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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5日，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代表在上海孫中山香山寓所集會，紀念孫中山就任廣州政府非常大總統三周年。照片中的知名人士有：鄧中夏（前排左一）、張繼（前排左五）、胡漢民（前排左六）、汪精衛（前排左七）、葉楚傖（中排左四）、毛澤東（后排左二）

原標題《宣傳干將，農運能手：大革命時代的毛澤東》

毛澤東上升的起點

在國民黨一大召開半年前，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就在廣州東山恤孤院后街 31 號召開三大。為了迎接即將來臨的國共合作，在共產國際的協調下，中共通過了國共“黨內合作”的決定，即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 但仍保持共產黨組織的獨立性，也就是所謂的跨黨黨員。

1925年，毛澤東于廣州

對于共產國際明確指出“中國唯一重大的國民革命集團是國民黨”的提法，要求“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的命令，作為共產國際的下屬組織，中共其實沒有什么選擇的余地。甚至就連陳獨秀在做三大報告時也宣稱：“有的同志還反對加入國民黨，其原因就是政治認識不夠正確。”當時還僅僅是湘區代表的毛澤東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不同意見。他在大會上的發言也僅是對既定的國共“黨內合作”政策做一些補充說明，從湖南工人運動經驗的角度出發闡述了搞聯合陣線的必要性，認為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正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分等等。

和理論說明比起來，毛澤東在三大中地位上升才更加關鍵：

由于他在湖南地區工作極為出色，陳獨秀對這位早在北京就有所交往的青年相當欣賞。在中共三大報告中，陳獨秀在批評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特別表揚了湖南：“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湖南幾乎所有擁有三萬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控制之下”。

因此，三大之后，毛澤東不僅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還擔任了中央局秘書，直接對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負責，成為他的助手。這項任命實際上意味著毛澤東正式進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因為中央局秘書的權限極大，不僅肩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并管理本黨文件”這種一般事務性工作，而且有著“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的聯合署名權！

而更讓毛澤東收獲巨大的是人脈的拓展。在擔任陳獨秀的秘書之后，他需要陪伴陳獨秀參與國共合作的具體操作中，因此接觸到不少國民黨上層人物，除了著名的左派廖仲愷之外，他還接觸到了元老級人物、時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建設部長的譚延闿，由于同為湖南人，譚延闿對這位后輩很是熱情。可以說，正是陳獨秀的青睞有加，不僅使得毛澤東在共產黨內進入核心領導層，擁有了讓國民黨不可小覷的政治資本，另一方面他還以陳獨秀助手的身份，得以進入了國民黨高層的法眼，為其在國共合作時在國民黨內部擔任高級職務奠定了基礎。

1924 年1月20日當國民黨一大召開時，毛澤東不僅以湖南地方組織代表的身份出席，還被指定為章程審查委員之一。只是，此時的毛澤東還算不上什么重要人物。在會上除了一些常規性發言之外，他基本都是給隊友做助攻：

方瑞麟提出要在章程中列入國民黨員不能加入其他政黨的條文，實質反對國共合作，這個提案遭到了汪精衛、胡漢民、李大釗、廖仲愷等大佬的駁斥，而毛澤東看氣氛合適，趁機發言要求立即付諸表決，最終否決了這一提案。

但話說回來，助攻得好也還是有收獲，毛澤東在國民黨一大上的活躍表現得到了孫中山的肯定，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的時候，孫中山親自起草了一個名單，欽定他為候補委員。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扶植工農政策，實現國共合作；這次會議在蘇聯代表的協助之下完成，賦予了中國革命新的意涵 

出任代理宣傳部長

在國民黨一大之后，當選候補中央執委的毛澤東被派到了上海的國民黨執行部工作。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由胡漢民、汪精衛和葉楚傖負責，而毛澤東則以胡漢民秘書的身份兼任上海執行部組織秘書。由于與葉楚傖有矛盾，所以毛澤東干到12月就干脆請假回長沙了。這段短暫上海經歷，對毛澤東來說只是一個小插曲，但也不是毫無收獲，正是通過在上海工作的經歷，他不僅結識了汪精衛，還得到了這位當時著名國民黨左派、孫中山死后的國民黨頭號人物的器重。

