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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澤東是如何成長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的?

點擊：3229  作者：張偉良 李繼準    來源：紅博士  發布時間:2016-06-06 10:08:08

 

        社會主義學說，是從外國傳入中國的。它的傳入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極其廣闊、極其深遠的影響。它引起了中國人思想的大變化，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和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方向。這個影響的最大成果，就是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的興起。青年毛澤東生氣勃勃地踏著時代前進的步伐，逐步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經歷了社會改良主義——無政府共產主義和空

 

想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這樣三個階段。本文試圖循著青年毛澤東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軌跡，勾勒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第一代共產主義者尋找真理的艱辛歷程，以紀念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家誕辰一百周年。

 

　　 一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改良派在向西方學習時，接觸到社會主義學說；革命派在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宣傳的過程中，介紹了社會主義學說，社會主義思想開始傳入中國。

 

　　 毛澤東是什么時候接觸社會主義思想的？從目前我們所查閱到的資料看，他最早接觸社會主義思想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時期。

 

　　 當時毛澤東剛剛由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來到省會長沙讀書。這時的長沙正處于辛亥革命的前夜，各種宣傳反清救國和鼓吹革命的刊物噴沫鳴濺。

 

　　 這時已具有了維新意識，并且明確樹立起救國救民思想的毛澤東很快就投入到辛亥革命這一洪流中。

 

　　 武昌起義爆發前，毛澤東為革命大潮所鼓舞，為表示對革命的擁戴，他毅然剪去了作為擁護清朝統治標志的辮子。武昌起義爆發后，他又參加了湖南新軍，投身民主共和的洪流。

 

　　 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毛澤東在當時鼓吹革命的報刊《湘江日報》中，看到了“討論社會主義”的文章。①

 

　　 這個時期在中國介紹社會主義學說的隊伍已經初具規模，但其成份相當復雜，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資產階級革命派、無政府主義者以及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社會改良主義者。上述各種人物介紹社會主義，一般都只是把它當作一種學說，一種人道主義，一種救治不平的“藥方”來介紹。當時流傳于中國思想界的：既有達爾文的進化論，又有盧梭的天賦人權；既有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又有拉薩爾的機會主義；既有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又有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特別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鼓吹“溫和”的社會改良主義思潮，更能迎合一些知識分子的心理，在部分人中頗為流行。他們把社會主義宣傳為一種救治社會不平的“藥方”，在這個社會中沒有剝削和壓迫，人人享有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絕對自由”，產品“各取所需”

 

　　 最初毛澤東曾對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被社會改良主義者所歪曲了的“社會主義”，產生巨大的熱情和強烈的探索愿望。他在與斯諾的談話中說：“當時鼓吹革命的報刊中有《湘江日報》，里面討論到社會主義，我就是從那里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我也同其他學生和士兵討論社會主義，其實那只是社會改良主義。我讀了江亢虎寫的一些關于社會主義及其原理的小冊子。我熱情地寫信給幾個同班同學，討論這個問題。”②毛澤東與士兵和同學是如何討論社會主義的？因缺乏具體資料無法探知詳情。但是，從他的回憶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他被社會改良主義者所鼓吹的“社會主義”深深吸引，并由此產生巨大的熱情。以至20多年后，還能向斯諾講述得那么清楚。

 

　　 毛澤東為什么第一次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就對它產生了如此強烈的熱望？這絕不是偶然的。在毛澤東當時的認識中，被社會改良主義者們所歪曲的那種平等和諧的社會理想，實質上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墨家的“兼愛”思想，老莊的“出世主義”，儒家的“大同”思想與現代西方思想雜合的結果。其宣揚的本質內容與青年毛澤東所受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少年時期所讀過的那些對他“影響很深”的中國古典小說中的“均平”思想的影響不謀而合。因而引起了青年毛澤東極大的興趣。

 

　　 少年時代的毛澤東所受的教育也是從讀經書開始的。但他卻回憶說：“我熟讀經書，可是不喜歡它們，我愛看的是中國舊小說，特別是關于造反的故事”③。他還說：“盡管老師嚴加防范，還是讀了《精忠傳》、《水滸傳》、《隋唐》、《三國》和《西游記》。”④從毛澤東讀過的這些小說的內容看，它們多半是描寫“均平”、“精忠報國”和追求“理想天國”美好生活的故事。毛澤東回憶說，這些小說“對我影響很大。”⑤后來毛澤東在“繼續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時，“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件事情很特別，就是里面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對于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之久，后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現它們頌揚的全是武將，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田的，因為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制，顯然讓農民替他們種田。”⑥小說中所描述的種種極不公平的社會境況，深深震撼著毛澤東的心靈，使他產生了強烈的求知欲，并驅使他去尋找解決這一不合理現象的辦法。特別是當他看到中國早期改良主義者鄭觀應寫的一本介紹西方政治、經濟、社會情況，以及主張“中體西學”的《盛世危言》，和一本論述中國有被列強瓜分危險的小冊子后，嚴重的民族危機使毛澤東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的思想升華到當時他所能升華到的高度，開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識”，明確地樹立了救國救民的遠大志向。

