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求日本政府和一些政治人物對那場給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災難的侵略戰爭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和負責的態度,對在那場戰爭中受到深深傷害的鄰國人民的感情有起碼的尊重,對在那場戰爭中不幸死難的千千萬萬亡靈作出符合道義的交代。
中國人民有比海洋、天空更為寬廣的胸懷,但我們的眼睛里也決容不下沙子。
——習近平
“九一八”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黑暗時刻,是一個被中國人視為“國恥”的日子,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并由此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今年是“九一八事變”爆發85周年,在日本政府不斷右傾化的今天,重溫“九一八”諸多歷史教訓仍然值得思考,可汲取智慧和警示。
歷史無法重來,未來可以開創。銘記歷史、警示未來;勿忘國恥、保衛和平;這是正義的擔當,歷史的重任。
1931年9月18日,中國人民永遠難忘的一天。這天晚上10時20分,日本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第三中隊所屬的河本末守中尉率其部下,經過長時間密謀和精心策劃,炸毀了沈陽北郊柳條湖附近的一段南滿鐵路,栽贓嫁禍于中國守軍。以此為借口,日本關東軍向中國軍隊發起猛烈攻擊,炮轟沈陽北大營和兵工廠,繼而陸續侵占東北三省。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此后,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開始了對東北人民長達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統治!
一、真相
一、日本蓄謀已久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東京主持召開“東方會議”,制定《對華政策綱要》,確立先占領中國東北、內蒙古進而侵占全中國的侵略擴張政策。圖為會議現場。
日本對中國東北垂涎已久,把侵占東北作為其吞并中國、稱霸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首要戰略目標。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侵占朝鮮、中國的臺灣、澎湖、遼東半島,并攫取在中國設廠、開礦等特權。1904年到1905年間,日俄在中國東北交戰,日本在東北亞取得軍事優勢,非法獲得在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的駐軍權利,并攫取了中國遼東半島、旅順、大連及長春到旅順鐵路的權益。
1927年夏,日本政府強化對華侵略政策。田中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制定了圖謀侵占“滿蒙”的“根本政策”,拋出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對日本的生存有著“重大的利害關系”,公然宣稱“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是日本侵占中國野心的大暴露。在此前后的中國國內形勢,國民黨內部爭權奪利、四分五裂。國民黨把消滅共產黨作為首要任務,連續發動對江西中央蘇區和各革命根據地的大規模軍事“圍剿”。九一八事變爆發兩個月前,蔣介石在告全國同胞書中,說什么“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者聯合,生死存亡間不容發之秋,自應作安內攘外之奮斗”。由于國民黨實行“惟攘外必先安內”基本政策,使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野心更加狂妄,終于釀成戰爭的大禍。 二、不抵抗終釀惡果
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屠殺中國民眾
對日本的侵略行徑,舉國震驚、各界憤慨。當時,日本關東軍不到2萬人,東北軍有20萬。除有小部分進行軍事抵抗外,東北軍奉行“不抵抗政策”。事變發生后,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傳達張學良的命令: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
由于奉行不抵抗政策,日軍300人就擊潰了北大營的8000守軍,9月18日當夜很快攻占北大營,第二天占領了整個沈陽城。短短4個多月的時間里,東三省大好河山淪入敵手,3000萬父老成了亡國奴。
“九一八事變”后進入沈陽的日本侵略軍。 九一八事件發生后,國民黨內一片慌亂與無能。黨政軍要員發表的談話、講演,語調語氣多灰色陰沉,或有慷慨激昂之詞,也多是空話。當時,蔣介石坐鎮南昌,忙于紅軍的第三次軍事“圍剿”。9月21日,蔣介石召集緊急會議,商討對日方略:以日本侵占東北的事實,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發布告全國同胞書,要求國人鎮靜忍耐,努力團結,準備自衛,并信賴國聯公理處斷。 日軍占據“東三省官銀號” 門前有日軍站崗,門上貼著“日本軍占領 犯者死無赦”。 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惡果,使日本的侵略欲望更加膨脹,肆無忌憚地擴大侵略戰爭,明目張膽地為其侵略行為詭辯。 三、美日曾有“秘密諒解” 李頓與顧維鈞