其實，毛澤東和汪精衛也算是有淵源，毛澤東的同鄉、恩師，湖南第一師范校長易培基是汪精衛的摯友，早就向汪精衛引薦過自己的學生。通過上海這段短暫的共事經歷，汪精衛對毛澤東的才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尤其對其才思敏捷、文辭頗佳頗多好評。1925年7月廣東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之后，汪精衛任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到10月5日，汪精衛以自己事務繁忙為由，特地指名推薦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職務。10月7日，從長沙返回廣州的毛澤東正式就職，成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代理部長。

由于長期偏重軍事，不注重政治宣傳工作，在毛澤東到任之時，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幾乎是死水一潭，沒規劃，也沒有規律，更沒有組織，甚至到了宣傳都不出廣東一省的地步。毛澤東到任之后：

首先就以宣傳部的名義在上海開辦了交通局

作為中央和各地黨機關聯絡、宣傳的機構，嗣后又陸續將交通局擴張到了12個省市。依靠這些交通局作為據點，在當地開展政治宣傳工作。

隨后，他又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名義，主持全面整頓國民黨報刊宣傳系統工作，創辦了一大批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性質的報刊，一時間讓國民黨的宣傳看起來頗有聲勢。

據統計，到1926年6月北伐前夕, 國民黨系統出版的報刊有近百種，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更加注重宣傳工作的共產黨人主持的。

毛澤東自己主持發行的刊物是《政治周報》，這也是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的機關刊物。創辦這本刊物的主要目的，他在發刊詞中說得很清楚，除了反擊當時的國民黨右翼勢力的“西山會議派”之外，還要向“向反革命派宣傳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傳”。毛澤東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政治周報》的編寫工作，以子任、潤之等筆名發表了政論、新聞、時評和通訊等20多篇。刊物除了大篇幅用于批判“西山會議派”，還開設了一個叫作“反攻”的專欄,專門刊發短小犀利的時評，注重用事實說話, 通過大量事實報道和評論, 宣揚在廣東政府領導下于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揭露國民黨右派和軍閥勢力的陰謀活動。

從1925年10月5日到1926年5月28日，毛澤東一直主持國民黨的宣傳工作，除了《政治周報》之外，還負責了當時國民黨“二大”各項草案撰寫和宣傳工作報告，直到1926年5月《整理黨務案》獲得通過，方才不得不辭去部長一職。不過，這時他已經找到一份更加適合的工作——農運。

農運考察報告出爐記

國民黨在敗退臺灣之后，曾出了一部《國軍政工史稿》書，在里面酸溜溜地反省當年國共合作道：

“中共分子??（1）爭事不爭權。愿在政治部中多做事，而將握有實權之黨代表職位盡量讓與國民黨黨員；（2）你不干我干。凡某一政工職務為國民黨黨員所不愿為，不屑為或不能為者，他們欣然接受，全力為之；??表現能力，表現服務精神，勞苦毀譽在所不計??”

無論怎么看都更像是在夸獎中共肯吃苦——事實上就連鮑羅廷也說：“中共是中國革命中的苦力。”

或許是和國民黨最開始的人物大都有吃洋面包，喝洋墨水的背景有關，他們在對中國革命的問題上，似乎總是有那么點隔閡，抓不住，或者說不愿意深入到底層去抓重點。反倒是一貫的“革命苦力”中共對中國社會底層問題非常有興趣，在農運這個問題表現尤其明顯。早在北伐時代，兩黨對農運問題就表現出了不一般的興趣取向：中共是一直投入精力狠抓；國民黨則是聽之任之，中共要搞就搞，中共搞出什么成果就直接作為自己的政績——1926年1月的國民黨“二大”通過了一個《農民運動決議案》，提出“嚴禁對農民之高利貸”“規定最高組額及最低谷價”，但整個議案都是中共建議和推動的，會后國民黨農民部成立的一個指導全國農民運動的領導機構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9名委員中，毛澤東、林伯渠、譚植棠、阮嘯仙、羅綺園、蕭楚女等6人都是共產黨員。而這個《農民運動決議案》其實只是中共長期重視農運的結果：從1924年7月到1925年12月，中共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的名義在廣州已經開辦了五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而1926年5月至9月，剛從國民黨中宣部代理部長一職卸任的毛澤東，又在廣州番禺學宮開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親自擔任所長。為此，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還每月撥給辦學經費。