 

　　 遠大志向樹立了，但以什么樣的方法去實現呢？這正是毛澤東所要尋找的。當時的中國社會，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的思想，早已成為時代的主流?？墒?，地處蔽塞山沖的農家子弟毛澤東，當時對孫中山以及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還根本不了解。正因為如此，在變法維新早已失敗，康、梁也早已遠適異國，并成為這個革命的反對派的康、梁的改良主義思想，卻成為第一個闖入青年毛澤東心靈的政治意識。他一度成了康有為、梁啟超的熱烈崇拜者。不過康、梁的這種改良主義思想在毛澤東探索救國救民真理的前進路上，只是一段迅速踏過的橋梁。隨著對孫中山所代表的民主革命派思想的了解，特別是社會主義的啟蒙，這種改良主義的影響就煙消云散了，起而代之的是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和追求。

 

　　 盡管這時毛澤東還沒有真正懂得社會主義，認識也十分膚淺和片面。但是，江亢虎以及社會改良主義者打著社會主義旗號所宣傳的那種用不流血的和平方法，實現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按需分配的理想社會，深深地吸引了這個從蔽塞山沖出來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農家子弟。這第一道“社會主義”的曙光，不僅使毛澤東知道西方還有各種社會主義學說和派別，更重要的意義在于毛澤東從此對社會主義產生了巨大的熱情，產生了強烈探索的愿望，從而推動他進一步去探索社會主義。

 

　　 二

 

　　 青年毛澤東自從接受了社會主義的啟蒙，便把對社會主義的探索看作社會新的前途來認識。

 

　　 但是，五四運動前，科學社會主義尚未在中國廣泛傳播。接觸社會主義并從事社會主義學說介紹的只是極少數人，刊登介紹社會主義的報刊也只有少數幾家，發行量很小，而且多在國外發行，不要說一般知識分子看不到，就像毛澤東這樣熱情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也不易看到。他們“進了學校，也只曉得幾個資產階級的英雄人物”⑦。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毛澤東那時幾乎不可能在不接觸和深入理解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和基本原理的情況下，自發地矢信于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所探索和追求的只能是當時不可逾越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李大釗是如此，陳獨秀是如此，毛澤東也不例外。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這種無政府共產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在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建立后，隨著歷史的向前發展，已經變為一種愈來愈反動的東西，但在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尚未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工人階級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它仍是工人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反映，是科學社會主義即將在中國廣泛傳播的一種先導。

 

　　 早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期間，毛澤東就開始對社會主義進行積極認真的探索和實驗了。這我們從張昆弟1917年9月16日記的一段日記，以及對毛澤東和同學共同發起的第一個團體“新民學會”的性質進行全面考察中可以得出結論性的東西。張昆弟在1917年9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毛君云，西人物質文明極盛，遂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發達已耳。若人生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無價值。又云，吾輩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決經濟問題，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義。”所謂世界主義，毛澤東解釋：“這種世界主義，就是四海同胞主義，就是愿意自己好也原意別人好的主義，也就是所謂社會主義。”⑧

 

　　 可見，毛澤東所要探索和追求的目標已經定了，是要實現社會主義。但是，以什么樣的方法去實現？他不是通過改造社會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而是通過個人品行的改造和團體的互助生活，實現全人類的改造。于是，毛澤東與他的同學共同發起了一個“如何使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的團體“新民學會”。通過“求友互助”達到創造新民和新生活的目的⑨。這樣，消除社會弊病便成了“思維著的理性的任務”⑩，這是空想社會主義的典型特征。

 

　　 為了實驗這種方法的可行性，一師畢業之后不久，毛澤東便邀請蔡和森、張昆弟、陳書農、熊子容、周庭藩等新民學會會員，“在省城對岸的岳麓山設立‘工讀同志會'，從事半耕半讀”的“新村生活”(11)。后來，由于被邀請的朋友“多不能久留長沙，”毛澤東本人也要去北京從事湖南青年和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的組織工作，這種實驗便擱淺了。但是，毛澤東始終沒有放棄實現“社會主義”的夢想。

