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中國統計失真時代

點擊：3135  作者：宜黃慧昌    來源：作者來稿，昆侖策網編發  發布時間:2016-06-15 12:35:19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數據屢陷質疑風波，地方統計數據造假更是久受詬病。最近一次媒體披露的統計造假事件，是湖南省衡山縣和長沙市天心區在統計和“三經普”中虛報數據。2015年2月14日，“新華調查”以“虛漲百倍，造假觸目驚心——湖南基層統計造假透視”為題對這一統計造假事件進行了報道。這次造假事件最終導致事發地10多名責任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理。

　　不過，和以往一樣，媒體對這次統計造假事件的猛烈抨擊和撻伐，并沒有引起社會大眾的共鳴。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此類統計造假現象在現實生活當中太普遍了，人們見怪不怪、習以為常;還有就是媒體報道就事論事，沒有對統計造假現象產生的深層次原因進行分析，打“死老虎”雖可解一時之恨，但對于減少和杜絕此類統計造假事件的發生并沒有多少幫助。

　　把統計造假的板子打在基層，顯然不能讓基層的同志尤其是被處理的同志人心服口服，也不可能改變“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官場游戲規則，當然，更難以平息公眾長期以來對我國統計工作嚴重脫離社會經濟發展的不滿。因為，統計造假的現象雖然發生的在基層，但根子在上頭，甚至國家統計局也難辭其咎。在這種情況下，拿基層開刀就難免讓基層的同志有當“冤大頭”的感覺。當然，國家統計局拿地方開刀，與地方的統計造假行為進行切割，以維護其自身清白和英明的形象也許是必要的(盡管這樣做的道德性存在瘕疵)，并試圖達到“殺一儆百”的效果，使基層習以為常的統計造假行為有所收斂。

　　統計數據失實的危害性怎么說都不過份，影響科學決策和國家的聲譽，誤導經濟社會發展等這是宏觀方面的損失，如果說宏觀方面的損失還是間接的，那微觀方面的損失就是直接損失，甚至是觸目驚心的，只是在很多情況下，由于種種這些損失被掩蓋了。比如，在生豬口蹄疫、藍耳病、禽流感等重大疫病的防控方面，國家在這方面可謂不惜代價，措施之一是由各級財政出錢統一采購這些疫病的疫苗及相關藥品，而配售這些疫苗及藥品數量的依據就是統計局上報的生豬及其他動物養殖數量。由于各地都將農業產業化列入考核目標，其中生豬飼養量是農業產業化考核中的一個重要指標，因此各地都竟相虛報生豬飼養量，而且數字上去了下來很難。上述重大疫病防控都是作為當時各級政府的政治任務，沒有人敢不按統計局的“法定數字”采購疫苗及其相關藥品。按虛報數字采購疫苗及相關藥品，造成浪費是必然的。

　　很多年前，筆者曾到一個鎮獸醫站調研，那天一位老獸醫 帶著筆者來到鎮獸醫站，老獸醫說已好多年沒人坐在獸醫站辦公，老獸醫打開銹跡斑斑的門鎖，推開門只見幾張桌子上積了厚厚一層灰塵。在辦公室的一角堆放了五箱尚未開封的禽流感疫苗，另一角放著一臺早已廢棄的電冰箱，在冰箱上散亂放著一些過期的口蹄疫藥苗。這位老獸醫告訴筆者，這些疫苗是去年從縣里拿來的，一支都沒有打，口蹄疫苗只打了牛，豬沒打，還有很多廢棄的口蹄疫苗放在別的地方，按規定這些沒使用的疫苗要挖坑埋掉，但沒有人做些事。近一二十年來，政府按統計局虛報的生豬養殖數采購重大疫病的疫苗及相關藥品，浪費了多少納稅人的錢?沒人做過這樣的統計，也沒有人敢做這樣的統計，粗略框算全國幾億、幾十億肯定是浪費了。嚴格來說，這是一種嚴重的犯罪行為!只是沒有誰要為此承擔責任。

　　作為一個曾經的統計人，國家統計局高調處理湖南基層“三經普”造假事件，讓筆者想起了十年前寫的一篇拙文：《親歷經濟普查——一個縣經濟普查辦公室主任的自述》。2004年，我國開展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筆者有幸成為這次縣級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的主任。作為“一經普”辦公室的主任，筆者直接參與、策劃和指揮了這次經濟普查。在“一經普”整個過程中，很多事讓筆者―――一個有著幾十年黨齡和工齡的老黨員、老公務員的心靈倍受煎熬。那些“親歷、親見、親聞”的事，筆者能夠裝著什么也沒看見，把麻木自己起來，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并心安理得地享受這項工作給自己和單位帶來好處嗎?不，筆者做不到!盡管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都是這樣。

