面有沙特外交部的官員、憲警,沙特及各國記者等。一時間,馬步芳成了眾矢之的。一位會說漢語的記者問馬步芳:“大使先生,你那位七太太的話很讓人感動,我認為她的不屈精神很能代表一部分中國人,你應該對娶了這樣的太太感到自豪呀!“
馬步芳氣得說不出話來,悄悄地溜走了。
幾天后,沙特外交部長邀請馬步芳談話。
“你為什么要把宋家的門砸爛?”沙特外長直截了當地問。
馬步芳說:“他私藏我的太太馬月蘭,破壞我的家庭,我請求部長先生責令宋選銓將馬月蘭送還于我,否則,我還將采取行動。“
沙特外長見馬步芳仍很固執,便說:“馬大使先生,你的要求當然是正當的,但從我們所知的情況,你必須寫出一份書面保證。“
“寫什么保證?“
“確保你妻子的安全。”
“這個……”馬步芳支支吾吾,沒敢答應。
“如果你不能夠保證馬月蘭的人身安全,那么,我們還是不贊成她回到你家。”
馬步芳只好另生一計,說:“不回我家可以,但她不能長期住在宋家,而應該回到她父母身邊去住。“
沙特外長搖頭說:“不行。你既然不能保證她的安全,那我們就必須讓她離開這里,把她送回臺灣去,你以為如何呢?“
馬步芳見沙特外長態度強硬,只好勉強答應。
沙特外長當即叫馬步芳把馬月蘭的護照交出,以便簽證。馬步芳無奈,照辦。
于是,馬月蘭便獲得了“遣送出境”的待遇。馬步芳在沙特惹來了一身臭。
“禽獸大使”被告終于下臺
一到臺北,馬月蘭決意要伸冤告狀,但她想得太天真了。她長期生活在海外,哪里知道臺灣官場之黑暗?馬月蘭四處告狀,頗受冷遇。
后來,馬月蘭索性不到司法機關去了,跑到街頭上,身掛木牌,上書“憤怒控訴禽獸大使馬步芳蹂躪未成年少女”。
這種廣告式的控訴收到了良好效果,路人聽之感嘆,見之可憐,紛紛仗義執言,甚至投書報刊,一致譴責“禽獸大使”的禽獸行為。一時間,整個臺灣的報刊都猛烈地炒作,有的甚至添油加醋大肆攻擊“禽獸大使”。馬步芳在臺灣的形象,簡直臭不可聞。
這段期間,馬月蘭收到父母從沙特的寄來的信,信中說:馬步芳對她那15歲的小妹月蓮邪念未斷,一次稍微疏忽,月蓮終于被馬步芳從麥加綁架到吉達強奸,爾后還說要將月蓮收為第八房姨太太……
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馬月蘭氣得幾天吃不下飯。
臺灣“立法院”迫于社會壓力,出動了三人小組進行專門調查。其實,這種調查是多余的,臺灣的達官貴人們哪一個沒聽說過“青海王”馬步芳的“赫赫”故事?在沙特,他有著一定的勢力。就算真的給馬步芳定了罪,又能怎樣,誰能把他從沙特召回臺北判刑?連蔣介石也辦不到!
眨眼三個月過去了,“立法院”方面毫無動靜。這時候,也許是最高當局表了態,官方報紙忽然冒出一則消息:“中華民國駐沙特大使”馬步芳因故于1961年6月自動辭職。
這樣,馬月蘭的官司終于以她“勝訴”而劃上了句號。她于1962年初正式與馬步芳離婚。
馬步芳雖然失去“大使”一職,但他財雄勢大,在伊斯蘭教國家里,擁有相當的勢力,日子照樣過得舒舒服服。臺灣最高當局沒有小看他,在發展中東外交上,依然或明或暗地借重他的關系。
1973年,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麥加病故,享年7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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