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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的報紙讓毛澤東發現了陜北根據地

1934年10月10日，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中央率中央紅軍8.6萬人，從江西瑞金一帶集結出發，開始了漫漫長征，一路跋山涉水，于次年6月，在四川懋功（今小金縣）和紅四方面軍會師。

為了尋找長征的落腳點，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多次制定開辟新根據地的計劃，但都因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而未果。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中央決定創建川陜甘根據地，但作為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的張國燾反對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的決定，個人野心膨脹，企圖另立中央。中央和毛澤東為脫離險境，連夜率中央紅軍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9月11日晚，紅一、三軍團到達甘肅省迭部縣俄界村（今高吉村）。次日，在此地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堅持北上方針，可以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再向東發展。盡管如此，俄界會議對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仍無定論。

俄界會議后，中央率紅一、三軍團繼續北上，攻克甘南天險臘子口、翻越岷山，到達甘肅省岷縣哈達鋪鎮（今屬宕昌縣）。在毛澤東思考“下一步紅軍往哪里走”的問題時，紅一軍團偵察連連長梁興初和指導員曹德連化裝先行進入哈達鋪鎮，搜集了大量近期的《大公報》，紅一軍團第一師參謀長耿飚也搜集到一張貼在墻上的《大公報》。這些報紙，讓毛澤東有了答案。

7月23日《大公報》報道：

山西軍閥閻錫山于七月二十二日在綏靖公署省府紀念周報告上說：“陜北匪共甚為猖獗，全陜北二十三縣幾無一縣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縣，半赤化者十余縣，現在共黨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有擴大區域威勢。”“全陜北赤化人民七十余萬，編為赤衛隊者二十余萬，赤軍者二萬。”

8月1日《大公報》報道：

八十四師師長高桂滋則說：“盤踞陜北省為紅軍二十六軍，其確實人數究有若干，現無從統計，但知其槍有萬余。匪軍軍長劉志丹轄三師，為匪主力部隊，其下尚有十四個游擊隊。此外各種小組及赤衛隊等則甚多。匪軍現完全占領者有五縣城，為延川、延長、保安、安塞、安定等。靖邊一度陷落，頃已收復。本人自去歲開到陜北接防擔任剿匪后，與匪大小戰不下百余次。其后因擾亂綏遠之楊小猴匪部竄至陜境，本人抽兵前往堵剿，同時馮欽哉部又調至陜南震懾，以防范徐海東匪部，官兵之力量薄弱，匪軍之防地乃愈擴大。當時曾被占有十縣之地，防線延長，交通不便，如是剿匪更為不易。現在陜北狀況，正與民國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毛澤東由此知道在陜北還有一塊幾乎與江西中央蘇區面積一樣大的根據地。毛澤東眼睛一亮，明確了紅軍長征的目的地——陜北蘇區！

9月21日，在哈達鋪鎮關帝廟召開了團以上干部大會，會上宣布紅一、三軍團和中央縱隊整編為陜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支隊下轄三個縱隊，分別由一軍團、三軍團和中央縱隊改編。陜甘支隊全軍約七千余人，作戰部隊約六千人，大部分是政治堅定、作戰勇敢的紅軍干部。9月27日，陜甘支隊到達甘肅省通渭縣榜羅鎮。次日，在此舉行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上決定放棄俄界會議確定的行動方針，率陜甘支隊迅速北上，同西北紅軍和紅二十五軍會合。會議正式決定把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陜北，“在陜北保衛和擴大蘇區”。

10月10日，陜甘支隊翻過六盤山，抵達甘肅省鎮原縣三岔鎮，劉志丹派來尋找中央紅軍的代表在這里與陜甘支隊相遇。毛澤東看到劉志丹的親筆信，心情無比振奮，他當即登上山坡，揮舞著手中的信，向大家宣布就要到達陜北根據地的消息。