九一八事變前一天,美國國務卿與日本駐美大使出淵勝次達成一項秘密諒解:美國保證不干涉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行動,日本則保證其在中國東北的行動應限于錦州以北。直到日本侵占錦州,并向錦州以南進犯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才照會中國和日本,宣布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干涉,違反了凡爾賽和約,美國政府對此不予承認。由于沒有采取遏制日本侵略的具體行動,美國的這一政策也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效果。
1931年12月10日,在中國代表一再要求下,國際聯盟通過決議,決定由英國人李頓爵士率英美法德意等五國代表組成調查團,實地調查九一八事變情況。
1932年2月,調查團從法國出發,一路上邁著蹣跚的步子,歷時兩個多月才抵達沈陽。國聯調查團在東北進行了總共6周的所謂實地調查,起草了共14萬多字的調查報告書。總體上看,調查報告書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暴露了西方列強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綏靖政策。李頓調查團報告書一出籠,全國人民表示強烈反對。 1932年10月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出通電,指出這個報告書“公開地最無恥地宣布了瓜分中國的新計劃”,號召全國民眾武裝起來,“以革命的民族戰爭,來撕碎李頓的報告書”。 1932年9月15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左)與偽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右)簽訂《日滿議定書》。中國東北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圖為《日滿議定書》簽字現場。 四、中共連發抗日宣言 紅軍北上抗日宣傳標語。
九一八的炮聲,震撼著中華大地,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各界群眾紛紛要求抗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以《申報》為首的報刊在國內掀起了號召抵制日貨、要求抗日救國圖存的聲音。東北人民奮起抵抗,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先后出現了東北義勇軍和其他各種抗日武裝力量。
處在國民黨白色恐怖包圍中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積極倡導挽救民族危亡,推動著全國各地的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開展。九一八事變后,中共中央接連發表宣言,指出日本強暴占領東三省的事件,是世界新的帝國主義強盜戰爭的初步,號召全中國工農兵士勞苦民眾,驅逐帝國主義滾出中國。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色政權發出的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最強音,同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鮮明對比,昭示著中國共產黨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成為抗擊侵略者的強大力量,成為全民族抗戰勝利的中流砥柱。
五、未出版就傳唱全國的歌 918事變后,東北錦繡河山淪陷敵手。東北軍官兵,東北百姓,攜妻帶子被迫流亡關內。此時,出現了一首歌曲,它還沒有出版,就在民眾及東北軍中傳唱,而且很快傳遍大江南北。它不僅唱出3000萬東北同胞悲慘遭遇和悲憤之情,更唱出了全國軍民一觸即發的抗戰呼號。這首歌就是《松花江上》。 在西安,張寒暉耳聞目睹了幾十萬東北軍和人民流亡悲痛的聲音與慘景。他到西安北城門外東北難民集中的地區走訪,與東北軍的官兵和家屬攀談,聽他們控訴“九一八”日本鬼子的罪行,聽他們對失去故鄉、親人的思戀。以此創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詞,并以北方失去親人的女人,在墳頭上的哭訴哀聲為素材,寫成《松花江上》的曲調。 毛澤東主席曾經這樣說過,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兩個師的兵力。《松花江上》在日寇大舉侵華的緊要關頭,唱出了“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民眾乃至全國人民的悲憤情懷,喚醒了民族之魂,點燃了中華大地的抗日烽火。 “西安事變”前夕,西安愛國青年去臨潼請愿時,行至十里鋪,張學良將軍驅車趕來,勸導學生勿去臨潼,怕有危險。這時,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歌聲悲壯,令人斷腸。張學良將軍沉痛地說:“請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內,用事實來答復你們。”可以說,這首歌,對“西安事變”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 在東三省黑土地上最黑暗的夜,有一支隊伍昂著頭顱向前沖,盡管這支隊伍不僅沒有精良裝備,而且饑寒交迫,但這支隊伍誓與敵人血戰到底——這就是東北抗日聯軍。 東北抗聯牽制日軍76萬 東北抗聯的英雄們。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于1931年9月20日發表了《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宣言》。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做出了《關于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據滿洲與目前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號召東北人民開展游擊戰爭,打擊侵略者。在此后的14年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東北抗聯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英勇戰斗,前仆后繼,有力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氣焰,為光復東北、取得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據統計,東北抗日聯軍對日作戰次數10余萬次,牽制76萬日軍,消滅侵略者18萬,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45年抗戰勝利之后,東北局書記彭真對東北抗聯著名將領馮仲云動情地說了這番話——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最艱難困苦的時期主要有三個,即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紅軍三年贛南游擊戰爭和東北抗日游擊戰爭,其中最艱苦的還是東北抗日游擊戰爭。” 一封烈士的遺書 有一位清秀柔弱的女子趙一曼。她是一位3歲孩子的媽媽,是一位從巴山蜀水走來的女共產黨員。1936年,她寄養在親戚家的兒子只有8歲,而她壯烈犧牲。今天走出哈爾濱火車站,迎面就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一曼大街。出哈爾濱向東南沿著牛心山、烏珠河行約數十公里,有一座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一曼村。 “九一八”事變不久,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存亡,趙一曼舍子從戎、奔赴東北。她組織了一系列宣傳趙一曼的活動,而后帶領一支游擊隊馳騁于白山黑水之間,紅槍白馬”的英姿令日寇聞風喪膽。一次激戰中,趙一曼受傷被俘。負責審訊她的日本軍官大野,為了獲取所需情報,一邊以藥物治療維持趙一曼的生命,一邊軟硬兼施,使用非人的酷刑和“心理戰術”進行逼供,但無論是對肉體的摧殘還是精神上的折磨,趙一曼崇高的革命氣節和無畏的民族氣概始終讓日寇一無所獲。 在無聲的教育和感召下,董警官和韓護士暗中幫助趙一曼越獄,但半路上不幸再次被捕。窮兇極惡的日寇最后對趙一曼動用了電刑,企圖通過破壞神經達到讓她開口的目的。殘忍的電刑下,趙一曼終于發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因為她的幻覺中,出現了她至愛的兒子、祖國和人民……日寇絕望了。在赴刑場的列車上,趙一曼提筆給兒子寫下了遺書: 我的親愛的可憐的寧兒,媽媽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什么是犧牲?就是在今天以前,你一直在媽媽的懷抱里;而在今天以后,媽媽卻只能留在你的記憶里了。我親愛的兒子,媽媽對的起你,因為媽媽是慷慨赴死的;我的苦命的兒子,媽媽又對不起你,因為你還要艱難地活著。趕快長大成人吧,我的寧兒,長大成人之后,你要自豪地告訴所有的人,你的母親叫趙一曼。 1936年8月2日,帶著對兒子的無限深情,趙一曼從容就義,年僅31歲。 一位趙一曼犧牲了,更多的趙一曼勇敢地拿起槍,投身到不屈的偉大抗爭之中:楊靖宇、趙一曼、趙尚志、八女投江,這些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模人物成了中華民族的脊梁! 位于哈爾濱平房鎮的731部隊是侵華日軍在中國建立的最大的細菌部隊,日軍為保守秘密起見,稱之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圖為731部隊建筑群全貌。 “九一八事變”使中華民族進入了最黑暗的一段歷史。時隔85年,再思“九一八”,與其扼腕,不如深思。 ——落后就會挨打。