　　于是，在2005年5月，當“一經普”接近收尾的時候，筆者決定把自己在“一經普”工作過程中所做的事客觀地記錄下來，整理后就形成了《親歷所經歷的經濟普查——一個縣經濟普查辦公室主任的自述》。這篇拙文寫好后投給了中央一重點黨報的內部刊物發表，該文的刊發在高層引起了引起了軒瀾大波，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李德水看過此文后說：這肯定是真的。隨后打算派人下來調查，但雜志社主編堅決不肯透露文章作者的真實姓名和所在地，因此雜志主編那段時間還不得不躲了起來。最終，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一經普”結束至今已十年過去了，在這十年間我國進行了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和兩次全國經濟普查等。那么筆者在拙文所反映的問題是否在后來的大型普查中得到解決?或者說我國日常統計和大型普查是否吸取“一經普”的經驗教訓，數據質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呢?盡管筆者后來沒有再擔任大型普查辦公室的主任，并且在若干年前離開了統計部門，但從筆者了解和掌握的情況看，主要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對于普查很多重要的數據，筆者雖然不敢使用“造假”、“編造”這樣可怕的詞匯，但用“拼湊”、“復制年報”這樣的詞匯還是不能不用的，筆者這樣說當然是有充足的理由和依據的。正因為這個原因，筆者決定把十年前寫的拙文公開發表。因為“一經普”已過去了十年，公開相關信息已不會對涉事人和單位造成負面影響，所以筆者這次選擇實名發表，并在此文前就今年初披露的湖南基層統計造假事件作上述評論。筆者期待此文能夠引起高層決策者和社會有識之士對我國統計工作存在問題的關注，并采取切實措施推進統計改革，使之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服務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

　　親歷 經 濟 普 查

　　---一個縣經濟普查辦公室主任的自述

　　倍受社會各界關注的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以下簡稱“一經普”))，從國務院做出決定算起至今已近一年半時間了。第一批全國經濟普查數據(即規模以上工業、具有資質的建筑業、房地產開發業、限額以上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企業)，已于5月10日12時由各省(區、市)經濟普查辦公室向國務院一經普領導小組辦公室上報完畢。第二批普查數據(即規模以下工業、資質外建筑業、限額以下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企業、行政事業單位、服務業企業以及個體經營戶)的上報工作將在5月底全部完成。這就是說一經普工作已接近尾聲，那么這次全國性的經濟普查―――重大國情國力調查的數據質量如何?這是當前社會各界關心的大事。作為一位縣統計局副局長、縣經濟普查辦公室主任，筆者親歷了經濟普查的全過程。因此，在經濟普查即將全面結束的時候，筆者試圖通過對整個普查工作作一回顧和分析，籍此來對一經普數據質量作出一客觀評價。

　　簡 要 過 程

　　2003年歲末，國務院決定在來年開展一經普。這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開展的一項重大國情國力調查。據悉，開展這次經濟普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務院想側重發展我國的第三產業，因此需要首先搞清楚第三產業的現狀，當然，經濟普查的作用遠不止此。這次經濟普的范圍是在我國境內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全部法人單位、產業活動單位和個體工商戶，普查的標準時點是2004年12月31日，普查時期資料為2004年度。2004年1月經濟普查進入準備階段，2004年10月進入實質性工作階段。

　　一、單位清查

　　10月19--20日。我縣采取以會代訓的方式舉辦了兩個半天的單位清查培訓班。前一個半天培訓縣直行政事業單位(含垂管單位)、國有企業統計員，后一個半天培訓鄉鎮分管領導和統計員。

　　10月21--24日。各鄉鎮舉辦相應的培訓班。

　　10月25--28日。進行清查摸底。分四大塊進行：一是從縣國稅、工商、地稅等單位抽調12人、縣統計局6人、鎮副職領導6人、居委會6人，一共30人，分成6個組，每組6人，以城郊鎮6個居委會管轄地域為單位，對所有普查對象進行清查登記;二是各鄉鎮負責本鄉鎮管轄范圍內所有普查對象的清查登記;三是縣中小企業局負責工業園區普查對象的清查登記;四是縣直行政事業單位(含垂管單位)、國有企業由本單位統計員負責本單位及下屬機構的清查登記。

　　10月29—11月8日。縣統計局收表、審核、錄入。在匯總后發現兩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一是在清查登記過程中單位漏登現象嚴重。2003年年報全縣單位數為1227個，清查時只有940個，相差287個。因此，我們電話通知單位數與年報相太大的鄉鎮進行查補，經過查補，增加單位112個;二是個體經營戶的產值、營業收入、利潤、稅收等數字和年報數存在非常大的出入。全縣個體經營戶營業收入總計僅為16410。7萬元，而年報僅貿易這一塊就有34726。5萬元。關于這個問題，前來我縣指導工作的市經普辦主任不置可否，表示全市都存在這種現象，至以如何處理，要等待上級指示。