 

　　 1918年8月，毛澤東來到北京。不久，他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北京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而北京大學又是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的薈萃之地。毛澤東在這里不僅拜會了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陳獨秀、李大釗、胡適、以及蔡元培等，而且還廣泛涉獵了西方思潮中一些先進的思想，極力想從中吸吮改造中國的種種思想理論。毛澤東針對當時情況曾經說過：“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12)一方面，在陳獨秀、李大釗這兩個“中國最有才華的知識界領袖”的影響下，毛澤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13)；另一方面，他對無政府主義也產生了興趣。他不僅讀了一些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還常常與無政府主義團體“奮斗社”的負責人之一、北大學生朱謙之一起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途問題。毛澤東后來回憶說：“在那個時候，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14)

 

　　 1919年4月，毛澤東回到長沙。這次北京之行，尤其是經歷五四運動之后，毛澤東眼界大開。他開始意識到社會主義是一種歷史的潮流，他思想上又一次燃起社會主義理想的火花。他曾富于激情地描述說：“近數年來，中國的大勢斗轉。蔡元培、江亢虎、吳敬恒、劉師復、陳獨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說，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學，以至政治，宗教，藝術，皆有一改舊觀之概。甚至國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財產應私有應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問題。更加以歐洲的大戰，激起了俄國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東，國立北京大學的學者首歡迎之，全國各埠各學校的青年大響應之，怒濤澎湃，”(15)特別是俄國政體改變之后，“社會主義漸漸輸入于遠東，雖派別甚多，而潮流則不可遏抑。”世界革命的呼聲，人類解放運動的猛進，“從前吾人所不置疑的問題，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縮的說話，于今都要一改舊觀，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縮者不畏縮了。這種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軟化。”(11)顯然，毛澤東這時是被世界革命潮流“軟化”了。他從這滾滾而來的世界革命潮流中看到了希望，找到了人類解放的前途世界主義既社會主義。

 

　　 但是，以什么樣的方法去實現？在當時毛澤東的心目中，有兩種方法可以選擇，一種是以馬克思為代表的激烈方法；一種是以克魯泡特金為代表的溫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澤東的思想天平上，他所鐘情的是無政府主義的方法。他在談到民眾聯合時說：“聯合以后的行動，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同他們拼命的倒擔。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的，叫做馬克斯。一派是較為溫和的，不想急于見效，先從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貴族資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夠工作，能夠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殺他。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做一國，聯合人類做一家，和樂親善——不是日本的親善——共臻盛世。這派的首領，為一個生于俄國的，叫做克魯泡特金。”(17)青年毛澤東不僅贊同克魯泡特金溫和的、非暴力的不流血革命。他還直接表明自己不贊成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認為“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無效力”，主張不采取“急烈”的方法，而采取“溫和”的方法，聯合群眾“向強權者為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18)

 

　　 由于受進化論的嚴重影響，毛澤東不僅排除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還曾一度追隨克魯泡特金的思想主張，設想了一個“新社會生活”方案，準備將擱淺多時的岳麓山計劃重新實驗?？唆斉萏亟鹪鸩葸^一個題為《我們是否應研究未來制度的理想》的綱領性文件，提出未來的公正社會必須建立在四個方面平等的基礎之上，即：經濟上的平等，最關鍵的問題是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勞動上的平等，必須確認社會的全體成員都有義務從事體力的手工勞動；教育上的平等，徹底改造舊的教育制度，建立一種新型的學校，使教育和生產直接結合起來，使教育不再成為把社會成員劃分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上等人和普通人的工具；政治上的平等，政府成員和政府機構中的人員構成了一個“階級”，考慮的只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權力來謀求自己的私利。只要有這種凌駕于人民大眾之上的政府存在便沒有真正平等可言。因此，必須承認消滅當今存在的任何政府的必要性，并且給予所有的生產者公社和勞動組合無條件地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切事務，以及在自由契約基礎上自發地結成聯盟的可能性。(19)毛澤東在他的《學生之工作》一文中所設想的“新社會生活”，其基本精神和言論與上述克魯泡特金的思想頗為一致，正是一個財產公有、勞動平等、教育與生產直接結合、自己管理自己的社會。毛澤東說：“我數年來夢想新社會生活，而沒有辦法。”“今春回湘，再發生這種想象，乃有岳麓山建設新村的計議，而先從辦一實行社會說本位教育說的學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學校及旁的新社會連成一塊為根本理想。”“新教育中，以創造新生活為主體。”新生活以生產工作、實際工作、農村工作為大端。“新學校中學生之各個，為創造新家庭之各員。新學校之學生漸多，新家庭之創造亦漸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吾以為岳麓山一帶，乃湘城附近最適宜建設新村之地也。”(20)