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在陷入列強瓜分的境地后已無力掙扎。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日本軍國主義之所以肆無忌憚地對我發動侵略戰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舊中國國力衰弱,國防落后。國弱則軍衰,軍衰則挨打。一個民族要維護尊嚴,一個國家要維護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就必須有鞏固的國防和強大的軍隊。 ——和平不是靠委曲求全換來的。“九一八”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面對侵略,躲不了也避不開。日本敢于發動“九一八事變”,正是摸清了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事變后,國民政府夢想國際社會干涉,沒想到華北、平津、上海相繼告急,“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宣告破產,無路可退。 ——克敵制勝我們需要一支中流砥柱。近代以后,中國人民歷次反侵略戰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治統治集團的腐朽無能和民族內部的軟弱渙散。面對日本軍國主義這一強大而兇狠的敵人,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要完成奪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這一空前復雜艱巨的歷史任務是不可能的。 遼寧省阜新礦業所,是滿炭最大的煤礦,自1936年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從阜新煤礦掠奪優質煤2527.5萬噸,致使7萬多勞工死亡,在阜新地區形成了4處“萬人坑”。 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關捷指出,“九一八”是中國人民真正開始覺醒的時刻。義勇軍從遼西組織起來,很快遍及全東北。 “沉重的歷史災難已經說明,抗戰就是求活路,投降只有死路一條。要想取得最終勝利,全國人民必須團結一致,靠自身奮斗保衛國家安全、捍衛民族尊嚴。” 遼寧省檔案館館長趙煥林說,在事變爆發前,日本在中國東北設置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派出了精通漢語的專業情報人員,到東北各地調查礦脈、河流、山川、人口和道路情況,為發動戰爭和日后殖民統治做好了充分準備。 1906年成立的滿鐵實際是日本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工具,且承擔著為日軍侵略行為搜集情報的特務職能,他們對東北的掌握細如發絲,在事變前后承擔了總后勤的工作。與此相比,無論是張學良還是蔣介石都沒有制定長遠的、持久的對日作戰的軍事戰略,也沒有看到蘊藏在人民之中的巨大力量。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日人偽造證據,用數塊枕木及軍帽槍支,誣我軍先進攻南滿鐵路。 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副會長王建學說,事變爆發前,日本先后制造了“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為武裝襲擊尋找借口。對此,國民政府出于“攘外必先安內”的思維,不愿與日軍正面沖突。 中國抗戰大后方協同研究中心主任周勇認為,和平不是靠委曲求全換來的。歷史告訴我們,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無原則的妥協求和平則和平無。在處理“九一八事變”過程中,由于缺乏必勝勇氣、缺乏應急軍事準備,“怕”字當頭,戰爭未發就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 9月18日夜,日軍民暴動開始。圖為手揮日軍旗侵入我防線之一剎那。 遼寧大學歷史系教授邢安臣說,日本關東軍看透了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才敢于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事變爆發后的幾個小時里,東北軍層層請示,沒人敢擔當敢負責出兵迎敵,即使避戰都沒有應急預案。 史料記載,駐扎在北大營的將官多次電話請示參謀長榮臻,均被告不允許抵抗,導致東北軍死傷無數,潰不成軍。而日軍僅付出了幾十人傷亡的代價就占領了張氏父子經營幾十年的北大營。 修筑秘密工程的勞工,在工程竣工后,大都被集體屠殺。圖為在日軍監視下修筑軍事工程的勞工。 遼寧社會科學院東北淪陷史研究室主任張潔說,“九一八事變”爆發距離甲午戰爭僅30多年。在此期間,日本拋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搶占山東半島,制造濟南慘案,甚至炸死了張作霖,兩國一直處于緊張狀態。但國民政府竟然認為日本不會妄開戰端,希望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史料表明,在事變前一年中,日本在東北軍事演習近百次,也未能引起國民政府和東北軍的足夠重視。