　　11月9日。單位清查數字上報市局。11月16日和12月14日，市局分別用傳真發來由省、市郵政、銀行、證券等部門提供的各縣(區)單位數和清查單位數對照表，要求各縣(區)核對并盡快糾正。從此表中可以看出，各縣(區)清查單位數和這些部門統計的單位數存在較大出入，少的相差十來個，多的相差近一半。

　　11月25日。市局召開的全市經濟普查工作會議。會上，市經普辦主任嚴厲批評各縣(區)上報的單位數太少，并點名批評了四個單位數與年報相差較大的縣(區)，要求這些縣(區)近期死也要把單位數補上，否則市局難以向省局交差。這次會議后我縣又查補了一些單位，上報市局后被認可。

　　二、普查登記

　　12月24--25日。我縣舉辦正式經濟普查培訓班，時間兩天。前一天用半天時間培訓縣直行政事業單位(含垂管單位)、國有企業以及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會計，后一天培訓鄉鎮統計員和另一名鄉鎮抽調的普查員。

　　12月26—28日。鄉鎮辦舉辦相應的培訓班。

　　12月25—2005年1月30日。普查培訓班結束后，全縣即開始上戶普查登記。這次普查登記我們沒有從外單位抽調人員參加，縣統計局也沒有派人到普查登記現場進行指導。并且，普查登記階段沒有開展任何形式的宣傳動員工作(單位清查時還拉過幾條橫幅)，普查登記在靜悄悄中進行。正式普查登記分兩大塊：一是縣直行政事業單位(含垂管單位)、國有企業、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限額以上的商業企業以及這些單位的下屬機構由本單位會計負責普查登記;二是上述單位以外的所有普查對象由各鄉鎮負責普查登記。

　　12月29日—2005年2月30日。縣統計局收表、審核、錄入、匯總，然后上報市局。

　　三、個體經營戶抽查

　　3月8日。市局召開個體經營戶抽查工作會議(我省決定對個體經營戶的普查采取抽查的方式)。會上市經普辦主任一再強調普查數據不能太低。市經普辦主任雖然沒有把話挑明，但意思很明確，那就是普查數字要跟年報走。對此，下面的同志自然心領神會了。市局從我們上報的個體經營戶中抽中768戶作為我縣的抽查對象。

　　按普查辦法，對這768戶抽查對象必須上戶重新普查登記，但我們考慮上戶普查登記太麻煩，于是決定減少這個環節，把去年單位清查時的摸底表翻出來重抄一遍即是。經過錄入、匯總后得出了全縣個體經營戶經營情況，結果顯示全縣個體經營戶總產值(營業收入)為15163。1萬元，略低于清查摸底數。

　　4月13日。我局將個體經營戶抽查結果上報市局。

　　四、數據調整

　　4月30日。市統計局長親自給各縣(區)統計局長打電話，局長在電話里透出的信息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不得了了，趕快來救駕!因為市里上報的普查數據在省局過不了關，挨批了。他說我市主要問題是工業規模以下、商業限額以下單位個數和產值、利潤等數字偏小，小于工商部門的數字等，因此要求各縣(區)必須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立即采取措施補救。市統計局長打完電話后仍不放心，旋即又發來了 “關于切實做好經濟普查數據核查工作的緊急通知”的傳真。《通知》全文如下：

　　各縣(區)統計局：

　　根據近期各縣(區)上報的經普數據情況，市經普辦發現各地上報的數據中存在較多問題，比較突出的是：規模以下工業企業單位個數偏少;工業總產值、利潤、稅收等指標與工商、稅務等相關部門資料比較相差較大;**、**、**、**、**等縣的批發、零售額及餐飲業數據有明顯的漏報、瞞報情況。現根據市領導的意見，特發緊急通知如下：

　　各縣(區)統計局要對規模以下工業數據、限額以下批發、零售業數據再進行一次全面、細致核查，主要核查是否存在漏報企業個數;工業產值、利潤、稅收以及批發、零售額是否存在漏報、瞞報等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

　　5月上旬至中旬，市統計局將由局領導帶隊，組織力量對各縣(區)經普數據進行一次全面數據質量抽查，抽查重點是規模以下工業企業和個體經營戶主要指標情況。

　　各縣(區)統計局要高度重視當前面臨的嚴峻形勢，切實加強領導，一把手要親自把關，負總責。接《通知》后，各縣(區)局要于今日下午迅速召開會議，認真分析情況，查找存在問題，并迅速與工商、稅務等有關部門進行核實，及時糾正。請各縣(區)5月5日前將查實與調查的情況上報市經普辦。