1927年3月10至17日，湖北武漢，在漢口南洋大樓召開的國民黨的二屆三中全會上，宋慶齡被選為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

或許是因為出身農家，對農民問題有深刻體會的緣故，毛澤東對農民運動講習所投入極大的熱情。第六屆農運講習所有來自全國20個省、區的學員327人，教員23名，其中16人為共產黨員。在講習所中，毛澤東主要講授《帝國主義》《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社會問題與社會主義》；惲代英講授《中國史概要》；彭湃講授《海豐及東江農民運動狀況》；李立三講授《中國職工運動》。除了專職教師之外，瞿秋白、陳延年、林伯渠、吳玉章、郭沫若、譚平山、汪精衛和何香凝都先后到所里做過報告。

對于毛澤東來說，農運講習所還有一個巨大的優勢，就是能通過學員材料真正地了解中國社會現實，獲得革命現狀的第一手材料。因此，他非常重視學員寫的材料，還選出一部分編進《農民問題叢書》出版發行。而在序言中，他寫下一段至關重要的話：

“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

在毛澤東主持農運講習所期間，總共編輯出版了52種《農民問題叢刊》。而且這批農運積極分子還被送到黃埔軍校接受軍事訓練，前往韶關、海豐等地農村參觀。這些學員畢業回省之后，絕大多數都成為當地農運的骨干。在北伐期間，這些農會組織起來支持北伐，給北伐帶來了巨大的幫助，使得包括蔣介石、李宗仁在內不少國民黨軍官，都對其保持了好感。

廣州番禺學宮（農講所）

在北伐軍攻占武漢之后，根據毛澤東的倡議，又在武昌舉辦了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后被擴大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以周以栗為教務主任，鄧演達、毛澤定和陳克文為教員，共招收900多名學員。一時間，北伐軍所到之處，農運如火如荼，尤其是在湖南“湘鄉、衡山和湘潭等縣，農民已完全獲得勝利，一切鄉村政治都歸到農民手里”。但由于小生產者的狹隘性，在這些農民運動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過火行為，同時反動派對農運的反撲也是極其殘酷血腥的，光湖南安化縣，被殺戮的農民就有200人至多。農運是不是過頭了？農運搞得對不對？一時間國民黨內對此議論紛紛，而毛澤東澤通過32天的調查，于1927年3月發表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認為三湘大地上的農民運動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歷史的使命”，“乃鄉村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乃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

中國國民革命中心問題是什么？不用等到1946，早在20年前的1926年，毛澤東已經清楚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因此他才會對農運保持如此高的熱情，在這份調查報告中做出全盤肯定——事實上和所有的運動一樣，農運自然也有“過火”的問題。但在此時的毛澤東看來，矯枉必須過正，必須造成短時期的恐怖現象，因此這些“過火”并不是什么大問題。此時，他畢竟還不是以后那個經驗豐富的領袖，他只看到了農運震撼整個社會的力量，卻未能考慮這種震撼會多大程度上激化社會矛盾。隨著農運深入，土地革命變得迫在眉睫，而這種涉及整個社會結構的革命則遠不是此時的中國所能承受的，早就對農運心存疑慮的國民黨更是產生激烈的分化，大量的人開始站到敵視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的一邊，國共合作的破裂已經不可避免。

但對于毛澤東來說，這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已經找到了屬于他的未來之路、革命之路。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清黨之后。中共決定起義，首選地點就是毛澤東等人前期工作充分，農運基礎好的湖南等地，而等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拉起隊伍上了井岡山，真正扎根到農村，在那里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恢復和建立共產黨的組織——成績超過了中共成立以來所有工作的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