他們錯誤地估計了日本國內政局和國際形勢,不相信日本會發動大的戰爭。 沈陽城內日僑,由日軍發給槍械,協助暴動。 軍事評論家彭光謙先生認為,之所以對抗戰紀念如此重視,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在歷史上,日本的侵略行徑確實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二是今年日本軍國主義加速復活,也給我們帶來了嚴峻的現實考驗。 “在全面否認侵略歷史、全面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狂熱中,日本當局悍然突破憲法和相關法律的約束,先后解禁對外武器出口和集體自衛權。這兩個解禁,是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重大警訊。它標志著日本已經為擴大軍工生產,大規模擴軍備戰,再次開動日本‘戰車’,打開了閘門,對此我們絕不能輕視。如果掉以輕心,就可能吃虧上當,可能出問題。” 對一個國家來說,國家意識和民族精神,在過去挽救民族危亡時重要,在今天實現民族復興時同樣重要。 歷史上,東南亞國家也和中國一樣,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受害者,但是今天,極個別東南亞國家受到美日的煽動和利用,對中國的發展產生了一些不平衡心理,在南海問題上做文章,甚至不惜否認日本侵略歷史,充當美國的打手。 “對此,整個亞洲必須團結起來,認清日本企圖復活軍國主義的真面目,迎接這個挑戰。”彭光謙先生表示,所幸的是,多數的東南亞國家并沒有被美日所左右,不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而美日也難以“綁架”整個東南亞。 戰后日本社會對戰爭歷史的認識經歷的幾個不同階段 9月19日,東京《日日新聞》以頭條消息報道柳條溝事件。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日共同歷史研究首席委員步平認為,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既不能全部概括為“不承認侵略戰爭”,“繼續鼓吹軍國主義”,但與作為戰爭被害國的中國、韓國民眾的戰爭責任認識也有相當的差異。戰后日本社會對戰爭歷史的認識和對“戰爭責任”追究與思考,是在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后逐漸形成的。 第一個階段是日本戰敗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的10年,當時出現了對“戰爭責任”的第一輪討論。不過,當時日本社會流行的“戰爭責任”的概念,其實指的是思考導致日本戰敗的責任,而根本沒有觸及導致廣大日本民眾陷入悲慘的責任,更沒有思考導致中國及亞洲地區數千萬人遇難的侵略戰爭責任。 第二階段是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日本社會內部首先從文學界進而到思想界和知識分子層面開始關于戰爭責任的討論。這一時期的討論深入到思考戰爭責任對戰后日本社會向前進的實踐中的意義。 第三個階段從60年代中期開始,這一階段的特征是開始深入思考天皇與國民的戰爭責任,特別是日本作為侵略者的“加害”的責任。以恢復中日邦交的呼聲日益高漲為契機,發起了發掘日軍在華犯罪事實的運動。 第四個階段是從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發生了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及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在國外對日本的戰爭責任的批判活躍的背景下,日本的知識分子也開始就南京大屠殺、東京審判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第五個階段是冷戰結束之后,由于在冷戰體制下受到壓抑的戰爭被害國對日本的戰爭責任發出了強大的追究的聲音,對日本國內追究戰爭責任的活動也有極大的影響。海外的戰爭被害者的聲音傳到了日本,促進了日本大眾層面對于戰爭責任和戰后責任的思考,特別表現在聲援中國戰爭受害人在日本法庭進行的戰爭賠償的訴訟。但是,這一情況同時也激起了歷史修正主義以“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和“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等方式的激烈反彈,以致出現了中日關系的“冰河期”。 現階段,一方面,歷史修正主義的活動仍然十分活躍,右翼與保守勢力支持的《新歷史教科書》的采用略有增長的趨勢,但對于歷史問題,民間、學者,以及政府主導的共同研究都在逐步開展。總體來看,中日對歷史問題的觀察和判斷比以前冷靜一些,與過去偏重于政治判斷和感性認識相比較,出現了重視學術研究的傾向。當然,還有很多分歧仍然存在。 日本人在占領黑龍江省雞西煤礦期間,制造了7處“萬人坑”,修建了5座煉人爐,有10萬左右礦工被害。圖為雞西煤礦焚燒勞工的煉人爐。 (來源:昆侖策網綜合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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