　　為了切實做經濟普查數據核查工作，確保我市經普數據質量，特要求“五一”期間，各縣(區)局領導和業務骨干人員不能放長假，并且要保證通訊暢通。

　　**市統計局

　　二00五年四月三十日

　　由此可見，此事非同小可。因為，如果經濟普查數據不能和年報銜接，那就意味著我們已公布的上年GDP存在問題，即虛報，如此勢必否定過去一年全省經濟工作所取得的成績，省里的GDP不實，推導下去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GDP也難圓其說，因此這事可不是鬧著玩的，其重要性大于天。當然，經濟普查相關數據偏小也不符合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無奈，各級統計部門的領導和統計專家對此缺乏應有的政治敏感性，甚至可以說麻木不仁。早在去年10月單位清查后，統計部門的領導和統計專家們本應意識到，按既定的普查方案進行普查可能無法達到預期目的，但是在單位清查后長達半年多的時間里，竟然沒有人重視這個問題，進而調整普查方案，防止在正式普查時再出現單位清查時出現的問題。大家混混噩噩過日子，上頭不發話下面就不做事，等到數字報上去了，到了黨政主要領導那里發現問題，才醒悟過來，結果為時已晚。于是臨時抱佛腳、慌不擇路，只有采取行政手段強迫下面修改數字。當然，黨政領導不會明著要你修改數字，只是說要你核查，但就幾天時間如何核查?只有修改數字一條路可走了。

　　對于市局局長的指示，我們不敢有絲毫怠慢，接電話后局里立即開會研究如何把數據調上去。大家感到這事很難做，倒不是因為數字加不上去，而是怕市局反復，一天一個數(歷史的經驗表明這種情況必然會出現)。最后決定全面修改規模以下工業企業普查登記表和個體經營戶摸底表上的相關數據，對市里要求上調指標全部按一至兩倍的比例放大(具體操作是在數據前加上一個阿拉佰數字)。為此，局里決定“五一”期間局里四位搞專業的同志照常上班，在單位修改數字。經過修改并重新錄入、匯總，市里認為數據偏小的指標大幅上升，其中工業規模以下工業企業產值由8426。3萬元上調至10213。2 萬元，個體工業產值由1877。6萬元上調至4514。4萬元;貿易業由10390。6萬元上調至28143。9萬元;全縣個體經營戶總產值(營業收入)由15163。1萬元上調至36205。8萬元。修改后的數據于5月3日上報市局。

　　5月11日。果然不出所料，市經普辦主任再次給各縣(區)統計局局長打電話，還是說各縣(區)經濟普查一些重要指標仍然偏低。我縣的主要問題是工業方面數據上調后仍然偏低。他明確要求經濟普查各項數據必須按2004年年報GDP進行折算，如工業總產值必須達到GDP的14%。他說省里對這個問題極為重視，已經召開了由各市分管副市長、市統計局領導參加的緊急會議，很快市里也要召開相應的會議。他在電話中還具體點撥下面把數字做上去的技巧，如把一個加米廠分成幾個小廠等。由此可以看出，省、市在普查數據上報的最后關頭著急了，已不惜采取強大的行政手段直接干預經濟普查的最終結果，以確保普查數據和年報GDP相互銜接。

　　那么這次該如何調數字呢?對此，大家感到非常難辦，因為調動一個數字要同時調動好幾個數字才能互相銜接，但為了和上級保持一致再困難也得調。經過大家討論，最后決定采取雙管齊下的辦法：一是繼續修改部分規模以下工業企業普查表和個體戶摸底表中的數據;二是派人到工商找出四五十戶生豬屠宰戶的名單(因為有同志發現普查表中很少看到生豬屠宰戶，遂決定在這方面做點文章)。這天下午，大家分頭行動，一部分人在單位修改普查表中的數字，另一部分人到工商局找來46戶生豬屠宰戶名單。經過閉門造車，編造出46戶生豬屠宰戶營業收入1882。38萬元，雇員報酬42。58萬元，繳稅費45。07萬元，固定資產原價29。07萬元。經過這樣一番努力，規模以下工業企業總產值由第二次上報的10213。2 萬元上調至16386。4萬元。個體工業企業產值由第二次上報的4514。4萬元調到10300。6萬元。全縣個體經營戶產值(營業收入)由第二次上報的36205。8萬元上調至41891。3萬元。其他數據亦作了一些調整。修改后的數據于5月12日上報市局。

　　5月16日。市政府召開由分管副縣長、縣統計局長參加的經濟普查工作會議。會議主要目的是貫徹省里相關會議的精神，為最后的經濟普查數據把關。會議要達到的目的仍然是要各縣(區)調高一些低于年報數的普查數據，尤其一些敏感指標，如工業總產值、工業增加值等指標。會上，分管副市長講話強調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做好經濟普查數據上報工作，各縣(區)不得有漏報、瞞報現象。市經普辦主任在會上通報了各縣(區)上報的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并特別指出了這些數字和年報數差距，對于各縣(區)普查數據與年報存在較大差距的指標點名質疑。我縣被點名的是建筑業營業收入太少，只占年報數的3%，而有的縣占了年報的80%。