 

　　 這是一個設計得十分周密的方案。筆者不憚其煩地引證這個方案的內容，是因為這個似乎過于瑣碎的計劃，正是他思想傾向的反映。然而，這種脫離社會實際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方案，“它愈是制定的詳盡周密，就愈是陷入純粹的幻想。”(21)

 

　　 毛澤東所以接受無政府共產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一方面是社會思潮的影響和個人認識局限所至。當時渴望“互助的新村生活”、企望適宜于群的共同生活，正是“五四”前后廣大進步青年的普遍心態，是當時中國思想界洶涌而起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的突出表現。同時也與毛澤東本人出身農民家庭有著密切關聯。另一方面也是他接觸到的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知識太少的緣故。任何一個追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革命者，都不可能自發地成為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信仰者，都必須通過接受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宣傳教育和啟蒙，通過深入了解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的基本原理，才能自覺地信仰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

 

　　 三

 

　　 毛澤東開始接觸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間。

 

　　 當時，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尚未翻譯過來。外語水平不高的毛澤東要想直接閱讀馬列著作原本，尚有很大困難。大量文獻表明，他第一次到北京期間接觸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主要還是從《新青年》的文章以及與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交往中，初步了解到一些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這從他離開北京回到長沙，在領導湖南五四運動中，以陳獨秀、李大釗主編的《每周評論》為樣板而創辦的《湘江評論》上，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在這個刊物上，毛澤東發表了40多篇文章。從那上面雖看不出他讀過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原著的痕跡，但卻從內容到形式，從思想到文字，都可以比較明顯地看出《每周評論》和陳獨秀、李大釗文章對他的影響。按照毛澤東的話說，在他們的影響下，“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22)

 

　　 此時，他的思想基本傾向，如上所述還是無政府共產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但是，他對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也進行了認真的探索。這我們從這一時期發表在《湘江評論》上的《民眾的大聯合》、《<湘江評論>創刊宣言》、《學生之工作》等文章中可以看出來，但其認識是不清晰的。然而，這些成了他日后迅速接受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條件。

 

　　 毛澤東矢信于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他第二次到北京以后的事。

 

　　 1919年冬，毛澤東率領驅張代表團到達北京。經過五四運動洗禮后的北京，這時各種宣傳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刊物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出現，并形成了一個宣傳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和十月革命的熱潮。這一熱潮的形成，為毛澤東提供了進一步學習和研究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條件。

 

　　 從查閱毛澤東在北京這段活動的文獻資料看，他除了以主要的精力從事驅張運動和主辦《平民通訊社》外，在李大釗的影響下，讀了許多有關俄國革命的書刊和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原著的中譯本片斷。毛澤東曾在多次場合回憶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地銘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23)毛澤東在他回憶中十分肯定地提到，他第二次來北京期間，看到了《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這三本書，并建立起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應該說這三本書毛澤東肯定是看到了，要不然他不會在許多場合多次談到他讀了這幾本書。但是他在回憶的時間上有誤。因為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才出版；《社會主義史》譯本1921年1月出版，他在北京期間，既使是到上海之后，都不可看到這三本書。他讀到這三本書的時間應當是在1920年8月至1921年初。青年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期間，雖然不可能看到這三本書，但是其中的一些片斷，毛澤東是可能看到的。因為在毛澤東來京前夕，《晨報副刊》曾于1919年5月5日譯載了日本學者河上肇著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文。文中摘譯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有關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述；另外，北京《國民》雜志也于1919年11月發行的第二卷第一號上，譯載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全文，譯名《馬克思和昂格斯》。

 

　　 由于客觀條件所制，今天我們已無從詳細考察清楚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期間究竟讀了哪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第二次北京之行，對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和俄國革命后的情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這對于促使他矢信于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無疑有著巨大的幫助。接著的上海之行，毛澤東在陳獨秀的幫助和影響下，使他對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理解又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和加深。他在與斯諾的談話中回憶說：“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24)

 