10月19日，毛澤東率部隊進駐陜西省延安市吳起鎮。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此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宣布：陜甘支隊自俄界出發已走了兩千多里，到達這一地區的任務已經完成。敵人對于我們的追擊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們的任務是保衛擴大陜北蘇區，以陜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至此，行程兩萬五千里，縱橫十一省的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

陜甘根據地：劉志丹、習仲勛艱苦創業的果實

陜甘革命根據地，也稱西北革命根據地，是由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和陜北革命根據地組成的。

1927年，中共陜西省委根據“八七會議”的決定，選派共產黨員赴陜甘邊和陜北地區開展革命武裝工作，劉志丹、謝子長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32年2月，劉志丹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成立，同年12月，根據中央指示，將其整編為紅二十六軍。

1933年春，以陜西照金為中心的陜甘邊根據地成立。仍然是在這個春天，紅二十六軍政委杜衡命令部隊南下渭華地區，不料遭遇敵人的圍剿，部隊最終被打散。劉志丹在這緊要關頭，帶領部分官兵轉移到甘肅慶陽一帶，堅持斗爭，后返回照金和時任陜甘邊特委軍委書記習仲勛會合。同年11月，陜甘邊特委決定恢復紅二十六軍，成立四十二師，并創建以陜西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習仲勛為創建根據地進行了大量細致艱苦的工作，而紅四十二師在劉志丹的帶領下，對國民黨軍主動出擊，擴大了根據地。

1934年11月，陜甘邊蘇維埃政府成立，習仲勛任政府主席，劉志丹任陜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這時，陜甘邊周邊地區的游擊力量也得到了壯大。次年1月，陜北游擊隊被正式改編為紅二十七軍，并成立了陜北蘇維埃政府。

1935年2月，正當國民黨軍對陜甘邊和陜北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時，劉志丹來到陜北特委所在地赤源縣周家鹼（今屬子洲縣），在附近一個小山村，舉行了中共陜甘邊特委和陜北特委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由惠子俊任書記。會議還決定成立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由劉志丹任軍委主席（一說謝子長，謝子長此時病危，于2月21日逝世）。西北工委、軍委的成立，實現了兩個根據地黨和軍隊的統一領導，標志著西北根據地的正式形成。

在粉碎國民黨軍對根據地發起的第二次“圍剿”行動中，習仲勛支持劉志丹制定的正確軍事策略，同時組織根據地實行“堅壁清野”，使紅軍在劉志丹的領導下，大小十余戰，連戰皆捷，俘敵、繳械甚多，并使陜甘邊和陜北兩塊根據地連成了一片。

1935年9月15日，紅二十五軍到達陜西省延川縣永坪鎮，勝利完成長征。二十五軍的到來壯大了根據地的軍事實力。9月18日，紅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正式整編成紅十五軍團，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奠定了基礎。

從陜北走向中國革命的勝利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兩支紅軍迅速聯合作戰，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陜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為將中國革命大本營和總指揮部設立在陜北獻上了一份奠基禮。

在直羅鎮戰役前，毛澤東在1935年11月5日曾發表講話，對中央紅軍長征作了總結：“我們從瑞金算起，總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們走過了贛、閩、粵、湘、黔、桂、滇、川、康、甘、陜，共十一個省，經過了五嶺山脈、湘江、烏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萬水千山，攻下許多城鎮，最多的走了兩萬五千里。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長征。敵人總想消滅我們，我們并沒有被消滅。現在，長征以我們的勝利和敵人的失敗而告結束。長征，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它將載入史冊。我們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時，是八萬人，現在只剩下一萬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華，現在又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了，今后，我們紅軍將要與陜北人民團結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任務！”

陜甘根據地不僅是中共中央和紅軍一、二、四方面軍長征的落腳點，也是八路軍出師抗日的出發點。它為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乃至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對建國以后的政權建設也有寶貴的借鑒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

在全國革命根據地喪失百分之九十的情況下，陜甘根據地成為碩果僅存的根據地，也就自然成為中央紅軍長征終點的最佳選擇。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上強調：“沒有陜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說陜北是兩點，一個是落腳點，一個是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