　　很明顯，市里已經拿出了最后的“殺手锏”，那就是強行照套GDP，不能和2004年GDP相銜接就過不了關，而且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市普查辦主任明確指出，規模以下工業企業、限額以下商業企業和個體經營戶總產值(營業收入)必須占到2004年GDP的70%。會上，市局主抓經普業務的同志表示從現在開始不接受各縣(區)上報的數字，因為各縣上報數據太亂，有的縣一天報三個數字，最后以各縣(區)23日上報的數據為準。

　　會上，某縣分管副縣長提出，經濟普查工業數據硬套GDP不合理，因為前些年工業數字由鄉鎮企業局上報，由于目標考核等原因數字報太高。對此，與會領導不置可否，也沒有再給時間討論，兩個小時便匆匆結束了會議。

　　聽說還要加數字，局里的同志都驚呼起來，感到再加太困難了。為了不再反復，力爭一次達到市局的要求，我們列出了一張經濟普查主要指標與年報的對照表，然后逐一對照，哪項銜接有問題就調哪項。不過有的和市里要求差得太大又找不到解決辦法也只好作罷。針對市局點名批評的建筑業數字太小問題(主要原因是經濟普查和年報口徑不同)，我們決定叫每個鄉鎮上報十戶木匠、泥匠、漆匠的名單和他們的地址、從業時間等資料，然后由局里根據這些資料編造相關數據。采取這種辦法，建筑業個數增加了170個，營業收入增加了887。6萬元，雇員報酬增加了42。64萬元等。其他一些數據亦作了調整。經過這次修改，全縣個體經營戶總產值(營業收入)由第三次上報的41891。3萬元上調到42882。8萬元。修改后的數據于5月23日上報市局。

　　5月31日。在規定的第二批數據上報國務院一經普領導小組辦公室最后一天下午，市局又打來電話，說規模以下工業企業普查數據中工業增加值仍然偏小，不能與GDP相銜接。并提出了具體要求，那就是將工業增加值占總產值的比例由目前的23。4%提高到30%。為此，必須再次修改普查登記表，主要辦法是加大普查表中報酬、稅金等數據，同時降低生產開支。接電話后我局負責工業統計的同志立即開始操作此事。至今日本文完稿為止這項工作尚未完成。今后是不是還要修改數據?不得而知，估計再改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是沒有了時間，現在已超過了上報國務院一經普辦公室的時間了。如果還要修改只好由市局、省局甚至國家局(全國一經普辦)自己修改了。筆者想這種事發生的可能性極大的，因為五十步和一百步沒有多大的區別!

　　為了更直觀地反映經過經濟普查數據修改前后的變化，筆者將其中修改較大的幾個指標(產值或營業收入)簡單羅列一下：

　　原始數 上報數 原始數占上報數的比例

　　(萬元) (萬元) (%)

　　規模以下工業 8426。3 16386。4 51。4

　　個體工業 1877。6 10300。6 18。2

　　個體建筑業 121。1 1012。9 12。0

　　個體貿易業 10390。6 28143。9 37。0

　　個體經營戶總值 15163。1 42882。8 35。4

　　數 據 評 價

　　如何評價我縣的經濟普查數據?準確地說是如何評價經濟普查原始數據和在上級普查機構干預下經濟普查修改數據(即套年報數)呢?實事求是地說，不論是原始數據還是修改數據都不能準確地反映我縣第二、第三產業發展的實際狀況。相比較而言，修改數據更接近于實際(套年報有理?)。

　　先來看看第一批上報數據吧。第一批上報數據即規模以上工業、具有資質的建筑業、房地產開發業、限額以上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企業。這塊普查數據和年報數據基本一致，所以基本上沒有什么變動，一次上報成功。那么這塊數據為什么會和年報一致呢?其中的緣由大概只有業內人士才能明了。主要是這塊普查對象因為規模較大，平時就必須定期向統計部門報送相關數據，即月報、季報和年報。那么同一個企業、在同一個時間、由同一個人填報的年報表和經濟普查表，相關數據焉能不一致?而且縣統計局對這塊企業的年報和經濟普查也是由同一個專業人員審核把關。也就說是年報和經濟普查是一套數字兩個版本(普查內容較年報內容更豐富一些)。但年報和經濟普查幾乎完全重合，那還有必要花大量人力財力搞經濟普查嗎?還有，這些企業的月報、季報和年報數據的準確性、真實性與可靠性又有多少呢?坦率地說，月報、季報和年報數據的確定不是由企業根據生產經營實際情況決定的(當然企業通常也不會按實際生產經營實際情況填報數據)，企業上報數據的敲定是地方領導(包括統計局領導)根據諸多因素綜合考量決定的，先確定總數，再分解到各企業，企業統計員按指定數據填報。在這諸多因素當中，政績考核―――排位、評先等當然是最重要的因素。