　　 考察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和上海期間的活動看，他這時對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認識和理解確實是已經相當深刻了。然而，從毛澤東這一時期的主要活動和思想言論看，他仍然沒有放棄對無政府共產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幻想，對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繼續采取研究和比較的態度。他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釗的信中說：“老實說，現在我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想從譯本及時賢所作的報章雜志，將中外古今的學說刺取精華，使他們各構成一個明了的概念。”(25)同時在這封信中，他又一次提到想要在長沙創造一種新的生活，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在這個大學里，教課、投稿、編書。勞力的工作結合起來，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實行共產的生活(26)。甚至他到上海時，看到各地的工讀互助團已相繼破產的情況下，卻仍打算另立自修學社，從事半工半讀。他在6月7日致黎錦熙的信中說：“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學社，從事半工半讀。”(27)

 

　　 毛澤東在對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認識和理解已經相當深刻的情況下，為什么還深深迷戀于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呢？究其原因，關鍵是其社會歷史觀上的失誤。如前所述，毛澤東無論是尋找解決社會種種不合理現象的辦法，還是其所設計的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案，其指導思想都是進化論的歷史觀，應當指出，毛澤東的進化論并不反對質變，相反，他是主張社會的“根本改造”的。他把“勞動”看成是進化的要素，無疑是承認人的生產活動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這是合理的。但是，他認為通過“人人讀書”、“人人做工”，就可以達到改良人心風俗而實現“新社會”的目的，則顯然還沒認識到階級社會的發展規律，而以為要實現國家、社會和人類的改造，就要發展個人健全的人格。有了健全的人，就有了健全的社會。這種看法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知道，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從社會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中揭示歷史發展的動力的，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而在階級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集中表現為階級斗爭，并通過階級斗爭的最高表現形式——革命，這個矛盾才能解決。顯然毛澤東這時還不懂得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革命這些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根本原理，因而在看到各地工讀互助團已相繼破產的情況下，他還只把這種失敗簡單地歸結為“能力和道德力”修養不夠(28)，而沒有醒悟到其歷史觀上的失誤。這樣，自然不會很快放棄無政府共產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影響。

 

　　 毛澤東矢信于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不是在書齋中，而是在實踐中實現的。他獲得了某種理論便總是勇于拿去實踐。只要是在實踐中證明是行不通的，或錯誤的東西，他便勇于否定。

 

　　 1920年7月，毛澤東從上?；氐介L沙后，一面著手創辦與建黨建團工作密切相關的《文化書社》，組織《俄羅斯研究會》；一面又以主要精力來發動和領導“湖南的自治運動”，企圖通過請愿、制完和選舉的方法，對封建軍閥掌握的地方政府實行民主改革，建立一個“理想”的政府，繼而達到“改造整個中國的目標”。這就進一步表明他當時在革命方法問題上還沒有得到最后的明確的解決，還不能對中國的國情作出正確的分析，還沒找到使中國通向社會主義的現實途徑。直至“自治運動”遭到挫折失敗后，他才從革命道路上提出問題，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實現社會的“根本改造”，與采取“俄國式的革命”的方法聯系起來。1920年11月25日，他在給向警予的信中說：“自治問題發生，空氣至為黯淡”，湖南“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謂決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29)。他所說的“另辟道路”，就是在給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提出的堅持馬克思的暴力革命學說。他指出：“我對子升和笙兩人的意見(用平和的手段，謀全體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贊成的，但在事實上認為做不到。羅素在長沙演說，意與子升和笙同，主張共產主義，但反對勞農專政，謂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產階級覺悟，可不至妨礙自由，興起戰爭，革命流血。”“我對于羅素的主張，有兩句評語：就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所以我覺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30)他還從湖南自治運動失敗中悟出：“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31)同時，毛澤東還批評了無政府主義，他說：“我對于無政府主義的懷疑，我的理由卻不僅在無強權無組織的社會狀態之不可能，我只憂一到這種社會狀態實現了之難以終其局，”“所以我對于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只認為于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32)

 

　　 從毛澤東總結湖南自治運動實驗失敗的教訓后給蔡和森等人的通信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這時已經與無政府共產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改良主義實行了徹底的決裂，并堅定地走上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根本標志，就是開始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堅決主張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徹底批判不流血的“呼聲革命”和拋棄無政府主義。

 

　　 縱觀青年毛澤東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軌跡，不難看出，其實他有第一代共產主義者的共同或相似的經歷。他的每個重要思想發展過程都是隨著社會的大變動而發展的，而且每一個發展過程都經歷了艱辛的求索，才終于找到了救治中國的“對癥藥方”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并且用來指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實現了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并形成了以毛澤東名字命名的中國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深化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宏偉事業中，對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歷經艱難困苦找到的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必須要堅持和發展，決不可動搖。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石家莊軍械工程學院、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