　　最糟糕是第二批上報數據。第二批上報數據即規模以下工業、資質外建筑業、限額以下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企業、行政事業單位、服務業企業以及個體經營戶等。我縣地處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限額以上的商業企業很少，絕大部分都是規模以下的企業和個體戶。這塊普查單位數量龐大、分布零散、情況復雜，其中相當一部分個體經營戶又是季節性生產或經營;而且這塊普查對象平時又沒有固定報表，完全靠普查員上戶登記和業主如實申報。因此，這類單位在普查時極易漏掉。2004年10月單位清查，全縣個體工業企業總產值為1535。3萬元，還不到一個億，全縣個體經營戶營業收入總額僅為16410。7萬元。顯然，這個數據和我縣第二、三產業發展的實際水平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就是修改后跟年報走的數據也仍然低于我縣實際發展水平。

　　筆者所在縣是一個以林業和農業為主導產業的山區縣，根據筆者多年在農村工作的經驗，從第二、三產業中揀幾項大的作一框算：一是每年春季罐頭筍加工，大小生產單位100多戶，年生產罐頭筍近3萬噸，產值達11000多萬元;二是每年竹木加工企業消耗木材、毛竹及原木竹經銷近5萬立方，產值達4000多萬元;三是每年加工銷售商品糧50多萬噸，銷售收入7000多萬元;四是每年20萬畝耕地所需種子、化肥、農藥等總額3000多萬元。。。。。。。僅這幾項加工業、服務業的產值和營業收入加在一起就有兩個多億。然而，這么一大塊的企業和個體經營戶竟然在經濟普查表中沒有什么反映，可見我縣這些主要的產業連小頭都沒有普查到。

　　面對這樣的普查結果，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市的經濟普查真的是“白忙一場了”!或者說第一次經濟普查以失敗告終!問題的嚴重性在于，這種失敗是個案還是全國普遍現象?筆者痛心地感到后者的可能性極大。其原因：一是全國各地存在的問題是相似的，經濟總量較小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尚且如此，經濟總量較大的經濟發達地區，問題可能更加嚴重;二是各地執行的是同一個普查方案，又在一個全國普查機構領導之下開展工作;三是市里之所以三番五次逼迫下面參照年報GDP修改相關數據，毫無疑問在它的背后是省里向它發出了同樣的指令，那么在省里的背后又是誰在向它發出指令呢?國家統計局(國務院普查辦)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們基層的同志不敢妄加猜測;四是平時在統計系統內開會等交流各地普查情況，證實我市的情況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

　　經濟普查出現今天這樣的結局似乎正印證了早在去年11月，國務院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針對一些地方在單位清查時強調經濟普查數要與年報銜接時說過的一句話：(如果許多地方都采取這種方法，)普查就是白忙一場，既浪費了國家的人力和財力，又愧對被調查對象。

　　我們一邊頻頻出臺文件要求嚴肅查處經濟普查中的違紀違法行為，然而，大量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和《全國經濟普查條例》的行為卻是出自各級經濟普查的核心領導機構，這樣一種現象真是讓人心涼到腳根。

　　當然，我們也理解，各級統計部門出此下策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中央政府把這么大的事交給你統計部門、又撥給你這么多的經費，最后把事情辦砸了，如何向中央交差?普查數據如何公之于眾?如果經濟普查數據不能印證我們業已公布的GDP等重要數據，那么我們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同時也無法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所以，此事非同小可，把統計部門僅有的一點“家當”賠進去是小事，影響統計部門的聲譽、中央政府的聲譽，進而拿掉涉事官員頭上的“頂戴花翎”是大事。如此天大的事，是不能有閃失的，因此，經濟普查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年報與經濟普查數據能夠互相印證，從一個方面說明報表和普查數據質量都很高，統計部門名利雙收，各級政府也很滿意，可謂是皆大歡喜。只是花了十億的普查經費，加上統計系統每年事業經費、人員工資一年又是幾十億，竟然搞不出一個像模像樣的數字，實在是冤啊!國家領導人成了冤大頭，納稅人成了冤大頭!更嚴重的問題，拿這樣的普查數據去做決策，做出的決策還有多少科學的成分?

　　原 因 剖 析

　　縱觀這次經濟普查，給人感覺不像是一次全國性的大型普查，整個過程從普查方案、組織領導到試點培訓、質量監控等各個環節都非常粗糙和馬虎，看不出是在做一項科學、嚴謹的重要工作，甚至有點像孩童玩過家家游戲感覺―――自始至終、從上到下看不到有那個機構、那個人是在真正對經濟普查質量負責，大家都是敷衍了事。當然，除了統計部門本身的原因，社會大環境也是影響普查質量的重要因素。概括來說，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社會配合程度不佳。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時期, 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少人社會責任意識淡薄，具體表現為以已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狹隘的功利主義和不顧大局的分散主義等。以此同時，社會的轉型也使政府的社會動員能力弱化。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普查對象如實申報者少之又少，大多數企業和個體經營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瞞報現象，尤其是一些規模較大的企業和個體經營戶瞞報現象更為嚴重，通常申報數只占實際數的三四成，不少業主根本就不把普查當回事，隨意地報一個數字給你了事。當然，客觀上一些普查對象擔心如實申報會再來麻煩，如稅務、工商可能會加他的稅費等。

　　二、普查方法存在缺陷。從大的方面說，我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社會各個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沿用計劃經濟時代那種大呼隆、運動式普查方法顯然不合時宜。尤其是對于數量龐大、情況復雜的第二、第三產業進行全面普查，采取這種普查方法的效果就更值得懷疑。從小的方面或者說技術層面來講，很多工作脫離了基層實際。如市里培訓與試點的內容過于簡單、草率，縣里以會代訓半天結束，也不搞試點;清查與普查工作重復，增加了工作量，使基層普查員分不清孰重孰輕;工作流程不規范明晰，使基層普查員無從下手，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各鄉鎮自行其是、各搞一套;一些指標概念模糊不清等等。

　　三、組織領導不夠嚴密。一是機構官僚主義、本位主義嚴重。各級普查機構都只滿足例行公事、做傳聲筒、上傳下達，開個會把圖文表格往下一推了事，一直推到街道居委會和農村村委會，至以下面會不會做、做得如何、有什么困難和要求全然不管，只要屆時能把表格交上來，能應付交差就行。二是虛功多、實功少。造聲勢的會、宣傳發動的會開的多，安排、研究工作的會開得少。少數工作調度會也多是填鴨式、指令式，沒有交流互動式的工作討論。三是“黃牛過河各顧各”。各級普查機構不是從確保普查質量出發安排工作，而是只顧本級方便，只滿足本級不在程序上出問題，根本不顧及下級的實際情況，也不管普查質量的高低，只要本級能交差就行。

　　四、基層普查員素質低。入戶登記工作是整個普查工作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其質量高低直接決定著普查數據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入戶登記由普查指導員和普查員完成，那么普查指導員和普查員是一些什么人呢?是有著數十萬之眾的各級統計專業人員嗎?不是，是從政府相關部門抽調來的國家公務員嗎?不是。那是誰呢?普查指導員就是鄉鎮統計員及一兩個臨時抽調的相關人員，普查員就是街道居委會的老大媽和村委會的老大爺!這是一群什么樣的人呢?居委會老大媽文化自不必說，每月幾百塊錢工資還拿了上月不知道有沒有下月，村委會老大爺(村組會計)簡單幾個數倒是會算，但每年一千多塊錢的工資也不知猴年馬月才能到手。也就是說這些人員都是政府體系中最邊緣的一群人。讓這樣一些人來擔任普查最重要的角色――普查員，能指望有多高的普查質量?這些人能夠給你糊弄個數字就非常不錯了。

　　五、質量約束機制全無。從去年10月單位清查至今，我們沒有接受上級任何組織對經濟普查質量的實質性檢查，甚至也不知道經濟普查有些什么質量要求，當然，我們也從來沒有到鄉鎮檢查普查工作，任憑下面糊弄，只要到時間有數據交上來就行，管它數據是如何得來的!這期間市局領導也來過兩次，不過他們下來只是聽聽情況介紹、翻翻收上來的普查登記表，然后吃頓飯走人。上文提到的市局本月要到各縣(區)檢查，但至今沒來，大概是因為后來市局一再要求下面修改數字，檢查已沒有任何意義。在普查開展之前，各級統計局局長在向同級黨政主要領導匯報時都拚命說普查如何如何重要，但等普查經費到手后，就什么都不重要了。其實，各級普查機構并非不知道下面存在大量問題，但大家都裝著不知道或視而不見，有人需要對經濟普查質量負責嗎?不負責會有什么后果嗎?沒有。誰較真誰就要惹麻煩，馬蜂窩還是不捅為好，大家稀里糊涂交了差，這項舉國關注的經濟普查就算勝利結束了。

　　六、普查經費挪作他用。普查經費是“倒金字塔”型，越到上面錢越多事越少，越到下面錢越少事越多。據筆者粗略估算，2004年和2005年兩年間各級財政撥給同級統計局的普查專用經費接在10個億以上。其中，中央財政2至3億，省財政200至300萬，市財政30至40萬，縣財政10至20萬，鄉鎮財政很少給錢。那么這么一大筆錢有多少正而八經地用于經濟普查呢?國家和省級不得而知，市、縣兩級大概不會超過30%。那么各級統計局這些經費都用來做什么呢?主要用在改善辦工條件、改善干部福利、公關接待開支、領導職務消費……。因此，統計部門其實很喜歡國家搞大型普查，因為只有搞普查各級統計部門才能弄大量財政撥款，單位才有好日子過。不過，這也沒什么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這年頭那個單位不是這樣?每次普查前都說要給一線的普查員發補助，但國家、省、市、縣統計局都摳門，一個子也不舍得給基層的普查員，最后只有鄉鎮政府像打發叫花子一樣給幾百塊錢。過去搞普查還有榮譽感，現在沒有了榮譽感又沒有錢，有幾個人會心甘情愿給你做事?普查質量的好壞和他們有什么相干?

　　正 視 問 題

　　對于熟悉我國統計工作情況的人士來說，這次經濟普查出現目前這種狀況并不奇怪。因為，我國大型周期性普查數據質量低下(甚至用“失敗”來形容也為過)不是現在才有的狀況，只是圈內人不說圈外人不知或不關心，用農民的俗話說就是“馬桶蓋起臭”。例如第一次農業普查和第五人口普查等，普查出來的原始數據都是一塌糊涂，最后都是經過反復修改、強行銜接而蒙混過關的。大型普查如此，常規統計報表的數據質量就更可想而知了。從某種程度來說，現在的統計工作已經遠離統計本應有的科學含義，社會上人們也早把“統計加估計”當成統計工作的代名詞，一些地方統計局甚至墮落成為地方領導虛報政績的御用工具。現在基層統計員報表沒有一點譜，隨意估計一個數字，有的甚至賴到根本不和往年的數據銜接(當然，如果是列入考核的指標則又是另外一種情況)。現在許多地方統計局的年報數據已不是自下而上逐級匯總，而自上而下逐級分解。一些重要的指標，如GDP、農民人均純收入、糧食播種面積、糧食單產、固定資產投資等，都是先由上級統計局和同級黨政領導先定好調子甚至是給出具體數字，然后統計局按領導意圖敲定全縣總數，最后再把敲定好的“目標數”分解到鄉、到村。現在年終村會計到鄉里開年報會只需帶一個公章就行，開會時在鄉統計員做好的表格上蓋上印就一切OK。

　　2002年10月，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與副總理溫家寶同志視察了國家統計局，并分別題詞：“不出假數”，“真實可信”。但國家領導的批示并沒有點燃起中國統計除舊布新的改革之火，也沒有成為我國統計與國際接軌的轉拆點，統計系統至今尚不見改進統計方法、提高數據質量的實質性改革措施。

　　某次在省里開會，某地級市統計局長在飯局上為自己“表功”：市里今年在省里拿了好些獎牌，其中N個是統計局搞到的。的確，很多獎項不是干出來的，而統計局報數字報出來的，是統計局公關攻出來的(對上級統計局公關)。再談統計數據質量時，該局長憂心忡忡地說：統計局這樣的數據還有多少研究價值?拿了這樣的數據做研究能出什么成果?看得出為位局長內心很自責和內疚，這是一位有良知的局長，無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已。

　　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統計工作并非一貫如此。熟悉統計部門工作的人都知道，過去的統計工作并不是現在這個樣子，改革開放初期統計人員工作十分認真的。那時縣統計局工作人員會經常下到一線去做調查，如到農田里親自測產等。那時的鄉村統計員的報表也比較真實。還有那時像人口普查這樣的大型普查，社會動員工作做得很好，社會各方面都能積極配合普查工作，被抽調的人員熱情很高，都有一種政治榮譽感，普查出來的數據質量也比較真實可靠。后來社會經濟發展了，統計工作條件改善了，統計人員待遇提高了，統計數據的質量反而下降了，這個問題值得人們深思。

　　還有一個問題也需明確，那就是僅僅批評統計部門工作不踏實，不能為社會提供高質量的公共產品―――統計產品和服務，那對統計部門也是不公平的。換句話說，統計部門存在的問題是整個政府履職問題的一個縮影。問題的根源還是處在于社會轉型期的政府工作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或者說政府改革嚴重滯后于經濟改革，并因此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失范和失序。政府失范失序加社會失范失序，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已無力完成像大型普查這樣需要社會高度配合的、精細準確的工作。這是近一二十年來，我國一些大型周期性普查質量不高甚至幾近失敗的最重要原因。

　　統計部門要挽回聲譽，要發揮統計職能作用，要向科學定位回歸，就必須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如日常報表以抽樣調查取代全面報表制度;大型周期性普查方式以專業隊伍普查取代“群眾運動”式普查;統計局實現取能轉變，由做統計向管統計轉變，并加大統計執法力度(目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查處統計違法案件有多少是真案?)等等。明年又將開始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了，但愿國家統計局能吸取這次經濟普查經驗教訓，切實提高第二次農業普查的數據質量。當然，這一切的改變離不開大環境的配合―――整個政府履職水平的提高和整個公務員工作作風的轉變。(因為大家能夠理解的原因，筆者在本文中使用的經普查數據非原始數據，而是在原始普查數據基礎上進行微調后的數據)。

　　（原載湖南省社科院《中國鄉村發現》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